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的與工具——儒學與現代文明的一個理論課題 |
| 送交者: 蒙培元 2004年07月26日19:31:4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儒學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是一個多層次的整體結構,可以從不同層面進行確定並說明其現代意義。從理論層面上看,我以為儒學是一種目的理性學說。這並不排除其他解釋的可能性,但是從儒學與現代文明的關係來看,目的與工具的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在中西哲學與文化史上,都出現過目的論。但是最初的目的論,都與宗教神學有聯繫。西方的蘇格拉底與帕拉圖,都有目的論思想,但這種思想後來與宗教神學相結合,成為宗教神學的理論基礎。這種早期的目的論認為,世界的存在,有一個最後的目的,它不在世界之中,而在世界之外,它就是神。因此,神是絕對主體。在中國上古時期,也有原始宗教神學,它承認"天"或"帝"是有意志有目的的神,能"賞善罰惡",人間的一切都是由"天"安排的,人應當受"天命"的支配。但是自從孔子創立懦學以後,這種神學目的論被否定了。孔子經常談到天,但其主要意義已不是指主宰人類命運的神,而是指自然界生長發育的過程。應當承認,在孔子那個時代,人們的觀念和信念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不是相信天而是相信人,人的命運應當由人自己來主宰,人的價值應當由人自己來實現。這是儒學產生時的一個根本標誌。孔子的仁學就是這一標誌的核心。"我欲仁,斯仁至矣。"人的主體性被明確地確立起來了。在中國文化的轉型期或"軸心時代",除了墨子講"天志",持宗教目的論之外,其他各家包括對中國哲學文化產生過很大影響的道家,都否定了宗教目的論。漢朝的董仲舒,雖然試圖恢復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但他所說的天,已不是上古時期所信仰的天了。他吸收了陰陽、五行等學說以及當時自然科學的成果,其所謂天已在很大程度上向自然界靠近了。宋明時期的新儒家,再也不講天命論一類的目的論了。新儒學具有明顯的理性精神,這一點是很多人都承認的。 西方又有一種自然主義傳統,二十世紀又出現了"自然主義"流派。自然主義同目的論是對立的。它主張,一切都要從自然的原因,如因果律、必然性等等方面來解釋,包括人性在內。它所說的自然,是沒有生命、沒有目的的自然界,是一個機械的、物理的世界,即使是生命現象,也要還原到物理、化學的原因去說明。但"自然法則"、“自然權利"的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它是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的重要理論基礎。儒家學說也講“自然",卻並不承認自然界是完全受自然因果律、必然性支配的,人雖是自然界的產物,但缺乏"自然法","自然權利"的傳統,因此,不能被歸結為自然主義。在中國哲學史上,只有漢朝的王充持自然主義觀點,他認為人的賢愚是由稟氣厚薄決定的,但他的"天道自然"的學說並未成為中國哲學的主流,沒有被儒學所接受。 儒學講"天"。從一定意義上說,"天"是指自然界,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這裡所說的天,就是自然界。但不是機械論、物理學意義上的自然界,而是生命意義上的自然界,不是作為純粹客觀對象的自然界,而是同人的生命存在有聯繫的自然界。自然界有一種"秩序",但這種"秩序"只能從生命的意義上去理解,從天人關係去理解,也就是從"天人之際"的角度去理解。孔了的"天命觀"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提出的。此後,儒學廣泛使用"天命"、 "天道"、"天理"等範疇,雖然不同學派有不同解釋,但就其主流而言,都是講"天人之際"的問題。儒學並沒有把天說成與人相對的純粹客觀的存在或實體性存在,而是從人的存在出發談論天或天道的。因此,從一開始,天與人就不可分,離開人的存在,所謂天是什麼一類的問題,根本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反過來要說明人的問題,又必須從天開始。這就是儒學"天人之際"的哲學。 " 天人之際"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自然界與人的關係問題,但又不能從通常所謂人與自然的關係去理解。通常所說的天人關係問題,是指人與對象,主觀與客觀的關係問題,實際上已經預設了認識與被認識的關係問題。儒學所說的"天人之際",是一種特殊關係,具有特殊含義,只有揭示出這一點,才能說明儒學的本質特徵。而這一點在當前討論儒學現代化以及儒學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問題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 自然"一詞首先是由道家提出的。老子說,"道法自然"。有人將自然理解成"自已如此",沒有任何外在的目的。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沒有外在的目的,自然本身有沒有目的性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道家老子和後來的莊子其實都是討論"天人之際"的問題,但他們都不是自然主義者。他們所說的自然,最後都要落到人的問題上,而他們並沒有把人理解為純粹自然的人。他們用"自然"取代了天或上帝的目的意志,但他們又賦予"自然"以一種無目的的目的性,因而才有所謂"道德 "學說。道家決不是提倡回到自然狀態,而是主張成為"真人"、"至人大"、"神人"或"聖人",即實現本真的人格境界。儒家接受了道家關於"自然"的思想,但賦予自然以儒家的價值內容,這就是"善"。這樣一來,天或"自然"的目的性就更加明顯了。但這一切都要靠人來實現,因為真正的目的是在人而不在天。人的生命是天之所"命",由自然界"賦予",但要實現出來,卻只能靠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人能弘道",張載所說的"人為天地立心"。 天或"自然"當然不是沒有任何獨立性意義,但是其獨立性意義只有通過人的生命活動與體驗才能被認識,被把握。儒學在其自身的發展中形成了一套宇宙本體論,這一點從《周易》就開始了。儒家關於天的學說,毫無疑問是一種生命哲學,天的根本意義是"生"。"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這是儒家天人合一論的基本出發點。自然界是一個不斷生長、生成、發育流行的過程,這一過程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但又是有秩序的。這一過程是不可逆的,不是還原論的。它指向一個目標,這就是人的生命。這是"天命"、"天道"的最根本的意義。所謂"自然目的"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它不是真有一個預定的目的,因為它不是人格化的神,它就是自然界本身。但自然界本身又是如此和諧,如此充滿生機,以致最後出現人類,並由人類來完成這種和諧。所謂"天人之際",既是指邊際,即人和自然界有區別,同時又有一種微妙的內在聯繫,這就是"繼善成性"。"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中間有一種目的性關聯,關鍵是一個"繼"字和"成"字。 自然界有一種向善的目的性,實際上是說,自然界有一種有序化的秩序,這種秩序體現出一種方向性或可能性,並不就是人類所說的善。但人類的善必是"繼"之而後有,這個"繼"字說明,人不能脫離自然界生生之"德"而存在,同時又說明人的主體性之重要。"繼"是一個主體性行為,只有人才能"繼天立極"(立人極),也只有人才有善的目的。自然界本身只是一個"生",生生不已,卻並無所謂善。人"繼"此而生,便有目的,便有善,它是自然界生生不已的結果,也是自然界生生不已的繼續和完成。這就是"天人之際"的真實含義。 從人的方面說是"繼",從天即自然界的方面談則是"命",是"賦"。"天命之謂性"(《中庸》,,"天道流行,賦予萬物"(朱子語),"命"和"賦"都是講 "天人之際"的問題。"命"和"賦"確有目的性意義,但又不是上帝命令人或賦予人那樣的目的性行為,它無非是天道流行,人得之以為性。這是一種自然的"賦予",好像是有一個主宰者命令或賦予一樣,其實並沒有什麼神秘。 人雖然"繼"天而為善,但這只是一種內在的潛能,或內在根據,就其發展而言,只是一種可能性,真正實現出來則要"成其性"。這才是作為主體的人真正要做的事情。"成性"是主體自覺的實踐過程,也是目的性活動。這是人生的根本目的,不是指蓋房子必須事先設計圖案那一類目的。在儒家看來,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成性",即完成自然界賦予自己的生命。人既是自然界的產物,"又是自然界的主體,這所謂主體,不是把自然界作為對象去認識,去改造,而是實現自然界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人自身的目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對自然界負有使命,有一種"天職"。人的生命的價值就在於此。 要實現人的目的。全在人自身的主體活動,人的主體活動則是由"心"來"主宰"的。其實,"心"就是目的本身,又是活動。儒家的心性之學就是從這裡提出問題的。儒家提出"天地之心"、"天地之性"一類範疇,就是講目的倫理的。其實,他們並不相信天地真有心,"天地並無心,心只是人之心。"(張載語)如果說天地有心,那就是"以生物為心"(朱喜語)。"以生物為心"無非是說,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具有生命意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然界具有無目的的目的性。但是要真正實現"天地之心",則只能靠人心,因為只有人才有心,才有目的。人的心就是"天地之心",人的目的就是自然界的目的,離了人心,便無"天之心",離了人的目的,便無自然界的目的。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學。這種學說一方面顯發了人的主體性,說明只有人才能"為天地立心";另方面卻將人與自然界真正統一起來,而不是對立起來,說明人只能"輔相天地"、"參贊化育",而不是把自然界作為對象去宰割,去破壞。 作為儒學核心的仁,就是同"生"的哲學聯繫在一起的。從原始儒學到新儒學,其間經歷了許多變化,但"生"與"仁"的學說始終是他們關心的焦點,也是儒學的主題所在。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與仁有何關係呢?天不言,本無目的,但是天雖不言,卻能使四時運行,萬物生長,這就是天之所以為天。接着而來的便是"予欲無言"。孔子終生以仁為己任,但仁並不是靠言說能夠說清楚的,仁不是一個語言的問題,而是心靈的問題,心靈的問題只能靠主體實踐才能實現出來。在這裡,天人之間顯然有一種內在聯繫,只能“默而識之”,靠生命體驗去認識。孔子又說:“天生德於予。"人的德性靠天所“生",這個"生",不是生物學上所說的生,而是一種生命哲學,體現出自然目的論與道德進化論的思想。"天生德於予"與"天地之大德日生"都講到"德",其實後者所說重點在生,德不過是一個後設;前者所說重點在德,生不過是一個前設,二者結合起來,就能看出天人之際的關係。德即道德,德性,最高的德就是仁,後儒認為,仁是"心之全德",其根本 意義就是"生"。 人們常常驚嘆自然界的"精巧"與偉大,好像一個能工巧匠,將萬物"設計"得如此和諧而有秩序,其實最精巧最偉大之處,還在於生出人類生命,而人類是有理性的。人類理性固然能夠將自然界作為對象去認識,去改造,而且能夠取得極大成功;但是人類理性中還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與自然界保持和諧,完成自然界賦予人類的使命,這就是德性或性理。這是一種目的理性,是人生的價值所在。"熱愛大自然"、"回歸大自然",這絕不只是浪漫主義的美學語言,也是倫理道德語言,只有德性很高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這樣說一點也不過份。 有人說,倫理道德只適用於人類社會,不能適用於自然界,因為自然界是盲目的,只能是被改造的對象。這是人類中心論的說法。按照這種說法,生態倫理學的出現,只是為了人類自身的利益,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所謂自然美,也只是一種精神消遣。其實不然,事實上,隨着工具理性的發展,人類已經意識到破壞自然的嚴重後果,已經威脅到人類自身,於是重新反思人類的活動,因而出現了對目的理性的召喚。如果用工具理性的方法解決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問題,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儒家的目的理性,就是以仁為最高目的的實踐理性,它和認識理性,工具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理性。這種理性和人生價值、意義的追尋是不能分開的,亦可稱之為價值理性。但"價值理性"是一個廣泛而又狹隘的說法。說它是廣泛的,是因為凡與人的價值有關的問題,都可歸之於價值理性;說它是狹隘的,是因為它是與認識理性相對的,常常被歸結為主觀理性。目的理性突出了人的目的性,當然與人生價值直接有關,同時又與自然界緊密相聯,決不僅僅是主觀的東西。懦家所謂"性命"之學,"性理"之學,"心性" 之學,都是講目的理性的,同時又與自然界有一種內在聯繫,其根本內容就是仁學。 仁是一種道德情感,"仁民愛物"就是這種道德情感的表現。有人說,儒家的仁,是講人與人的關係的,而且有差異性。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孔子所說的仁,確實強調人與人的關係,而且與孝直接有關,但孝只是"為仁之本",並不是仁之本,而且孝是被當作自然情感看待的。差異性原則是有的,但這也是出於自然情感,仁的特點是"由己及人"、"由己及物",最終突破個人形體的限制,不僅要"泛愛眾",而且要熱愛自然界的萬物。孔子說:"仁者樂山,知者樂水。"說明他對自然界有一種關懷。 仁義與情感意向有關,仁是情感意向之所至。"我欲仁,斯仁至矣。""從心所欲不逾矩。"欲是人的欲求的心理機能,但有感性之欲,有理性之欲,這裡所說,是理性之欲,是發自內心的一種"不容已"的意向活動,這種意向活動是人的生命的內在動力,與此相聯繫的還有意,意者"心之所發",但有"中節""不中節"之分,發而"皆中節"便是仁。¨中節"便是理性法則,是仁的恰到好處。(但劉宗周提出意即是善根,即是仁。)無論是欲,還是意,都是由情感需要決定的。按照儒家所說,情感和情感需要來源於自然界"生生之理"或"生生之道"。朱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這便是側隱,便是仁。仁作為天地"生生之德"的實現,是屬於目的理性的。 情感為何又是理性的呢?因為情感中包含着普遍的人生道理,包含着普遍的人類關懷與宇宙關懷,它既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又是由天地"生生之道"、"生生之理","生生之德" 所決定的。但這決不是聽命於自然界的"安排",這是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是完成人的使命和"天職"。因此,情感既是個人的,又有普遍性形式,情感可以是理性的,或與理性合一的。按照儒家的天人之學,情感決不能僅僅被理解為純粹個人的情緒反應之類,也不能僅僅被理解為純粹主觀的興趣、愛好之類。人類最偉大最崇高的情感是仁,它既是人的生命活動的內在活力,又是人生的目的追求。 有人說,在儒家看來,自然界是善的自然界,是有道德性的,或道德化的,這其實是人賦予自然界以道德意義,自然界被擬人化了。這種說法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把人和自然界對立起來了。道德只能是人類的道德,這話並沒有錯。因為道德的主體只能是人,離開人,還有什麼道德可言!但道德的對象不僅有人類,而且有自然界。這是因為,自然界不僅是人類生命之源,而且是人類的朋友,張載所說"民胞物與"的思想是有深刻含義的。人類離開自然界,將一天也不能生存,人類是大地的兒子,大地養育了人類,更不要說人類的道德資源正是來源於自然界。對自然界的態度是衡量人類道德水準和心靈境界的重要尺度。人固然是社會的動物,但決不是憑空就成為社會動物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一切社會活動都是自然界的賜予,但人們往往忽視了這一點,只把自然界作為開發與掠奪的對象,把自己看作自然界的主宰,以致犯了嚴重錯誤;受到不斷的懲罰。 儒家仁學的最高成就,就是"萬物一體"思想。所謂"萬物一體"的"物",不僅指社會事物,而且指自然界的事物。所謂"一體",就是將天地萬物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如同人的身體一樣。每一物都有自己的地位與作用,有一物不能"遂其生"、"順其性",就如同自家身體受到傷害一樣。這種普遍的宇宙關懷,是仁的最高表現,也是儒家"成己成物"之學的最高成果。這並不排斥差異原則,人的"親親"之情始終是最核心的,其次是人與人的同情與理解,再其次便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相處。這種"由近及遠"的差異性在儒家看來也是自然的,但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決不能將人類凌駕於自然之上,變成自然界的主宰,而是要平等對待,將自己 "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程穎語)。否則,就是"自私而用智",就是自我"限隔",把自己和自然界對立起來,一句話,把自己變成工具。 因此,所謂"自然界是善的"這個說法,只有在以人為主體的"天人合一"之學的關係中才能說有某種意義,如果離開人的目的性活動,這句話就是毫無意義的,如果站在人類中心論的立場去說,就更是無意義。所謂"自然界是善的",無非是說,人的生命來源於自然界,人的生命價值是向善。只有人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因而也就實現了自然界的目的,人與自然界原本就是統一的。人類是偉大的,但自然界也是偉大的。自然界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以"生"為心,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人以"仁"為心。人的使命就是實現"天地之心",即實現仁,仁就是最高的善。人如果能自覺地意識到他的使命和目的,他便是理性的存在物。 康德說,人是目的本身,這句名言否定了神學目的論,否定了自然界之外的神,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主體性,即人的自由意志。但是。康德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矛盾的; 他一方面提出"自然目的"這一概念,批判了科學中的目的論;另方面又承認自然界只是受因果律支配的物理世界、機械世界。作為目的的人與因果律所支配的自然界是毫無關係的,只有"作為本體的人"才是目的本身。因此,目的的問題變成了先驗的或前驗的問題,即變成了先驗論或先驗理性的問題。他承認最高目的是善,但這是與自然律絕然不同的道德律,即道德目的,它是屬於"自由"這一範疇的,而"自由"同"靈魄不死"一樣,是"超絕的形上學"。這樣,在康德那裡,本體與現象,物自體與自然界就是絕然對立的,作為目的的人,只有在本體界才是能夠談論的。 儒家也認為人是目的,但儒家將最高的善即仁視為自然界"生生之道"的目的性實現,視為人的內在的生命之動力和目的,從根本上說與自然界是統一的。"仁者人也 ",人確實是目的,但人並沒有同自然界相隔絕,並沒有將本體的人與現象界的人相隔絕,"作為本體的人"正是通過其功能與作用實現出來的,只有現象界的功能與作用,才能顯示人與自然界的有機統一與聯繫。因為儒家所說的自然界,本不是因果律的物理世界,而是有目的性的生命世界。因此,自然界是"活潑潑地",人也是活生生的,人生的意趣就在於體悟自然界的活潑潑的"生意",實現"萬物一體"之仁。程顥說:"萬物生意最好觀。"這個"觀"字,既可以說是道德式的" 靜觀",也可以說是道德式的"反觀",但決不是認識論的"對觀"。因為人與自然界的關係是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是統一的,不是對立的。 這就涉及到目的與工具的關係問題。一般而言,有目的則必有工具,有工具則必有目的,二者是不能單獨存在的。但我們這裡討論的是目的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問題,不是通常所謂目的與工具的關係問題。 儒家的目的理性主要表現在道德理性與道德人格上,它追求人格的自我實現與完善,其特點是與自然界保持和諧一致,實現"萬物一體"之仁。從這個特點來看,它是超功利的。工具理性的特點,則是功利的,實用的,講求普遍有效性,可操作性,表現在理論上是形式化,數學化,表現在方法上則是精確化、程序化,表現在實踐上則是可操作性。科學技術的廣泛運用就是如此。實踐有兩種,一是道德實踐,一是科學技術與生產實踐,這一點康德早就提出來了。儒家講道德實踐,它與目的直接相聯繫,它本身就是目的性的,這就是"修身"之學。如果把儒家的實踐方法稱為工具理性,那就有問題了。實踐上,儒家是不講或很少講工具理性的。孔子說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這僅僅是一個生活中的比喻,實際上他很重視踐履,卻並不強調工具,"君子不器",就是不要看重工具性的作用。總的說來,儒學缺乏工具理性的支持,這是它的最大缺陷。 工具理性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在人與自然之間架起了一座中介性的認識論橋梁,通過這座橋梁,不斷向自然界索取,以滿足人類的物質欲望。對於人類發展而言,工具理性顯然是必要的,它已成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特別是現時代,已經成為工具理性的時代(科學技術不過是工具理性的運用),科學技術已成為人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要為現代文明作出貢獻,首先需要現代化,要現代化就必須吸收工具理性,與之相結合。這就意味着必須改變儒學的固有結構,由"成聖成賢"之學變成現代社會人人能夠接受的德性之學,而又能夠與專業化、市場化的社會相適應。這是儒學面臨的最大課題,也是必須解決的現實課題。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主張自然界之外有一個最高目的,即超自然的目的,因此,對於認識和開發自然界,並無任何限制,甚至將認識,開發自然界看成是自我救贖,由此得到神的恩寵,實現德福一致的重要途徑。西方的自然主義傳統,則主張自然界無目的,一切都是由自然規律決定,而自然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人性也是由"自然法"、"自然權利"決定的,只要符合"自然法"、"自然權利",人就可以無限地開發自然界。儒家的自然目的論學說,則強調人與自然界是一個生命整體,對白然界有一種普遍關懷和敬意,並以實現"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為最高目的。只有如此,才能實現人的價值。因此,對於自然界的認識、開發和利用,便受到限制。吸收工具理性,是不是意味着遇到無法克服的矛盾衝突呢? 我提出改變儒學的固有結構,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引入工具理性之後,就不僅要"為天地之心",而且要"制天命而用之",關鍵是處理好二者的關係。這裡需要一種辯證理性精神,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度",以實現二者的統一。所謂"對自然界的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必須在目的理性的指導下才有可能,儒學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資源。我們需要工具理性,但使人成為目的,而不是工具,這才是最重要的。儒學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就在於此。 原載於《北京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03: | 抗美援朝:怎一個窩囊了得 | |
| 2003: | 抗美援朝永垂不朽! | |
| 2002: | 論21世紀中國的明治維新與憲政 | |
| 2002: |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