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绝望的堕落

　　　　　　　　　　　　　　　　作者: 何玉兴

纳粹期间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大师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爱因斯坦认为，“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中所说：“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

在骡马市般的地坛书市，花三元钱买了一本萨特的《恶心》，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丑恶表演，实在恶心得读不下去。在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们成了世俗道德的违背者，他们行为怪癖，心肠刚硬，撒谎、虚伪、自私自利到了极点。拉塞尔·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哈耶克说，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

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独创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勉强把他们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其实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翻阅黄梵的《第十一诫》，比萨特的《恶心》还让人恶心。主人公齐教授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堕落，不仅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甚至不惜修改数据，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当儿戏。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晚明文人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现代性的书。走近晚明的文人，让我们嗅到了“堕落时代”的酒气，让我们看到了“堕落时代”酒色过度后的回光返照。他们酒后佯狂，装疯作傻，倚疯作邪的病态成为常态。而晚明文人的病，绝不仅仅属于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堕落》一文中写道：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将文人分为几类：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何玉兴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是被包养的“二奶”，如战国时食有鱼、出有车的士；二是被抛弃的或嫁不出去的“怨妇”；三是持独身主义的“尼姑”，但出家前大多受过刺激。林贤治说：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牞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

够了！关于知识分子堕落的例子，书上成千上万，现实中比书上还多。

一棵被当地居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牞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绝望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