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峰：從“賀衛方現象”看中國面臨的危機

 

　　2013年12月28日晚，衡陽賄選大案曝光並震驚世界：在差額選舉湖南省人大代表的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的違紀違法案件，共有56名當選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錢拉票行為，涉案金額人民幣1.1億餘元，有518名衡陽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會工作人員收受錢物，而這56名當選的人大代表中，大部分都是私企老闆，即資本家。賀衛方之流極力鼓動的西方金錢民主終於結出了部分惡果，人民大眾終於明白，按照賀衛方們的憲政理論搞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結果，就是讓少數資本家尤其是國外資本家用金錢控制選舉、控制中國政府。這種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及印度、菲律賓等實行西式民主國家早已普遍化、合法化的醜惡現象，按照中國的社會主義憲法卻是非法的，這是顛覆人民民主專政國體、實行資本專政的惡劣行徑。

 

　　其實，衡陽賄選現象早在2008年2月就曾被《檢查日報》報道過，在衡陽市，人民代表大會基本上已經被私企老闆所控制，而在選舉當中存在十分普遍的賄選現象，在老闆們看來，當代表也是一種投資。雖然此類違背憲法、顛覆國體的醜惡現象在衡陽、在湖南、在全國很多地方已經十分明顯，但是由於賀衛方及其體制內保護傘們的權勢非常強大，這些顛覆罪行從未得到法律的懲處。

 

　　與衡陽賄選大案被徹底查出的同時，是另一個顯著信號，賀衛方聞風而逃。12月31日下午，賀衛方發表了這樣一條微博：【各位本微博之友：新年來臨之際，謹表達真誠的祝福和感謝!三年裡，你們給了我很多鼓勵，從評論中我也學到不少新知。美好的交流讓我在虛擬空間裡尋覓到真實的情感。過去一年裡，眼看着一個又一個我熟悉的博主從這裡消失，心中不免悵然。於我，是將本微博告一段落的時刻了。再見!】

 

　　對於此消息，反共公知們一片哀嚎：【這一年，微博大v哀鴻遍野。過去的慷慨悲歌之士漸漸遠去。有的被關，有的被抓,有的被封，有的自宮;有的身敗，有的名裂，有的身敗名裂。】愛國人士則歡欣鼓舞：【薛蠻子，李開復，章立凡，吳祚來，張維迎，張雪忠、堪洪果，賀衛方，勝利一個接着一個，下一個輪到誰了】。

軍方內部紀錄片尖銳點名茅于軾賀衛方等：中共與美帝及其在華代理人的世紀博弈

 

 

　　黨員賀衛方，多年以來一貫知法犯法、無法無天，一貫赤裸裸地從事顛覆活動，卻沒有受到任何的懲處。如果不是感到風聲鶴唳，賀衛方是不會輕易退縮的。賀衛方這次休博，或許意味着他在體制內的保護傘正在遭遇某種程度的失勢。如不出意外，賀衛方遭受黨紀國法的處理，是意料中的必然結局。人民大眾有理由對此感到些許的高興，因為只有按照《黨章》、《憲法》，徹底解決【賀衛方現象】，懲處賀衛方們的顛覆罪行，才能有效緩解中國面臨的內憂外患。

 

　　1、賀衛方其人

 

　　今日中國之最大的危機，還是黨自身的危機。而黨內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一些反黨分子、蛻化變質分子乃至敵對勢力和第五縱隊，都紛紛鑽入黨內，甚至成為高級智囊並混入高層，以搞改革的名義，瓦解共產黨，瓦解中國。

 

　　在當今中國，最著名的反共、反黨、反國家、反人民的代表性人物，經濟領域莫過於茅于軾，而政法領域莫過於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

 

　　賀衛方生於1960年，1985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由於深受副校長江平的賞識和器重，賀衛方畢業後留校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並主持《比較法研究》季刊編輯工作。1988年，因為嫌棄大學教師工資低，為了謀取更多的金錢和經濟利益，賀衛方從中國政法大學辭職下海去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總公司做了業務員。然而，賀衛方只會誇誇其談，具體業務工作搞得一塌糊塗。於是1989年春天他又通過李步雲的關係準備進入社科院法學所。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賀衛方積極參與了六四暴亂並阻止軍車入城，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總公司將其開除，社科院由於正在加緊清理動亂分子自然將賀衛方拒之門外。按照當時的法律、法規、黨紀，像賀衛方這種政治反動的人物一般情況下是不能再進入體制內了。在賀衛方走投無路之際，江平利用其職權，違法違規將賀衛方又重新召回政法大學。

 

　　江平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因此對賀衛方說：“趕快回來吧，還來得及，再晚我自己都保不住了。”1990年2月，作為公開發表聲明支持動亂精英的十個大學校長之一，江平被司法部免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職位。當然江平在離開前已經在體制內安插了一大批類似賀衛方之類的特洛伊木馬。於是，賀衛方1992年被聘為副教授，1993年6-7月入美國密執安大學做訪問學者，1995年調至北京大學法律學系任教，1999年被聘為教授，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學院訪問學者。

 

　　早在1991年，美國福特基金會就資助賀衛方進行“中國的權利意識與制度”的課題研究。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福特基金會資助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展開“當代世界比較憲政史研究”，賀衛方的領銜主編的《憲政譯叢》即是其成果。199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會資助江平主持了大型翻譯叢書“外國法律文庫”的編輯和出版工作，賀衛方是編委。1996年福特基金會資助賀衛方主持的北京大學司法研究中心開展了一系列關於司法制度的研究。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福特基金會資助賀衛方等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自由主義反共學者對中國法官進行系統培訓，此項目進行了多年，僅湖北一省受到培訓的法官便達到600名以上。

 

　　由此可見，賀衛方剛剛登上政治和學術舞台，其角色就是美國情報部門控制的福特基金會為中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培養的中青代接班人。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賀衛方以高層智囊的方式參與了中國司法改革，其思想影響了政法界眾多實權人物，並親自培養培訓了大批中國法官。賀衛方認為，“1997至2003年間是學術界和實務界蜜月期。”賀衛方在這段時期，與當時司法界的實權人物如肖揚、沈德詠、黃松有等人關係密切、互動頻繁，他不但在《工人日報》發表文章，還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開專欄，甚至在最高法主辦的《人民法院報》開了“司法瑣話”專欄，賀衛方由此一躍成為司法和法律權威學者，在政法領域積累了廣泛的影響力。通過在大眾傳媒及最高法機關刊物開專欄發文章的方式來力促司法改革和司法獨立，賀衛方成了當時最有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賀衛方全盤西化的司法改革主張，得到了當時不少實權人物的支持。

 

　　賀衛方之所以力促司法獨立，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司法權擺脫黨的領導，使西化派法官、法學家、律師等“法律黨”勢力上下聯動，最終不斷限制和縮減中共和無產階級的權力，最後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非法，徹底推翻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復辟資本專制統治。

 

　　2、從邊緣進攻敏感的中心——賀衛方以司法改革為突破口顛覆社會主義制度

 

　　2004年7月，《中國改革》雜誌、廣州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南方都市報》等聯合邀請賀衛方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做了一場名為《憲政的趨勢：世界與中國》的講座。賀衛方在講座中全面否定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鼓動全面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他說：“社會主義體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的實驗……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教訓，……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執不存在了，一定會在將來給我們未來的制度帶來一個很大的發展。比方說我們心中越來越，我們現在不僅僅信服的相信在堅船利炮或者科學技術方面學習西方，我們還要在制度方面學習西方，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年來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官員到西方去留學，這就意味着上一輪我們的學習以失敗告終，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學習，我們要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更加公正的政治法律體系，我們相信對今後的憲政發展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顯而易見，賀衛方的政治改革，其實就是要搞全盤西化，就是要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過一開始，他是以欺騙和漸進方式來進行的。賀衛方在2004年的講演中提到了兩種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漸進戰略，一是地理空間上的由外而內的路徑。賀衛方認為，美國的憲政在中國大陸本土化涉及很多的問題，可以通過台灣和香港的過渡，台灣、香港先試行，然後再滲透到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確用他們的實踐來證明了中國的社會可能的一種憲政的模式”。

 

　　另一種則是具體政治架構上，從邊緣入手進攻中心敏感部位。他說：【我過去一直想到從邊緣開始，而不是從敏感的部位開始。我小時候看樣板戲，在座的跟我年齡差不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以前有一個樣板戲叫《智取威虎山》，說威虎山上有一個坐山雕，很難攻打，解放軍想打就是打不下來，後來他們去找獵戶老常，獵戶老常說，後山還有一條小路。後來果然是走了後山的這條小路，把坐山雕給端掉了。後來，我就一直企盼着中國司法改革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後山小路，司法的改革是不敏感的……說得再天花亂墜，政府說司法是應該搞體制改革了，但是說歸說，就是不行動，這是一個問題。但是我自己相信，通過這種程序性的變化、技術性的改革，最後能夠成為一種政治性的變化。】

 

　　可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是賀衛方最終要消滅的“座山雕”，為了消滅這個最難打的“座山雕”，賀衛方找了一條後山小路，就是通過司法體制改革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再最終推翻中共。然而在2004年的賀衛方看來，這種推進速度仍然還是有點慢了——“說歸說，就是不行動”。而且很顯然，美國情報機構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遲遲不崩潰十分着急，因此賀衛方逐漸不再寄希望於通過鑽進體制內的方式進行漸進顛覆，而是開始直接鼓動民眾搞顏色革命，在體制外形成強大的民眾壓力，與體制內的西化派官員“裡應外合”儘快推翻中共。

 

　　3、“全心全意為美國壟斷資本服務”——賀衛方一手打造出的“法律黨”

 

　　在賀衛方設計的中國版顏色革命中，西化派法官、法學家、律師三位一體的“法律黨”，將會扮演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以法學家團隊為總指揮，律師團隊將直接負責組織民眾並參與反共政治運動的重任，而西化派法官控制的司法機構和法律權力將為這種反共、反政府運動保駕護航。這種模式在歷來各國的顏色革命中就已經定型。今日在中國律師界出現的種種亂象，例如一些律師和法學家聯合一些非法暴富的資本家成立維權機構(如賀衛方為顧問的公盟)，以維權和幫助弱勢群體打官司為幌子，欺騙弱勢群體，給弱勢群體灌輸極端反共、反華、反國家、反人民思想，鼓動弱勢群體採取激進行動乃至恐怖主義行動對抗中國共產黨，使弱勢群體成為“法律黨”進攻中共的炮灰，這正是賀衛方們多年設計和推動的結果。

 

　　在2004年7月的廣東演講中，賀衛方說了這樣一段話：“現在的制度在慢慢的變好，我聽說很多專業的律師願意成為一個人大代表。前一段時間，‘第三屆全國律師論壇’時，我來廣州和廣東的律師進行交流，我發現有許多律師有一種政治抱負，這是好事情。”

 

　　為何賀衛方極力主張律師們參與政治運動呢?原來賀衛方是這樣想的：“西方國家的代表是由人民自己產生的，而不是被指定的，而且選民在選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考慮：這個人做律師做得挺好的，他代理的一些案件都勝訴了，就覺得他不錯。律師往往就會被他們選成自己的代表。所以美國國會中，律師出生的人一直不少於一半……我要說，像美國的行政第一把手——總統，從歷史上看，一半以上是律師出生的，這跟他們的選任機制有關係，他們要到處去演講，搞法律的人都是‘三寸不爛之舌’口才好，能把黑的說成白的，討得選民的歡心，然後當上總統。……我自己當然希望搞法律的人能夠越來越多的進入到政壇中，‘犧牲他一個，幸福10億人’!”

 

　　原來，律師及法學家參政、當議員、當總統，是美國憲政的特色。律師們口才好，‘三寸不爛之舌’，可以忽悠欺騙民眾煽動民意(如台灣陳水扁那樣的)，因此賀衛方極力主張律師們和搞法律的人大舉進攻政壇。當然，相當多的律師，其實都是賀衛方們的學生，這些律師們大腦里被灌輸的理念、邏輯和學術，都是賀衛方從美國情報機構那裡販賣過來的東西。由此，一旦律師們成為中國的總統、議員，那麼賀衛方們不就成了“國師”了嗎?

 

　　因此，2011年4月24日賀衛方在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首屆論壇上的點評發言中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和法治程度，衡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是觀察律師和軍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軍隊在政治生活中，地位越高的國家越野蠻，越低的國家越文明。與之相反，律師在一個國家的政治地位，越高的越文明，越低的越野蠻。”

 

　　這句話真正含義不過是說，賀衛方這類這些法律、法學教授，是律師們的老師和精神導師們。賀衛方們在一個國家的政治地位越高越文明，越低的越野蠻。如此而已。

 

　　然而，律師們又是為誰服務的呢?賀衛方在2011年的人大律師學院首屆論壇上說：“律師必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客戶利益……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律師的職業倫理。某些倫理規則看起來經常與高尚有距離，與忠誠倒結合得很緊密。例如律師在執業中間為客戶保密，律師遇到的難堪情形是什麼?你的客戶跟你說，他們只知道我搶了銀行的錢，不知道我去年殺了兩個人。你怎麼辦呢?你作為道德那麼美好的律師，是不是要去揭發呢?不，絕對不能揭發”。

 

　　原來，在賀衛方看來，律師要就是要維護客戶的利益，誰給錢，就為誰服務，要絕對“忠誠”於給律師金錢錢的客戶，甚至可以不要“道德”、不要“高尚”、不要“法律”、不要“事實”。

 

　　賀衛方主張律師們應該追求什麼呢?不是公平和正義優先，而是赤裸裸地只追求金錢。賀衛方說：“有一種普遍的偏見，就是律師收費高昂。但是，跟其他行業一樣，有時候收費高下跟產品質量是有關聯的。……律師的品質得到保障，就是產品的質量和價格得到保障。大家知道，法律產品跟通常我們買西瓜不一樣”。賀衛方所孜孜追求的，就是法律的市場化和資本化。

 

　　眾所周知，中國的《律師法》明明規定，律師在執業時必須“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恪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必須以事實為根據”，然而賀衛方卻教唆律師們可以不要道德、不要正義、不要事實，只要為客戶服務追逐金錢。為了從犯罪分子那裡獲得金錢，賀衛方主張律師應該提犯罪分子隱瞞事實，幫助犯罪分子對抗和危害國家和人民。原來中國的《律師法》還明確規定，律師“提供虛假證據，隱瞞重要事實或者威脅、利誘他人提供虛假證據，隱瞞重要事實的”，司法行政部門有權吊銷律師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然而2007年《律師法》進行修訂後，“隱瞞重要事實”等內容被刪除。賀衛方們果然神通廣大，其反共、反黨、反國家、反人民的西方法律思想已經開始逐步統治中國法律。

 

　　那麼，既然在賀衛方看來，律師們的主要指責就是拋棄事實、拋棄正義、拋棄道德、拋棄法律，全心全意為客戶服務、為金錢服務，那麼在當今中國，誰的金錢最多呢?肯定不是普通的工人、農民、學生和知識分子，擁有最多金錢的，捨得拿出巨額資本購買法律服務的，永遠是資產階級尤其是美國壟斷財團。

 

　　“全心全意為資本富豪(尤其是美國壟斷財團)服務”，這就是賀衛方大頭領組建的“法律黨”的性質和宗旨。賀衛方在人大律師學院首屆論壇的發言早已道破玄機。

 

　　4、反共狂人賀衛方為何在2006年新西山會議上浮出水面？

 

　　可以看出，1998年至2003年，賀衛方一直參與中國司法改革的頂層設計，在那個階段，他以高層智囊和高級學者的身份，與中國最高法院實權人物如黃松有等人關係極其密切。然而，賀衛方感覺，或者說美國情報機構感覺到，單單通過司法改革等漸進方式來逐步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速度還是太慢了。由此，組建“法律黨”，煽動民眾從體制外施加壓力，搞更為激進的顏色革命，與體制內的西化派自由派官員“裡應外合”，以最大速度推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就成了賀衛方2005年以來活動的主要內容。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扛起反共大旗的賀衛方，為何會在2005、2006年間粉墨登場。雖然自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賀衛方屢屢在媒體上發表過激言論，但是真正讓他轟動一時的，則是他在2006年3月4日北京西山杏林山莊舉行的新西山會議上的發言。杏林山莊隸屬於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曾多次接待過國家領導人在此辦公、休息，接待過各種類型的高級別會議。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這次新西山會議，是國務院下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召集約40位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就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下一步應採取的行動進行討論，會議希望在不公開的情況下，聽取這些人士的真實想法，以便為中央領導建言獻策，這些意見將在匯總之後，直接向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匯報。由此可見，這是一次有高層背景的高級別的專家會議，其意圖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對中國的改革進行頂層設計。賀衛方實際上是作為高級智囊和學者，被國務院智庫請去為改革開放做政策建議和制度設計的。

 

　　然而，賀衛方的發言卻引起了浩然大波，並讓會議組織者著名新自由主義官員、前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後來狼狽不堪。

 

　　賀衛方教授針對當時的政治局勢說：“站在右邊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甚至個別的時候畏畏縮縮，因為有些話亮不出來，我們說圖窮匕首線，我們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圖，把匕首包起來我們沒有力量，我們天機不可泄漏，我們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台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這樣一說不得，顯得我們跟別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過壞人，好人一打一個死掉，就死在戰場上。所以，左翼的東西在網上多少的猖獗，但是這邊人沒有辦法說透，說清楚，所以，我們現在尤其是體制改革這些年一直在推動，在座的前輩或者同輩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這個過程中都是艱辛甘苦的。”

 

　　賀衛方教授說：“我想我們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這和改革的群體人有差距。比如說我個人追求這樣的目標……我告訴你，我的幾篇演講在網上傳播的比較多，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有一個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機構，不斷的行使媒體的生殺與奪之大權，這樣的體制是什麼樣的體制?嚴重違反了《憲法》說的，任何的活動都是在憲法的基礎上活動，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團中央宣傳部，我們整個黨沒有註冊登記。……我們參加了這個組織，我在這個組織20多年，但是它沒有註冊登記……胡錦濤同志說，我們要嚴格糾正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都要嚴格的糾正各種違憲的行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機構，怎麼違憲呢?”

 

　　賀衛方還指出，“民法上的基礎就是私有制，尤其是農村的土地問題，下一步一定要推動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體所有制這種不倫不類的方式，否則農民最受損害。”

 

　　很明顯，在賀衛方看來，中國應該搞台灣模式、搞多黨制、搞美式憲政、搞軍隊國家化，搞徹底的經濟私有化，因此，整個社會主義制度是非法的、中宣部是非法的、連黨中央自己也是非法的。因為不符合賀衛方青睞的美式法律體制和法律程序，所以就是共產黨就是非法的。賀衛方的邏輯是如此的簡單明了。

 

　　賀衛方當然知道，公開地宣傳這些觀點存在一定的風險，但是為了對抗左翼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的復興，他們應該積極向民眾廣泛傳播這些反共思想，以積累起足夠的推翻中共的群眾性和底層力量。因此，賀衛方對以高尚全為代表的高層智囊們說：我們這樣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畏畏縮縮，我們天機不可泄漏，我們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就是美國憲政，就是台灣模式，就是經濟徹底私有化，但是我們不敢說不敢宣傳，沒辦法說透，不敢說清楚，於是打不過左翼，使左翼的東西在網上猖獗。為了與左翼爭奪群眾，我們應該勇敢地、公開地、系統地、廣泛地宣傳我們的反共思想，發動群眾搞顏色革命，而不是僅僅寄希望於上層漸進式的顛覆。這就是賀衛方說給高尚全們的心裡話。而後者，則心領神會!

 

　　由此，賀衛方為中國未來的顏色革命進行了這樣的設計，由賀衛方這樣的人，“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欺騙和蒙蔽群眾，在體制外進行顛覆中共的激進革命，這些人“和改革的群體人有差距”，也就是說，另一批賀衛方的同黨，仍然潛伏在體制內，以改革的面目與賀衛方們“裡應外合”，最終推翻中共。

 

　　5、賀衛方集團的系統性陰謀：如何與體制內的黃松有們的“裡應外合”

 

　　賀衛方們在體制內的工作雖然卓有成就，但是也在近年遭遇瓶頸。仔細分析賀衛方從年輕時代的所作所為就可發現，從88年辭職下海當外貿業務員，到後來重回體制內販賣西方憲政理論，再到90年代初赴美接受培訓並接受美情報機構和福特基金會的巨額資助，再到90年代中後期參與司法改革並培訓大批法官，再到今天沖在通過顏色革命顛覆中國的第一線，謀求經濟利益和攀附權貴，是其最根本的目標。因此，賀衛方類型的人，一旦手握權力，必然徹底腐敗。台灣的陳水扁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賀衛方所依賴的那些體制內的自由派漢奸官員，也無一不以腐敗著稱。其典型案例就是曾經格外欣賞賀衛方的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此人不僅腐敗透頂，另外還“對未成年少女特別有興趣”，更有司法界人士稱其為“性貪”。2008年10月28日，黃松有被免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職務。2009年8月21日，黃松有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並被立案檢查。2010年1月19日，黃松有因犯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他是1949年以來中國因涉嫌貪腐被調查的級別最高的司法官員。當然，體制內仍然有大批此類的賀衛方同黨尚未被查處。

 

　　到2012年，賀衛方已經公開地申明他們的這種“裡應外合”的戰略。2012年末，賀衛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被有美國情報部門背景的布魯金斯學會出版。在布魯金斯學會11月28日於華盛頓為賀衛方舉行的新書發表會暨中國司法研討會上，賀衛方公開表示：“不要要求在職的中國官員們說老百姓希望他們說的話，而學界人士則可以大膽諫言，和政界‘裡應外合’，各司其職。”賀衛方再一次提出了其反共戰略主張：“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讓司法無法得到獨立，中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要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根基進行改造，……將中國共產黨改造成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是比較可行的選擇之一。中國共產黨必須承認其他黨派的正當性……以及軍隊不由黨來控制而是忠誠於國家。……有的時候民意對這個國家起到重要作用，網絡時代幾十萬人同時感到很憤怒的事情，他們會很緊張”。

 

　　賀衛方在這裡十分明確地表示，體制內不止有一個黃松有這樣的賀某同黨，一個黃松有倒下去了，千千萬萬個西化派自由派的官員們正在成長起來，體制內還有大量內心認同賀衛方理念，主張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高級官員(如高尚全之類)。賀衛方也不主張這些高官發表激進言論來鼓動和組織民眾造反，這些工作由賀衛方來完成，體制內的反共官員的職責是，利用其權力與賀衛方“裡應外合”，最終瓦解中共。

 

　　實際上至今為止，賀衛方在體制內的同黨已經很好地完成了他們的工作，例如賀衛方所主張的經濟私有化，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四千萬工人下崗，幾十萬億國資流入富豪手中，醫療住房教育的市場化形成了民生三座大山，大量的群眾成為弱勢群體。賀衛方們卻不斷告訴人民大眾，這些錯誤改革政策都是共產黨搞的，都是一黨專政的惡果。這樣，賀衛方在體制內同黨們所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就為賀衛方在體制外進行的激進顏色革命造就了龐大的群眾基礎。而那些新生非法暴富的富豪們，如王功權、王石、馮侖、任志強、潘石屹等人，為了將自己的非法財產合法化，也十分天然地仇視共產黨。眼下體制內的賀衛方同黨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進一步推動私有化的同時，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為顏色革命反共勢力的壯大奠定更加寬鬆的制度空間。

 

　　這就是賀衛方集團的系統性陰謀。

 

　　6、淪為一個徹底的西奴、美奴——近來愈發張狂的“黨員”賀衛方

 

　　賀衛方這樣屢屢違反憲法、違反黨章，接受美國情報機構和基金會的資助，費盡心機搞顛覆中共活動的共產黨員，為何不僅沒有被開除出黨，反而繼續留在北京大學當大學教授?假如了解到賀衛方在黨內有保護傘(新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一切怪現象自然就是十分明朗的了。

 

　　賀衛方在2006年的新西山會議里說，他在共產黨這個組織20多年。自2006年新西山會議以來，每年都有大量的民眾、黨員和知識分子(包括不少北大學者)要求北大黨委開除賀衛方，然而至今為止，賀衛方仍然留在北大宣傳其反共思想，而且其活動愈發張狂。

 

　　2013年3月21日，應德國伯爾基金會邀請，中國知名學者、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出席了在柏林舉辦的"中國和諧社會夢想"研討會。會後，賀衛方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將共產黨在中國的歷史，類比成德國法西斯那樣的災難：“最近兩次都是應伯爾基金會邀請，重要是考察德國怎樣處理自己的歷史問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問題，中國也需要反思過去六十年來，共產主義在中國所帶來的各種運動和災難，但是直到今天我們還面臨反思歷史的巨大困難。作為法律學者，我也從德國的相關實踐中，了解到如何通過反思歷史，把自己國家相關制度設計得更合理。”賀衛方還提出要給六四平反：“"六四"是改變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它對統治者的合法性產生很大的損害乃至摧毀，卻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這是中國走向未來繞不開的問題。”賀衛方認為，六四事件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在我看來，"六四"一定要平反，時間不會拖得太長--不光是平反的問題，也要藉機反思歷史。”

 

　　2013年10月4日賀衛方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演講時十分張狂地說：“北大沒七不講，我們七個都講。憲政之路不是執行現行憲法，而首先是司法獨立，然後是新聞自由，逐步實現土地私有、軍隊國家化……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憲政民主的中國。”很顯然，在賀衛方看來，北大已經不是中共的北大，而是賀衛方的北大，所以北大一直沒有開除賀衛方。這種局面得不到扭轉，很快人民的中國就成為賀衛方的“憲政中國”。對此，賀衛方們信心滿滿，野心勃勃。

 

　　2013年9月賀衛方做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主辦的“新民說”文化沙龍時發表了一番十分無恥地替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歷史辯護的言論：“我認為，西方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欺凌，是中國欺負西方人的結果。中國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平等地對待西方。西方人想要商務談判，中國根本不派像樣的人去談。為什麼西方人到了中國見皇帝必須三拜九叩?這不是欺負人?……我們的屈辱感是誰搞出來的?是我們昏聵的政府，導致國家領土丟失、軍事失敗、人民受難，最後告訴我們說，都是西方人欺負我們。但這完全怪西方人嗎?況且我們也要看到，西方帶給了我們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學制度也好、現代司法制度也好、醫院制度也好，哪個不是西方帶來的?”

 

　　在賀衛方看來，因此中國皇帝要讓西洋人和東洋人下跪，這等於羞辱西方人和日本人，於是中國老百姓活該被人家屠殺、強姦、掠奪、滅絕。國土丟失人民受難，全是中國政府的錯，不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錯，西方不僅沒有錯，反而有大功，給中國人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和制度。這種辯護，恐怕連正常西方人自己(如雨果)都汗顏。很顯然，賀衛方已經是一個徹徹底底的西奴、美奴、金奴，比純種西方人更加親西方，更加能夠服務於西方的利益。

 

　　今日中國共產黨內就有一小撮賀衛方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不僅不是合格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也不是合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他們十幾年如一日地違背黨章、憲法，搞顛覆中共的活動，中共不僅把他留在黨內沒有給予任何黨紀國法的懲處，還給他北京大學教授這種最高等級的待遇和禮遇，讓其名利雙收。關鍵原因是，他在體制內有保護傘。

 

　　其實，賀衛方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地當西奴、美奴，肆無忌憚地反共、反黨、反國家、反人民，主要原因還是共產黨縱容的結果。其實賀衛方本人十分膽小怕事，2006年新西山會議上賀衛方赤裸裸的反共宣言曝光後，賀衛方一時間壓力極大，北大準備將其開除，專政機構準備採取法律措施，賀衛方一時間驚慌失措，趕緊策劃了一篇署名為“老路”與“英純子”的對話體文章《第N忠誠——為賀衛方申辯》發到網上，文章主要內容是說：賀衛方反黨反共是對中共的第N忠誠，是愛黨愛國的表現;說中共非法，是提示中共彌補漏洞實現合法化……如此邏輯不通的為賀衛方洗地的腦殘文章，竟然欺騙了很多人，再加上賀衛方體制內保護傘的施力，賀衛方順利渡過難關。結果如何呢?此後的賀衛方反黨反共反國家反人民的活動，更加赤裸裸和肆無忌憚了!

 

　　7、不果斷清除“賀衛方現象”，中國必然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老路

 

　　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美國的壟斷資本實力，當然是世界最大的“權”與“貴”，它擁有最大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文化軟實力。因此賀衛方這樣的投機性奴才，為了追逐名利，必然攀附這最大的權貴。這批人必然會挾洋自重，和美國勢力相互配合，肆無忌憚地搞顛覆中共的種種活動。賀衛方自認為影響力大，中共不敢輕易懲治他，更何況中共內部相當多的權力機關已經被賀衛方的同黨所控制。如果中共真要追究其顛覆憲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責任，賀衛方大不了與其魚死網破，最倒霉，也不過是像余杰那樣暫時躲避到美國享福而已。等若干年大陸變了天，“法律黨”一統天下，他賀衛方仍然會殺回來繼續風光無限當“國師”。這正是賀衛方們的如意算盤。

 

　　在今日之中國，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誰要是攻擊毛澤東、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的好，影響力大，誰就能名利雙收，一方面成為國內大眾媒體和國外反共反華媒體的寵兒，另一方面不斷出書、講座並開始接受美國基金會的資助，還有海內外的各種出版社為其出書炒作牟利。非常典型者如袁騰飛，就是從一不入流的中學教師，通過攻擊毛澤東和共產黨而迅速飛黃騰達。一大把年紀的茅于軾本來在自由派陣營里的地位已經持續下滑，也因為攻擊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影響力太大，迅速迎來了其反共事業的第二春。這在當今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政治潛規則，越是攻擊毛澤東、攻擊共產黨惡毒的人，越容易被一些媒體炒作出名，各種金錢資助也隨之而來。很顯然，美國情報部門的無形之手在幕後掌控。自蘇聯解體後，美國情報機構的工作重點，就是通過軟硬各種手段來瓦解中國，於是從90年開始，一場規模龐大的信息心理戰在中國上演。我們看到了李志綏著作的杜撰、出籠、炒作及李志綏本人的離奇死亡，我們看到了南方周末和南方系的橫行一時，我們看到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粉墨登場……而賀衛方等人，也正是在90年代上半期接受美國系統性的資助和培訓，從而在90年代末開始衝鋒陷陣的。

 

　　當前，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就是有效應對來自美國扶持的第五縱隊的挑戰。具體來說，第一步就是要應該運用綜合手段，加大在國內從事第五縱隊顛覆活動的成本和風險，使其收益和成本及風險遠遠不成比例，這樣就會有效杜絕賀衛方、袁騰飛、茅于軾等等現象層出不窮的局面。具體如賀衛方來說，至少要開除其黨籍和教職。編造謠言攻擊開國領袖和共產黨的言論的，要像處理秦火火團伙那樣堅決依法查處。進行危害國家安全顛覆活動的，要按照黨紀國法堅決打擊。這項工作是當下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從長遠看，應該壯大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聲音，保證改革正確的社會主義方向。要堅決抵制賀衛方在體制內的同黨和保護傘(新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以改革的名義推行賀衛方主張的經濟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等政策主張，使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得到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從而使賀衛方們的陰謀無法得逞。

 

　　如果不能有效清理黨內的賀衛方現象，如果不能把賀衛方及其潛伏在體制內的同夥一網打盡，中國的下場將和蘇聯一樣。

 

　　以蘇共為例，早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在西方的扶植下，物理學家薩哈羅夫、文學家索爾仁尼琴、歷史學家羅·麥德維傑夫等知識分子就形成了十分強大的民間政治反對派，也被稱之為“持不同政見者”，這些人相當於2005年後的賀衛方。當然，這批人產生和壯大的背後，正是是美國情報機構所發動的信息心理戰。而後來的蘇共不僅沒有有效地應對這場信息心理戰，它自己甚至成了這場戰爭的俘虜：戈爾巴喬夫這樣的糊塗蟲掌握了最高政治權力;雅科夫列夫這樣被西方情報機構收買的人成了蘇共政治委員和蘇共中央宣傳部長;奧列格·卡盧金這樣的CIA特工竟然成了克格勃高官、將軍、反間諜情報局局長……這些人相當於1998至2005年間的賀衛方，他們直接接近和進入體制內，指導政治、經濟改革。正像賀衛方所說的那樣，蘇共體制內外的反共勢力“裡應外合”沆瀣一氣，在這種背景下，曾經一度十分強大的蘇聯和蘇共就迅速土崩瓦解了，這一點也不奇怪了。而且，只有大潮退去之後，才能看到誰在裸泳;只有蘇共瓦解後，這些改革精英們才真正脫掉外衣，露出了真面目。

 

　　早在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就曾指出：“所有共產黨員都要增強黨性，遵守黨的章程和紀律。不管是什麼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不允許自視特殊，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比黨高明，可以自行其是。解決這些問題，是這次整黨對思想戰線的黨組織和黨員的最重要要求。只要我們黨真正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堅決克服軟弱渙散的狀態和自由主義態度，認真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思想戰線的上述種種問題都可以解決，也不難解決。”不解決黨內的“賀衛方現象”，不解決黨內軟弱渙散的狀態，不清查賀衛方在黨內的保護傘，不清查新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中共將很快被西方肢解。

 

　　對於這種危機，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初高瞻遠矚地指出，保持黨的純潔性是黨的建設的根本問題和重要目標，要“紮實做好保持黨的純潔性各項工作”：“黨的純潔性，體現在黨的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各個方面。體現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黨的領導幹部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作為指導思想，堅持把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奮鬥作為理想信念，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決抵制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侵蝕，堅決同各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作鬥爭;體現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黨的領導幹部必須堅決執行黨的綱領、章程和路線方針政策，……堅決抵制和反對一切違背黨的基本路線的錯誤政治傾向;體現在組織上，就是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黨的領導幹部必須堅持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遵守黨的組織紀律的要求，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堅決反對一切危害和分裂黨的行為，嚴格堅持黨章所規定的共產黨員標準和領導幹部條件，堅決把背離黨綱黨章、危害黨的事業、已經喪失共產黨員資格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腐敗分子清除出黨。……”

 

　　很顯然，賀衛方所代表的思潮，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賀衛方的政治活動，就是危害和分裂黨的行為，“黨員”賀衛方及其在黨內的保護傘(新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就是典型的“背離黨綱黨章、危害黨的事業、已經喪失共產黨員資格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腐敗分子”。只有將他們清除出黨，才能避免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在中國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