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幾

史語一篇博文“擺平躲在言論自由後面的人”，對言論自由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觀點。本來想前去探討。寫了停不住太長了，就在自己院子裡說說感想。

早前有網友談到明朝時，將言官的批評作用歸為明朝的滅亡原因。老幾憋不住上前說了兩句。言官確實是起了壞作用，只不過言官我們知道“有職無權”，言官如何能起到壞作用？不通過皇帝老兒能行嗎？反貪官不反皇帝，為什麼？皇帝一倒，天下大亂，如何是好？有理沒理？有理也沒有理。不說。

史語是老幾非常投緣的博主，他的評論和文章經常讓筆者感到自己的淺薄。這次不揣冒昧，不為史語博的高論叫好，與他文章中間的一番話唱唱反調。史語博說，“許多人支持言論自由是出於痛恨共產黨，甚至把支持言論自由等於支持推翻共產黨執政，等同於民主政治。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共產黨在中國只是個名稱而已，它集中了社會的大部分精英。利用言論自由來推翻現政府，等於同中國的主流精英份子作對。”

平心而論，這段話說到一些問題的實質，若放在以後什麼年代，或許不失為高論。但是現階段來說，這話不妥。現如今，世界文明早已經進入到信息時代，共產黨還在企圖壓制基本的言論自由，連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都不如，“支持言論自由等於支持推翻共產黨執政，等同於民主政治”，並沒有大錯。如果有錯，錯在始作俑者，錯在執政當局。壓制言論自由是因，反抗言論自由是果，前後因果，不能搞錯。不能因為他們綁架了中國，就什麼不能說。共產黨要不想被推翻，想有那麼一點信用，聰明的做法，就是真的“與時俱進”，廣開言路，而不是一天一天的重複上演着自相矛盾的鬧劇。

史語說，“現在的共產黨在中國只是個名稱而已，它集中了社會的大部分精英。利用言論自由來推翻現政府，等於同中國的主流精英份子作對。”講得非常正確，遺憾的是更關鍵的沒有說。老幾認為，現階段中國的主要問題就在“主流精英份子”身上。

中國的“精英階層”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不同的。改革開發初期，國家一窮二白，精英們志向遠大，與當局和老百姓利益一致，奮發圖強，努力把國家建設好。這個時期大概從1978年起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結束。精英們對改革對發展，起了主要的推動作用，這個作用因為共產黨長期愚民的原因而顯得格外明顯。八十年代末，趙紫陽底下的政治精英們所推崇的所謂“新權威主義”，一度很有市場，就是這個原因。

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造成這種原因，說起來大概有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1989年中共對以學生為先鋒的全民的合理訴求，施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野蠻鎮壓，不僅使得當局“他為人民謀幸福”的面具不再，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幻想也被徹底粉碎。從哪以後，什麼國家民族利益，什麼理想，都不再有實質的意義，莫談國事，埋頭賺錢，講求實惠的實用主義，成為全社會的主流。相對全民的覺醒，留在國內的精英們精神已經頹廢，不能承擔引導民眾的責任，這是六四事件的直接影響。

第二，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在精神頹廢金錢至上的觀念下，所謂的“精英”分子們，為了個人自身利益，很多人已經沒有道義概念，淪為利益集團的吹鼓手和說唱團。不少人從改革的推手蛻變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障礙，都是利益使然。

第三，在一個渾水摸魚大有利益的今天，不少“精英”分子們已經成為利益集團的一部分，與權貴一起，欺壓愚弄草民，成為惡勢力的幫凶。我是精英，我就應該與眾不同，多吃多占應該；我是權威，你就聽我的，不用自己思考；甚至我是精英是成功人士，生二胎三胎包二奶三奶應該。 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多不勝數。

簡單一句話，整體而言，精英們從改革初期的社會前進的推動着，到改革中期的頹廢者，再到現在與利益集團一起，成為妨礙社會前進的阻力。

換句話說，中國社會要進步，必須要依靠廣大民眾，反對精英思想。至於說中共真的愚蠢到那種地步，無可救藥，並因此而倒台，那絕對是應該。否則苟延殘喘，更加貽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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