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邏輯、事實與現狀

武振榮

關於邏輯：

1、  中國並不缺乏民主、民主運動及民主價值，而是缺少對它的整理與整合。

2、  不是沒有整理與整合，而是整理、整合時所採取的模式不適於民主之所用。此種模式把事物置之於兩個極端之間，於是，經此模式處理後所得之結果、結論，同此模式所要反對的對象有殊途同歸之嫌。

3、  把於共產黨集體、共產黨大人物（如毛與鄧）有關聯的民主對象視為“可疑的”，都打上XX，並且標註出“取消”字樣，是一些要求民主的人所犯的一種主要錯誤。

4、  繼續推論的結果是：人們在“否定”了“可疑”的民主、民主運動及民主價值後，就把自己弄到了兩手空空的境地，這和民主的建設性質是格格不入的。

5、  在共產黨統治人民的歷史和現實關係中，否定共產黨統治的行為（它是正確的），往往會非常容易地導致對人民行為的否定。結果是，人民和共產黨犯了同一個性質的同樣錯誤。近20多年一來，民主運動不能復興的一個原因可以就此尋找。

6、  在專制社會主義和專制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許多民主的東西和共產黨政策及共產黨內的大人物有關之情況，可以說是“國情”；因此，當歷屆當權派在“國情”上面做文章時，人民“否定”“國情”似乎順理成章。

7、  於是，民主——於人民之所得，就必須在“國情”的“對立面”去尋找，此已經形成為一種共識。

8、  共識進一步演繹，便置民主於“無中生有”的境地；而危險在於，此一種情況大皆是發生在人們的無意識狀態中，所以產生不了由反思所造成的矯正。

9、  “無中生有”的民主，不僅僅關乎近60多年（共產黨專政時期）一來的歷史，也同時關乎民主的100歷史（辛亥革命）。“百年革命”的話題經常有人說起，但下面卻沒有內容（民主）。

10、           
對於上述9條，可以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不破不立”去概括。就整體情況而言，如果說中國“民主人士”對於毛澤東懷着“刻骨的仇恨”（這一點都不假），可是，他們在做民主的事情時，於最後的關鍵時刻往往和毛走到了一塊（殊途同歸），卻是令人尷尬的事情。換言之，他們的行為沒有超出毛澤東之“彀”，如果毛澤東活着的話，嘲笑他們，說：“你們的做法入吾彀中”，有什麼不對呢？可見，對毛即使懷着“刻骨仇恨”，他們也沒有出毛（我主張“出毛去鄧”），而是最終地在毛的泥潭中打滾！

關於事實：

在我們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某些重要的政治事實（民主）是由某一種特定的邏輯推導出的，這是一種不可否定的情況；但是，對於某種事實，存在着我們本當努力挖掘即可構成對它的另一種解讀之路，卻被我們上述邏輯觀念給堵死了。於是在我們生活着的多元化時代，對於事實解讀的多元化努力就無法實現，最終，多元化在我們這裡和在共產黨那裡一樣，變成為一個欺世盜名的口號。

本文認為，要在過去或現在特定的事實里尋找“人民”的東西，並且運用切割法，把它同共產黨、共產黨大人物的東西“切割”開來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與其在國外的民主教科書裡去尋找民主的東西，把它翻譯過來，好像中國人直接可以運用，原本就是一種錯誤。民主這東西，雖然存在着“普世”的因素，但是，它的真實存在只可能是“土生土長”的。在中國，一個民主的事實儘管可能關乎着共產黨集體、共產黨大人物，但是它的一頭如果關乎着“我”的話，那麼，搞民主的人，把只關乎“我”東西系統化，就是他們努力的方向；在方向的相反一頭，別人是怎麼對待它的，乃是你夠不着的事情，即使放任自流也無傷大雅。就此而言，任何把民主“理想化”，以“過高”的標準去定義它，都是不可取的。在民主的事情上，有時候積極行為卻往往造成消極的後果。

職此之故，民主面對的不僅僅是一種事實，而且面臨着對事實的解讀和建構，如果說共產黨和它的大人物對事實也做了“建構”的話，那麼，在解構它的同時，建構人民的東西是一樁絕對不可少的工作。就此而言，近20多年一來，民主不興的另一個原因也就浮出水面了。

民主是人民的事業，可人民的收藏夾卻是空的。

對於上述理論如果借例子來說，情形如下：

上一個世紀60年代，毛澤東主張“人民”“造反”，用“造反有理”的口號（30年代的）“號召”人民造反，對共產黨來說，的確意味着毛的“錯誤”，但是，站在人民一方看，人民對壓迫他們17年的“反動路線”和“反動統治”進行造反，這錯在哪裡？難道不令人深思？毛澤東主張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元化”的，可是興起來的文化大革命出現了“多元化”對立和對抗，這又錯在哪裡？至於說在這個時期出現的任性的結社自由、遊行示威的自由和書寫大字報的自由，不都是人民社會最寶貴、最珍貴的民主資源嗎？今天，中國民主運動的水其所以乾枯，原因不是清楚了嗎？把如此豐富的民主之水的源頭給堵死了，想另找水源，那只有碰運氣了。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建立在“全盤否定”“文革”的基礎之上，固然錯誤，但是，籍着這種政策，蟄伏於人民中間的自由意識和自由思想勃然而生卻是一個積極的政治現象。因此，在共產黨準備了一個“開放”的空間的條件下，1989年的大學生和市民，用自己的政治行為去撐大它，乃屬於民主，誰可以因為它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有關就視為“可疑”的呢？依此推理，一種民主行為最初可能與“可疑人物”有關，亦有“可疑”的目的，但是人民的參與卻可以改變它的性質，所以，整理、整合人民廣泛參與的運動與政治事件，並建構其歷史，乃是搞民主人一項任務。

在共產黨那裡，毛和鄧是水火不相容的，這是事實，可是與這一事實連貫的是，人民在前毛時代的作為和在後毛時代的作為，卻沒有水火不相容的性質。所以，共產黨建構不起一個前後統一的歷史和時代，那是專制本身的否定性在起作用，可人民這一方面對曾經上自己之手的東西，卻沒有理由非得分成為相互否定的東西不可。

習近平代表的紅二代想把毛和鄧統一起來，以去掉共產黨歷史內在和外在的否定性，可是，這種行為到頭來非失敗不可，是可以提前預測的。與此不同的是，人民把自己經手的事情統一在自己的名義下，卻是完可能的，如果被統一的事物有着類似於質的差別，那麼，也不妨事，試想一想，一個具體的人的成長過程，不也可以分為嬰兒期、兒童期、少年期、成人期諸多階段嗎？人民的歷史為什麼不會有這樣類似的分期呢？

1966年人民造反沒有錯誤，如果說它錯誤，那就是把造反沒有堅持到底；1989年的大學生運動也沒有錯誤，如果說有錯誤的話，那就是他們沒有把運動建立在“革命”的基礎（它是中國社會本土原有的、本有的）之上，大學生們卻想另尋基礎，另闢蹊徑。

關於現狀：

人們若是沒有發現邏輯的工具性質，想用它去直接地拿取民主，也沒有認真對待中國本土政治事實，就導致出如下的窘境：民主被理解為和中國共產黨“對着幹”。其實呢？“對着幹”也可能關乎着很小、很小一部分民主，而更大、更多的民主本身是“對着幹”得不到的。

在網絡上，反對共產黨的調子是60多年一來最高的、最響的、也最振人心弦的，可是呢？反對共產黨的行為卻是那樣的死氣無力，以至於6·4之後，中國社會連一場像樣的民主運動也沒有發生過啊？期間，如果不是維權運動撐着體面，中國民主運動可以說是壽終正寢了！

我已經反覆說過在，我們中國民主已經具有100多年的歷史，可是呢？在這樣一個世紀的長時間裡，許多熱衷於搞民主的人卻只可以“出示”專制，拿不出民主。於是，民主就被放在了後頭，情形同前毛時代的共產主義被放到後頭一模一樣。

結束這種現狀的一種努力是建構人民運動的歷史，呼喚人民運動的精神，而這一點在中東茉莉花革命之風吹來時，情況有了改變。無論怎麼說，人民廣泛參與的革命性運動不再被視為“大動亂”，而被看成為改變中國社會的根本方式，於是，理論上很難作成的事，一陣風卻吹它到位了。這正好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語：“當事者迷，旁觀者清”。至少21世紀的專制獨裁體制是如何垮台的，人民在電視屏幕看到了它。電視圖像在人民內心裡驟然形成一種革命的圖畫乃是上天對中國人的恩賜（參閱拙文《論讀圖時代的民主》），如果說這本來是他們歷史中的一部分的話，那麼，對自己革命的歷史的回憶就是任何勢力也禁止不了的！

理論呼喚人民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了，但是，圖像教會人民行為的時代卻一蹴而就。就此，我勸那些認為理論準備不足，因而革命性質民主運動難以發軔的人，改變自己的悲觀看法，民主的瓜熟蒂落圖像似乎正在悄悄成型。

2013年6月23日《博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