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现状与改革前景(2) |
| 送交者: 何清涟 2004年07月29日21:03:22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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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的凋敝、农民游民化与农民工的悲惨生存处境 不少中国人与中国政府一样,很以北京、上海看起来比纽约更现代化而自豪。但有一句话很能说明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要想了解美国的富裕,应该去看美国的乡村;要想了解中国的贫穷,也应该去中国的乡村。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就无一不是以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爲主要标志。但中国历经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仅未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本文不讨论农民的权利以及农村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这些问题,仅仅只讨论生存底线问题,即农民的生存状态,亦即中国政府一向矜夸的人权指标“生存权”。 1. 农村经济的凋敝 中国的土地承载不了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以官方承认的数位论,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预计下世纪中叶人均耕地会降到1.2亩,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由于目前农用耕地迅速减少,人均耕地减少趋势会加速)。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著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同时,农户总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爲1.54亩,户均耕地面积8.59亩;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积降爲1.43亩[33],户均耕地面积锐减爲5.44亩,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已逾6,000万人[34]。户均耕地面积惊人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不断缩小,经营农业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扩大爲1:3.24[35]。2003年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农民收入还在下降。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耕农尚能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许多农民必须要靠非农业收入才能交纳各种多如牛毛的税费。 2. 失地农民增多,农民游民化 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曾经被誉爲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特点。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陷入“瓶颈”状态。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迅速减缓,1997、199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数还未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36]。与此同时,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第三轮“新圈地运动”,这轮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农民的用地爲目标。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已经赤裸裸地将公共权力用作私人瓜分资源的资本,与从事房地産开发的经济精英及农村基层干部合作,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迁者与耕地被占用者就范,失地农民因此剧增。据测算,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而这些资金本来完全可以用来爲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37]。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2亿多,但由于城市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也逐渐梗塞。从1996年开始,许多城市开始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要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2亿人)已经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现在中国农村女性爲了生存而被迫卖淫的事例已经相当普遍。《南方周末》曾登载过一篇“被鸡头改变的村庄”,讲述了湖南省溆浦县低庄镇25个村庄逾千名农村女童和女青年卖淫脱贫的悲惨故事[38]。在广西柳州的农村已经形成了以农村妇女爲主体的卖淫“集市”[39]。社会强迫农村女性牺牲的不仅仅是她们的肉体,还有伴随她们一起堕落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3.农民工悲惨的生存状态 既然依靠土地无法生存(税负甚至超过了农田的收益),农民只能象洪水般四处漫溢,但许多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做,其生存状态也往往非常悲惨。他们多在私营企业及“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一般来说,农民工容易受到下列几种侵犯: (1)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过长。广东的三资企业三分之二以上都要求工人超时工作,有时甚至发生工人过劳死现象。笔者1998年12月就曾参与处理过一起民工过劳死事件,年仅25岁的江西农民工徐章水在深圳四海制衣厂打工,被老板强迫连续工作48小时而活活累死。河南省也有三分之二的私营企业强迫工人超时工作,有的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竟达14小时以上[40]。中国政府规定的每周劳动小时是40小时,但据一项专门针对非公有企业(含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女工的调查,每周工作44至48小时的女工占41.1%,一周工作在49至56小时占22.9%,每周工作57小时以上的占10.2%,其中最长者竟达84小时[41]。 (2)各类工伤事故频繁。以“三资”企业集中、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深圳爲例,该市每天平均发生工伤事故30至50起,这还只是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企业之员工所发生的事故,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以及“私下了结”的还未计算在内[42]。仅在1998年,深圳市的外来农民工就伤残11,415人,工伤死亡80余人[43]。深圳是中国对外展示现代化成就的“橱窗”,该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农民工的待遇就更糟了。尤其是在私人承包的各类矿山,死亡等工伤事故经常发生。1990年全国矿山死亡10,43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44];1995年矿山事故死亡10,572人,1996年9,974人[45]。仅1997年3月4日至4月11日,山西省白河县在外做工的农民在3次煤矿事故中就死亡98人。据该县政府统计,自1994年以来,当地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高达2万人,而每年因事故死亡的达80人以上,重伤致残20人左右[46]。安徽省私营企业仅1998年一年就发生各类火灾1,032起,死32人,烧伤96人[47]。2001年广西的南丹煤矿事故发生后人们才知道,每年该矿公布的死亡人数远少于真实死亡数位:2000年因事故死亡259人,只报了57人;2001年1至7月因事故死亡264人,只报了94人[48]。 这类瞒报工伤事故中死亡人数的事在中国非常普遍。2001年12月30日江西省万载县一个爆竹厂发生大爆炸,此事发生后18天,中国国家安全生産管理局举行了有关生産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一些记者就一些地方政府抗拒舆论监督并殴打新闻记者一事提问,该局主持会议的一位副局长竟然如此回答:“安全生産事故的报导,原则上要求不炒作、不渲染,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事故的现场报导、伤亡人数、处理情况应该遵循统一调度[49]。”据新华社2003年2月24日消息,国家安全生産管理局的统计数位透露:2002年一共发生各类事故107万起,接近14万人死亡,其中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多达14,000起,大约15,000人死亡;发生了26万起火灾,死亡2,400人。这就是在政府“统一调度”下公布的工伤统计数位:平均每8起事故死亡1人,每100起火灾平均只有1人死亡,其虚假性显而易见。 (3)工作环境不安全,职业病高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一些港台资企业的工作环境差,没有劳动保护设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有53万尘肺病人,其中12万人死亡,每年平均死亡约6,000人[50]。据2000年卫生部发布的统计报告,当年各类职业病共发生11,718例,比1999年增加了14.5%;其中尘肺病占77.7%,慢性职业中毒占10.2%,急性职业中毒占6.7%[51]。其中最典型的是急性苯中毒事件,据披露,制鞋业是福建省的主要行业,制鞋业普遍使用含苯的涂料,因此福建也是苯中毒大省,至1999年该省已有200多人死于苯中毒[52]。 (4)拖欠、克扣工资现象严重。这在私营、港资、台资企业中时有发生,1998年中国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报酬争议案高达31,396件[53]。另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因劳动报酬而引起的劳资冲突占各种冲突的75.8%[54]。老板拖欠工人工资然后潜逃的事情也经常见诸报端[55]。2001年2月9日,浙江义乌市苏溪镇徐丰饼乾厂工人徐冬根向厂方索要被拖欠的工资,竟然被暴打身亡[56]。1999年1月至2月,哈尔滨《新晚报》记者金焱与她的同事一起爲3,000多名打工者讨回欠薪400多万元,被传爲一时美谈[57]。 (5)人身虐待时有发生。例如,1998年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展翊厂(台资厂)接连发生40多位元农民工发生断指工伤事故,该厂工人经常被工头殴打[58];2000年1月上海市南汇区四川籍女工刘文英因要辞工,惹怒老板夫妇而被砍断两根手指[59];深圳市大白豚桑拿中心经常对员工脱衣搜身,一位叫阿珍的按摩技师自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这段时期竟被强制脱衣搜身39次[60];郑州市沟赵乡玉林砖厂老板对待工人象对待牲口一样,工人每天被迫从清晨4点工作到晚上8点共16小时,吃的是发馊变质的霉米饭,人均居住空间不足1平方米,动辄就得挨监工与打手的殴打,有的工人被打断胳膊,得不到医治而残废,工人连辞工的自由都没有,每天被严加看守[61]。 上述企业的老板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爲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援与保护。不少调查材料指出,事故频发的小煤窑之所以能大量存在,与地方政府将其视爲小金库有关。例如,湖南省永新县郊乡的乡干部每天轮流到该乡的小煤矿“值班”,其实就是收“规费”(每天1,200元)[62]。还有的小煤矿就是国营大矿的负责人开办,再承包或卖给其他小矿主,用以谋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每当小煤矿发生事故后,当地政府与国营大矿负责人总是隐瞒包庇[63]。 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出口贸易,而中国産品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低价竞争,就是因爲私营和港台资企业能将工人的工资福利压到最低水平,并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加到最大。这种做法虽然违反中国的相关法律却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这正是农民工悲惨状态的根源。面对这样的事实,恐怕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比当年恩格斯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描述的还要悲惨。但最不幸的还不是这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农民工,而是那些成爲游民的进城农民,中国的官方用语称他们爲“三无人员”(无正式职业、无固定住所、无合法证件)。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针对进城农民实行不人道的强制收容制度。2003年春天,广州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受虐致死,这一制度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被暂时废止。不过这并不意味著游民在中国城市的生存条件获得根本性改善。受到社会如此不公正不人道对待的农民,其心中蕴积的反社会情绪一旦爆发,必然会造成对社会极大的伤害。不可能设想几亿城市人口能够在凋敝的农村和贫困的9亿多农民的包围下,长期安享现代化的成果。权贵资本主义与仇恨富人的民粹主义,从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病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持“中国经济繁荣”论的研究者们大多都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从研究物件中排除,以偏概全地将少数几个“现代化橱窗”都市再加上一些省会城市爲例来支援“繁荣论”,似乎那几个橱窗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生活在那几个都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大多数经济欠发达的小城镇的居民来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人的生活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梦。 结语 本文第二部分所谈的问题正严重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而第三、第四部分分析的所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政府在短期内维持政治统治的稳定。 本文的分析还表明,希望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能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它花费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等,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但笔者的看法却没有那样乐观,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措施与对国家机器的修补,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能够在今后10到15年的时间里勉强维持下去,但这样一个距离现代民主政治越来越远,既不能保证人民的生存权,且被本国精英弃如弊履的国家,称得上是在“健康发展”吗?中国的实况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执政党撑不下去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上大动乱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重建都困难得多。 中国究竟应该维持目前的专制政治还是应该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答案是现成的:维持目前这种体制,就是维持少数精英集团对人民大众的掠夺。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又将如何?君不见,在拉丁美洲一些号称“民主化”的国家中,人民不是依旧生活于水深火热当中? 可以预见,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且危机四伏的过程。根据中国百余年来引进西方文明那种种“淮桔成枳”的经验,以及目前中国已具备“失败国家”的基本特征这一现实状况,笔者只能说,民主化将使中国在威权体制之外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但并非包医百病的灵药。中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区别在于是由谁来计算机会成本。对于一部分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时间伺机“退出”中国;而对于另一部分还希望(或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统治精英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备了操纵“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备这一能力,“改革”也许可能开始;对于公众来说,则有一个由我们这一代来支付改革成本,还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 两百多年前美国发生了伟大的独立战争,其导火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与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固然可以不开战,但这场战争迟早还是会发生;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与其让子孙后代为独立付出血与火的代价,还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承担责任吧。于是美国人民在其开国元勋的领导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笔。 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拿出美国人民当年的勇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百年立宪的悲剧,不应该再有一个150年还建立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悲剧。曾经有过辉煌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应该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初稿于2002年12月;二稿于2003年7月,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之前言发表(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完稿于2004年5月)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法规性文件《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该文件刊载在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网址是www.stats.gov.cn。 [2] 有趣的是,2002年一些与中国关系不甚密切的学者对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进行质疑时,还有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外国学者出面论证,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8%左右,他认为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3] 这一规定内容详见“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公安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关于外国人在我国旅行管理的规定》的通知”(1982年10月9日)。自1978年开始,由中共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实行且至今并未废止的对外及涉港澳台地区信息保密的法规性文件共有60多项,其中包括旅游、出版、摄影、复印、阅读图书资料、发布统计数据、对外经济合作提供资料保密、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投稿、对外交流、举办科技展览会、复印资料等。见《中华人民保密法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 按照中国的《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会调查项目申报须知》(2000年3月20日 )的规定,所有涉外社会调查只能由经由国家统计局民间与涉外调查管理处批准认可的机构负责,指定的受托调查机构名单载于“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会调查许可证颁发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阅上述资料,可至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统计信息网,网址为:www.stats.gov.cn。 [5] 《美国之音》(VOANEWS),2004年5月6日。 [6] 《了望东方周刊》,2004年2月8日。 [7] 这种观点的变化可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报告、美国商会2003年8月公布的《白皮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找到清晰轨迹。 [8] 仅举一个极小的例子:一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曾请笔者于2003年2月25日去该校演讲,但因在演讲提纲中讲到“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暴力维系统治”,被指定作翻译的一位中国学生看了后与校方交涉,认为这是对中国不友好。于是该校邀请者要求笔者在演讲中不要批评中国政府,被笔者拒绝,此次演讲作罢。2004年该校邀请笔者再去演讲,最后因为受到部分学生反对而未成行。而这些学生反对的理由也同样是“政治上太敏感了”。 [9] Mei DuZhe, "How China's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Control Chinese Media in America,"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ume 1, Issue 10, November 21, 2001. [10] 《新闻晨报》,2004年05月17日,http://www.sina.com.cn 09:08。 [11] 出处同上。 [12] 王维洛:“从三峡工程环境‘评价’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第4期。 [13] 《羊城晚报·新闻周刊 》,2000年6月15日。 [14] “大赦国际”,“关于三峡移民被捕的紧急呼吁书”,2001年4月23日发自“大赦国际”伦敦总部。 [15] “淹没土地,地球变暖:大坝排放的温室气体”,http://www.irn.org/wcd/IRNGHGsfromDams。 [16] “三峡工程问题浮现,南水北调步履艰难香港”,《太阳报》(香港),2002年4月24日。 [17] 新华网,2003年12月12日。 [18] 中新网,北京2001年12月15日消息。 [19] CCTV.com(中央电视台网站),2003年12月23日。 [20] “产业结构制约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现6年新高”,http://www.zxrs.com/news/new.asp?id=2719。 [21] 按照“劳动年龄人口扣除从业人口即为失业人口”这个国际通行口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的数据,计算得出的2000年中国城市真实失业人口数是1亿左右,城乡总失业率为12.4%。但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第一,中国政府刻意用数字游戏掩盖真实失业人口数据,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包括一部份未在任何行业或机构就业的隐蔽失业人口(即下岗待岗人员),这个数字1999年为5,438万,2000年为6,286万,如果把这6,286万隐蔽失业人口计入失业总数,2000年中国的城乡总失业率至少为20.2%。第二,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统计定义,留在乡村不能充分就业的农民和在城市里流动而未能就业的进程农民全部计入农村就业人口,如此就掩盖了城乡总失业率的真相,因此这个20.2%的城乡总失业率仍然是大大低估了的。 [22] “教育部官员解析大学生就业难”,《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27日。 [23] “2002年就业率53%”,《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11日。 [24] “天之骄子为何成为就业负担?”中国新闻社2003年7月11日新闻稿。 [25] 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新华网www.cer.net),2004年6月2日。 [26] “2004年,大学生遭遇降薪寒潮”,原载《中国新闻周刊》(http://news.tom.com),2004年6月16日10时30分。 [27] 《新快报》(广州),2003年1月17日。 [28] 中新网,2003年4月17日。 [29] “中国白领是世界上最累的”,千龙教育网(http://edu.21dnn.com),2003年3月20日。 [30] “每年至少25万人自杀,成中国青少年头号死因”,《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8日。 [31] 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3年第1期(总第80期)。 [32] “中国今后实行高校就业率与招生挂钩”,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 [33] “我国人均耕地减少0.04亩”,2004/2/25,14:30:44,见国土部网站。 [34] 《中国改革报》,2003年12月29日。 [35]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3)。 [36] “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 [37] “中国土地忧思录“,《南风窗》,2003年9月上。 [38] 《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9日。 [39] 《南国今报》,2003年4月30日第4版。 [40] 《劳动内参》,1997年4月第41页。 [41] 朱敏,“非公有企业女工调查报告”,《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4月。 [42] 《深圳商报·深圳周末》1998年9月27日。 [43] 《中国合作新报》,1999年6月21日。 [44] “我国职业灾害概况和对策”,《劳动安全与健康》,1996年1月号。 [45] “1996年全国安全生产情况通报”,《劳动保护》,1997年6月。 [46] 《劳动保护》,1997年9月。 [47] 《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2月27日1版。 [48] “解密南丹人祸”,《南风窗》2002年6月上。 [49] 《法制日报》(北京),2001年1月17日。 [50] “生命的哀号”《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5月20日-5月26日。 [51]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载《深圳法制报》2001年4月10日第4版。 [52] 《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7日A7版。 [53] “1999年劳动争议处理情况分析”,《劳动与争议》,1999年第5期第17页。 [54] 《新华文摘》,2000年6月号。 [55] 均见于《南方都市报》2001年1月6日A07版。 [56] 《金华日报》,2001年2月19日第1版。 [57] 《周末》,1999年3月12日第3版。 [58] 《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8年10月22日-10月28日第2版。 [59] 《南方都市报》,2000年1月17日17版。 [60] 《南方都市报》,2001年3月25日A06版。 [61] 《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6月,总第130期。 [62] 《南方都市报》,2001年6月9日,A18版。 [63] “乡镇煤矿为何事故频发”,《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6月3日第3版;“腐败:小煤窑之根”,《中国矿业报》1998年12月2日。 [64]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3年3月12日。 [65] “反腐特别行动──‘一二三工程’正在酝酿”,新华网,2004年6月16日。 [66] 胡佳,“河南官员如何应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www.。WHO即世界卫生组织英文全名的简写。 [67] 此为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的用语。 [68] “1.8亿资产如何一夜被夺,亿万富翁为何亡命天涯?”(http://finance.tom.com),2003年11月24日;“唐氏夫妇亿元财产来源调查”,《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 [69]Robert I. Rotberg, "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 The Washington Quartly, Summer 2002(http://www.twq.com/info/archives.cfm). [70] "118 Journalists in Prison on December 31, 2001," Journalists in Prison in 2001(http://www.cpj.org/). [71] 王健民,“中国新闻史的黑暗一页”,《亚洲周刊》,2004年4月10日。 [72] 新闻出版总署、资讯产业部令(第17号):《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经2001年12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第20次署务会和2002年6月27日资讯产业部第10次部务会审议通过,2002年5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Md [73] “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揭秘”,原文见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 ShieldEng.html. [74] 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2004年1月发表,见“法学时评网”(http://www.lawintime.com/)。 [75] 《京华时报》,2004年4月5日。 [76] 《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2月24日。 [77] 据新华网和外经贸部网站的相关资料。 [78] 笔者2004年4月至德国访问,几位留学生告诉我:“你现在来情形还好一点,如果是去年冬天以前来这里,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都会引起政治问题”。笔者曾询及一些学者,这一说法得到印证。 [79] 张文光,“港教科书‘六四’内容形同篡改历史”,《大纪元时报》2004年5月31日。 [80] “台湾反思萨斯风暴对投资大陆影响”,VOANEWS,2003年5月29日。 [81] 胡佳,“河南官员如何应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www.。 [82] “一名记者的功罪是非”,《中国社会导刊》,2001年第1期;“耗费亿元制造抗旱神话样板工程原来漏洞百出”,《南方周末》,2001年1月11日。 [83] “一本奇书的奇遇”,《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头版。 [84] 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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