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去世，　留下了個巨大的權力真空，　這個真空由鄧小平來補上了，　他畢竟是個玩政治權術的好手，　輕而易舉中華帝國落入他的手中。　儘管他也參加了打江山的活動，　但無論如何算不上他打下來的，　甚至在眾多打天下的功臣中他都排不上老幾。

不論偉人毛澤東的功過了，　反證１９７６年時中國人吃飯是個大問題，　這個我能見證。直到８０年代末我讀大學時副校長在全校廣播裡向廣大同學求救：哪位同學的家長有“本事”能幫學校搞到豬肉。　直到九十年代初期，　在上海街上吃碗麵條還要糧票，　如果忘了帶糧票要多付一毛錢換一兩糧票。　那時我家裡也沒有人抽煙，　就把煙票向進城的小販換雞蛋和豆製品，　９０年代初連煙票都值錢！

歷史對健忘的中國人來說是多餘的。　鄧小平把中國歷史上發明了兩千多年的均田制拿出來撣撣灰塵交給了農民，　耕者有其田。　效果是明顯的，　從七六七八年的很多人不能做到頓頓吃飽，　到了９０年代末，　我已經是腦滿腸肥整天滿臉油光得了脂肪肝在家整天吃稀粥養身了。　但是的但是，　大家從小瘦猴到滿身流油的過程後，農民又有了“三農”問題：　“農民真苦，　農民真窮，　農村真危險”。　“農村真危險”這句是嚇唬人的，以前農民的勞動工具能當武器，現在他們農民的勞動工具就是工具，造反？門兒都沒有！　別說中國農民象驢子一樣好脾氣又吃苦耐勞，　就是美國大蕭條時抗過槍打過仗的退伍軍人鬧意見不也給崩了百多個而立馬做鳥散狀了嘛；　別說中國農民沒有覺悟一盤散沙，　就是七十年代英國鐵杆無產階級煤礦工人鬧罷工不也給女皇的騎高頭大馬的警察給弄死幾十個而乖乖地鑽地洞幹活去了嘛。　至於“農民真苦農民真窮”這是廢話，　看看中國兩千年來歷史上中國農民不都始終是又窮又苦的嘛，　要不哪裡來“興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這句。

為什麼這麼窮這麼苦？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去翻歷史書。“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說的吃人，　其中應該包括“吃農民”。　皇帝吃農民，　首先是要讓農民老實，　別造反，　農民一造反我皇帝就當不成了不是？　要讓農民老實就得讓他有田種，　讓他在田裡忙，　田又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讓他們一家能過正好。他一農民把９０％的能量消耗在田裡了，再把１０％的能量消耗在炕上了，　他還哪有精力造反呢？　於是“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句話就成了中國農民的最高境界。　按我嚴肅的說法就是，　讓中國農民成為小自耕農，　牢牢地束綁在土地上，　然後皇帝能像割韭菜一樣一茬一茬割取財富。　這樣的直接後果是農業生產技術得不到發展，　宋代孫思藐畫的農具到了１９５０年農民還在使用，沒有變化。　所以我說古代中國這種狀態是中國科學技術不能躍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的主要原因。

歷屆開國皇帝都是絕頂聰明之人，　我相信他們是有意識地要把中國社會壓平，小而平。“削藩”和殺功臣都為了消除可能與皇權對抗的潛在勢力。　中國的衰敗要找明朝的朱家算賬。　他家幾個皇帝把唐宋外向型的帝國轉為內向收斂型的帝國。　他們不但把社會中的大地主大軍閥消滅乾淨，　而且最嚴酷地控制了人民的活動空間。　貿易商業都是要嚴格控制和壓制的，　海運是要被禁止的，　鹽鐵是要專營的。　其目的當然不是什麼“宏觀調控”，　而是最大限度地壓縮控制人民的自由和活動空間。　這個活動空間包括物理意義上的和精神意義上的，在精神文化上是通過科舉和程朱理學來辦到的。　明代是前所未有的以德治國的朝代。　而滿清更是把這種控制壓縮推行到了一種極致，　把億萬中國人都變成了象驢馬一樣的牲口，　滿清把中華文明給徹底毀了，　這個外族讓中國人在他們自己垮台後再被其它外族蹂躪,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到八年抗戰，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問題，　歷史是有其緣由的。　

翻翻歷史研究，　皇帝通過如毛細血管一樣的官僚組織滲透入中國農民這個肌體的每一個細胞中去吸取財富。　從數字上來講，皇帝向農民徵收的稅並不重，一般都小於１０％，比如明朝萬厲年間的稅收只有７％左右，　象現在從紙面上看農民負擔一樣，稅賦很輕，這比日本幕府時期達４０％的稅收比例少得多。　但是農民為什麼這麼窮這麼苦呢？　問題有兩方面，　一是農民以小自耕農簡單勞動的方式生產，除了維持自身生活外產出的財富太少；　另一方面就是官僚機構層層盤剝，　農民付出的實際上比皇帝得到的要多出幾倍甚至十幾倍。　這樣，　額外要多擠出的財富必定只能從農民的自身生活成本上壓縮得來。　這樣農民不能不窮不能不苦。　等到朝代創立一二百年後，　皇帝無能官僚也越來越腐敗，　遇上災年，　大批農民脫離土地成為自由能量，　這種能量非常容易轉變成推翻皇權的力量，　於是中國朝代周而復始。

到了１９４９年以後的幾年裡，　從具體的農民生活來看，　這一年和以往一千年的農民生活沒有本質的區別，　依然是依靠人力和畜力生產的小自耕農生活。　但是，　事情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這新生的國家，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普通百姓的地位提高到國家主人的地步。　在新的政權下，　在土改的口號中，　新一輪的均田制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展開。　農民應該從“以工人階級為領導，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句話里體味到了與以往不同之處。　但是有很多人是不能理解毛澤東波瀾壯闊的胸懷的，　為什麼要搞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呢？　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呢？　這時國家的結構是前所未有的超級平面結構，　但是危險在涌動，　毛澤東清楚地看到，　一個新生的官僚階級正在成長，　而且這個官僚階級正和以往的腐敗的官僚階級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這個官僚階級如果任其滋生發展，　那麼毛澤東和他的理想行動集團就要白忙一場！　毛澤東能想出個徹底跳出中國朝代循環的宿命的解決之道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中國社會做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公平社會，　一切階級被消滅，中國真正成了老百姓的樂園。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國沒有其它西方文明做參照物，　１９７６年的中國並不存在什麼危機，如同兩千多年歷史長河中的任何一瞬一樣。　生活質量和科學技術都是皮毛的東西，　不是問題的根本。　社會是人的社會，　社會中最為重要的是人和人的關係。　人類社會最根本的福祉就在與這種人和人的關係，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的老人留戀毛澤東時代的原因。　現在的農民苦， 但總比毛澤東時代的物質生活要強吧，　挨餓的人口比例總比那時少吧，　但為什麼要叫苦呢，　為什麼全國各省都有農民要暴亂呢？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　農民有電視機看是不是要比沒有電視機看的慈禧太后活得滋潤呢？　

看問題要有歷史眼光和世界眼光。　現在的無聊文人吹捧康乾盛世，　理由之一就是人口迅速增長，　但這些文人為何不也同樣吹捧一下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８年間人口翻倍的增長也是毛澤東盛世呢？　這二十九年裡國力的增長不也是空前的嗎？　讀史書看的都是數字，秦軍坑二十萬大清賠銀二萬萬兩戊戌菜市口斬頭六個，　沒有什麼感受，　而說起文革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多少多少人卻咬牙切齒，　要把毛澤東打入十八層地獄方可解恨。　三年自然災害這樣的全國範圍內的災荒的事情中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Ｎ次了，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不就是餓死些人嘛。　文革武鬥也死人了，　但是張獻忠把四川殺得百里無人煙有多少人清楚？　洪秀權楊秀清鬧翻南京不是每棵樹上懸個人頭？　咱就不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殺了。　社會總是要吃人的，　不光我們，　西方社會也吃人，　自己吃自己或吃別人或被別人吃。

現代中國的問題是中國不再是孤立地存在的了，　不象以前所認識了解的世界中唯一的高等文明了。　以前有外族侵擾的問題，　但中國是文明中心。　古埃及古巴比倫古羅馬拜占庭波傍王朝奧凶帝國亨利王朝和我們沒有關係，　就象大宋帝國和在泥地里揮舞木棒打仗的央格魯薩克遜人沒有關係一樣。　１９４９年後的人民公社成功之處是它誕生了一種全新的人與人的關係，　失敗之處是它並沒有自動地把農業帶入現代化的道路，　而其失敗之所以稱為失敗是因為鄧小平打開國門後所產生的對比的失敗，　因為中國要成為世界的中國，　存在於個一個變化空前迅速的世界裡。

１９７８年，　鄧小平確實面臨難題，　但他沒有主意，　要摸着石頭過河，　走一步看一步了。　變革時代的領導人沒有方向是全國人民的悲哀。　以前有馬克斯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只有個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的鄧小平理論，　而江澤民只會多戴表了。　人民公社搞不下去，鄧小平搬出古董均田制，　但是這次有效期太短了，　痛苦從新開始。　首先是一個新的官僚階級迅速形成，　這個官僚階級和以往歷史上的官僚階級一樣靠吃農民為生；　二是小自耕農的本質沒有改變，　三是現在土地上不再需要這麼多人從事生產了，　大量農民成了自由能量。　一盤棋毛澤東走了一大步鄧小平又走了一大步，　而江澤民實在是沒有能走中國這盤棋的水平，　他什麼也沒走，　但社會發展時不以待，　農民問題到了二十一世紀又從新白熱化了起來。

鄧小平的問題在哪裡？　鄧小平本身沒有問題，　他和歷代的皇帝沒有太本質的區別，問題在於他是在一個中國第一個信任自己人民的領袖之後上台的，也就是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信任人民的領導人。他信任人民，　所以他能在中國農民中普及文化，　普及醫療衛生，　他的政治改革始終是以全體人民為主的。　人民也信任他，　所以人民能夠和他站在一起打倒身邊的官僚階級，　一起搞大躍進。　土改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和全體人民一起進行的。這些都是在中國史無前例的廣泛人民主動積極參與的政治活動。　毛澤東正是靠着人民才在中國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框架。　而鄧小平呢？　他的改革路線是不信任人民的，他搞價格雙軌制，搞進口批文控制，搞引進外資，搞特區，搞證券市場，　搞股份制，　搞來搞去，迅速培養了一個和中國以往歷史上一樣腐敗的官僚階級。　看看現在中國的舞台上是那些人在玩，　是官僚集團，是外國資本，　是台商港商，　獨獨沒有廣泛民眾的代表。　他不對自己的政治集團進行改革，　不建立一個有絕對權威的法律體系，　最最關鍵的是他不想讓老百姓參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活動。　國有資本在被官僚集團占有吞噬，外國資本在中國迅速發展，　獨獨老百姓的資本沒有空間發展活動，他奉行的是“寧與外賊不與家奴”的政策，　很多經濟活動外國資本可以參加而老百姓卻不可以參加。　所以現在社會矛盾在不斷激化，　社會治安不斷惡化，　官僚階級越來越腐敗，　一切的根源在於現在的做法的出發點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　至於從他處理六四運動的手段來看，更是表現了他對中國人民的不信任，　他根本沒有興趣聽取人民的意見，　把改革引向為百姓利益着想的方向。　反過來看，　到了１９８９年，　老百姓正是看到了十年改革開放的結果是老百姓的利益越來越得不到重視，　越來越受到侵害，　看到官僚集團迅速膨脹和腐敗後所表達的抗議態度。

看看歷史，　看看世界，　中國現代化改革之路只有一條，　就是要信任自己的人民，要讓人民廣泛深入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活動，　改革要以人民的利益為主，　否則要想不陷入“拉美陷阱”也難。　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看看，　紙面上我們的國家是個民主政體的國家，　我們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有司法行政體系，　人民利益為國家首要利益，但是我認為只有在實踐中充分落實憲法的精神，　讓中國人民廣泛參與政治經濟活動，參加行政司法的管理，即廣泛的民主，　並建立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具有可預見性的法律體系，改革才能附和廣大人民的利益，才能把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強大的人民生活美好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