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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人亲身经历前后三十年
送交者: 超折腾 2012年11月26日21:35:15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老工人亲身经历前后三十年

2012-11-5 12:16|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577| 评论: 3|原作者: 王清泉

摘要: 来自核工业战线的老工人王清泉以《我亲眼目睹的前后三十年》为题,讲述他的亲身经历,并作了一些简单的对比。现将发言记录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工业战线的老工人对亲身经历前后三十年的自述

作者: 向 东

来自核工业战线的老工人王清泉以《我亲眼目睹的前后三十年》为题,讲述他的亲身经历,并作了一些简单的对比。现将发言记录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先作个声明:保证我的发言的完全真实,同时不保证我的发言有水平。


我是江西省核工业地质系统的退休职工,退休前代干了几年,其实是个地道的工人。41年出生,解放那年八岁,已经懂点事。后来的六十余年正好与共和国六十年同步,亲历了六十年全过程,目睹了前后三十年不同变化。对49年以前的惊心动魄,也是略有所知的。因为在解放前夕,地处沿海、江苏腹地的苏锡常地区,是个鱼米之乡,国共两军争夺激烈,双方的表现,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今天暂且按下不表。


首先,我要表明政治身份,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被开除的。因为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也就没有资格被开除。也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不是不想写,是担心自己条件不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有差距。后三十年情况变了,人家不要我,我自己也不想。等着共产党真正成为立党为公的时候,我一定加入,决不食言。


今天只讲前后三十年我所看到的共和国的变化。54年小学毕业7月到江西南昌,接着上初中。之前在常州(武进县)农村。初解放土改、镇反,我都亲眼目睹。我家分到了土地,是不是得了好处就说共产党的好话?不是。其实,单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看,我家是有得有失,为什么呢?我父辈干的是孔夫子的老本行——真正的儒业。(声明一下:不是现在孔夫子又吃香了,就拿他往自己脸上贴金,孔夫子的东西我不太懂,他的上智下愚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是地道的下层平民,觉得自己并不那么愚蠢。孔学的其他内容可能也要一分为二吧!?这里顺便讲一句,为什么我那么拥护毛主席,因为他说我最聪明。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属于卑贱者。)言归正传。解放以后,红白喜事吹吹打打归入迷信一类,不准搞了,算是贫农了。总得吃饭啊,土改分了每人8分田,全家7口人总共5亩6分田地,这样才有饭吃。看起来是个翻身农民,实际上是老太婆巴脸皮——扯平。


一、现在讲讲76年以前我所看到的南昌市和自己厂里的客观变化。


1、市容变化。54年我13岁一个人来南昌。常州坐火车出发到上海转车,共用近40小时,深夜9点多钟到南昌。火车站就象荒村野店,1元2角坐黄包车到姐姐上班的厂里,当时,姐姐还在车间上中班。现在知道车站离市区约5公里,三分之二是田野,卵石路,100多米一盏昏黄的灯,委实吓人。这就是南昌给我的第一印象。南昌当时总共不到20万人,街道破败,马路上放养家畜,猪、鸡、鸭等。只有中山路、胜利路两条马路是水泥的,也很破旧。总的讲,刚解放,还来不及建设。


到76年毛主席逝世,南昌有了什么变化呢?人口连南新两县超过百万,城区扩大3—4倍,全是沥青马路。原是木头八一大桥在58年就改造成钢筋水泥大桥。六十年代就建成了赣江铁路大桥。建设成就太多了,变化太大,讲起来浪费时间。


2、最重要的是工业建设。


我是个普通工人出身,文化低,不会用数据。说点实际的。南昌解放初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工厂,不能全怪蒋介石。连年战争,忙着打仗,没有时间建设,这是实情。当时小工厂不多,大工厂更少。大概有南昌柴油机厂,江西棉纺织厂,洪都机械厂的前身等(原名已改掉)。


到76年南昌市千人以上的工厂有洪都机械厂、江纺、南钢、洪钢、南柴、江柴、江西化纤、江电、江拖、江汽、江西氨厂、江南材料厂、江西第四机床厂、江东机床厂、南昌橡胶厂、华安内衣厂、江西农药厂、南昌齿轮厂、江西锅炉厂、化工石油机械厂、等等几十家,还有带翻号的如720厂、603厂、57机械厂等等,其中超过万人以上的有好几家。还有上海內迁南昌市的几十家(成了上海路)。共有涵盖轻重工业门类齐全的工厂数百家。还建成初具规模的麦园工业区、湾里工业区。在全国相比还算是落后的。这些多数大跃进以后建起来的工厂都创造了可观和惊人的业绩,譬如洪都机械厂成功造出了全国第一架飞机,成功制造全国第一辆摩托车;江西拖拉机厂到文革后期,已达到月产千台以上产能;一个全国最落后的省,已能生产出自己的汽车;因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罗列。


问题是这些工厂大部分是58年大跃进时期开建的,到文革前大部分已投产、出成果。由周总理主管的全国工业战线大体如此。那些攻击三面红旗、大跃进的人,应该认真看看工业战线除大炼钢铁以外的成就,才能对当时的政策有个正确的看法。(农业由刘、邓主管)


3、现在讲讲我自己当年的工作单位及工作情况。从微观说明前三十年的功绩。


我的工作过去是保密的,其实是吓唬人的,一个车工有什么保密。我们这种单位可能当时也是对美国佬保密。现在这个单位已经名存实亡。大部分,应该是绝大部分成了生产民用工业品的单位,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军转民的结果。好在与核字有点关系,还没有被私有化。其他军工单位那就难说了。


60年我技校毕业,分到江西省原子能委员会江西省矿务局下属的一个厂当车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江西乃至华东地区正在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为中国的核工业寻找和开采制造原子弹的原材料。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说一件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事,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就是江西出的。


江西是个落后的地方,搞核工业也比较落后(成就不落后),全国好像是55年动议,56年正式开始,地质这一块先后成立了五个地质大队。59年开始成立第六个队即华东608地质大队,是个小老大,总部设在江西。总体讲地质队是个先头部队。江西担个名,业务是属中央领导的,但江西是有功劳的。短短几年,608队发展到几万人,在江西找到了品位很高、藏量丰富的铀矿(亚洲第一矿),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有江西人民的一份功劳。更是我国前三十年国防工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可惜,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随着国防工业大批下马,核工业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与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力量差距越拉越大。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毛主席英明决策,勒紧裤带,抢时间在十几年內搞出核弹、核潜艇,现在我国的国际地位真是不堪设想。


4、现在我讲一下关于“大锅饭”、养“懒人”的话题。


应该从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讲起。正好是我58年进技校,全国开始实行低工资,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无论干部、工人全国都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大锅饭”开始(不是农村那个“吃食堂”)。我记得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很无奈的话:为了建设,“一碗饭两个人吃”。可见有多么艰苦。我是60年技校毕业,一年后拿二级工工资,有的人37.44元拿了十几年,有的三级工43.81元拿了十几年。直到改革开放。按理说思想情绪不得了,可是不然。不像右派说的,“没有工作积极性”。恰恰相反,那时候的人,用右派的话说都是“傻瓜”。右派说话向来就是矛盾百出,一回儿说 “大锅饭”把你养成“懒汉”,一回儿说你是“傻瓜”——高高兴兴地白干。60年以后,大跃进风潮已过,工厂里加班加点的已经较少,要是遇到义务劳动或者加班加点,谁被忘记通知了,没有能够参加,那他一定会闹点情绪,甚至跑到领导那里告状、质问,为什么义务劳动没有他。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不是很傻很傻。我们那个厂还遇到了62年的工业下马风潮,原本规划几千人的厂,退回到一百多人的机械研究所、修配厂,单纯为地质队服务,修理钻探机械,生产钻探工具,什么钻头、钻杆、接手等等。别看人少,还是县团级。这么个小厂为野外队几万人、几百台(开始没有那么多)钻机提供服务那是不容易的。我只讲讲我们那个大锅饭是不是养了懒汉。我当时是个车工,就讲加工钢砂钻头。其中最重要的工序方牙螺纹(丝扣)部分,精度也是很高的。开始加工没有经验,按老规矩每班加工6—7件,三班倒,4-5台C630车床专门加工这个工序,十几个人,一个月生产不了多少,供不应求。只好搞协作,到老远的外省去定做。后来我们在小车床C618上加工,开始超额完成任务,每班28件。车间主任徐平瑜马上开会表扬。以后车间里,你追我赶,生产热情特别高涨,不到半年,产量成十几倍上升,班产达到100件以上。由于这一道工序高产了,其他工序也跟了上来。毎月加倍的生产计划照样完成,再也不用找协作单位了。后来随着地质队伍扩大,钻探力量增加,钻具用量需求加大,生产一线热情也随之上升,自发的劳动竞赛展开,就拿刚讲的加工钢砂钻头丝扣举例,最高产量达到每班202件,班产比最初翻番30几倍。其它产品和产品各道工序也都创造了惊人的最高纪录,一般都比定额超出几倍十几倍。不仅满足了第一线的需要,而且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宝贵的资金。最可贵的是显示了工人阶级觉悟,大家都是不计报酬,不求名利,自觉自愿为了核工事业甘心情愿要多出一份力。这种情况擺在现在是难以让人理解的。所以,右派说我们那一代是被“大锅饭”养出来的“懒人”,我们是不服气的;有人说我们那时代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更是不会答应的。


那时候反对物质刺激,基本不发奖金。后来(大约63年)开始发奖,大概是为了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文革中才知道这是刘少奇提倡推行的“奖金挂帅”。当时奖金分等级,有甲乙丙三等,按月评发。大致是3、5、7元。奖金又分产量奖、质量奖、安全奖等几种,后来统称综合奖。厂级干部是没有这个奖的、一般干部发季度奖。车间工人只要不出废次品,奖金总是有的。产量多少不重要,完成定额即可,质量出了问题就没了奖。这样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为了奖金慢慢干、保质量,出了质量问题更加慢慢干,寡妇死仔——没了指望。这就显出了“物质刺激”的弊端。本来干得好好的,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为了几块钱奖金,玩起来小心眼,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当时注重政治思想觉悟,毎星期两天下班后学习一个半小时,中班上午学。学习的时候,讨论奖金制度,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就提出来,“奖金制度是束缚生产力的圈套,应该取消。”我是记录员,写在本子上,交上去。这大概是64年的事。后来大趋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果然把奖金取消了。可是我还是得罪了某些人和个别领导。表面上的高产能手,暗中成了某些领导眼中的“刺头”。


在那时自发的劳动竞赛中,干部也是很积极的。那时的干部无论大小,每周要下车间劳动一整天。愈是热火朝天的地方,厂长、书记会自动到那里来帮忙,连续几天,天天有干部轮流到机床边,做辅助工,一整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的书记刘玉娥、厂长阎富品、后来的政工主任马世昌等等都曾分别到我的车床上整天帮忙。当然,他们也到别的机床帮忙。这是那个年代很正常的情况。正因为干部参加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实行“三同”,所以工人在工资低、无奖金的情况下照样有很高很高的劳动热情。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工人有一定的工厂主人的觉悟,觉得工厂的一切都有自己的一份。还有一种把自身工作与国家利益相联系、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责任感等等。除了有高昂的生产积极性外,对所有危害国家利益、损害工厂、公物的行为,大多数人都能自觉起来进行干涉和斗争,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情况也是有的,毕竟很少。


以上的事例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自觉地工作、劳动。右派精英说“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养“懒人”,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这个厂后来慢慢随地质队需要而扩大产量,贯彻《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方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自己搞出了很多专用设备,而且多数是以工人为主搞出来的。象我们厂的胡天富就自己设计制作了多台专用设备。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我们这个厂是核工业华东地区地质队的一个小小机械研究所,也是个修配厂,只是全豹之一斑。透过这小小一斑,看到了整个地质队和整个核工业战线,热火朝天的工作和劳动热情。看到了全体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除、解决了数千个技术难题,奋力攻关,逐项攻克,尤其是有的技术难题在相当陌生的情况下,认识再认识,攻关再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所以在短短的十来年的时间里,做出了非常惊人的成就,做出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奇迹。为我国国防工业、原子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67年氢弹爆炸、70年卫星上天、70核潜艇下水、74年交付海军使用(附注)。这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右派精英攻击毛周时代“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无耻谰言。


5、改革开放以后,原来那些朝气蓬勃的核工业工厂、地质、矿山、採选、提纯、研制等单位,虽然因为沾到了一个核字,没有被私有化,但由于绥靖主义,和平发展的思想,和其他国防工业一样被大部分军转民,仃止了军工生产。三十年来整个华东地区的核工业地质系统20几个单位几万人大部分不务正业,有的在苟延残喘,我们厂就是其中之一。


令人气愤的是,我厂六十年代初(59-60年)建成的创业楼——第一栋楼房,做过办公室,住过一批又一批职工,如今一租三十年租给了私人老板做宾馆,名义上是宾馆,实际是个野鸡窟。当年辛勤劳动、如今退休的职工,住在那“宾馆”一个院子里,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一个曾经是门口武警站岗的堂堂国防事业单位,怎么沦落到红灯区这么个地步。


大家都已知道,改革后,砍掉毛泽东时代已经成功的大飞机运十项目,砍掉重庆耗资近2亿人民币的地下核工厂816工程,砍掉载人宇宙飞船曙光项目,砍掉预警飞机项目,砍掉了大量国防工业,六十年代初用七亿人民勒紧裤带节约出来的资金,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建设起来的大小三线工厂大部分被迫下马,随下乡知青回城一起回了城(知青回城,三线厂也回城)。核工业也大部分下马,华东地区的核工队伍从此不务正业,被迫“找米下锅”(这里插一小曲:核工业之所以没有被彻底改制,或许还要感谢美帝国主义,是他们在南斯拉夫用好几个导弹,从几个方向准确地炸掉了我们的大使馆,炸醒了我们的领导人,才急急忙忙恢复了部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些退休老人才跟着沾了点光,没被赶出事业单位这个体制。)……


还有更令人发指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两弹一星”功臣、“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钱学森创建的导弹科研基地最近被“不明身份的人”强行拆毁、夷为平地。这又意味着什么?请大家仔细想想。我们在这里歌颂毛泽东时代国防建设辉煌成就,人家在那里抄你的老家、消灭你的国防科研基地,把你的创业楼改造成卖淫场所。请问,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是不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二、还有点时间,我来讲一下前后三十年的工人福利这个话题。


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学、朋友,分布在各个不同的企事业单位,不管是国营还是大集体,只要进了单位,无论何种行业,都享受国家基本统一的福利待遇。工资是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如吃饭穿衣,抽烟另化等。其余看病、住房、小孩上学(特别是大学)基本不用自己考虑。而且干部和工人的分配差距基本持平。有的人家40-50元收入可以养活3-5人。由于基本生活资料是全国统一分配,所以家庭与家庭相互攀比的也很少。是不是象有的右派说的那样家家户户“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呢?那也太夸张了,如果那样不人人成了乞丐了。就拿我自己来说,60年江西技校毕业进入工厂实习(到当时的工业劳动大学任教一年多至学校解散),每月生活费30元,第二年定二级工,工资37.44元,64年全国工厂企事业单位统统加级,加级面达到40%,我在其中,成了三级工,工资43.81元。我成家早,已是三口之家,住房是我62年元旦结婚厂里分配的,也没有写申请报告,只是向车间主任说了一句,“我要结婚了,能不能给个房间?”过了两天,就有人通知我,已经安排好了,只要去布置新房就行了。不是房子多得不得了,刚刚开始建厂,总共几栋房子,远远不够分配,从全国17个省市调集的几百个人陆续到达,很多人只能暂住临时简易房或尚未开工的车间。我是一点关系背景都没有的,那时不讲这个,我能分配到一间14平方米住房,完全是随机的。或者是因为照顾刚毕业的学生吧。(这里一定要插一段题外话。有的领导人说自己那时候一家5口人住10几平方米房间,住了多少多少年,可以断定,这是胡说的,如果仔细探究一下,里面还确实有点情况,抗战时期伪天津市府数一数二人物的近亲,可能那么寒酸吗?一个平民之家,除非居住在当年上海市的中心地区,或有可能如此紧张。恐怕他当年不住在上海吧)再回过来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话题,我结婚时,对象没工作,基本无外援,可以说“家徒四壁”但不是“一贫如洗”,也不能说“家徒四壁”,为什么,我们两口子住进新房,里面桌子、凳子、1.5米宽绷子床全是崭新的,不如现在这么漂亮华丽,但是非常结实。这都是配给的,也收租金,全套家具每月一毛几分钱,十几年以后就归己了。没有电话,台灯还是有的;没有煤气灶,煤球炉还是有的;没有高级厨具餐具,普通锅盆碗盏还是有的;没有西洋刀叉,竹筷子还是有的;没有绫罗绸缎,但49年解放以后至今从来没有受过冻……怎么就“一贫如洗”了呢?怎么就“家徒四壁”了呢?过了两年,我已经是三口之家。64年爱人找到工作,江西省博物馆讲解员,每月28元,因上班需要,添置了自行车。过了几年,买了瑞士手表(70年)┅┅我们那一代人大抵如此。真正的“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还真没见过。除非遭了灾,象当年唐山地震、如今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抚州洪灾等等、能不“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吗?


这里不能漏讲一件事。62年春节年初三半夜,我突发急性阑尾炎,新婚妻子探亲去了。我被朋友、同事和厂里医务室医生送到当时的联合医院(现在的94医院)住院治疗,总共住院7天,全部费用三十几元,本人一分钱没化,全由厂里转账,工资照发。住院期间,厂里还派人到医院护理,直到我爱人接到电报赶回为止。这就是当年工人的医疗保障。不光是国防单位如此优待,一般工厂单位都是一样。当时的规定8年以上工令,所有医疗费用全部报销;第一年进厂报销70%,以后逐年增加,到第8年全报。


其他福利也是很好的,妇女生育有产假、上班以后有辅乳室,之后有托儿所、幼儿园,免费服务一条龙;厂里有免费浴室;毎星期有电影队到厂,所有人免费看电影;毎个厂都有图书室、俱乐部,免费、自由进出;几乎应有尽有。看似小恩小惠,实际解决大问题,消除了后顾之忧,免除了人们空虚寂寞……


相比之下前三十年经济生活是艰苦了点,换个词“穷”了点,而且还天天讲阶级斗争,实际上彼此倒是真的比较和谐。由于生活安定,没有后顾之忧,生产积极性自然就高。社会上吵嘴打架、诈骗偷抢虽有不多,杀人、杀己更少,抢劫银行闻所未闻。上访“闹事”大多是中央号召,为的是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打倒。


完全不像现在这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完全失去平衡感,更没有了和谐的基础。不平、不公被人为扩大,造成人与人之间互相充满着妒忌、仇恨和憎恶;贪婪、自私被高度放纵,使人失去良知而逐渐兽化。人们的情绪变得异常脆弱,整个社会变得异常浮躁。


后三十年是剥夺的三十年,剥夺公平正义的政治权利、剥夺人民已经到手的社会福利或即将得到的社会福利、剥夺公有的生产资料……实际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高贵者精英剥夺卑贱者平民。一句话:私有化剥夺公有制。这是一种反人类、反社会的反动倒退。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人伦道德、公平正义全面倒退的严重分裂状态。就象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总之现在的工人,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雇佣劳动力。即使是国有工厂,厂长是可以随便开除工人和一般管理人员的,工人、一般职员与企业的关系基本上是雇佣关系,进厂就必须签下招聘合同(实际是雇佣合同),留下了随时开除你的权利。而少数高管们年薪高达百万、千万,有的还是从国外“高薪招聘”回来的。这些“高管”才有企业主人的感觉。私企的工人就更加悲惨,基本没福利,生产任务和工资全包干,给你这么些工资干完这么多事,两不相欠。至于你在40-50度太阳下热死还是零下多少度冻死,与雇主无关。这就是现在的人性化管理。对资本家是很人性,对没有保障的劳苦雇工那是没有丝毫人性的。这种情况只能在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看到。为什么在中国的时下出现呢?


对工人和资本家而言前后三十年都是不同两重天。


前三十年工人当家作主人,医疗保障,看病一分不化,劳动保障、养老保障人人有份。资本家是理论上、政治上的专政对象。


后三十年资本家翻了身,享尽了荣华富贵,享尽了幸福快乐,可以毫无顾忌地残酷剥削工人,还有政府官员给他们撑腰。而工人不仅失去了主人公地位、失去了生产资料和到手的福利待遇,而且成了真正的奴隶。


我觉得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指大多数人。有一种荣辱感在起作用,是一种精神作用,是集体主义精神、主人公精神在支撑。比如义务劳动,一个班组十几个人,大家约好某星期天一起去做一次公益劳动,个个争先恐后。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被通知,漏掉了,那他心里一定会很难受,有一种失落感、歉疚感。他内心想的一定是:下次我一定要多干点,弥补弥补。因为有这种积极性,所以,当时我所在的车工班十几个人一商量,主动包下了全厂唯一一个约500平方米礼堂的清洁卫生工作,毎两个星期的星期天,打扫一次。坚持了许多年,文革中也照常进行。成了做好事的专利。谁说文革时期没有承包、没有专利,这就是文革时期的承包和专利。承包做好事,义务劳动搞专利。不过是不要审批的专利。你们说这些人傻不傻?


对比一下现在的情况。现在工人劳动“热情”也很高,高到每天干十四、五个小时,高到每个月一天都不休息,高到富士康楼顶上去了。他们如此狂热为了什么?与三十年前的那种热情有什么区别?怎样从理论上给予解释?这个题目就留给大家慢慢讨论吧!

谢谢大家!

核工业260厂退休职工:王清泉

2010年8月

老工人亲身经历前后三十年

作者: 王清泉

摘要: 来自核工业战线的老工人王清泉以《我亲眼目睹的前后三十年》为题,讲述他的亲身经历,并作了一些简单的对比。现将发言记录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工业战线的老工人对亲身经历前后三十年的自述

作者: 向 东

来自核工业战线的老工人王清泉以《我亲眼目睹的前后三十年》为题,讲述他的亲身经历,并作了一些简单的对比。现将发言记录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先作个声明:保证我的发言的完全真实,同时不保证我的发言有水平。


我是江西省核工业地质系统的退休职工,退休前代干了几年,其实是个地道的工人。41年出生,解放那年八岁,已经懂点事。后来的六十余年正好与共和国六十年同步,亲历了六十年全过程,目睹了前后三十年不同变化。对49年以前的惊心动魄,也是略有所知的。因为在解放前夕,地处沿海、江苏腹地的苏锡常地区,是个鱼米之乡,国共两军争夺激烈,双方的表现,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今天暂且按下不表。


首先,我要表明政治身份,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被开除的。因为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也就没有资格被开除。也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不是不想写,是担心自己条件不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有差距。后三十年情况变了,人家不要我,我自己也不想。等着共产党真正成为立党为公的时候,我一定加入,决不食言。


今天只讲前后三十年我所看到的共和国的变化。54年小学毕业7月到江西南昌,接着上初中。之前在常州(武进县)农村。初解放土改、镇反,我都亲眼目睹。我家分到了土地,是不是得了好处就说共产党的好话?不是。其实,单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看,我家是有得有失,为什么呢?我父辈干的是孔夫子的老本行——真正的儒业。(声明一下:不是现在孔夫子又吃香了,就拿他往自己脸上贴金,孔夫子的东西我不太懂,他的上智下愚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是地道的下层平民,觉得自己并不那么愚蠢。孔学的其他内容可能也要一分为二吧!?这里顺便讲一句,为什么我那么拥护毛主席,因为他说我最聪明。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属于卑贱者。)言归正传。解放以后,红白喜事吹吹打打归入迷信一类,不准搞了,算是贫农了。总得吃饭啊,土改分了每人8分田,全家7口人总共5亩6分田地,这样才有饭吃。看起来是个翻身农民,实际上是老太婆巴脸皮——扯平。


一、现在讲讲76年以前我所看到的南昌市和自己厂里的客观变化。


1、市容变化。54年我13岁一个人来南昌。常州坐火车出发到上海转车,共用近40小时,深夜9点多钟到南昌。火车站就象荒村野店,1元2角坐黄包车到姐姐上班的厂里,当时,姐姐还在车间上中班。现在知道车站离市区约5公里,三分之二是田野,卵石路,100多米一盏昏黄的灯,委实吓人。这就是南昌给我的第一印象。南昌当时总共不到20万人,街道破败,马路上放养家畜,猪、鸡、鸭等。只有中山路、胜利路两条马路是水泥的,也很破旧。总的讲,刚解放,还来不及建设。


到76年毛主席逝世,南昌有了什么变化呢?人口连南新两县超过百万,城区扩大3—4倍,全是沥青马路。原是木头八一大桥在58年就改造成钢筋水泥大桥。六十年代就建成了赣江铁路大桥。建设成就太多了,变化太大,讲起来浪费时间。


2、最重要的是工业建设。


我是个普通工人出身,文化低,不会用数据。说点实际的。南昌解放初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工厂,不能全怪蒋介石。连年战争,忙着打仗,没有时间建设,这是实情。当时小工厂不多,大工厂更少。大概有南昌柴油机厂,江西棉纺织厂,洪都机械厂的前身等(原名已改掉)。


到76年南昌市千人以上的工厂有洪都机械厂、江纺、南钢、洪钢、南柴、江柴、江西化纤、江电、江拖、江汽、江西氨厂、江南材料厂、江西第四机床厂、江东机床厂、南昌橡胶厂、华安内衣厂、江西农药厂、南昌齿轮厂、江西锅炉厂、化工石油机械厂、等等几十家,还有带翻号的如720厂、603厂、57机械厂等等,其中超过万人以上的有好几家。还有上海內迁南昌市的几十家(成了上海路)。共有涵盖轻重工业门类齐全的工厂数百家。还建成初具规模的麦园工业区、湾里工业区。在全国相比还算是落后的。这些多数大跃进以后建起来的工厂都创造了可观和惊人的业绩,譬如洪都机械厂成功造出了全国第一架飞机,成功制造全国第一辆摩托车;江西拖拉机厂到文革后期,已达到月产千台以上产能;一个全国最落后的省,已能生产出自己的汽车;因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罗列。


问题是这些工厂大部分是58年大跃进时期开建的,到文革前大部分已投产、出成果。由周总理主管的全国工业战线大体如此。那些攻击三面红旗、大跃进的人,应该认真看看工业战线除大炼钢铁以外的成就,才能对当时的政策有个正确的看法。(农业由刘、邓主管)


3、现在讲讲我自己当年的工作单位及工作情况。从微观说明前三十年的功绩。


我的工作过去是保密的,其实是吓唬人的,一个车工有什么保密。我们这种单位可能当时也是对美国佬保密。现在这个单位已经名存实亡。大部分,应该是绝大部分成了生产民用工业品的单位,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军转民的结果。好在与核字有点关系,还没有被私有化。其他军工单位那就难说了。


60年我技校毕业,分到江西省原子能委员会江西省矿务局下属的一个厂当车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江西乃至华东地区正在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为中国的核工业寻找和开采制造原子弹的原材料。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说一件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事,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就是江西出的。


江西是个落后的地方,搞核工业也比较落后(成就不落后),全国好像是55年动议,56年正式开始,地质这一块先后成立了五个地质大队。59年开始成立第六个队即华东608地质大队,是个小老大,总部设在江西。总体讲地质队是个先头部队。江西担个名,业务是属中央领导的,但江西是有功劳的。短短几年,608队发展到几万人,在江西找到了品位很高、藏量丰富的铀矿(亚洲第一矿),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有江西人民的一份功劳。更是我国前三十年国防工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可惜,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随着国防工业大批下马,核工业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与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力量差距越拉越大。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毛主席英明决策,勒紧裤带,抢时间在十几年內搞出核弹、核潜艇,现在我国的国际地位真是不堪设想。


4、现在我讲一下关于“大锅饭”、养“懒人”的话题。


应该从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讲起。正好是我58年进技校,全国开始实行低工资,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无论干部、工人全国都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大锅饭”开始(不是农村那个“吃食堂”)。我记得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很无奈的话:为了建设,“一碗饭两个人吃”。可见有多么艰苦。我是60年技校毕业,一年后拿二级工工资,有的人37.44元拿了十几年,有的三级工43.81元拿了十几年。直到改革开放。按理说思想情绪不得了,可是不然。不像右派说的,“没有工作积极性”。恰恰相反,那时候的人,用右派的话说都是“傻瓜”。右派说话向来就是矛盾百出,一回儿说 “大锅饭”把你养成“懒汉”,一回儿说你是“傻瓜”——高高兴兴地白干。60年以后,大跃进风潮已过,工厂里加班加点的已经较少,要是遇到义务劳动或者加班加点,谁被忘记通知了,没有能够参加,那他一定会闹点情绪,甚至跑到领导那里告状、质问,为什么义务劳动没有他。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不是很傻很傻。我们那个厂还遇到了62年的工业下马风潮,原本规划几千人的厂,退回到一百多人的机械研究所、修配厂,单纯为地质队服务,修理钻探机械,生产钻探工具,什么钻头、钻杆、接手等等。别看人少,还是县团级。这么个小厂为野外队几万人、几百台(开始没有那么多)钻机提供服务那是不容易的。我只讲讲我们那个大锅饭是不是养了懒汉。我当时是个车工,就讲加工钢砂钻头。其中最重要的工序方牙螺纹(丝扣)部分,精度也是很高的。开始加工没有经验,按老规矩每班加工6—7件,三班倒,4-5台C630车床专门加工这个工序,十几个人,一个月生产不了多少,供不应求。只好搞协作,到老远的外省去定做。后来我们在小车床C618上加工,开始超额完成任务,每班28件。车间主任徐平瑜马上开会表扬。以后车间里,你追我赶,生产热情特别高涨,不到半年,产量成十几倍上升,班产达到100件以上。由于这一道工序高产了,其他工序也跟了上来。毎月加倍的生产计划照样完成,再也不用找协作单位了。后来随着地质队伍扩大,钻探力量增加,钻具用量需求加大,生产一线热情也随之上升,自发的劳动竞赛展开,就拿刚讲的加工钢砂钻头丝扣举例,最高产量达到每班202件,班产比最初翻番30几倍。其它产品和产品各道工序也都创造了惊人的最高纪录,一般都比定额超出几倍十几倍。不仅满足了第一线的需要,而且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宝贵的资金。最可贵的是显示了工人阶级觉悟,大家都是不计报酬,不求名利,自觉自愿为了核工事业甘心情愿要多出一份力。这种情况擺在现在是难以让人理解的。所以,右派说我们那一代是被“大锅饭”养出来的“懒人”,我们是不服气的;有人说我们那时代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更是不会答应的。


那时候反对物质刺激,基本不发奖金。后来(大约63年)开始发奖,大概是为了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文革中才知道这是刘少奇提倡推行的“奖金挂帅”。当时奖金分等级,有甲乙丙三等,按月评发。大致是3、5、7元。奖金又分产量奖、质量奖、安全奖等几种,后来统称综合奖。厂级干部是没有这个奖的、一般干部发季度奖。车间工人只要不出废次品,奖金总是有的。产量多少不重要,完成定额即可,质量出了问题就没了奖。这样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为了奖金慢慢干、保质量,出了质量问题更加慢慢干,寡妇死仔——没了指望。这就显出了“物质刺激”的弊端。本来干得好好的,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为了几块钱奖金,玩起来小心眼,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当时注重政治思想觉悟,毎星期两天下班后学习一个半小时,中班上午学。学习的时候,讨论奖金制度,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就提出来,“奖金制度是束缚生产力的圈套,应该取消。”我是记录员,写在本子上,交上去。这大概是64年的事。后来大趋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果然把奖金取消了。可是我还是得罪了某些人和个别领导。表面上的高产能手,暗中成了某些领导眼中的“刺头”。


在那时自发的劳动竞赛中,干部也是很积极的。那时的干部无论大小,每周要下车间劳动一整天。愈是热火朝天的地方,厂长、书记会自动到那里来帮忙,连续几天,天天有干部轮流到机床边,做辅助工,一整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的书记刘玉娥、厂长阎富品、后来的政工主任马世昌等等都曾分别到我的车床上整天帮忙。当然,他们也到别的机床帮忙。这是那个年代很正常的情况。正因为干部参加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实行“三同”,所以工人在工资低、无奖金的情况下照样有很高很高的劳动热情。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工人有一定的工厂主人的觉悟,觉得工厂的一切都有自己的一份。还有一种把自身工作与国家利益相联系、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责任感等等。除了有高昂的生产积极性外,对所有危害国家利益、损害工厂、公物的行为,大多数人都能自觉起来进行干涉和斗争,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情况也是有的,毕竟很少。


以上的事例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自觉地工作、劳动。右派精英说“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养“懒人”,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这个厂后来慢慢随地质队需要而扩大产量,贯彻《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方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自己搞出了很多专用设备,而且多数是以工人为主搞出来的。象我们厂的胡天富就自己设计制作了多台专用设备。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我们这个厂是核工业华东地区地质队的一个小小机械研究所,也是个修配厂,只是全豹之一斑。透过这小小一斑,看到了整个地质队和整个核工业战线,热火朝天的工作和劳动热情。看到了全体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除、解决了数千个技术难题,奋力攻关,逐项攻克,尤其是有的技术难题在相当陌生的情况下,认识再认识,攻关再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所以在短短的十来年的时间里,做出了非常惊人的成就,做出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奇迹。为我国国防工业、原子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67年氢弹爆炸、70年卫星上天、70核潜艇下水、74年交付海军使用(附注)。这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右派精英攻击毛周时代“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无耻谰言。


5、改革开放以后,原来那些朝气蓬勃的核工业工厂、地质、矿山、採选、提纯、研制等单位,虽然因为沾到了一个核字,没有被私有化,但由于绥靖主义,和平发展的思想,和其他国防工业一样被大部分军转民,仃止了军工生产。三十年来整个华东地区的核工业地质系统20几个单位几万人大部分不务正业,有的在苟延残喘,我们厂就是其中之一。


令人气愤的是,我厂六十年代初(59-60年)建成的创业楼——第一栋楼房,做过办公室,住过一批又一批职工,如今一租三十年租给了私人老板做宾馆,名义上是宾馆,实际是个野鸡窟。当年辛勤劳动、如今退休的职工,住在那“宾馆”一个院子里,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一个曾经是门口武警站岗的堂堂国防事业单位,怎么沦落到红灯区这么个地步。


大家都已知道,改革后,砍掉毛泽东时代已经成功的大飞机运十项目,砍掉重庆耗资近2亿人民币的地下核工厂816工程,砍掉载人宇宙飞船曙光项目,砍掉预警飞机项目,砍掉了大量国防工业,六十年代初用七亿人民勒紧裤带节约出来的资金,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建设起来的大小三线工厂大部分被迫下马,随下乡知青回城一起回了城(知青回城,三线厂也回城)。核工业也大部分下马,华东地区的核工队伍从此不务正业,被迫“找米下锅”(这里插一小曲:核工业之所以没有被彻底改制,或许还要感谢美帝国主义,是他们在南斯拉夫用好几个导弹,从几个方向准确地炸掉了我们的大使馆,炸醒了我们的领导人,才急急忙忙恢复了部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些退休老人才跟着沾了点光,没被赶出事业单位这个体制。)……


还有更令人发指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两弹一星”功臣、“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钱学森创建的导弹科研基地最近被“不明身份的人”强行拆毁、夷为平地。这又意味着什么?请大家仔细想想。我们在这里歌颂毛泽东时代国防建设辉煌成就,人家在那里抄你的老家、消灭你的国防科研基地,把你的创业楼改造成卖淫场所。请问,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是不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二、还有点时间,我来讲一下前后三十年的工人福利这个话题。


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学、朋友,分布在各个不同的企事业单位,不管是国营还是大集体,只要进了单位,无论何种行业,都享受国家基本统一的福利待遇。工资是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如吃饭穿衣,抽烟另化等。其余看病、住房、小孩上学(特别是大学)基本不用自己考虑。而且干部和工人的分配差距基本持平。有的人家40-50元收入可以养活3-5人。由于基本生活资料是全国统一分配,所以家庭与家庭相互攀比的也很少。是不是象有的右派说的那样家家户户“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呢?那也太夸张了,如果那样不人人成了乞丐了。就拿我自己来说,60年江西技校毕业进入工厂实习(到当时的工业劳动大学任教一年多至学校解散),每月生活费30元,第二年定二级工,工资37.44元,64年全国工厂企事业单位统统加级,加级面达到40%,我在其中,成了三级工,工资43.81元。我成家早,已是三口之家,住房是我62年元旦结婚厂里分配的,也没有写申请报告,只是向车间主任说了一句,“我要结婚了,能不能给个房间?”过了两天,就有人通知我,已经安排好了,只要去布置新房就行了。不是房子多得不得了,刚刚开始建厂,总共几栋房子,远远不够分配,从全国17个省市调集的几百个人陆续到达,很多人只能暂住临时简易房或尚未开工的车间。我是一点关系背景都没有的,那时不讲这个,我能分配到一间14平方米住房,完全是随机的。或者是因为照顾刚毕业的学生吧。(这里一定要插一段题外话。有的领导人说自己那时候一家5口人住10几平方米房间,住了多少多少年,可以断定,这是胡说的,如果仔细探究一下,里面还确实有点情况,抗战时期伪天津市府数一数二人物的近亲,可能那么寒酸吗?一个平民之家,除非居住在当年上海市的中心地区,或有可能如此紧张。恐怕他当年不住在上海吧)再回过来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话题,我结婚时,对象没工作,基本无外援,可以说“家徒四壁”但不是“一贫如洗”,也不能说“家徒四壁”,为什么,我们两口子住进新房,里面桌子、凳子、1.5米宽绷子床全是崭新的,不如现在这么漂亮华丽,但是非常结实。这都是配给的,也收租金,全套家具每月一毛几分钱,十几年以后就归己了。没有电话,台灯还是有的;没有煤气灶,煤球炉还是有的;没有高级厨具餐具,普通锅盆碗盏还是有的;没有西洋刀叉,竹筷子还是有的;没有绫罗绸缎,但49年解放以后至今从来没有受过冻……怎么就“一贫如洗”了呢?怎么就“家徒四壁”了呢?过了两年,我已经是三口之家。64年爱人找到工作,江西省博物馆讲解员,每月28元,因上班需要,添置了自行车。过了几年,买了瑞士手表(70年)┅┅我们那一代人大抵如此。真正的“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还真没见过。除非遭了灾,象当年唐山地震、如今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抚州洪灾等等、能不“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吗?


这里不能漏讲一件事。62年春节年初三半夜,我突发急性阑尾炎,新婚妻子探亲去了。我被朋友、同事和厂里医务室医生送到当时的联合医院(现在的94医院)住院治疗,总共住院7天,全部费用三十几元,本人一分钱没化,全由厂里转账,工资照发。住院期间,厂里还派人到医院护理,直到我爱人接到电报赶回为止。这就是当年工人的医疗保障。不光是国防单位如此优待,一般工厂单位都是一样。当时的规定8年以上工令,所有医疗费用全部报销;第一年进厂报销70%,以后逐年增加,到第8年全报。


其他福利也是很好的,妇女生育有产假、上班以后有辅乳室,之后有托儿所、幼儿园,免费服务一条龙;厂里有免费浴室;毎星期有电影队到厂,所有人免费看电影;毎个厂都有图书室、俱乐部,免费、自由进出;几乎应有尽有。看似小恩小惠,实际解决大问题,消除了后顾之忧,免除了人们空虚寂寞……


相比之下前三十年经济生活是艰苦了点,换个词“穷”了点,而且还天天讲阶级斗争,实际上彼此倒是真的比较和谐。由于生活安定,没有后顾之忧,生产积极性自然就高。社会上吵嘴打架、诈骗偷抢虽有不多,杀人、杀己更少,抢劫银行闻所未闻。上访“闹事”大多是中央号召,为的是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打倒。


完全不像现在这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完全失去平衡感,更没有了和谐的基础。不平、不公被人为扩大,造成人与人之间互相充满着妒忌、仇恨和憎恶;贪婪、自私被高度放纵,使人失去良知而逐渐兽化。人们的情绪变得异常脆弱,整个社会变得异常浮躁。


后三十年是剥夺的三十年,剥夺公平正义的政治权利、剥夺人民已经到手的社会福利或即将得到的社会福利、剥夺公有的生产资料……实际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高贵者精英剥夺卑贱者平民。一句话:私有化剥夺公有制。这是一种反人类、反社会的反动倒退。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人伦道德、公平正义全面倒退的严重分裂状态。就象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总之现在的工人,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雇佣劳动力。即使是国有工厂,厂长是可以随便开除工人和一般管理人员的,工人、一般职员与企业的关系基本上是雇佣关系,进厂就必须签下招聘合同(实际是雇佣合同),留下了随时开除你的权利。而少数高管们年薪高达百万、千万,有的还是从国外“高薪招聘”回来的。这些“高管”才有企业主人的感觉。私企的工人就更加悲惨,基本没福利,生产任务和工资全包干,给你这么些工资干完这么多事,两不相欠。至于你在40-50度太阳下热死还是零下多少度冻死,与雇主无关。这就是现在的人性化管理。对资本家是很人性,对没有保障的劳苦雇工那是没有丝毫人性的。这种情况只能在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看到。为什么在中国的时下出现呢?


对工人和资本家而言前后三十年都是不同两重天。


前三十年工人当家作主人,医疗保障,看病一分不化,劳动保障、养老保障人人有份。资本家是理论上、政治上的专政对象。


后三十年资本家翻了身,享尽了荣华富贵,享尽了幸福快乐,可以毫无顾忌地残酷剥削工人,还有政府官员给他们撑腰。而工人不仅失去了主人公地位、失去了生产资料和到手的福利待遇,而且成了真正的奴隶。


我觉得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指大多数人。有一种荣辱感在起作用,是一种精神作用,是集体主义精神、主人公精神在支撑。比如义务劳动,一个班组十几个人,大家约好某星期天一起去做一次公益劳动,个个争先恐后。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被通知,漏掉了,那他心里一定会很难受,有一种失落感、歉疚感。他内心想的一定是:下次我一定要多干点,弥补弥补。因为有这种积极性,所以,当时我所在的车工班十几个人一商量,主动包下了全厂唯一一个约500平方米礼堂的清洁卫生工作,毎两个星期的星期天,打扫一次。坚持了许多年,文革中也照常进行。成了做好事的专利。谁说文革时期没有承包、没有专利,这就是文革时期的承包和专利。承包做好事,义务劳动搞专利。不过是不要审批的专利。你们说这些人傻不傻?


对比一下现在的情况。现在工人劳动“热情”也很高,高到每天干十四、五个小时,高到每个月一天都不休息,高到富士康楼顶上去了。他们如此狂热为了什么?与三十年前的那种热情有什么区别?怎样从理论上给予解释?这个题目就留给大家慢慢讨论吧!

谢谢大家!

核工业260厂退休职工:王清泉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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