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回忆录〉》(六) |
| 送交者: 林克 吴旭君 徐涛 2004年08月18日12:00:2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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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回忆录〉》(六) 毛泽东的五步高棋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
吴旭君
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映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反映出毛在处理问题上独特的个性。 毛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他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此他可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观察、等待,寻找时机。 毛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和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影响乃至改变大局的细枝末节。 我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的上述个性。正是他亲自导演了本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我认为,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上,毛泽东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着棋:放试探气球
毛泽东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 这个新姿态就是在一九七○年十月一日,他把美国记者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后,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泽东能这么干,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像的。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之后,毛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座的右侧,我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书和周福明卫士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常委都已经站在那儿等候毛泽东。 毛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人电梯。我们走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毛临近天安门城楼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走向正中央,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毛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城楼的正中央。 从城楼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声情沸腾的海洋。 检阅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毛的住处。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毛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毛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企图置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死地。美国先后进行了侵朝战争,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以及发动侵越战争。在外交上,美国又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中国也针锋相对,坚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但是,不要忘记,这一切是在中苏友好的历史背景 下,是苏美冷战最激烈的年代。 然而,历史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变化。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突然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不断交火。这一切都触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治家的敏感神经,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走向一个“新世界”。他认为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存在着美、中、苏三国均衡态势的新局面产生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世界是否正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呢?这样一个局面的出现是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呢? 毛泽东从饱经忧患、历尽沧桑、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中清楚地记得,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竟花了一百年的时间,牺牲了大约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新中国诞生。 与此同时,他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建设服务。可是事与愿违。对于这期间的局势,毛曾幽默他说:“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六十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有对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 毛曾对我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显然,毛泽东懂得,这样横着站久了是吃不消的,何况,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够采取主动,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使我们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岂不更好?毛虽然从没有这样明确地对我说过,但他决心改变中美关系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他要使中国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环境中争取主动,发展自己。 第二天,十月二日,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
两个多月后,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曾告诉我,你的知识面要宽广一些,不要只限于搞医疗护理工作,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要认真看《参考消息》,要善于摆出自己的观点等等。从这时候起,我便有意识地多注意《参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毛见面时有时也谈谈,后来一直延续到了六十年代初。自从毛让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深入到基层去搞社会调查之时起,毛就要求我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 比如: 他专门给我订了一份《参考资料》 , 后来又增订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阅读,每天必须去向他汇报。在毛接见外宾时,有时他认为需要,专门批准我可以留在现场,聆听他和外宾的会谈内容。有时毛还给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有关文件,有时他让我和他一起读英文,有时他让我骑着自行车去西花厅把文件直接送给周总理等等。我深知他老人家的苦心,是想让我这个新手的功底打得厚实些,因此,我也很努力地在攻克这个新堡垒。 我们看的《参考》分两种。一种是现在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小开张的,我们叫“一张纸《参考消息》”;另外一种是《参考资料》,其内容比前者多,是供首长们和一定级别的干部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还有一本是各国共产党情况资料, 每天定时送来。 这三本加起来可能不止十几万字。从此,我便开始每天把《参考资料》当成教科书一样认真阅读,然后,每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去向毛汇报。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非常熟悉,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我间他:“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经分工有人管了,你还这么操心干吗?” 毛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哪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亲自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已经多少学会了一点从《参考资料》中看出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微妙问题、苗头问题,并且知道在哪一个时期毛关注哪些间题。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毛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 一般情况下,要是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他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资料》。然后我说: “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毛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于,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区域,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一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它的说服力有时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一九三九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澄清当时的舆论上的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的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毛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他讲话,连香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 “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我问。 “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毛说。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我们就忙抗美援朝,槁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在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国的困难时期,一九六○年。那次我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他说:“知我者,斯诺也。” 毛说:“非也。” 我说:“是也。我记得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到一九六五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毛说:“那时,谈了举世关注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间只有十七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四十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你的用心,可以吗?” 我突然觉得我要把脑子里串好的一挂埋在他心里的珍珠挖出来送给他。 毛听了我的话, 眼睛一亮, 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让他通过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您这位领袖的如此这般的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斯诺的身心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 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得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结识的许多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毛说:“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噗?” 我说:“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毛说:“接着讲。” 我说:“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条件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大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间,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 毛说:“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噗。” 毛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毛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毛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在试探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毛泽东有时喜欢在同外国人谈笑中把自己的用意通过他们的嘴传出去。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毛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晴朗,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间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这是条有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 毛兴致勃勃他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我说:“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毛泽东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毛的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蕴含着智慧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当局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 了极蠢的地步。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产生原则分歧,中苏关系恶化,到七十年代毛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不明白毛泽东想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 斯诺自己后来谈到:“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其实,斯诺在做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从时间上说已晚了十几年。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泽东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或亚马逊河,而非要说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着棋: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由毛泽东决定派出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二十八日开幕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毛就对我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毛像着了魔似地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他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 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 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 我把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头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他说: “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我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 道: “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觉。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 “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 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 嗯……这样吧,”他想了一下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 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拼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 “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得厉害?” “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徐老走了。 我回到毛泽东卧室,见他正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毛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球队,是时隔六年后第一次又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世乒赛期间,毛泽东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我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毛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四月四日,美国队三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他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 当时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幅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毛泽东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毛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毛的心坎上。 四月六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泽东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恩来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画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毛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他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这句话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四月七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毛现在说的去办,显然与已经批过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 毛平时曾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毛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怕第二天毛睡醒过来后说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球队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也不行。怎么判断?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毛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毛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他的对面。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他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看着我,等待着。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毛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毛说。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瞧你紧张的样子!”毛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毛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泽东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泽东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撩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历史的进程常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会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住这看似平凡而实际上是十分关键的瞬间。
第五着棋:选择了尼克松
一九六八年,以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人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间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说:“我给你读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吧。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主席,他的这段话文章做在最后一段文字上。我认为他是针对我们在呼喊。”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毛说,“从一九四九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一九六九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毛的分析,美国人如何做文章。 毛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我说:“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主席说,“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拓更多的活动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中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哪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竟选期间,毛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毛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我说:“为什么?” 毛说:“民主党上台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三十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毛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 毛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我说:“有的材料《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毛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毛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他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毛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对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毕竟是个新事情。”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说着,毛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又说:“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毛看出了我的迷惑。“哪一首?”我间。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谈外交容易多了。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我流畅地背完了。听完了我背的诗,毛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意义,收集起来放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香烟都忘了抽。看来,这些不假思索、出口成章的话在他心中已经琢磨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毛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毛所料,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毛教我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于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地赢得主动。 他写了“美国”两个字,画了一个圆圈,把这两个字圈起来。然后画了一道,把圆圈一分为二,一边是多数美国人民,另一边是美国统治集团。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又在统治集团这边画了一道,再一分为二,分析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他十分懂得,不同利益的集团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毛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很富有弹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美国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毛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毛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 第一,在毛会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有作具体安排,看来可能是不好肯定毛会何时接见。就在尼克松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对我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后就立即受到毛的接见,这 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 毛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见的时间上,原来只定十五分钟,可毛和尼克松却谈了六十五分钟。 毛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在中美建交的全部过程中,从包括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但三条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紧接着的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的谈判,到尼克松总统公开访华,以及后来的中美双方公开谈判的整个期间,周恩来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频繁地到毛泽东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们除了向毛汇报之外,还要同时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一时期,周和毛一样睡得非常少,可是周仍然那么样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周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闻生紧跟在周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奋。 人们哪里想得到,在接见尼克松之前,毛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接见前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我们在与接见大厅尽可能靠近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准备着,以防万一。而毛与衰老、与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与感动。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毛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毛泽东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未了却他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他没能亲眼见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这些震撼人心的往事是颇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毛泽东在案头用平静、安详的重重的湖南乡音朗朗读着他刚刚书写的词篇——《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 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原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 九三年十二月版。原发表时为节选,现全文收入。 ————————————————————————
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
徐 涛
谈起“养生之道”,很容易使人联想甚至误解为古代的或个别现代的那些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人,潜心学习了老庄、佛、道之术,一心想通过养心养性、养气养神、练功打坐、清静无为、少思寡欲或者寄托于“神药”补品等以企求健身长寿者。其实中国古代的“养生术”中除去那些唯心的、迷信的、消极的糟粕之外,也有不少是符合医学科学道理、符合中国民情、积极健康的健心强身之法。但我现在要谈的既不是古代的更不是消极落后的养生,而是积极的、健康的、经过毛泽东自己亲身实践过的保健养生之道。道者,规律也。那么,毛泽东在保健养生与有关长寿方面真的有什么规律与秘密吗? 毛泽东重视人民的健康,他也重视自我的保健,但这并不是目的。他认为保持健康才是学习求知与从事革命工作的基础,他本身的战斗一生的经历,已充分他说明了问题。他对健康、体育锻炼、保健、人的寿命、人的生死等都有他自己的独特观点。 我曾经做过他的医生,想就我所知、记忆所及作些回忆。 毛泽东是一位长寿老人。他在精神心理、体育运动、饮食营养等方面有相当独特的自我保健经验。他从年轻时就崇尚这一原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孟老夫子说过的。
一、体育锻炼
一、自由体操:毛泽东有一套自编的“自由体操”,有时在散步中可以边走边做。他深呼吸,缓缓散步时可以摇头晃脑,活动头颈部关节;有时屈伸时腕关节,时常旋转双肩,以肩带动时臂做圆周旋转运动,左肩向前上,右肩向后下,交替转动,也可同时做腰部旋转扭动。他常在独自散步又无旁人时练习这套动作。做起这套动作的他,与平时严肃庄重的他,完全判若两人,比扭秧歌的动作还要有趣。有时我跟他一起散步,他边做边回头来看我。当我在笑他这一套“自由体操”时,他就向我做个鬼脸,然后就更起劲地做,好像在故意逗我似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在年轻时就自编过体操,叫“六段运动”,有手、足、头、躯干运动,还包括拳击、跳跃等。后来年纪大了,就把剧烈动作去掉了。我想他年轻时很可能看过中国古代养生法的书籍,参考了“八段锦”、“五禽戏”等而编了“毛式体操”。因为有一次他跟我说:“三国时有个名医叫华伦,给曹操治过病,他学老虎、学熊、学猴子、学鹿、学飞鸟的动作编了‘五禽戏’,这你应该知道吧?我看不错,是很好的健身运动。这都是仿生运动。人们有好多运动都是从动物那里学来的,其实也是动物学动物。中国有螳螂拳、猴拳,你游泳的那蛙式不就是从青蛙那里学来的吗?” 二、散步:毛泽东平时的主要运动就是散步。一般喜欢快步走。冬天在冰天雪地里照常散步,还特别喜欢踏雪。他特别喜爱雪,有时院子里满是洁白的雪,他不让扫掉。他喜欢赏雪景和洁白如地毯般的白茫茫大地,可有时他又喜欢踏雪,在厚度深过脚腕的雪地里踏行。寒冷天出来散步,他从不戴口罩、手套、围巾,他很耐寒。但他散步的时间不长,每次五至十分钟,然后就想回去办公。散步范围就在那有六棵柏树和一棵槐树的小院子里,就在菊香书屋门前。有时夜里办公累了,他也偶尔从后门出来,在中海北岸马路上走一段。静谷就在西侧,是个小花园,但他很少去。他外出巡视时喜到郊外田间、茶园散步,他喜欢看庄稼,喜欢在田野里和农民交谈。 有时正在散步中间,他突然不讲话思索着问题,走回办公室独自办公去了。起初我们都很奇怪,后来习惯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到了晚年他体弱有病,卧床过久,双下肢很吃力,但他仍要设法下床坚持站一会或者努力走一走,与衰老、疾病作顽强斗争。 三、跳舞: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常常在星期六晚上去春藕斋参加舞会,每次可跳一至两个小时。他喜欢听民间音乐、广东音乐等,跳舞中间还可欣赏一下相声、舞蹈之类的小节目。他喜欢跳音乐节奏鲜明的中四步,舞姿悠闲。他认为跳舞既是锻炼身体,也是接触群众的好机会。 四、爬山:这是毛泽东很喜爱的一项运动。一九五四年我第一次跟他外出巡视,到杭州。那次他是为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而去的,住在刘庄。一天上午,他刚睡醒就提出要爬山。我想他已年过六十,爬山恐怕太累,就劝他不要爬了,他说要爬。我去向叶子龙(机要室主任)、汪东兴(中央警卫局局长)、王芳(浙江省公安厅长)请示,最后商定让毛爬一个小山,就是丁家山。这小山就在刘庄大门口对面,像一个大屏风,大约几十个石级就可到小山顶上。毛像散步一样,随便就走完了,爬完山跟没事一样。第二天睡醒后又说要爬山,又共同商量安排了一个略高一点的桃花山。从此一发不可收,每天醒后就要爬山,而且不爬爬过的山,要爬新的山,要爬高山。毕竟已是六十一岁的人了,我给他做了两个规定作为条件,第一爬山中间要中途休息,第二需要时我得给他查脉搏、呼吸,了解脉搏快慢,以及由快到慢的恢复时间,以了解他的心脏功能。开始他不同意,说我“小题大做”,后来总算同意了。 他爬山时步子不紧不慢, 能持续爬很久,相当有耐力。我和周泽昭同志(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共同对毛进行观察。经对脉搏、呼吸的测量等,都认为他的心肺功能很好。毛泽东说:“我这辈子爬了不少山,累不坏。”回住处以后,晚上他对我说:“井冈山那么大,还不是靠两只脚走过来的!”好多年后我才知道毛在年轻时活动量很大,有一次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夜,独自从岳麓山爬上爬下,全身湿透,到了蔡和森家。蔡的母亲问他这是做什么,他说要体验《诗经》里“纳于大麓烈风暴雨勿迷”的情趣。联想起这些,后来才理解毛为何喜欢爬大山,原来和他多年跋山涉水的征战生活经历有关。那一年在杭州,他又爬了南高峰、北高峰,后来还爬了莫干山等,总之几乎爬遍了杭州周围的大小山峰。 五、外出巡视、远途旅行:毛泽东当年经常外出视察工作,一年内要外出多次。较经常去的地方有杭州、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所经之处更喜涉大川、登高山、观沧海,这与他的博大胸怀是很相适应的。有一次吴旭君问毛:“主席,你怎么有时和其他的首长不一样啊?” 毛反问:“怎么不一样?” 吴说:“到了夏天,越热你越往南方跑;到了冬天,越冷你越向北方跑。” “这你就不知道了。”毛笑着回答,“这样既可作调查研究,又可锻炼身体。” 其实毛泽东年轻时就喜爱远足野外宿营。后来他外出视察时,到了一个城市往往不下火车去城里住舒适的房子,他就住在火车上,他也怕给当地领导增添麻烦,所以白日外出视察,晚上睡在火车上,出入方便。列车停在郊外,晚上极安静,四周是农田,鸟飞虫鸣,充满了田园气氛,他可能又在回味年轻时野外宿营的情趣了。他常说:“下去调查研究,走一走,脑子就充实了。”年轻时他曾远足、徒步旅行,有一次三十三天经过五个县,行程九百余里,到基层了解民情,增长知识,锻炼身体。 六、游泳:这是毛泽东终生最喜爱并十分擅长的运动。他游泳的特点是:游大不游小,游长不游短,游远不游近,游缓不游急,游险不游易。他擅长侧泳、仰泳,泳姿熟练,只要有条件就要游大水库、大河、大江、大海,每次下水只游一次,但时间可长达一小时甚至二小时。在海中游泳,不喜在岸边浅水处,下水即向远处游。他还喜欢和年轻人比赛。有一次要和我们比“漂水”,他说面朝天,手脚伸开不许动,看谁漂得久。结果我们不一会儿就下沉了,他却能漂得久,他得意地笑了。又一次要和我比,我说:“好,看谁游得快!”他说:“不比快。”我说:“所有游泳都是比快的。”他说:“有比快的就有比慢的。我们比持久和耐力,要达到胜利的彼岸首先就要有耐力,要游的时间长游得远才得胜。”我们年轻动作快,消耗能量大,但游不很远。我们游了一段都上了船,休息一下再下海游。他可以持续游很久。他还喜欢“潜水”,连头带人一下子直沉入水中,再过十几秒才出水,我很着急。 我劝告他老人不宜潜水, 水深压力大,增加心肺负担。他索性当我面又故意“潜水”一次,像小孩与人斗气一样,出水后还向你笑,表示胜利,表示无所谓。可是后来我发现他很少潜水了,看来他已默默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另外他还专门喜爱在大风大浪里游,冬泳不怕天寒水冷。六十三岁时首次横渡长江,七十三岁时又横渡长江,在长江里前后游过十七次之多。后来还想穿游三峡。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游别的姿势,他说:“我看你的自由式也不自由。” “你看我头不进水,不用换气,游起来我口能讲,耳能听,眼能望。”毛说得很轻松愉快。 “你这才真叫自由式呢!”我连忙说,因为毛擅长于游侧泳、仰泳。我想这种姿势确实更适合于老年人,我当初建议他游泳时就没想得这么细。 毛还说:“游泳的好处你只说过四点,可你没有说全,它最大的好处是脑子能不想事。我散步、跳舞、看戏、吃饭,连吃了安眠药,也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游泳时可从不想事,一想事就向下沉,要喝冷水。” 七、梳头:长时间用脑思考问题,毛泽东会感到头部不适、疲劳。每逢这时他便要卫士帮他梳头,从额部向后枕部缓缓反复梳,时间长短不定,他背靠椅子,上身后仰,双足前伸,双目闭合,身体舒展放松,他感到舒适。毛认为补脑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吃红烧肉,另一个是梳头。他说:“脑子要补,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言下之意没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就得靠梳头了。他说:“梳头可以补脑,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头发生长,把有限的营养首先供应大脑,帮助大脑恢复疲劳。”我想梳头这些好处,他恐怕是早已读过中国古代养生学的书籍才这样说的。明代学者冷谦就在“修龄要旨”之中提出“养生十六宜”,其中提到的:“面宜多擦,发宜多梳,目宜常运,口宜常闭,津宜常咽,背宜常暖,腹宜常摩,皮肤宜常于浴。”毛泽东较常做到了八宜。直到目前,在日本民间流传的“十六宜健身法”就是从中国传去的。 八、按摩:毛泽东脑力劳动繁重,感到疲劳思睡时又常常难于自控而甚难入睡,在服安眠药以后就叫值班卫士帮他按摩,促进睡眠。对下肢促进血液循环,使较少活动的下肢尤以小腿肌肉能有些被动运动。这种按摩至少要一刻钟以上,或半小时甚至一小时,手法也挺有讲究。 九、擦澡: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已习惯于在天刚亮就到水井旁,脱去衣服,用吊桶打冷水淋身,淋后擦身,擦后再淋,再擦,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冬季照常。他认为这样可以锻炼意志、锻炼勇猛与无畏。后来年纪大了,这个习惯就改为温热毛巾擦澡。卫士一边给他擦澡,他还可以…边看书、看文件,四肢、胸、腹、背都擦。我曾问他为何不喜欢洗澡或淋浴?他说:“我习惯了,擦澡好处多,除去清洁之外还可按摩,促进循环,有健身作用,锻炼皮肤适应温度变化,可预防感冒。” 毛泽东还曾向陈云建议使用此法健身。他在一个文件上写明:“每天用毛巾沾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下面署名毛泽东。这是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的事。在签名后又补写一句:“用酒似不甚好。”这一句是针对某些苏联的内科专家曾对其他病人建议每天用水和酒擦身锻炼皮肤抵抗力的方法,提出了他不同的意见。毛的这些建议与方法,有一定的医学道理。 下面对毛的体育运动利于健身养生,作点医学分析。 “缺乏运动是二十世纪人类的通病。”半个多世纪来,科学技术呈突飞猛进之势,电气化、自动化、交通通讯、人造卫星及宇航的发展等均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如生活中使用的电器、煤气,交通、通讯的发达等,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大大的便利,使体力劳动明显减轻;另一方面生活节奏紧张,脑力劳动增加,缺乏体力劳动和肌肉锻炼,使人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逐渐减低,身体脂肪容易增长,心脑血管病日趋增多。恰恰就在这个人类更需要适当体力活动才利于健康长寿的课题上,毛泽东较早地又较完整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体育锻炼的理论、目的与方法。他自幼至老身体力行,有着卓越的预见性。 按摩、擦澡是由于他体力活动少而采取被动运动防止肌力减弱,再加上游泳、日光浴、空气浴等加强皮肤血管舒缩功能以适应外界温度变化,增加耐寒力,对防止感冒确有实效。感冒对老年人绝不是小病,它常是诱发大病、重病的导火线。毛怕感冒,医生更怕他感冒。正由于多年坚持这些活动,他较少发生感冒,对防止一系列呼吸道感染、保护心肺功能等起了较好的作用。散步、自由体操每日坚持,方便易行,不像爬山、骑马只能偶一时期进行。室外散步接触新鲜空气,活动全身关节,再加上跳舞活动,对减少脑力疲劳、减轻体重等大有好处。游泳是全身平衡发展的良好运动,对减肥、镇静、锻炼皮肤适应温度变化而防止感冒,真正帮助脑子休息(这一点对毛产生了奇效)都有作用。仰泳尤以侧泳姿势更适合老年人,游泳给毛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与健身效果。按照近年来运动医学的研究,认为运动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适当降低高血糖,还可增加血液中的高密度蛋白,后者对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是有利的。因此适当运动锻炼对促进健康与长寿都能起到重要作用。“运动就其作用说可以代替药物,但所有的药物都不能代替运动。”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深刻。
二、饮食起居
生活方式:可能再也没有谁的生活方式像毛泽东那样“古怪”了。他和一般人的习惯完全不同,他饮食餐次不定,不但一日不是三餐,常是一天两餐或两天三餐,每餐间隔甚长,吃饭时间日夜不定,也可以说二十四小时里哪个时辰都睡过觉,哪个时辰都吃过饭。饮食内容也不一定,正常时一餐中有四菜一汤,量也不多,但也常有煮一缸麦片或烤几块红薯也算一餐。他吃饭时边吃边看书报,吃起来狼吞虎咽,仍像打仗行军时似的。他常说他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白天睡觉夜里办公。我想他长期这样很少体力活动又很少见阳光对身体很不利,就常劝他改为正常生活规律。有一次谈到日夜规律的事。 “你说老虎厉害不厉害?”毛向我提问。 “厉害呀,有时还吃人。”但是我也奇怪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老虎就是白天睡觉夜里出来,它也不见什么太阳,不是也很健康吗?”毛说完我才明白。 “那……那人和老虎不一样。”我一时词穷说不出更好的理由。“人还能捉住老虎呢,还是人厉害。”我又补充了一句,道理还是没说清楚。 我一直在想,他整日连续高强度脑力劳动,加以生活起居、饮食、工作全无规律,按医学上一般规律,这种情形因为大脑皮层高级神经活动中枢的功能失调与紊乱,很容易导致高血压、溃疡病、心律失常或是甲状腺机能亢进一类疾病,这在医院中已是司空见惯的。可是毛却什么事也没有,仅仅是睡眠非常不好,这真有点使人不可思议。当时我未能作出解释。 工作一段时间,我又有些新的发现,那就是:一、这无规律的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规律。二、在无规律之中又有他自己的特殊规律。三、这种无规律对他来讲已是顺乎自然,久成习惯,自我适应了,不以为怪,不成负担,主动自由。 饮食特点:比如起床后几小时和入睡前几小时进餐,也大致有其规律,正餐两次,或一次正餐、一次便餐,都以不过饥不过饱为准。饮食内容是荤素搭配,素菜青菜较多,口味清淡,喜食粗米杂粮,食不过偏,杂食多样。二米饭有大米、小米,还可加点百合、红薯、芋头之类。菜以绿叶菜为多,粗纤维为多。 毛常跟我说:“我的生活里有四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另一次他说:“孔老夫子吃饭很讲究,有几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不吃,食物变色变味不吃,烹调不合宜不吃,不到吃饭时间不吃,这些都很合乎卫生嘛!不过孔老夫子有病啊!”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我说。 “你应该给他诊诊病,我看他有胃病。”毛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说。 “食不厌精、胎不厌细,东西搞得那么精细不是消化不好吗?再说,他常喜欢吃姜。你们西医研究不研究姜的作用?”毛说。 “中医研究的比较多。”我想是这样的,就回答了。 “姜性温,孔老夫子有胃寒,用姜去暖寒胃,老百姓不是喝姜糖水嘛,去寒发汗治感冒。我看他还有胃下垂。”毛说。 “你怎么又给诊断出一个病来了?”我说。 “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吃了饭就坐车子颠簸,还不得胃下垂?”他不紧不慢笑着说。 “看来你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也笑了。 有一次谈起饮食问题,我跟毛说:“现在欧美人都喜欢吃中国饭菜,又好吃又能减少心脑血管病。” “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饭菜。饮食也是文化。全国有多少省和地方,饭菜有多少种?”毛沉思了一下又接着说,“中国地大物博,宝藏很多,可是开采的有限,土地多但可耕地不多,大家只好暂时少吃一点。中国是东方国家,习惯上吃得素一些,本来在中国古代佛教僧侣终年吃素食,据说南朝梁武帝终生都吃素,影响较大,后来素食由寺庙传到宫廷又传到民 间。 不过我们并不是全素,吃得素一些对健康有好处。西方人食物里脂肪多,越往西越多,他们得心脏病的也比中国人多。” 我曾经向毛说,中国古代很早就讲究营养了,提出“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合理的平衡食谱了。 毛说:“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植、大枣,连葱姜蒜都可治病。你们可不要过分迷信药物,不要轻视饮食治疗。”毛还说过:“豆腐、豆芽、皮蛋、北京烤鸭都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有些地方的小吃也都有特色,应该国际化,可以出口。” “豆制品的蛋白和肉类蛋白一样都是优质蛋白,油皮、腐竹含蛋白质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湖南豆鼓含蛋白是百分之三十,都比肉中蛋白含量高,我给你安排的食谱里,豆制品也不少。”我刚说完,毛接着说:“豆制品我很爱吃。” 喝茶: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每日睡醒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喝茶、看报纸。他喝绿茶,尤喜龙井,要浓、要热。喝完茶用手指把茶叶掏出放到嘴里全吃了,他认为茶叶像青菜一样也有营养,全吃下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毛也说过:“茶可以益思、明目、少卧、轻身,这些可是你们的药学祖师爷李时珍说的。”毛说最早种茶、饮茶都在中国,可能在九世纪首先传人日本,后来才传到欧洲、印度。他也知道唐朝陆羽作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的专门著作,说“这也是中国人对世界做的贡献”。 的确,茶现在已是世界上三大饮料之一,茶可提神、健脑,使思维迅速、联想完善,还可利尿、止泻、消除疲劳,有人试验过饮热茶九分钟后可使皮肤温度下降摄氏一至二度, 可以降温消暑,茶还可防射线的辐射作用,绿茶除含大量维生素C外,还可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在毛原有的饮食习惯和内容上,再加以医生给予的调整改进,就更有利于健康了。 毛泽东有他的饮食原则,这就是:荤素搭配,以素带荤,粗细搭配,海陆搭配,杂食不偏,口味清淡,餐次适当,内容简朴,热量适中。 从医学角度看,这些原则是属于:高蛋白、多维生素、多纤维素、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盐、低糖、热量适中、平衡营养、东方膳食。 世界上近年来不少营养学家为防止心脑血管病和某些肿瘤,认为“东方膳食”是比较理想的先进膳食。更有的学者提出总热量不宜高,低胆低脂,甚至适当饥饿,都对防病促长寿可能更有利。 对“红烧肉”问题,也曾有过不同见解。红烧肉、时子一类食物,毛泽东的确喜欢吃,但并非餐餐皆有,也不是限制不给。当时有些炊事员、一般工作人员皆出于好心实意认为“有求必应,不求也上”是对毛“增加营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殊不知当时毛体重已较重,为健康及防止心脑血管病及某些肿瘤,从饮食作一定的医疗管理监督是很必要的。因此对工作人员甚至对毛,我都作了反复的宣传解释。我当时的原则是:“红烧肉”一类食物,以解馋为主,不求饱食;以瘦为主,略肥不腻;量不在多,次不求频,控制体重,医疗说理。最后主席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饮食配合很好,保证他体不过重,病不增加,为健康长寿巩固基础。
三、精神心理
对古今中外长寿老人的长寿因素调查中,其经验都可分别概括有几十条,但在诸多因素中大家所共有又都排于第一位的几乎不约而同的就是精神心理上的乐观开朗。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 毛泽东乐观,心胸开朗,无私忘我,事业心强,信心十足,七情俱在但很能情绪自控。他喜怒不易形于色,常不表现出大喜、大怒、大忧,他很注意“制怒”,修养很高,不迁怒,从无面红耳赤态度暴躁表现,生活中偶尔有些怒气,平静出口,态度严肃,事后还常向年轻的工作人员表示歉意。真正生气只是为国为民,比如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不承认中国,为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对方对新中国不重视,他曾忿忿地表示过:“我就咽不下这两口气。”这是何等的英雄骨气! 毛泽东思维辩证,精于谋略,对危难急重军国大事胸有成竹,多谋善断,见解独到,善解矛盾,从容不迫。在六十年代前后,一些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及军事包围,有将要对我大举进攻之势,毛镇定自若,曾表示过:“如果他们要打,我们就撤到黄河、长江两岸,诱敌深入,关门打狗。”在林彪叛逃前夕,林彪一伙正准备谋害毛泽东将要下毒手之际,当时毛正乘车外出视察,在此危险紧要关头,他以勇敢机智、深谋预见的神态曾说过:“我在进行火力侦察。” 毛泽东勤奋好学,自强不息,博学多才,自成一家,志气高远,情趣广泛,热爱生活,感情丰富。他热爱读书及书法艺术。 毛泽东坚韧顽强,不怕困难,体不服病,病不服重,人不服老,老不服衰,迎接挑战,胜不服输。生活不怕艰苦,谈话喜欢交锋辩论,直到晚年仍与衰老疾病作顽强斗争,直到逝世前都未停止学习,未停止思考国事,多么崇高的思想与顽强的生命力! 毛泽东对衣、食、住、行从无特别要求,不要高标准,不求享受,不食珍品,不食补品,衣着朴素,喜住平房。自甘淡泊的生活,减少了对他事业和工作的干扰,不产生个人烦恼。他只睡垫上棉絮的木床,一半留给他的图书,生活上很像孔老夫子的“居无求安”。另外有的地方像苏东坡养生处方上的“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至于苏东坡的“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他却永远不愿、不能去效仿了。 毛泽东在精神生活中只有睡眠是最不理想的了。这是过去战争年代复杂环境中造成的。每当我问及睡眠的情形, 他常风趣地告诉我:“我十分能吃,七分能睡。”因此不得已才靠安眠药助眠。但由于多年来前后几任医务人员都非常重视毛的安眠药的正确掌握、慎重使用、及时调配,因此虽使用多年从未产生任何毒副作用,有力地保证了他的睡眠与繁重工作,安眠药立了大功。 毛泽东的辩证思想,不但有利于他大脑皮质高级神经活动的调节,思维条理清晰,善找主要矛盾,判断正确,主动从容,正常的神经活动不打断、不干扰正常的身体内脏等生理活动,也有利于他的健康与长寿。此外他对人的寿命、生死问题、保健医疗问题的观点,对我们也有很好的指导与启发。
四、生死寿命和医疗保健
毛泽东说:“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法去找长生不老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的生死问题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寿也是合乎情理的吧。”我说。 “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那孔夫子现在要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上该成个什么样子了?”“你们搞医的认为人的寿命有多长?”毛说。 “人的寿命相当于人本身生长发育期的五倍,如果算二十五岁为发育期,人的寿命大约是一百二十岁。也有人提出能活到一百五十岁,不过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一百二十岁。”我解释说。 “我看人能活到一百岁也不那么容易。只长寿不健康又有什么好处?要又长寿又健康才好,要老有所为嘛!”毛说。 毛还曾说过:“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六十五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罗。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曹操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怕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元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毛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过养生之法是:晚饭少吃口,饭后百步走,娶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毛说:“我也有个原则:‘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我认为毛泽东的养生健身“十六字诀”比较完整合理。把精神心理放在首句,而发怒是七情之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作为代表提出“不怒”。第二句“基本吃素”,重在“素”与“基本”。素指饮食清淡、低脂肪、低胆固醇,但又非全素,表明蛋白、脂肪仍有,是以素带荤。散步简便易行,要求有一定的量,劳逸适度包括生活工作起居,不是只逸不劳,要有劳有逸。 毛还说过:“我看你们容易迷信药物,不要有点小病就用药。人还有抵抗力嘛,先让自身的抵抗力与细菌作战,能战胜就不要用药。如果抵抗力差,你再用药帮他一把。这也是自力更生为主嘛!” “西医能治病能开刀,割阑尾、吃阿斯匹林都很好。你们也要好好学习中医。把国外的医学学好,也把传统的医学学好。”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一百多年,那一千九百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十代人行不行?”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三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说话间他自己也笑了,“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我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地结合。” “医学越来越发展,人的健康水平与寿命也在提高。人们要求生活更美好,可是你们医生把饮食又搞了那么多限制,什么胆固醇又高了,油又多了,鸡蛋又限制了。这不是矛盾吗?你们要不要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发掘些胆固醇低的食品,多培育些胆固醇低的品种,胆固醇高了找点有效的控制办法,让人又能放开胃口吃,又能控制不生病。胆固醇是人体内存在的,必定也有用处,把它降得太低了就不会有别的间题吗?我看在医学上也是没有‘绝对’的问题吧?”
五、保健养生中的遗憾
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与长寿,从广义上讲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它包括了健康上的医疗保健、政治上的安全保卫、生活上的后勤服务,以及从中央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工种及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配合才使得工作顺利及取得良好成果。我更希望通过毛泽东的“自我保健养生之道”,并以他的主导思想、理论、方法等,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对革命对多种事业都充满了十足的信心。这种坚强的自信使他的愿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与发挥。但有时他对自己的疾病与衰老,表现了超出生理范围所允许的过分自信,则对他的健康、养生甚至长寿,可以产生不利的影响。 毛多年长时期大量吸烟,虽然多人、多次、多种方法帮助他戒烟,他自己也愿意配合,但多年来未能全戒。晚年最后一段时间虽然不吸烟了,但吸烟的慢性隐蔽性的危害对身体早已发生影响,使他的心肺功能都受到严重损害,对健康、长寿肯定产生了甚为不利的影响。 “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你们当医生的人大概是另一种人生观吧?你们有点病就想得很多,自己吓唬自己,也吓唬别人。”这些话,毛泽东讲过不止一次。他的这些话,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也很辩证。确实,医生讲的话有不正确的或不够正确的,这里面包括医生临床经验的差别,医生间包括专家之间意见的不一致,还有时医生的观点可能带有片面性、绝对性。总之,这些既受医生自己思想、观点的影响,也受当时医学水平发展的限制,而毛泽东的思想则不受什么中西医、学派、习俗、常规等的限制。不过,医生的许多观点还是经验的总结及医学正确理论的指导。因此对医生许多正确的意见与建议,如果毛能更多地听取与采纳,对他的健康、诊疗以及长寿等肯定会有更多的帮助。
原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 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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