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加坡政府推出了一個所謂的“組屋計劃”，聲稱要解決“每一個人都買得起房子”的問題。在讓自己出了一回“風頭”的同時，又擺了中國一道：好像跟中國政府相比，自己是如何如何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此舉果然引起中國廣大夢寐以求而不可求的“想房族”的嚮往與追捧、以及對自己政府“房屋政策”的不滿和批評。看在科學《新理論》眼裡，只能從“普世價值觀（仁義禮智信）標準”的角度，作出這些人“缺智”的判斷。因為他們不懂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最基本哲學常識，拿一個解決幾百萬人的問題、跟一個要解決十幾億人的問題來相提並論。就像拿治“香港腳”問題的難度，跟治“牛皮癬”問題的難度、相提並論一樣，除了給江湖郎中或經濟學騙子之流，不斷提供“忽悠生財”之道外，是解決不了中國的住房問題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之所在。

這個“根源”就是千百年來對杜甫著名詩詞『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錯誤解壓縮。最後形成“居者有其屋”的傳統觀念。到了今天，更進一步演變成追求“人人有房產”的荒唐價值觀。已經跟當年杜甫的浪漫人文情懷和境界，完全南轅北轍了，時至今日，可以說這種傳統觀念已經不合時宜、與時拒（拒絕的拒）進地、落伍到愚昧無智、甚至錯誤的地步，成為不折不扣的“時代絆腳石”了。這絕對不是沒有根據的胡說八道，而是有理有據的科學判斷：

今天的世界，已經由於便捷快速的現代化交通運輸條件，以及高科技資訊網路高速公路的建立。基本具備了人、財、物都可以“無遠弗屆”的可能。客觀而宏觀地看、儼然就是一個“地球村”的雛形。根據“春江水暖鴨先知”的道理，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聰明中國人，不但已經搶得先機，通過包括“偷渡”手段在內的方式，到全世界去搶得“第一桶金”；留在國內的數以億計農民，也紛紛外出到經濟較發達的城市打工，以自己被反覆榨乾的“剩餘價值”，為國家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作出貢獻。他們的這種國內國外行為，突顯出一個“流動”的特徵和“生命在於運動”的社會活力（可惜未必都是“正能量”）。而這時候，房屋的功能，已經由“大庇天下寒士（居住）”，轉變為可以在傳統觀念上代代相傳的“恆產”。這絕對是落後的觀念。因為對絕大多數農民工或大學畢業生人而言，根本沒有“到一個地方買一所房”的條件。於是“租房住”就成為首選，只是因為受“有恆產才有恆心”之類、過氣的觀念影響，加上“一切向錢看”的錯誤“GDP政策”，將住房的開發，竟然當成了一項發展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跟開發商聯手，推出將房產作為“投資、保值甚至生財”的理念，已經完全背離了杜甫當年詩詞中體現出來的初衷，徹底掉進了唯利是圖的“錢眼”。

不過，要真是如此倒也罷了。因為符合“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不可抗拒的“天性”。既然我們至今都不知道“何為天性”，當然只能“不知者不怪罪”了。而中國人的“無智之處”，恰恰是“利令智昏”到，連一些擺在面前的客觀事實都看不到了：

首先，居然忘記政府的房地產政策中，早已明文規定“房屋產權的有效期為七十年”。也就是說理論上，一個人只要不是“短命夭折”地活不過七十歲，那麼他很可能就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親眼看到自己當年好不容易打拼來的“房產”，還沒有來得及移交給兒女，就如“煮熟的鴨子--飛了”般、沒了；其次，今天的年輕一代，早已被時代潮流忽悠成未必貨真價實的“鴻鵠之志”。除了將上一輩的“房產”當成不要白不要的、可以變現的錢財外，已經養成只要滿足物質享受的條件，就可以“處處為家處處家”的習慣，相對於過去“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保守傳統價值觀，的確是一種大的進步。

所以除非國家的“房屋政策”已經跟開發商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否則就不要再靠什麼“宏觀調控政策”來敷衍，而是應該從觀念上進行徹底的改變，把落伍的“居者有其屋”觀念，現實地改成“居者有其住”的國家基本住房政策。具體地說，就是應該提倡“出租房”理念，將房屋作為國家、城市或企事業、而不是個人的不動“恆產”。由地方或企業來建造一些不同檔次和租金標準的房屋，出租給本單位有需要的員工。不但可以解決員工的後顧之憂，更可以凝聚他們“一動不如一靜”的“向心力”，不用每年為“招不到工人”而操心。另外，作為補充，中央或地方政府，還可以成立“公私合營”的房地產企業，建立一些不同層次的高標準、高檔次、高價格（包括稅收）房屋，出售給那些有“投資癖”的大款或富豪，以及“已經富起來”的，部分民眾的傳統觀念需要，滿足“各取所需”的目的。可以肯定，這種從組成社會的最小分子--家庭開始，由內而外的“穩定”，必將更進一步為國家真正打下“維穩”的牢固社會基礎。到那時，政府也許就不用再花大錢或大力氣，來用在武警或城管身上了。

由此可見，將“居者有其屋”的追求，改成“居者有其住”的口號或國策。正是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必然結果。而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充其量只不過是那裡有中國文化傳統、卻會讀書而不會用的精英讀書人，以文化加工獲得的小聰明，在巴掌大的“自留地”或“試驗田”般的“彈丸之地”範圍內，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的結果（筆者聲明：願意在對等條件下，公開接受新加坡讀書人的挑戰或質疑）。而中國人的任何直接仿效，都是一種“東施效顰”或“邯鄲學步”式的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