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博最近有篇博文”大一統容不得創新“，引起左右派爭論，跟帖以左派為多，反駁居多。

中國秦朝後大一統的確創新不多，不要說和別的世界比，就是和中國春秋戰國比，恐怕也大為不如，我認為這是個事實。如果有人認為這不是事實，那我們可以另開一貼討論。

如果大家都承認秦統一後兩千一百多年中國創新不多，那麼在其共識之上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原因。

從政體而言，大一統當然對多元不包容，這我也有多篇博文談及。但我對大一統和創新的關係還願做更細的討論。

秦以後中國缺少創新，我覺得和帝國缺少目標有關，和政治結構帶來的社會變遷有關。和統治階層的文化傾向或消費傾向有關。 這當然是個大題目，我下面只談我一些粗淺看法。

從歷史看，戰爭對技術創新影響極大。戰爭是生死問題，逼得各方想盡辦法努力改進技術，從兵器到甲冑到建築都不例外。因為戰爭，各方被迫從對手那裡學習最新的技術，比如，十字軍東征歐洲騎士在中東在阿拉伯人手裡就引進不少城堡技術，深刻影響了後來幾個世紀歐洲的攻防和城堡。

日本戰國時期也是日本各大名競相從西方引進各種技術乃至天主教的時期，鐵炮技術為當時最重要的引進技術，但德川統一後，基本對火器技術嚴加控制，以致二百多年後，日本軍事技術遠遠落後於西方。同期的清帝國也有類似政策轉變。

從軍事技術而言，生於憂患死於安定大概是顛簸不破的定律。

秦統一後戰爭壓力大為減輕，對技術對創新是有不利影響的。

其次，商業的影響。我一再強調，商業資本發展對統一大帝國有相當危險。從皇權角度，決不願意出現一個擁有巨大資本技術人次的第二中心，挑戰皇權或插手皇權和官僚內爭。

但商業社會為創新的一大市場一大推動力。在某種意義，春秋墨家和商業社會支撐的”自由“手工業者聯繫緊密，墨家在技術各個領域頗有創造。秦朝統一後，因為統治種種考慮，毀名城，殺豪傑，遷富戶。某種意義，毀掉了六國蓬蓬勃勃的商業社會和市場。 秦國的國營企業並不能提供取代原來的市場和商業城市。

古典希臘文明表現出來的蓬勃創造力，其實和當時希臘諸多對立商業城市關係極大。

創造當然需要人才，也需要知識儲存和傳播的機制。 城市和農村比，人口密度大得多，交流的機會大得多，知識擴展的速度高得多，如果市民不是奴才而是自由手工業者或商人或貴族，更有利交流。 按平均人口而言，城市創新的幾率遠2高於農村。當秦朝把社會改造為一個比較完全的農業社會，也就扼殺了創新的動力。

秦朝之後，很多原有社會階層消失，人才主要來自地主階層，這對創新極其不利。

有人也許會說”秦朝之後中國不有世界最繁榮的城市嗎？“。是的，這是事實。但秦朝之後的城市和歐洲日本的城市區別很大，主要是政治城市，諸多百姓支持着少數上層的奢侈生活。

如果比較東西方古代手工業的發展，一大區別是，東方（或者中國）奢侈品製造極其發達，而歐洲中世紀奢侈品製造遠不如東方，兵器，甲冑，建築，羊毛加工等非奢侈品倒頗有生氣。

秦朝統一後創造了一種消費文化，極少的人窮奢極侈。從多少人服侍一個人的角度，大一統郡縣社會創造了奇蹟。 明朝大概是高峰，十萬太監九千宮女圍繞的就是一個人，一個皇帝的享受。 高檔奢侈品製造只是享受的一個環節。在這樣一種享受文化下，除了和享受有關，和肉慾有關的創造，其他創造其實都受到壓抑。

從這點而言，歐日封建社會上層的土，正為社會創新留了空間。

歐洲十八九世紀，上層在創新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逐漸和武士戰爭分離開來的上層，除了提倡文藝，在科學技術上投入大量時間和資金。牲畜品種改進，科學哲學的深入都離不開這批”新人“的時間，資金和知識。共濟會之類的組織，也反映這種現實。日本呢？ 所謂蘭癖大名，對日本蘭學和現代化也有相當貢獻。

那麼，為什麼秦朝之後郡縣制度下中國上層對科學技術發展貢獻極少呢（煉丹除外）？答案也許也在中國社會結構之中。貴族的時間資金基本用於物慾（明周定王是極少例外），官僚入仕攀爬不易，加上儒家教育和西方古典教育的區別，在求知上投入甚少。

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徐光啟等，不過是從歐洲二流國家傳道士那裡學到一點科技皮毛的任務，就這樣，也已經是中國歷史上的奇蹟了。

明末中國軍事技術位居世界前列的，有興趣的不妨看一下和徐光啟差不多同期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的傳記，看一看到底有多大差距。

秦之後的大一統，中國從來就沒有能出現古斯塔夫二世這樣的人才。中國人笨？還是制度文化的束縛？

我在上面討論了一些大一統不利創新的因素。也許，有時間再補充吧。這貼算是對施化博博文的補充。我希望將來，能討論得更細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