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講政府與權貴豪民爭利的基本途徑有兩個，一是通過稅收，二是某些產業國有化。相比起來，個人更認同《管子》中那種適度稅收加適度國有化的理念，現在歐洲很多國家實行的也是這種政策。稅收如果太輕，不利於縮小貧富差距，也不利於改善宏觀經濟環境；太重則會影響人們勞動積極性。適度國有化不僅可以起分流社會財富的作用，也可以彌補市場的失靈、失調、失效，特別是對需要有自己基礎工業的大國更是這樣。有關國有經濟的話題以後再慢慢討論，這裡只準備提及兩個事實。  

一個事實是，美國和日本是七國集團中兩個基本沒有國有經濟的國家，但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債務在七國集團中也是高的。日本政府債務與GDP比率可怕地超過220%，為七國集團中最高；美國這一比率也已達到110%，在七國集團中位居第三，只好於意大利的約120%。

    另一個事實是，撒切爾夫人認為國有企業拖了英國經濟的後腿，在她任首相期間大力推行私有化。英國國有經濟1979年比重最高，為英國GDP的大約11%。經撒切爾夫人大力私有化後，國有經濟比重下降了大約40%。相比之下，法國二戰後國有經濟占GDP比重最高時曾近30%，最低時也在10%以上。要按撒切爾們的觀念邏輯，法國經濟應該不如英國才對，但事實恰恰相反：1950年，法國的GDP為英國的77.1％，1964年法國超過英國，70年代相當於英國的115％，到80年代相當於英國的125％。據2011年數據，在四大經濟指標中法國有三項優於英國：法國經濟增長為1.6%，英國為0.9%；法國的財赤為GDP的5.7%，英國為9.4%；法國通脹是2.1%，英國達4.5%；不過法國的債務佔GDP的98.6%，比英國的90%差些。2012年，法國GDP26052.48億美元，人均GDP39815美元；英國GDP24401.87億美元，人均GDP38693美元。

當然，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國有經濟的最大危險是有可能蛻變為權貴企業、裙帶企業，成為貪污腐敗、權力尋租的溫床，這必須並且只有通過擴大公眾監督來制衡。從歐洲和一些國家的情況來看，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有效的。但像前蘇聯那樣搞私有化，情況只能更糟：獲益的只是極少數寡頭新貴，對國家對百姓都是坑害。

建國後的前些年，一些人大講“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只看到其好的一面，看不到其有帶根本性的缺陷弊病，虔誠地照抄照搬；後三十年，又有一些人大講“美國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只看到其好的一面，看不到其有帶根本性的缺陷弊病，虔誠地照抄照搬。 

前三十年，一些人滿腔熱忱地致力於消滅私有制，“割資本主義尾巴”；後三十年，又有一些人滿腔熱忱地致力於消滅公有制，“割社會主義尾巴”。

改革開放初期，一些人習慣於“均貧社會主義”和大鍋飯，有強烈“仇富”心理，對勤勞致富、合法經營致富的人也犯“紅眼病”；現在又有一些人有強烈“仇公”心理，認為國有企業擋了一些人財路，對國有企業犯“紅眼病”。

前三十年，一些人篤信政府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將商品生產、市場經濟視為異己力量；後三十年，又有一些人篤信“市場萬能”、“市場總是對的”，將政府作用視為異己力量。

國內外都有一些人在講：中國近三十年能在經濟發展上取得成就，是推行私有化、市場化的結果。這話恐怕只講對了一半。中國之所以能由1980年時的經濟規模為前蘇聯三分之一到現在超過俄羅斯四倍、中國工業總產值從2007隻有美國的60%到2011年為美國的121%、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是因為文革後的幾代領導人既沒有為斯大林體制和觀念所困、堅持改革開放而又沒有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聽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們忽悠、搞徹底私有化市場化的結果，或者說，是奉行了一條如薩繆爾森所講“適度中間路線”的結果。

薩繆爾森在去世前不久曾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作出忠告：

“基於我對微觀—宏觀理論以及經濟史實際情況的了解，我必須建議：中國將來應該以奉行‘適度中間路線’的經濟體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中間路線是將深受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等自由論者所鍾愛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體制排除在外的。”

“純粹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自我監管。它始終會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劇和宏觀經濟波動的不穩定性。”

“就定義本身而言，中間路線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之所以向中國未來的管理當局和選民推薦中間路線，並非因為我無法在左右之間做出抉擇，而是因為中間路線優於其他兩個選擇。”

儘管幾乎所有學經濟學的人都是讀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獲得學位的，但在薩繆爾森2009年逝世時，作為當時我國經濟學界主流的新自由主義者們並沒有對其給予應有的尊重。

    我們中國四千餘年前的古老智慧告訴我們“允執厥中”（《尚書•大禹謨》），三千餘年前的典籍中也強調“求中”的思想（《保訓》），這與我們現在所講的“適度中間路線”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後來在孔子的《論語》中，又出現了“中庸”這一提法：“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在孔子以前及孔子時代，“庸”字最常見的含義是等同於“用”字，如：“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尚書•堯典》）、“弗詢之謀勿庸”（《尚書•大禹謨》）。如果是按“用”字解，《論語》中那句話就應該讀為“中，庸（用）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後來不知是誰將“中庸”讀為一個詞，就以訛傳訛地傳下來了，再後來竟堂而皇之地作為“四書”的篇名。這樣講的旁證是：《論語》中有26個“中”字，但只有這一處與“庸”字相連。

當然，在孔子以前及孔子時代，“庸”字還可以解釋為“勞”，如：“我生之初，尚無庸”（《詩經•兔爰》），或解釋為“功”，如：“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尚書•舜典》），但這兩種解釋均無法與“中”字連用。後來一些孔學儒生將“中庸”的“庸”字解釋為“平常”、“不易”，但無可迴避的是，後來的“庸”字更多地帶有“庸碌”、“平庸”、“庸俗”等含義。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再把“中庸之道”一詞勉強作為正面用語來用，而應回歸、恢復我們中華傳統原本的“允執厥中”、“執中”、“中道”、“求中”等思想和提法。

古希臘的梭倫為古希臘七賢人之首，他比我國春秋時的管仲晚幾十年，在古希臘歷史上所起的作用與我國管仲相似，都是通過改革使社會進步、國家富強。他平生信奉的格言是“避免極端（Nothing in excess）”。古希臘七賢人中的另一位克留勃拉平生信奉的格言是“凡事取中道（Moderation is the chief good）”。這些與我國傳統中的“允執厥中”、“執中”、“中道”、“求中”和現代所講的“中間路線”等思想和提法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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