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分蛋糕的爭論和矛盾，古有今有，中有外也有。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化之後，大多數國家都被綁上歐美經濟全球一體化的經濟列車，分蛋糕的爭執常常導致政治的動亂和變故，變成了是否選擇西方民主道路的政治風向標。例如拉美國家，無論是主張模仿歐美民主制度的，還是主張社會主義平均化的，其政局都因分蛋糕的爭論動盪不堪。很多主張仿效歐美制度的都認為民主會帶來富裕，富裕在一定程度上會有化解分蛋糕的矛盾；而主張走社會主義或自己道路的國家則認為，富裕不是民主的必然結果，而民主過程中帶來的動盪則會導致分蛋糕不均：某些精英們會乘機竊取別人應得的蛋糕。

這就是歐美發達國家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兩難選擇：僅僅仿效歐美國國家的制度帶來富強僅僅是一種幻覺，因為歐美國家富強不僅僅是依靠制度和工商業的發達，另一個重要事實是歐美國家的強盛是紮根於殖民時代的（工商業的發達反過來使西方殖民成為可能，並給之帶來優勢）。由此看來，西方歐美國家強盛發達的路子是不可以被其他國家照搬重複的。日本似乎想重複，但可惜回到殖民時代靠明目張胆的掠奪已經不可能，西方如今也是靠經濟全球化和先進技術，市場規則控制對己有利的大局。

但是，歐美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很清楚地知道，經濟上使別的國家成為附庸還是不夠的，只要其他國家一旦醒悟，用強有力的政治手段干涉經濟，歐美國家是不容易輕易控制其他國家的經濟命脈，並保持永遠領先的。因此，這就使為什麼歐美國家在九十年代全球化之後祭出了所謂“民主”（西方的）的大旗，非要強加自己的“先進”制度於其他的國家。誰都知美國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事實上和美國的民主制度關係不是太大，因為美國向來是強調弱勢政府的。在美國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基礎上，一個軟弱的政府無關緊要。但是，一個軟弱的政府對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則一味着只能聽任順從西方經濟全球化的安排，無力反抗，使其他國家不僅在經濟上變成附庸，而且在政治上變成軟弱無力，成為附庸。因為只有政治上的強有力措施才有可能會扭轉經濟上依附西方的現狀（比如說非洲現在的經濟幾乎完全被西方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綁架，淪落為西方的原材料供應地，其豐富的資源以低價被掠奪，卻很難發展自己的經濟）。

發展中國家的另一個難題是，在西方強有力的經濟軍事實力影響下，不仿效西方制度，單獨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子難上加難，況且西方也不會聽任哪個強有力的政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滋生壯大，損害自己已有的全球經濟優勢。

因而，中國現在面對的不光是怎樣改革國內弊病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怎麼應對抗拒西方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政策，避免成為西方經濟上政治上的附庸。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 是在中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走出被封鎖狀態的情況下，西方順水推舟把中國納入了自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從開始在沿海免稅特區為西方生產出口產品開始，就加速被納入了西方經濟一體化的大局。鄧小平事實上只是在迫切需要擺脫文革造成的後果時，選擇，或者說是順應了美國西方的經濟一體化(global restructuring)。 當中國發現在經濟上變成了歐美廉價勞動力基地時，全球經濟結構的鏈條已經形成了，想擺脫這個鏈條已經是不容易的。中國的這種處境，事實上拉美國家已經走過了，經濟“拉美化”，並成為美國的附庸就是結果。

但是，中國不是拉美國家，中國有很多潛力優勢是拉美國家不具備的。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中國產業結構在被歐美封鎖的年代也基本上完善了雛形，因此中國要避免拉美化似乎還是大有希望的。這個希望的一個重要部分就在於中國的政治如若能夠採取有力的調整措施，使中國從歐美主導的全球一體化中脫穎而出，找到自己自主的經濟發展道路。 再有，隨着西方經濟的優勢在漸漸衰退，西方曾被掩蓋的制度上的缺點慢慢顯現出來， 政府在實際經濟發展中可有可無的弱勢使得經濟消費過度發達的歐美難以採取有力舉措阻止經濟的衰退。這些都可能會對中國走出困境有一定幫助。

但是，如果中國現任領導的視野仍舊停留在內部，停留在文革時代的左右之爭，停留在西方還是傳統的兩難境地，停留在幾千年的國恥上，沒有高屋建瓴的全球眼光，跳脫不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經濟一體化鏈條，那麼很可能中國的崛起仍將是漫長的艱巨的。祝願中國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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