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經國--一個偉大的贖罪者 |
| 送交者: 盛唐 2004年08月05日09:59:0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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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的“贖罪”,就是這短短的兩年,比他有罪的歲月短得多。 對蔣經國最後生命的最大的衝擊,是鄧小平改變“聯美制俄、擱置台灣”(一百年後由子孫後代去解決”)的毛澤東戰略;推動“聯美壓台”,要美國幫助把“台灣歸回祖國”提上“和平統一時間表”的新戰略。 美國解密的歷史文件表明,美國政府從支持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轉向支持在大陸的共產黨**政權之時,並沒有幫助台灣的民主化,而是恰恰相反。尤其是號稱“人權總統”的卡特政府,對台“斷交、撤軍、廢約”,幫助共產黨**政府壓國民黨**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斷言蔣經國是因為“當時美國與人民的壓力,已經大到讓他無法承受”,不得不“移開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錯誤論斷。 蔣經國當時面臨的不是“唯一”選擇,而是三種選擇。 第一種:屈服於中國共產黨**政府和美國政府斷交、撤軍、廢約的壓力,接受鄧小平的“ 善意”,恢復國共和平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同解決兩岸統一問題。 這不但是鄧小平戰略,也是美國卡特政府奉行的布里辛斯基戰略。布里辛斯基在他的《大失敗》(Grand Fanure)一書中,明確主張台灣在中國鄧小平的“商業共產主義”統治下,“繼續保持其商業自由”。 鄧小平曾經千方百計,尋找說客說服蔣經國接受他的“優惠”條件,坐上談判桌。他的“一國兩制”設計,也是針對台灣和蔣經國想出來的,那時他腦子裡還沒有香港呢!直到1985年,鄧小平對蔣經國仍未死心;那年他請蔣經國和鄧小平的共同朋友李光耀專程赴台,同他在莫斯科的老學弟蔣經國表達“問候”。事後蔣經國會見美國在台協會代表丁大衛,要他告知美國政府:李光耀來台轉達鄧小平對蔣經國的問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統一”,蔣給予否定回應。 根據當時情勢,蔣經國若作出這第一種選擇,鄧小平高興,美國也輕鬆,對蔣經國個人並無困難。蔣經國不但照舊當他的台灣王,還能到中國中央政府弄個國家副主席之類噹噹。甚至代表中國去聯合國跑跑、同鄧小平共獲諾貝爾和平獎都有可能,連季辛吉、黎德壽、卡特都得過呢! 至於“人民壓力”,在當時戒嚴統治下,若蔣經國決心作出這種選擇,以他**性格的那一面來嚴厲壓制內部反彈,恐怕人民也難以聚集力量阻擋得住。 第二種選擇,是繼承蔣介石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繼續拚經濟,政治上“維持現狀” 。這是國民黨內部的主流傾向。這個流亡政權在風雨飄搖中已經維持了三十七年(1949-1986 ),而蔣經國那時已是風燭殘年,他完全可以再維持兩年,留給台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對蔣經國個人來說,這是最容易的一種選擇。 第三種選擇,就是同過去決裂。同過去的國民黨**政權決裂,同過去**者的蔣經國決裂,順應歷史潮流前進,帶着台灣告別過去,走上新路。 蔣經國選擇的,正是這一條對於他個人,對於他的黨,對於他的政權,都屬於最困難的新路。蔣經國以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取代了他父親的哲學 “以不變應萬變”,帶領他的人民跳進了歷史大變動的驚濤駭浪。以至直到今天,無數事實證明他選擇的是一條最好的路,人們仍未能理解他,懷疑這個**者“動機”何在? 事實上,蔣經國對他的選擇將導致的未來是十分清醒的。當民主進步黨成立,蔣經國力排眾議,不予處置,並決定開放黨禁之時,沈昌煥提醒他,“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這個斬釘截鐵的回答說明了一切。昔日**者的“動機”,就是在台灣結束**,讓台灣走向自由的未來。 這樣的決裂,在蔣經國生命中不是第一次。 1927年4月在莫斯科,十七歲的蔣經國同他父親蔣介石決裂。當他聽到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工人和共產黨員時,給他父親寫了公開信: 介石,我不認為你會聽到我要說的話,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讀到它們。但是,不管你讀不讀到,我都要寫出來。今天我要重覆你曾經在信里告訴我的話,“謹記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我願為革命赴湯蹈火。”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 十年後他回到父親身邊。又在台灣繼承了他父親的政權。七十六歲時他再次同過去決裂。這一次是同舊制度決裂,是告別舊時代,跨進新時代。可以說是同他父親的第二次決裂,同時也是同過去的自己決裂。這種決裂是蔣經國性格中固有的。一位接近蔣經國的朋友告訴我,與蔣經國相處,感覺其晚年的變化,有一種“贖罪”的心態,而且非常急切。我認為這位朋友的觀察是準確的。從我所接觸的資料,自1986年3月29日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蔣經國提出“政治革新”,到他去世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他坐在輪椅上,幾乎是以追趕自己即將逝去的生命那樣一種急迫感,在把台灣推進生命之流。 不錯。蔣經國在台灣歷史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轉變,蔣經國的“贖罪”,就是這短短的兩年,比他有罪的歲月短得多。但這是改變台灣歷史的兩年。當歷史機會來臨時,歷史人物在轉瞬即逝的關鍵時刻作出的選擇能夠改變歷史的方向。蔣經國那位莫斯科同學鄧小平,在廿世紀八十年代的歷史機遇比蔣經國好得多,中國也比台灣先進入改革開放進程,擁有廣泛的國內支持和國際支持。然而,當蔣經國宣布在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鄧小平卻在北京宣布戒嚴,把坦克開向天安門。這兩個人作出相反方向選擇之時,也就是選擇了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未來。 蔣經國選擇“革新保台”,把台灣推進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潮流;他所選擇的不只是台灣的生存戰略,也是台灣的中國戰略,台灣的全球戰略。 上文提到,鄧小平對蔣經國的“統戰”,最後一次是1985年李光耀的台灣之行。到1986年鄧小平才死心。中國官方出版的《遏制台獨》一書中指出:“蔣經國倡導並推動的政治革新,是台獨的溫床,使台灣社會從此走上台獨的歷程。” 鄧小平清楚,台灣只要走上民主之路,就是走上台獨之路。所以他才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蔣經國自己當然清楚,只有民主化才能確立台灣主體,台灣才能生存於自己的國土,台灣才能與中國並存於台灣海峽兩邊,台灣才能獨立生存於世界。這就是蔣經國選擇的台灣的生存戰略,台灣的中國戰略,台灣的全球戰略。只有那些口稱“台獨”成口稱“反對台獨”,卻不知 “台獨”為何物的台灣人才糊裡糊塗。 對蔣經國來說,如此重大的歷史轉變,要以他有限的生命去做,能不急迫?他不但要走出決定性的最初幾步,打下後人難以逆轉的基礎;還要選擇適當的後繼者。 這一切,蔣經國做到了。不錯,是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蔣經國以更強大的使命感與意志力,以自己最後的微弱生命做到的。 這就是蔣經國的“贖罪”。一個偉大的贖罪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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