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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叙利亚、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家，分别出现了因对现政府执政成绩（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不满和失望，再次以集会、游行示威等、多数人暴力方式，强行要求本届政府下台。却完全不顾即使这个政府、已经是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事实（如土耳其总理或埃及总统）。除了突显那里整体民众毫无民主素质或理性可言之外，只能以他们的具体行为，证实了科学《新理论》认为『在西方错误社会理论忽悠下的所谓“民主制度”，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窝里斗”式的山寨“伪民主”而已，并无积极、进步的价值或意义』的判断，是上了一部分“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以便浑水摸鱼”者的当。当看到在埃及广场上的民众，在听到军方宣布“开除（民选）总统穆尔西”的消息后，表现出来的欢欣鼓舞、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的景象，竟然跟一年多前，为欢呼穆尔西上台当总统时的情景如出一辙。不能不联想起一句哲言“只有蠢人才会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不幸的是，已经有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几乎是所有以为自己做了“主人”的“大众皇帝”们的典型表现。以至于只能对这些根本不知“民主”为何，却只知一味如阿Q般起哄喊“民主了”的人，冠以“大众昏君”的头衔。同时把制造这种“昏君现象”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对社会早已客观存在的民主事实完全“狗屁不通”的错误社会理论。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说八道，而是绝对有可以“以理服人”的事实根据的。
其实科学《新理论》对“构建真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早已经作过明确的阐述，那就是『领袖的独裁，加上绝对（但有定义域限制）的言论自由。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结论，既可以用来总结成功经验，也可以用来检讨失败教训。比如：
毛时代的成功，是因为他以自己的能力和才干，有效地实行了力排众议的独裁。而他最后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他彻底拒绝了另一个同样不可或缺的要素“言论自由”，而不能对他自己一意孤行的主观错误，加以约束或限制，才导致最后的满盘皆输；而他的继承者，想继承他的独裁模式，却没有那样的判断能力，也不敢放开对“言论自由”的管制，才会面临难以为继的尴尬；总之，无论中国的过去或今后产生的问题，无不都可以从中找到正确有效的启发。
而今天非洲或中东发生的问题，则全部都是一个没有定义域限制的“言论自由”的扩大化滥用问题。在西方国家的故意唆使、怂恿下，不但不知道『享受民主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民主后果的责任』反而以为这是一顿“不吃白不吃”的免费午餐，已经结合自己的文化特征，习以为常地演变成一种“多数人暴力”的行为了。客观地看，这些国家的落后或经济不发达现状，其实就是那个民主社会的咎由自取。只要那里“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中的精英读书人，不能认识并加以纠正的话，再多吹嘘出几个“这之春、那之春”都没有用，伴随着他们的，永远是“贫穷与落后”，不信就走着瞧吧。
对以高明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而言，这本来是一个“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问题，只要根据科学新理论的“民主观”，结合当年利比亚或当前埃及、土耳其、叙利亚等地发生的政治动乱问题，加以思考、比较，就知道这“伪民主”，只不过是一贴能把“聋子治成哑巴”的劣质假药而已。那些至今还想靠“（伪）民主救国”的人（比如一些香港同胞或青年学子），敬请三思，以免最后贻误了中国自己真正的“社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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