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派與托派的分歧兼重新梳理中國共產黨歷史

就中國的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別，毛派和托派是兩大主要派系。然而兩者卻相互隔閡，不能團結一致。這有深刻的歷史原因，但這種隔閡在當下不應該繼續存在下去了。革命已經面臨了新形勢，需要新時代的革命者端正認識，正視歷史。

毛派與托派的分歧的雛形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開始有了。當時共產國際的領袖之間存在着嚴重的矛盾，尤其是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斯大林錯誤地指揮 中國共產黨跟國民黨右派妥協，放棄了原則搞統一戰線。結果釀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嚴重失敗。共產黨人遭到屠殺。在對大革命失敗的分析中，托洛茨基的矛 頭指向了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的領導層。也因中國革命失敗的問題與斯大林之間矛盾激化。最終托洛茨基喪失一切權力，被驅逐出蘇聯，後被斯大林暗殺。

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責任問題方面，托洛茨基是正確的，責任在於斯大林。陳獨秀後來被立為了投降主義的右派分子，但他本人是無辜的——他只不過是在 執行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中國支部。至於斯大林為什麼會犯這種統一戰線的錯誤，還是與其官僚集團頭目的身份有關，在 斯大林的領導下，共產國際犯了不止一次的嚴重錯誤，直至縱容了法西斯在德國上台為止。最終解散。這是後話。

然而在下一步中國革命走向何方的問題，斯大林卻是正確的，而托洛茨基並沒有認清中國的基本社會矛盾。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主要就是領導農民搞土地革 命，斯大林支持了這個方針。但托洛茨基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堅持城市革命為中心的工人革命，而在工人力量較為弱小的情況下尋求參加議會，進行議會鬥爭—— 這明顯是仿效歐洲工人運動的套路了。但這種套路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教條地照搬西歐工人運動，並未對中國革命產生積極影響，未能抓住中國的主要社會矛盾。 托洛茨基主張的是無產階級黨，但在當時的中國並不符合實際狀況。純粹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黨並不能擔負起革命任務。

這裡還要涉及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問題，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利益的。它只將領導農民運動作為其實現革命目標的輔助手段。 而在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革命路線後，它就逐步撤離了城市的工人運動，專心去搞農民運動。此時的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有了微妙的變化——它成為 主要代表農民利益的黨，而放棄了對城市工人革命的責任。就斯大林主張的土地革命路線與托洛茨基主張的工人革命路線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分歧，且此時托洛茨基在 蘇聯黨內組成左翼反對派反對斯大林的官僚集團代表的特權傾向的鬥爭也已經走向激化。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就產生了嚴重分歧，陳獨秀，彭述之等人最終被開除出 黨，中國托派開始獨立活動，後來加入的如王凡西，鄭超璘等人是來自蘇聯的中國留學生，接觸了托洛茨基的反官僚民主思想，加入了托派。

但無論托派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方面多么正統，其反官僚主義思想多么正確，但其路線是不能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當時的落後生產力水平下根本就沒有產生足 夠規模的工人階級，去依靠工人階級引領中國的革命運動。不客氣地說，當時中國的工業化尚處起步階段，無力領導起工人革命。因此中國托派並沒有造出什麼工人 運動出來，逐漸湮沒無聞，退出了歷史舞台。

由於托派城市革命的主張，反而對中國共產黨執行土地革命路線造成了困擾，托派被斯大林授意下當做反革命分子加以清洗。斯大林以肅清托洛茨基分子為名搞大清 洗，實際就是清洗真正革命立場的布爾什維克，本身就是反革命，但卻被其掌控的共產國際宣傳為革命行為，中國共產黨內相繼響應肅托，由此結下了毛派與托派的 歷史積怨。

在中國共產黨走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時，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利益的方面並未完全消除。其領導城市工人運動的本能要求促使其不斷“盲動”，從瞿秋白到 李立三，再到王明。無不力圖把中國革命引向城市革命，因為城市革命才是現代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特徵。但隨着其三次“左傾”盲動造成了對中國革命力量的嚴重 損失，直至王明路線下，中國土地革命成果幾近全部喪失，被迫長征，轉戰陝北。在長征之中，喪失了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召開了遵義會議，逐步 確立了毛澤東的路線，即要土地革命為中心，之後與國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最終在解放戰爭中依靠農民支持打垮國民黨反動統治。

由此，中國共產黨由代表工人利益徹底轉向代表農民利益，由此革命形式就發生了變化，由農民革命戰爭取代了城市工人運動。組織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由軍隊政治 組織自上而下地組織取代了工人罷工運動自下而上的組織。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是應有鮮明的工人民主特徵的，即這實際是工人階級代表大會的革命非常形 式。但在農民革命中這是不可能的，而成為由領袖核心掌握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組織。它的行動是依無所不能的革命領袖意志進行的，實際是以革命知識分子為核心， 以農民階級為外圍的小資產階級組織，當然工人階級也是其外圍。

中國的半殖民地的社會局面，只能依靠農民革命戰爭來解決，這不可避免地使領導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要隨之應變，先完成農民革命，再去搞社會主義。單純的 城市工人革命無力解決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的生產力，過於落後。托派議會鬥爭的路線——繼承歐洲工人運動的傳統，則被毛澤東為首的革命者視為向國民黨妥協 ——托派投降主義的一個有力依據。

這差不多形成了截然對立的狀態，雖然都是真誠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但水火不容。關鍵是對社會基本態勢的把握和路線產生了巨大分歧。托派是理想主義，但陷入 了空想之中，毛派則是現實主義，但為此也付出了代價——中國共產黨在農民革命中形成的組織形式被證明是後面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巨大障礙。成也蕭何，敗也蕭 何。

1949年，建國。隨着解放軍的推進，托派則全面撤離大陸。留下的少數幾個托派人員如 鄭超璘等人則很快被逮捕，投入監獄。而他們在文革結束後才被釋放。由此可見一個道理，儘管托派毛派都是革命派，但在一定歷史時期，與現實革命目標對立的， 仍然被視為反革命。敵人的敵人才是朋友。托派在農民革命時期被領導革命的毛澤東等人視為敵人，而在反毛的鄧這裡則被釋放——將其當做“左傾路線”的一部 分。

接下來便是建設時期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被證明行不通，出現了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迫使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核心改弦易轍，三反五反之後，就加速向 社會主義方向過渡了。這個過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改造，再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直至文化大革命，顯然是個不斷革命的過程。這與托洛茨基的“不 斷革命”是類似的。不過毛澤東澄清說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不同，他是一開始就搞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首先是搞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過程並無區別，只不過 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是受客觀現實狀況推動的，並不是一開始就設計好的。這如古巴共產黨一樣，開始不叫共產黨，也未以共產主義為目標。但最終走向了這個方向， 改名共產黨，客觀上還起到了麻痹敵人的作用。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提出，也就為中國共產黨在建設之中的路線紛爭埋下了伏筆。劉鄧等人顯然是不想搞社會主 義的，他們只承認新民主主義。

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之中，斯大林的那一套的弊端就開始顯現了，工資制，軍銜制等官僚等級的照搬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釀成了嚴重後果。官僚主義漸濃是一方 面，關鍵是形成了一個特權的官僚集團——與斯大林官僚集團類似。該官僚集團是造成六十年代初三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的罪魁禍首。而自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以 來，毛澤東也逐漸對斯大林持批判繼承的態度。但他總體上是承認斯大林的功績的，對於大清洗之類的事情持與斯大林相同的態度——大清洗首要清洗的就是托洛茨 基的支持者，實際是真誠的支持社會主義，反對官僚集團的布爾什維克，被斯大林為首的官僚集團勢力屠殺殆盡。在他眼裡，斯大林幫助了中國革命，而托洛茨基破 壞了中國革命。但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托洛茨基派別反對官僚特權，實行工人民主的主張是與毛澤東主義派別反對走資派，實行人民民主的主張是相近的，可以說 是一致的。但就歷史積怨問題太嚴重。始終相互對立。

這裡還要提一點，官僚集團的形成及其走資傾向是毛澤東下決心發動文革的關鍵原因，三年饑荒的主要責任方就在於官僚集團和其組織——在官僚等級待遇之下，昔 日的革命同志已經淪為特權官僚，不再是為了人民利益而去犧牲，而是為了自身特權而犧牲人民。浮誇風的造成，乃至基於此的一系列中央錯誤決策，根本與官僚等 級組織有關——公職人員等級化，拉開差距，那麼就不是同志了，而是爭權奪利的官僚了。個人利益就擺在人民利益前面了——官僚組織的反動性在三年饑荒之中表 現得淋漓盡致——厚斂以奉上，峻法以剝下，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顧人民死活，罪行昭彰，罄竹難書。

由此還引發了毛澤東為首的社會主義派別與劉少奇為首的新民主主義派別的對立鬥爭。當然劉少奇一方必然是要走資的，這涉及的是根本立場的問題——革命的目的 在於利用農民實現自身官僚集團統治，還是始終要站勞動人民立場的問題。這種對立鬥爭，實際還是農民土地革命的後遺症——在農民革命時，社會主義並非是方 向，而領導者都認為需要經過漫長的新民主主義階段。

在農民革命中出現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在建國之後，大力吸收工人入黨，似乎中國共產黨有重新回歸工人階級政黨的可能，但實際是沒有這種可能的。因為組織形式 已經確定下來了，即以核心的革命知識分子主導，工人階級只是為吸附於周圍。這種核心加外圍的組織架構是專為農民革命實現強有力的中央控制而準備的。這根本 不可能是工人的民主組織。真正的共產黨組織是工人階級以民主集中原則組織起來的工人代表大會，權力根本在於工人，而不在於核心。托洛茨基正是因為提出工人 階級應當掌握權力才成為左翼反對派的。而對於中央集中的掌控，托洛茨基乃至盧森堡等人都進行過嚴厲批判——早在一戰之前就是如此。這也是托洛茨基和盧森堡 等第二國際左派與列寧之間的基本分歧之一。托洛茨基等人正確地指出，這種中央集權的組織方式將使黨的官僚代替黨——黨中央代替黨員，而中央核心代替黨中 央。是獨裁路線——斯大林實行了這個路線，當了總書記，掌控了全局，清洗了布爾什維克。而毛澤東也實行了這個路線，清洗了所有與其對立的人。這裡就談不上 什麼工人民主了。也是不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

在那個農民革命的舊組織架構里，毛澤東維護工人利益還是可圈可點的。尤其是鞍鋼憲法的出現——鞍鋼黨委實際起到了工人代表大會的作用。但這只是局部，根本的決定權並不在工人階級手裡。而是在於中央官僚集團的手裡。

毛澤東提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實際就是官僚反動集團。在“四清”運動失敗後，毛澤東即開始着手整這些在三年困難時期把立場反動表現體現得淋漓盡致 的“走資派”。首要的就是向劉鄧開刀，他們是中央官僚系統的決策者。發動文化大革命，要把這些人清除掉。實際路線鬥爭尖銳，這只是最後的攤牌而已。具有歷 史必然性，只是毛澤東先下手為強。否則也免不了其妻子江青一樣的下場。

踢開黨委鬧革命，是正確的，在奪權風暴中，工人階級也奪取到了一部分基層政權。但文革終究是由毛澤東發動的，一開始就是具有上層控制的背景的，因此這總體 來說並不是一場真正的革命，而是一次對官僚體系的改良——毛澤東從未提出他要反對官僚集團本身，而是巧妙地提了個“走資派”，模糊化了鬥爭矛頭。因此衝擊 官僚體系也就只成了文革的一個客觀後果。各派組織均宣稱自己最革命，包括最反動的代表官僚集團利益的“聯動”組織，這個組織是一系列文革慘案的罪魁禍首。 此時居於香港的托派指斥毛澤東的文革是官僚改良運動——真理唯毛。是正確的。但當時大抵也只能如此。因為毛澤東掌控着官僚體系，沒有他文革就發動不起來。 不肯定毛澤東，那麼文革本身就不會有——官僚集團若不被毛澤東掌控，他們就會立即來鎮壓文革里的人民群眾的造反運動——是造他們的反。如毛澤東一逝世，官 僚集團即奪權，反攻倒算，大肆屠殺毛澤東的支持者。過河不應拆橋，由毛澤東發動了文革再反毛澤東——就會被視為反革命。而當時都沒過河，還在橋上，更不能 拆橋，否定毛澤東，讓群眾造反組織立即完蛋。由此只能形成對毛澤東這一革命領袖的狂熱崇拜。

托派在總結這段歷史時，認為毛澤東是官僚集團的代表，跟斯大林一樣的人物，那麼就大錯特錯了。還是正視歷史事實，盲目指責毛澤東只有反面的意義。因為在當 時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也不可能實行比文革更為激進的措施——讓群眾推翻自己。且即便出現工人民主的革命運動，就當時中國工人階級所占的人口比重，也根 本不可能建立工人民主的控制——充其量與斯大林一樣，形成官僚專政局面。那麼由此來說，毛澤東能發動文革，就已經表現了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做了在他的 位置上能做到的一切，不能要求再多了，再多就不是毛澤東本身的原因了。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要局限也就在於其是官僚集團的控制人——他發動文革是通過官僚系統指揮的，由此反對官僚集團也就不可能徹底。他始終在搖擺，平衡人民群 眾與官僚集團的關係。他清楚自己消滅不了官僚集團——官僚主義者階級在他的著作里也只提到過一次。因為要確認這是個階級，那麼是要把他本人囊括在內的。可 以說，毛澤東自始至終都對官僚系統抱有幻想——指望他的接班人，同樣是官僚，能夠把反對走資派進行到底。他最終找到的是“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但其 作為官僚利益代表，在毛澤東逝世不久，就發動了政變，逮捕了支持毛澤東路線的核心人物，即所謂四人幫，並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屠殺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 者。這才是有類於斯大林大清洗的另一番清洗——針對共產主義者的。他的官僚立場反動性不夠，最後被鄧小平為首的官僚勢力鬥爭取代，大清洗運動從1976年文革結束一直持續到了80年代中期。被鎮壓的比被平反的多得多——鎮壓了工農革命者，平反了官僚集團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走資勢力。

毛澤東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實際還是在他為首的黨的領導下，批鬥走資派。這個理論還是建立在其在農民革命運動中組建的那個中央指揮一切的官 僚組織基礎上的。是體現不了工人階級根本利益需要的——社會主義的工人革命並非需要這麼一個先鋒黨，並將其抬到至高無上的位置。這無非是強調黨的核心的決 定作用。而一旦黨的核心被篡奪，那麼工人階級也就無能來反抗。如鄧小平成了黨的核心，直至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工人階級始終沒有自己的組織來反抗——組 織統統被核心控制了。

毛派應擯棄的便是那套走資派理論——現在談不上走資派了，因為資本主義已經復辟了。而走資派在所謂改革開放中被印證必然是那個官僚反動集團。這裡托洛茨基 認識比毛澤東清楚得多——必須消滅官僚反動集團，才能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和鞏固。這點差別，毛澤東未必不明白，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在最高領導者—— 官僚總頭目的位置上，不可能直接來反對官僚反動集團——將其區分為“好官僚”“壞官僚”，壞官僚就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的官僚。這就混淆了概念，引起了混亂。 毛澤東的作用，是指導了文革，發動了文革，而其在官僚控制者的位置上又阻礙了文革的深入發展，甚至說保護了一大批官僚階層——文革之必然失敗的根據。

而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書寫在國際共產主義歷史上的光輝一頁——文化革命的提出是對十月革命的深入和發展。整個二十世紀，能算得上具備共產主義方向的社會主 義，一個是蘇俄十月革命時期，一個是中國文革時期。毛澤東身上有斯大林的影子，但他卻是人民群眾的代表，處於官僚集團掌控者位置上的主張不斷革命的馬克思 主義者。而劉鄧才與斯大林有更多的共同點。他做了很多托洛茨基未竟的事情，畢竟托洛茨基失敗了，流亡了，而毛澤東卻是掌握一切大權的。

這樣要提到的主要就是毛澤東關於廢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這在大躍進時期就曾提到過，後來被張春橋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要求進行文化革命，革除工資制的 弊病，廢除資產階級法權。這就已經接近共產主義的實質了，只不過他沒有做到的是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將其進行合理闡述——只能停留在過往的歷史經驗上。但這 也已經足以讓未來的社會主義者繼承——實現經濟平等成為要求。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失敗是必然的，經濟平等的要求到了1974年才發布，官僚集團一直是享受特權的，那麼官僚集團就是消滅不了的，儘管他生活簡樸，但依舊是享有生活特權的，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承認這套分工的，特權階層存在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批判到的地方。

按他的設計，是需要有個接班人來接班的——繼續進行核心控制。但他自身的專斷作風最終埋葬了他的接班人。文革朝運動失敗的方向大步前進。不得不說，林彪的叛逃，源自毛澤東的不信任和專斷。

毛澤東在文革中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但他卻沒有建立統一的國際工人組織的思想——依舊把思想停滯在“各國按各自國情走各自的道路”主張之中。沒有 統一的工人國際組織，是難以有國際聯合的工人革命的。這體現的依舊是農民革命思想，也表現了對歷史上出現的共產國際之於中國革命干涉的提防。必然是帶有民 族主義傾向的，就不能成功引領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就當時各國生產力水平來說，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都沒有比例占優勢的工人階級，那麼統一的工人國際組織也是 空想。只有發達國家有條件，但一則發達國家有成熟的社會黨和蘇式共產黨，工人待遇較好，並無毛澤東派別的立足根基。林彪等人還提出了“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 市”，以第三世界包圍第一世界的思想，與中國農村革命路線一脈相承。這就把革命基礎放在農民方面了，而不是工人方面。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是主流，而不是社會 主義，民族主義是壓倒社會主義的。在其支持納賽爾等人的實際行動中，他是以民族獨立為優先的，並未批判納賽爾在搞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實際根本上是與社會 主義革命對立的，納賽爾，尼赫魯，卡扎菲等人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方面跟劉鄧一樣。由此也能看到毛澤東的思想，局限在那個民族主義時代，不可避免地具有 鮮明的民族主義特點。那個民族解放年代，看上去社會主義似乎一片光明，但仔細分析下，卻毫無出路。毛澤東在那個民族時代形成了應對當時國際局勢而必須做出 的民族捍衛者的策略等等，不能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繼承下來，這是其思想的過時部分。

工人運動不能再依靠核心集權的列寧式先鋒黨了，且民族主義也不是毛澤東的特色——剛剛獨立了的國家有強烈的要求平等呵尊嚴的需要。毛澤東被公認為當時的世 界革命領袖，其本身並非民族主義者。特殊時代的民族言論不能成為肯定民族主義的根據。工人運動越發展，毛派就越深入工人之中，與托派就越有共同語言。兩者 存在分歧，但就現階段而言，不存在根本分歧。這是個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毛派托派都要與時俱進，在真正的工人革命中達成共識和合作。消除積怨。毛派在理 論方面應當向托派看齊，而托派則應當正確理解自身歷史上不能成功的原因，在歷史問題上達成諒解。在現實問題上，無論托洛茨基還是毛澤東，都是幾十年前的革 命人物，而這幾十年來資本主義有了很大變化，毛澤東和托洛茨基的主張，現在來說都有相當部分是過時了的。面臨了新的形勢，無論誰的支持者，都需要與時俱 進，更新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