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回忆录〉》(四) |
| 送交者: 林克 吴旭君 徐涛 2004年08月18日12:00:2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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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回忆录〉》(四) 第四章 从李志绥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看李志绥的人格
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利用李志绥所谓“二十二年”保健医生的身份,在毛的生理和健康方面造了许多谣言。 就凭这一点,仅仅说李志绥没有医德是不够的,他连做人的起码道德都丧失了。我们作为保健工作者,本不应该把保健对象的生理和健康状况公诸于世。但是,由于李志绥在这个问题上公开造谣,我们就不得不公开辟谣,而且不得不引用一些毛泽东的病历,以正视听。
1、“性放纵”的污蔑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一九五五年检查了毛的前列腺,做了前列腺按摩。 且不说当时李志绥还不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没有为毛泽东检查前列腺的机会,就是别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做这种检查。毛的一生中,直到老年,没有这方面的病状。我们仔细查阅了毛泽东的病历和会诊记录。泌尿科专家曾多次为毛检查身体和会诊,但从来没有哪一位专家给毛做过前列腺的检查,更没有做过前列腺按摩,病历上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录。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过了两天”,“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这些话一看就是瞎编的,谁也没有给毛查过前列腺,怎么会有检查结果出来呢?不但有结果,而且还有一个“他没有生育能力”的结论,这不是荒唐吗? 关于毛泽东有没有生育能力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单就李志绥讲述的“结论”得出的经过,就能看出他的破绽。李志绥在书中说:“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从医学上来说,如果李志绥真的做了前列腺按摩,能得到一些液体,那也主要是前列腺液。但只有对精液检查,对男性生育能力的判断才有价值。何况,李志绥的办公室里根本就没有化验仪器,如何进行化验呢? 我们曾向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当年曾给毛泽东会诊过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教授请教。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他还曾担任过周恩来的医疗组组长。他说:“前列腺按摩得到的主要是前列腺液,偶尔可能带些精囊液,而精囊液不是精液。要确定男性有无生育能力,主要是根据真正的精液检查,仅靠前列腺按摩得到的液体,不可能作出有无生育能力的结论。”他还说,他从未给毛泽东做过前列腺检查。我们查阅了毛泽东病历中的全部化验报告,没有见过一张关于“前列腺按摩液”或“精液”这一类的化验报告单。 对毛泽东进行稍有一点特殊性的检查,都要向上级报告,而李志绥最怕负责任,如果真有检查前列腺以及有无生育能力的事,他是一定要向上级领导报告的。我们特地向当时任中南海保健处处长的黄树则询问。黄说:“李志绥没向我报告过。”我们又问汪东兴。他说:“李志绥没有向我报告过,我没有听说做过这种检查。” 李志绥没有做过这种检查,毛泽东无需做这种检查,根本也不可能让他做这种检查,那末,李志绥为什么要凭空捏造这一档子事呢?他的目的很清楚,是想要用“没有生育能力”为他们诬蔑毛“性放纵”等制造“根据”。 李志绥还造谣说毛泽东患有“滴虫病”,这同样是出于对毛泽东进行诬蔑的目的。 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做医务工作多年,十分清楚地了解,毛绝未患过什么滴虫病。 我们到中央档案馆把积累了有几十年的、堆起来有几米高的毛泽东的病历翻了不止一遍,把包括李志绥在内的毛的所有保健医生所开具的化验单,和包括李志绥及专家们所记载的病历记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为止),仔细地一张一张地查阅,没有见到任何有关滴虫病的症状的记录。在数以千计的详细的化验报告中(也是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为止),没有见到一张关于滴虫病检查的化验报告单。 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向读者指出,李志绥“回忆录”中文版凭空说毛患有滴虫病,英文版却不讲什么滴虫病,而诬蔑毛患有“性病”。黎安友的“前言”,在中英文两种版本中也是如此。“滴虫病”(Trichomoniasis)只是一种寄生虫病,它与“性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疾病,这是常识。李志绥一伙在两个版本中玩弄这样的手法,正好反映出他们心虚,不敢在中国读者面前造毛泽东“患性病”的谣言!
2、毛的生死观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按:指毛泽东)相信一些长寿药,也想寻求这类药。”“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 这又是荒唐的编造。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长生不死药”。他多次向徐涛说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对待生与死的问题,毛泽东跟吴旭君也多次谈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过:“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他还按逻辑学的原理说:“‘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又有一次,毛跟吴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他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从哲学方面,从自然科学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谈生死问题,谈得十分潇洒豁达。 但是在李志绥等人的笔下,毛泽东却被歪曲成另外一副样子。毛晚年有两次病情危重:一次是一九七二年,“回忆录”中编排了好长的一段毛李对话,其中毛问李:“你看我还有救吗?”另一次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毛临终前十分钟,“回忆录”有一段描写,其中有张玉凤向李的“传话”:“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请读者注意,这两次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一九七二年那一次,吴旭君守护在毛的身边,没有听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两次参加医疗组的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现今绝大部分都还健在,他们谁也没有听见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从来就把生死看作是自然规律,对死无所畏惧。 一九七六年在他病危的时候,多种严重疾病同时向他袭来,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但他仍像平时一样, 关心国事,酷爱读书。请看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现摘抄如下: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 零时零分 体温36.9℃, 脉搏103次/分, 呼吸21次/分, 血压170/80 (mmHg) 。看文件14'。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 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六下。 零时五十分 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30'。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一时十分 看文件15'30"。 一时二十九分 血压150/70 (mmHg),T波倒置, ST段压低0.15mv。 (注:表示心肌缺血。) 一时四十分 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发现尿床约200ml。 一时四十五分 血压180/80 (mmHg)。看文件10'。 二时零五分 脉搏116次/分。看文件9'。爽身粉擦大腿。 五时十六分 有轻度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200cc。 五时五十分 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 十一时十五分 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十一时二十一分 嘴唇紫绀明显。做呼吸器很短,不要。手指甲发绀。 十一时五十分 ST段压低加深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十二时四十七分 看文件21'。 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注:即每 分钟二十滴。) 十三时十五分 ST段压低0.3mv。 出现二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注:表示 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十三时十八分 看文件12'。 十四时零四分 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给做呼吸器1'27'。 十四时零八分 继续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十四时零九分 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 十四时三十五分 血压160/65 (mmHg))。看文件23'。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十六时三十分 S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一次。 十六时三十七分 看文件30'。 (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 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
根据上述记录,九月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看了这个记录,谁能不为毛泽东的坚强毅力而感叹呢?谁还会相信李志绥的那套鬼话呢?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3、所谓“女友”问题
“回忆录”编造了那么多假东西,其中还有一个所谓毛与什么“女友”的关系问题。有的竟说成是吴旭君告诉李志绥的。 在这里,吴旭君郑重声明,李志绥从来没有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也从来没有回答过李志绥这样的问题。 李志绥编造四人“大被同眠”,简直是下流无耻。毛泽东的不少生活习惯,人们都已熟知了。他睡觉只盖毛巾被,春夏秋冬四季如此,随着气候的变化只不过多两条少两条罢了,根本不用什么“大被”。他睡的床,一半的地方堆着高高摞起的书,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半,历来如此,怎么可能睡上四个人呢?真是天方夜谭!李志绥居然编出这些奇闻,还对吴旭君进行栽赃,真是太卑鄙了! 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同他接触和交谈比较多,对他的为人和生活是相当了解的。 毛泽东对女同志一向十分尊重,对待女同志(当然对待男同志也是一样),不论老、中、青,他都很讲礼貌。他说过:“我历来尊重女性,支持弱者。” 毛泽东很喜欢和年轻人交谈与交往,无论男女都一样。他认为年轻人思想单纯,不世故,热情活跃,肯讲真话,通过他们可以了解青年人的思想与社会人际关系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从来不关门、不插门、不上锁。毛泽东的个人私生活以及人际交往,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 —————————————— 第五章 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在哪里?
李志绥的“回忆录”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李志绥在毛泽东临终前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李和他的同伙们,把这个事看得很重,在“序幕”里写了,还觉得不够,到书尾又大书特书。既然如此,我们也多花点力气来弄清这个问题。
1、毛译东逝世场面的实况
让我们先听听一直坚持在抢救第一线的医学专家们对当时情况是怎样说的。 方圻说:“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刚从日内瓦回到北京,到家后就立刻去了中南海。有时我给毛主席读读唐诗,读过几次,后来就不读了。那时他讲话也不清楚,我也听不懂。他要什么东西,就用红铅笔在纸上写字,我们也看不懂。那是在老游泳池住地。 “唐山地震后,七月二十九日就搬到二○二号楼。以后我再也没看见他写字条了。李志绥说的不是事实。 “在九月八日,毛主席的血压就下降了,我们拼命给用升压药,又怕血管收缩过分,同时给血管扩张药,吸氧,由高日新教授做辅助呼吸。九月八日晚,血压仍在下降,药物一直用着,但血压很难维持。那时已经不行了,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心电,已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了。那时只有我们进行抢救的一些人在毛主席的身旁,李志绥不在身旁。 “到九月九日零时,毛主席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他不可能提什么问题了,也不可能让人去叫李志绥。” 陶寿淇和姜泅长都说:“九月八日下午四时,毛主席已插着鼻咽管,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李志绥在‘回忆录,上说他拉着毛泽东的手,那是假的,根本没有,他胡说八道。” 王新德说:“李志绥说得不对,九月八日晚大约在六七点钟,毛主席血压下降,陶桓乐教授决定给用升血压药,那时主席已不大知道事了。从这时到去世,其间有五六个小时,毛主席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根本不可能找李志绥说话。李志绥说那时他拉着毛泽东的手,没那回事)根本就没有!李志绥当时就没有在毛主席的床边,他怎么会拉着毛主席的手?最后毛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析宣布毛主席去世的。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 汪东兴是九月八日代表中央值班的成员之一。他对医疗组进行的抢救,以及当时的整个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他说:“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是假的,九月八日晚主席已是病危,人已昏迷,不省人事,连续抢救四个多小时,直到去世也没醒过来。李志绥没有参加直接抢救,也没有动手。九月九日零点,毛主席怎么能叫李志绥到床前讲话,问还有没有救呢?” 再让我们看一看白纸黑字的文字记录铁证。这是毛泽东临终前,在医疗组进行抢救过程中,由医疗组专家成员的总负责人陶寿淇所作的医疗抢救记录,现摘抄如下: 九月八日晚上二十时五分,紫绀明显,吸痰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 一度减轻。 二十时三十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 轻。 二十时五十五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二十一时四十四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二十二时十五分,血压降至80/58(mmHg)。 二十三时十五分,进入昏迷状态。 二十三时四十四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九月九日零时四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零时六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十分,心跳停止。 这份记录,由医疗组全体医生一一过目核实,并亲笔签名。按当时的签名顺序,他们是:胡旭东、陶寿淇、方析、吴洁、姜泅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 现在,我们再看看李志绥的“回忆录”是怎样描写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挠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回忆录”作者们的这段“深刻入微”(黎安友语)而且活灵活现的描写,是很能欺骗一些人的。要不是众多的(不是一个人)、最具权威的当事人的证言,要不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毛泽东的病历记录出来作证,似乎历史就只能按照李志绥一类人的主观意志来剪裁了。 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既没有参加直接抢救,也没有在毛的身旁。“回忆录”这段生动的描写全是骗人的。 请想一想,九月八日晚上八点半毛泽东已经“四肢发凉,神志模糊”;八点五十五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十一点十五分,“进入昏迷状态”;十一点四十四分,“瞳孔散大”。人都昏迷了,还能问“有没有救”?瞳孔都散大了,还会“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还会“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不知道李志绥凭哪里来的这种神奇的本事,能从毛泽东已经瞳孔散大的眼睛里,看到毛泽东露出的喜悦光彩? 李志绥们造假,这一条是铁板钉钉了,任何抵赖也无济干事。 “回忆录”在对毛逝世的全过程作了描写之后,紧接着一句话,就是:“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我们说,李志绥对毛泽东逝世全过程的整个描写都是假的,只有这一句是真的。
2、遗体保护过程
我们还想谈谈“遗体保护组”的问题,因为李志绥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编造了许多假东西,应一并予以揭穿。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我成立了遗体保护组,从全国大的医学院校的解剖、病理和生物化学等专业调来研究人员二十多人参加工作。”“我们研究了中国古代保存遗体的方法,便马上发觉行不通。”“我们研读了大量科学刊物,最后决定,唯一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己采用的福尔马林灌注法。”这段描写也很“深刻入微”,但很遗憾,也是假的。 为弄清真相,我们访问了三位重要当事人。一位是吴阶平,一位是黄树则,一位是徐静。 吴阶平说:“毛主席逝世后,确定遗体长期保存供瞻仰,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办公室,由谷牧副总理领导,下设纪念堂建筑组、水晶棺制作组、遗体保护组、机电组等。每周开会由各组汇报工作,协调进度,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遗体保护组,由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有关学科的专家组成。在原新疆办事处进行研究讨论保护的技术措施,长达十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遗体现场的工作,由保护组的负责人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按: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三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直至遗体移入纪念堂。 “李志绥从未在遗体保护组参加过遗体保护技术工作,从未参加过国务院专门办公室的汇报讨论,也从未参加过遗体现场的值班。” 黄树则说:“遗体保护组开始由刘湘屏(当时的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后来谢富治出了问题,谷牧副总理说,刘湘屏不能负责了,由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来主持。” 徐静当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形态教研室第一副主任、组织学讲师,后任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她对我们说:“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是中央交给卫生部,开头由卫生部长主持,后来由黄树则领导,组织科研人员来完成的。李志绥参加了遗体保护组,但他并不懂得遗体保护技术。遗体保护任务的全部工作,从提出研究方案,到实施研究方案,到在毛主席遗体旁值班,李志绥一项也未参加。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毛的外形大变,‘将准备好的中山装穿上去,但胸腹肿胀,系不上钮扣,只好将上衣及裤腰的背后中线剪开,才勉强穿好’。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是量好尺寸,赶制了一套中山装给毛主席的遗体穿上的。” ———————————— 第六章 我们眼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李志绥的“回忆录”写了不少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的事。这当中,除了从这些年来别人发表的回忆录中抄了一些之外,他造了许多谣,既诽谤毛泽东,又刻意攻击中共其他领导人。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1、毛周之间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二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横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 吴旭君对这件事十分清楚,她当时就在现场。李志绥所说的“接见红卫兵”、“北京市大地图”、“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周“跪在地图前”等等,全都与事实不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文革”期间,有一次周恩来和汪东兴把一个重要的建筑工程图拿给毛泽东看,并不是检阅红卫兵的路线图,地点是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不是在大会堂一一八厅。因为那张图太大,大约有两米多长,一米多宽,桌子上放不下,就打开摊在地毯上。屋子里光线不够亮,毛泽东、周恩来、汪东兴三个人都蹲在地图边上看。吴旭君把大厅的电灯都打开了,但光线不集中,还是看不清楚。她立即跑去值班室拿来一个手电筒和一个放大镜。吴旭君站在毛泽东的身后,打开手电为他们照亮。谁也没有跪着看。“回忆录”中说:“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这全是按照毛泽东嗜好吸烟这一生活习惯编织出来的,但是他们编错了。 毛泽东边看边听,一只手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移动着看,因为太胖,蹲着看很吃力,就用另一只手撑在地图上。当时屋内加上吴旭君一共只有四个人,李志绥不在场。李说的那些话是对周恩来的侮辱,对毛泽东的中伤。 我们问了当事人之一的汪东兴。他说:“当时给毛主席看的是一个工程图,不是路线图。由于那张图很大,桌子上摆不开,只好铺开在地毯上。起初毛主席和周总理并排坐在沙发上,随后都蹲在地图边上看,总理边指着地图边介绍,主席边听边看地图,有时看不清还用放大镜来看。我当时在场,我们都蹲在地上看,没有人跪着。李志绥的目的是为了诋毁中国领导人,侮辱周总理。” 对毛周之间的关系,我们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所看到、所听到、所亲身经历的,与李志绥说的完全不同。周恩来尊重和爱护毛泽东,毛泽东也尊重和爱护周恩来。 周恩来对毛泽东很关心,他常到中南海游泳池来开会,每次看见吴旭君几乎都要问:“主席身体好吗?睡觉怎么样,吃饭好吗?”等等。就是在“文革”时期,周恩来日夜连续工作,身体十分劳累时,仍然非常关心毛泽东的健康。一九七一年毛泽东病重,那一年第一次成立的医疗组,就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的。他亲自到医疗组的住地,了解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以后,原来的重病经过治疗已大有好转。周恩来到游泳池和毛泽东谈过话以后,看见吴旭君,对她说:“吴旭君同志,毛主席这次重病治好了。你非常辛苦,为党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我代表中央向你表示感谢。来!我们合个影留作纪念。”他就在游泳池的值班室单独和吴旭君照了相,也和其他人照了一张集体相。 毛泽东经常接见外宾,为了避免过多过强的灯光、闪光灯等对毛泽东眼睛的刺激与损害,周恩来找了新华社等有关部门研究并改进了灯光与照明,既不影响摄影时光线的亮度,又避免对毛泽东眼睛的强烈刺激。他为毛泽东考虑安排得这样细致周到,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受感动。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向很尊重。周恩来要来谈话,毛泽东总是立刻同意。即使他正在卧床办公或读书(这是毛的习惯),他也要从卧室里出来,到大厅内见面和交谈。毛泽东有事要找周恩来,叫吴旭君去打电话,每次都要嘱咐她一句:“先问问总理是不是睡觉了,如果睡了,不要叫醒他,等他醒了再说。”而周恩来有事打电话到毛泽东处时,每次总要先问:“吴旭君同志,主席今天睡了几个小时?”然后说:“请你报告主席,有这么一件事……” 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王海容有这样一段回忆:“周总理和尼克松去上海进行会谈,签订《上海公报》,我也随同到了上海。尼克松离开上海以后,我接到护士长吴旭君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北京?主席让我告诉你,要组织五千人的队伍,在北京机场欢迎周总理的归来。,这一次毛主席安排了五千人欢迎的盛大场面,说明毛主席对周总理在中美会谈、执行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所取得的满意成果,极为重视。” 根据我们对毛泽东长期的接触,感到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尊重别人的人格。他历来反对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是毛的思想性格中的一个突出而鲜明的特征。而在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其他几位参与者的笔下,毛泽东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周恩来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毛周关系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 毛泽东从来不在背后议论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论中央的人际关系、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不同意见等。他绝不可能跟李志绥谈这类内容的活,凡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了解这一点。
2、撤消保健局与刘患病无关
李志绥同“回忆录”的其他作者们,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挖空心思地编造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造了许多谣,诬陷毛泽东。我们想从保健工作这个方面谈一些重要情况。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保健局给刘少奇检查身体,发现有肺结核病。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让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么意见,再写正式病情报告。毛并没有表现吃惊,说话时,他的眼光露出怀疑和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毛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于你的事,你用不着搅进去,由他们去搞。’但刘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势。……毛做了一系列与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命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 高级干部不准有专任医生, 取消保健工作。”还说:“毛一得知刘少奇患了肺结核后,便立即撤销保健工作,我奉命不得参与,也始终不清楚刘后来的治疗情形。但我知道毛真正目标其实是刘少奇。”这统统是李志绥等人捏造的。 撤销保健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同刘少奇患肺结核病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听听几位重要当事人的说法吧。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说:“刘少奇原来就患有肺结核病,后来好了。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他出访印尼、缅甸、束埔寨、越南四国,因过于劳累,肺结核病复发。七八月间去北戴河休养了一段时间,到一九六四年就好了。” 刘振德还顺带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毛主席游泳,见到王光美同志,问她:‘少奇同志的肩周炎好了没有?’王光美说:‘还没有好。’主席说:‘开完会休息休息吧。,庐山会议后,少奇同志就去海南岛疗养,病情大为好转。” 顾英奇(曾任卫生部副部长)说:“卫生部撤销了保健局,但设立了直属医疗处,成立了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又称中南海保健组,这个改变并没有影响对任何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李志绥书上说其他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都撤销了,只有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未撤,这根本不是事实。其实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保健医生都有,只不过改换为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 我们认为,毛泽东提出取消保健局,主要是着眼于医疗工作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看来,这是涉及中国医疗工作的一个根本方针问题。 吴旭君记得,有一次毛泽东问她:“我的医疗关系归哪里管呢?” 吴说:“你的公费医疗关系归北京医院。” 毛又说:“听说李敏、李钠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就不对啦,北京医院是为我们这种‘老爷,看病的,我的孩子们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不是搞特殊吗?连她们吃饭,我都让她们到东八所你们那个大食堂去。我看这个问题得解决!” 我们的理解,毛泽东那时是强调不要搞特殊化。他有几次不高兴地提到过应把北京医院改名为“老爷医院”。还说过“保健工作不要学苏联那一套”,“北京医院应该向群众开放”。 汪东兴说:“毛主席对医疗卫生工作曾发表过多次谈话,他的精神是对医疗卫生工作不断改进,使它面向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绝不是针对哪个人的。李志绥的这些话是造谣。毛主席对人从来不是那样。对有病的同志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身边工作人员,总是关心和同情的。”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撤销保健局同刘少奇的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一个是在一九六四年,一个是在一九六三年,而且一九六四年刘少奇的病已经好了。李志绥生拉硬扯地把它们搅在一起。有了知情人的证言,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 第七章 “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事的情节编造
从“回忆录”上看,在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过程中,李志绥好像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先是“等在大厅”迎候尼克松。见了尼克松,跟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随后陪着尼克松去见毛泽东。会见结束,毛又问李志绥谈得如何,并向李讲了一大段对尼克松的看法。 这又是一段编造得太离奇的“故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恐怕稍有常识的读者也很容易分辨清楚。 对这次会见的一些情况,吴旭君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刚一睡醒,就叫吴旭君立即去了解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具体时间。吴前后打过五次电话,总机都迅速接通。最后了解到总统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告诉她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来,我立刻会见他。” 吴打电话给周恩来时, 周正在路上。到了钓鱼台国宾 馆后,周一得知毛要立刻见尼克松,当即作了安排。等吴旭君打完电话,毛就要起床。那时,他因病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久坐了。 起床后,吴安排他坐好,就一路小跑地去告诉张玉凤,因为会见时由她负责搀扶毛。又跑去告诉周福明(毛的卫士),去给毛刮胡子、理发,把会见大厅(也就是毛的书房)和茶水准备好。吴又跑去值班室,通知毛的近身警卫李连庆,叫他通知汪东兴、张耀祠、徐业夫(秘书)和门卫,又通知了管理员吴连登(他做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多年,毛病重时,他对饮食、生活物品供应等都十分尽心)准备点食物,因担心毛在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吴又跑去医疗组,告诉他们毛要立刻会见尼克松,请专家们待命。 吴赶回毛的卧室,把他扶到会见大厅让他坐好,再到医疗组所在的地方,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用物。那时看见李志绥也在那里。李一直没有去游泳池门口,尼克松和周恩来到底几点几分才能来到游泳池,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回忆录”却说:“尼克松与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车抵达时,我已等在毛书房外的游泳池大厅。”这是不可能的。这次外交会见与李志绥毫不相关。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还说:“尼克松总统进门时,我点头打招呼,并领他到毛的书房。” 我们又问了当时在场的汪东兴。他说:“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照李志绥的说法,好像他从头到尾都参加了。没有那回事。尼克松来到主席住地门前,周总理在门口迎接,周总理让我也在门口,负责安全警卫,李连庆(毛的住地警卫)站在另一边。尼克松车子过来时,周总理指示让尼克松的警卫陪同人员不要来。我立即通知我们的警卫,让尼克松的警卫人员等在怀仁堂休息。李志绥当时不在。尼克松来到时,是周总理陪同尼克松进入毛主席书房的。礼宾司有韩叙、王海容,翻译是唐闻生。我在大门口,连我都没有进书房,李志绥怎么能陪尼克松进去呢?去他的吧!”
我们还访问了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都是在场的第一见证人。 王海容,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有关基辛格秘密来访和尼克松正式访华的许多事情,周恩来都是直接交给她办理的。当时毛泽东会见外宾,她一般都在场。她回忆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住地门口迎接尼克松总统,并陪同他进入毛主席的书房。礼宾司由韩叙(礼宾司司长)和我陪同会见,还有外交部的翻译唐闻生。我协助唐闻生的工作,为会谈作记录。汪东兴同志在门口负责指挥安全警卫工作。李志绥不在场,谈不上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书房,。” 唐闻生回忆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时我担任英文翻译。尼克松一行到达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游泳池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和张耀祠副主任在大门口迎候。周恩来总理陪尼克松进入大门,经过走廊和值班室,再进入毛主席会见外宾的大厅。我和王海容随同进入。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扶他站起来迎客。我当时看见吴旭君和周福明站在值班室门口,但是没有看到李志绥。” 毛泽东会见外国国家元首,外交部礼宾司有一整套接待规格。按外交礼节,只有周恩来总理才有资格代表中国去迎接对方国家元首,这是基本常识。当时,毛泽东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进行外事活动,体质很弱。宦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起来,一切急救设备都已备齐,大家坚守岗位,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作为保健医生的李志绥,此时此刻也只能在医疗组所在地一起待命。可是照“回忆录”的描写,他却置本身职责于不顾,而去做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的、不应当也不可能由他去做的事情——到大门口迎接外国国家元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书房”。“回忆录”这是胡诌了一些什么呀!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书房和内走廊只以筛幔相隔,因此我听到了所有的谈话内容。” 这只能欺骗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其实,游泳池同会见大厅之间有一个五六米宽的内走廊,一侧不但有筛幔相隔,筛慢后还有厚墙和关闭的房门,另一侧还有一道高大结实的金属框玻璃墙。关上玻璃墙上的门以后,李志绥在游泳池的这一边,根本不可能听到大厅内的声音。李志绥就是想去偷听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有严格的警卫和外事保密纪律。 王海容说:“毛主席不喜欢对话的人说话声音过大,他曾批评过我:‘你说话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所以那天与尼克松会谈时,毛主席的声音、翻译的声音都不大。我也知道大厅外面有个走廊,放了乒乓球台,再过去还有游泳池的玻璃门,李志绥说他在外面听到了‘所有的谈话’,那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时,除规定在场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敢在附近偷听。当时只有吴旭君为了了解毛的身体情况,曾经隔着会谈大厅的大门从缝隙去观察过四次,看毛的神情、体态、语音等,以防有意外变化,在房里根本没有看到过李志绥的影子。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送走尼克松以后,毛十分高兴,换上睡袍,坐在沙发上。毛主动伸手让我测量他的脉搏。脉搏洪大有力,搏动规律。毛问怎么样。我说,脉跳得很好。毛问我:‘你听到我同尼克松的谈话了吗?,我说,我一直坐在书房门旁,听到了。……毛说:‘我很喜欢:尼克松这个人。……’”下面紧接着的还有李编造的毛的讲话,共三行,这里从略。 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谈结束,客人要走的时候,吴旭君在场。为了避开摄影摄像镜头(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纪律,除非因工作无法躲开,一般都要想尽办法远离镜头),她站在旁边。由张玉凤搀扶毛泽东送走客人,然后她和张玉凤一起把毛送回座位,把会见厅里用不着的灯光都关了,让他休息。 这次会见,从下午两点四十分开始,原定十五分钟,后来毛决定延长到一小时零五分。会谈结束时已经是将近四点钟了。毛确已十分劳累,吴、张让他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然后请他上床休息。在这段时间,一直到上床以后,他绝对地需要安静与休息。 “回忆录”的作者们,为了抬高李志绥的身价,强化这本“回忆录”的政治性,凭空捏造出会见后毛、李的一大段对话。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难道是合情理的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当时李志绥根本没有和毛泽东见面,吴旭君和张玉凤一直在旁照顾着毛。毛会见外宾后,从来不会向身边工作人员去询问谈得怎么样,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习惯。所谓毛泽东对尼克松的那段“评论”,就同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一样,统统都是凭空编造出来的。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们是不是会想到,事情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文章就要写完了,但我们总觉得言犹未尽。对李志绥“回忆录”所制造的谣言,应当戳穿和批驳的实在大多太多了,真是驳不胜驳。我们这篇文章里所说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 李志绥这个人,我们过去同他相处的时间不能说不长,对他的了解,也不能说很浅。他的缺点和毛病大家也是知道的。 李志绥做毛的保健医生也有十几年,尽管他不是真正在第一线直接值班,虽然他不常和毛泽东见面,但多年来他是处于听班待命状态,做了一定的保健工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一跑到国外,就堕落到这个份上,确切他说,是他的彻底自我暴露。他伙同几个外国人,搞出这么一部“回忆录”来,专门造谣,作假,诽谤人,诬陷人,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能叫回忆录吗?不能。有什么价值吗?没有。 当然,那些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人们,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宝贝”,把它用来打人。但是,一旦这本书的谎言被戳穿,他们就会落得一场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伟人,是在中国革命洪流中造就出来的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民族英雄。他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来自人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我们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看到的毛泽东是廉洁奉公,敏而好学,生活俭朴,贴近人民。他的精神、思想、学识、智慧、骨气、品德,为世人所称道。 当然,在李志绥等人的笔下,毛泽东的这些根本方面和本质特点,是见不到的。他们刻意向世人宣扬的,是用谣言编织起来的攻击和诽谤毛泽东的种种荒诞无稽的故事。 若要问我们对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怎样评价?我们只有三个字: “不可信!” 我们这篇文章,讲述的事实和引用的证词都是有根据的,是对读者和历史负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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