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奉上裴多菲名詩一首，祭奠二十四前為中國的光明前途英勇獻身的先烈們：

　　愛情誠可貴，生命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六四的歷史悲劇，突出的就是生命與自由的矛盾。當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政權，逼迫無數青年在生命與自由中，作一最後抉擇，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罪惡的社會，這個國家就是一個末路窮途的國家，這個政權就只能是禽獸的政權。而我們的青年，面對暴力，“二者皆可拋”的悲歌一曲，讓他們面對的劊子手，二十四年後，仍膽戰心驚。

　　六四的犧牲，說明統治者們鄙視生命，壓抑自由，一心追求個人和小集團私利的黑暗心理。它能有什麼“積極”意義呢?我在跟帖中提到：

　　老B真心實意地說明了六四屠殺(鎮壓)的積極意義：

　　他說：“經過這一次教訓後，老百姓就算知道馬王爺長几支眼了”

　　這與歷史事實是符合的——經過這一次鮮血教訓後，人民(老百姓)和統治階級(馬王爺)就徹底劃清了界限。從這以後，馬王爺就不好意思再偽裝人民，人民也再不奢望“人民的軍隊”“不會向人民開槍”。

　　國家機器是用來屠殺人民的，軍隊是黨的黨衛軍，不是國家的武裝力量，不是人民的“子弟兵”，這些血的教訓，難道不是六四屠殺(鎮壓)的積極意義?

　　老B又說：“解放軍所干的不過是西方國家警察例行的“程序””

　　大破西洋鏡了吧?

　　軍隊與警察的基本分別是什麼都不知道，去多B視你自己那“法制國家的權威”吧!

　　老B的概念混淆更在於，分不清“政權。國家。法制”間的區別。他說：“六四的積極意義是第一次在新中國建立起了法制國家的權威”。

　　有一個法制國家的屠殺機制，是在一個非政府機構中拍板與完成的嗎?六四屠殺中，最大的推手和始作俑者，也就是老B頂禮膜拜的“馬王爺”，就是鄧小平，請問：他是什麼法制國家的什麼職務的什麼法人?請那些法制國家的鼓吹者鄭重回答!

　　再請問：這個法制國家的所謂“最高權力機構”應該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麼所謂的“戒嚴令”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簽發的嗎?

　　可愛的naive老B，實際上就是想說，“人民在暴力面前，究竟算老幾呀?”——他那份自得的洋洋之態，好像就在六四烈士的被炸子擊穿的軀體上，“再踏上一隻腳”——那樣地對暴力認同，對生命鄙夷，對同胞欺凌，對權勢擺尾的作態，配談什麼“積極意義”?

　　pumbaa 說得好：

　　六四鎮壓的積極意義：

　　1，中共用槍桿子奪到並維護的政權的合法性徹底消失。

　　2，中共與國民徹底對立。

　　3，中共所有的宣傳手法徹底破產。

　　4，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已經毫無前途，沒有信仰，沒有道德，只能苟且存在。

　　那以後，中共只能讓腐敗貪污作為黨運作的動力，並賄賂社會的精英分子，給他們一起撈錢的權利，撈到了一定數量，就走人。

　　Hardsword 更指出：

　　六四大屠殺加速了人民對共貪黨本質的認識;

　　六四大屠殺加速了共貪黨的自掘墳墓的深度;

　　六四大屠殺加速了歷史朝代輪迴的速度;

　　六四大屠殺加速了共貪黨的早日滅亡;

　　六四大屠殺加速了這個王朝的早日滅亡;

　　全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日子，全世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日子。這一天，令共貪黨惶惶不可終日。

　　六四平反，共貪黨滅亡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最後，提出一個“實踐檢驗”的標準，希望能在所有祭奠六四的論者中擺平：

　　對比六四前後，如果殺人者“八老”及其家族更加廉潔奉公，專制者共產黨更少貪污腐敗，而中國的公民意志有更加通暢的表現渠道，社會的道德水平普遍提高，中國社會的貧富差別更加縮小，中國的法制更加透明，中國的國家機器更加國家化而不是私黨化，那麼，我們有理由認為“共產黨(主要是鄧李楊)濫用暴力”可能有一些“積極意義”。

　　如果相反，則實踐證明六四的暴力只是為着私念私利，那麼即使它有ZF的出面，軍隊的軍令，它的本質還是反法制，反人民，反歷史，反人類的。

　　六四的反人類罪行，總有一天要得到徹底清算——這才是它的積極意義!

　　再次敦請老B正面回答以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