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一個求義軍人--寫給蔣彥永醫生 |
| 送交者: 老鄲 2004年07月26日11:45:5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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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以後回過幾次國,旅途中也曾遇見些軍人,當兵的,當官的,文的,武的,帶槍的和不帶槍的。見到中國社會中的這一群人,每每引起我打自心底里的鄙夷:“就是這等人群,為了討好主子,為了邀功求賞,竟然能下得了手,對着和平的人民,善良的老百姓開槍。” 當然,我知道,軍人只是統治者豢養的工具,暴力機器,六四的血債不應簡單地記在當兵人的身上;當然,我知道,所謂的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們在扳響槍機之前,並沒有士氣高昂地狂寫血書請求與北京的平民學生作一死戰;當然,我知道,當兵的也是中國人,生活在現實的中國社會中,對中國社會目睹的各種怪現狀也有觀察和感慨;當然,我知道,中國的軍人,自打建軍的那天起,即以內戰為己任,天生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為榮,但是,我不能再把他們放回原先的“子弟兵”的清白位置。他們畢竟在功利的權衡上,把自己撥到了人民公敵的一邊,把自己的品質作成給統治者賣命的身價,與那些狼心狗肺的嗜血屠夫,在六四的同一個夜晚,碾斷了與中國人民的血肉聯繫。 我可以說,他們是可憐的,也是可悲的,把和平年代屠殺自己的人民的惡名,不偏不倚地戴到了自己的頭上。在六四的血風中,在幾百萬中國的現代軍人里,我只看見一個高大的形象,幾百萬分之一的幾率,這就是中國現代軍人中,良莠的比率。但我還是覺得比較慶幸,因為他讓我看見中國人,中國軍人,中國的歷來和將來的軍人里,還有良心良知和道義的一小隙生存空間,讓我覺得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思維減退的族群,還有在這個人類世界繼續存活下去,而不墮落為行屍走肉的一絲可能性。 他,就是我在《求義》一文中高度讚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八集團軍的軍長徐勤先將軍。抗命,抗屠殺人民的軍令,需要的不僅是勇氣,而且是一種氣慨,一種堅毅的道德信念。我說,在幾百萬軍人的“犬武”從命的俯首群中,有一顆高貴的腦袋昂挺着。用他氣壯山河的個人魄力,阻擋了全體軍人道德水準的巨幅跌落。 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全體軍人,都在與徐將軍的對比中,作為開殺者,作為自戕者,作為屠夫的刀刃,作為中國人民的災星的一員,在十五年長夜一般地自譴自責中,拯救着或者更加淪落着自身的靈魂。想想看,全軍幾百萬人的靈魂煎熬,更該是多麼大的一般社會力量。這且只是中國十幾億人中更壯闊的靈魂蒸餾巨釜中的一個小支流。 煎熬的靈魂會發出嘯叫,為他們自己,也為着被他們傷害過的傷害着的亡靈和生靈。煎熬之愈深,嘯叫則愈烈,它要激起山呼,盪起海哮,它要排山倒海,捲地而來。 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個道義軍人,十五年後,在自我靈魂拯救中,擺脫煉獄苦境,要為自我精神的重生,為中華民族的整體精神的復活,而嘯而舞的軍醫蔣彥永。與軍長徐勤先將軍稍微不同的是,將軍是純粹的熱血行伍軍人,而我們的軍醫蔣彥永則兼有軍人的職份與知識分子的思維。 十五年的壓抑,十五年的不鳴,一旦從心靈深處掙脫了壓迫,一旦決心要鳴出十五年的不平,他的鳴,即使不是一鳴驚人,也足夠把中國人的朦朧噩夢驚醒。 十五年來,作為軍人,他看見的是什麼?他看見的是死者與生者。在死者與生者的結合體中,他看見一個人——一個中國人,一個現代的和將來的中國人——中國人應該怎樣地活,中國人應該怎樣地死。這個形而上的中國人,就是我們大家。 我們不應該活,哪怕是賴活,而被食,我們不應該活而被殺,我們不應該被槍殺在菜市口的西街,我們不應該被車裂於木樨地的南口,“我們不是牛馬我們是人”。看着十五年前染紅天安門廣場而至今仍未被完全洗去的中國青年的血,和平的生靈為和平的事業挺起時慘遭中國權貴及其爪牙當頭槍殺的中國之國血,每一個中國人都會,也應當想想:我們中國人還是人嗎?被殺的中國人還是人嗎?殺人的中國人還是人嗎?被殺而嚇得驚惶失魄的中國人還是人嗎? 想起了三十年代那支老歌,“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個歐洲,為了博愛、平等、自由,我們願付出任何的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在人道的大旗下,那時候的中國人民,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了與蔣家王朝的離心離德。我要說,即使在屠殺的邪惡最風光的時刻,是人間道義力量,蘊藏着人類和中國歷史前進的動力。它可以一日被抑,它可以十年不鳴,但是,它總有找到自己擺脫羈絆,訇然巨響的一天。因為人對道的追求,是永恆的,不可抹去的,即使是用坦克大炮炸子彈。 從所謂的新中國建立,人,中國人,是不是就擺脫了奴役,擺脫了牛馬狀況?站在不同角度的人們看見不同的人,但是,六四這一夜,把所有的中國人,都放在了槍口的對面來自我審定:我們到底是牛馬,還是我們是人? 就連穿着軍衣的中國人,也要承受道德的重排。作為開槍的主體,作為六四人血饅頭的受體,軍人,中國現代軍人的道德在既得利益的薰淘和自我良心的譴責下,迅速分化。像蔣大夫這樣棄魚肉榮華而追求道德自救的,是中國現代軍人思想鬥爭後的優出姣姣者,像他這類的選擇崇高者,應不在少數。 當權者懼怕的不止是蔣大夫的“正名六四”的呼聲,更懼怕的是他所代表的思想動向,他所代表的對於人的價值,也就是反過來對於那種摧殘人本身的暴力行徑,的全面思考。 在摧殘人的原來那塊地界,在殘殺人的那同一條大街,關於人的精神的道義的概念,在人心中成長。這大概是那些當初下令開槍的頭目們始未了及的,或者是在質與量上估計錯誤的。殺人者的口號是,“殺他二十萬,穩住二十年”。眼看二十年的自我詛咒馬上臨界即現,他們一個個都在心神慌慌念念有辭避重就輕地自我美容:“六四屠殺給了我們建設發展的時間”,而且又在衷心地禱告上帝再寬限他們幾年時間,好把從中國人民身上剝奪來的剩餘價值,裝它個盆盈缽滿。可是,上帝是不偏不倚的,他給了你充滿錢袋的時間,也給了手上沒沾血的人們,精神升華的思考時間。 看看,是你的錢袋先裝滿,還是老百姓的良心發現先完成。 蔣大夫的要求,敲響了錢袋的喪鐘。在大鐘還沒有全方位震盪以前,錢袋們又一次執起了他們的拿手好戲:暴力傷殘,暴力鎮壓。蔣大夫被莫名其妙地“蒸發”,銷聲匿跡。 蔣大夫要寫,要重寫那個大寫的中國人,可是中國人再一次沒被當人看,再一次被監禁奴役。我說過,對中國人,現在是一個全新的人權鬥爭階段,用十五年的痛苦釀成的人的心頭之味,才在挺起新的覺醒,而中國政府則很高興用蔣大夫的實例向全世界證這一論述,他們用繼續傷及國人,傷及國人的良心,來把苦味釀得更加醇美,來把克制自己的人權牌交予他人之手。 我在前文《諫活》中說過,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在用人性高度的道德水準來“提攜”那些不符合人類道德起碼水平的暴力統治集團,不是因為他們酷愛這些統治渾球,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武器的批判,所以只好拿起他們僅有的批判的武器,以盡他們力所能及的對人類社會的微薄貢獻。在這點上,即使是一匹已經喪失正常生命力的死馬,他們也只能把它當作活馬來醫治,不是因為死馬一定可以在他們的高超醫術下復活,而是因為這樣可以免除那個垂死而不最後僵硬的龐然大物集盡其最後能量,最後一次的歇斯底里的掙扎所能帶給這個社會的最後破壞。 即使是這樣的苦口婆心,也要被抽風般的野蠻勢力絞殺。可見“諫活”與“諫死”一樣的徒勞無功。我能令略的,只是那一顆愛其民而及其國,更及其軍其黨的愛心,即使他可能已經愛得太多。 特擇短句,遙贈蔣大夫 南冠無囚處,西幗長泣鳴。 良醫出亂世,通鑑蓋清明。 馬病仍活諫,人權正力爭。 割喉垂肆虐,難禁自由聲。 (2004-6-23初稿) 《楓華園》(0407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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