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萬維就陳小魯宋彬彬道歉有些討論，有些人認為是好事，有人認為是自我辯護，不能容忍，等等。

我覺得陳小魯等道歉是件好事，總比不道歉好。就算虛假的道歉，也比死不道歉好。至於深究背後的動機，還是不必了吧！

文革本身是個很複雜的現象。陳小魯宋彬彬能出來道歉，也因為他們可以道歉。說白了，他們所作所為並不是極度最大惡極，他們甚至不屬於現今的權勢集團，所以他們多少能面對當年的老師同學，說聲對不起。要真犯了殺人大罪，那就不是一句道歉能了解得了的。

北師大

當然，也許卞仲耘死時宋彬彬和王有琴都不在現場，所以她們不點出別人名字反而是一種負責態度。

我們可以拿黑社會做個例子，宋彬彬可能算是黑社會裡面的大佬，現在警察要調查的是一起在這個幫會地盤上的兇殺案。的確，宋彬彬有指使殺人的嫌疑，但嫌疑並不等於證據。宋彬彬可能是兇手，可以是兇手背後策劃人，可以是包庇兇手，也可能是沒有認真執行幫會紀錄，殺人犯可能未成年，等等。

從已知對宋彬彬指控看，宋彬彬不是兇手，也談不上指使殺人。

這時，人們可以持兩種立場，一種基本是道義立場，要求警方就此把這黑幫團伙一網打盡，不如此不足平民憤。一種是警方立場，要深入調查，在尋找線索的過程中要和黑社會分子做出妥協，甚至要對兇殺案共犯做出某種讓步，藉以找到能指證兇手的證人，把兇手繩之以法。

從道理而言，我雙手贊成前者的立場，世界上最好沒有黑社會。 從實際而言，我體諒警方的苦處。我贊成對黑社會分而化之，要解決的只是最大惡極的一小撮。能解決的也只有最大惡極的一小撮。

當然，面對有70年歷史中國共產黨這樣龐然大物，事情就更複雜。要講願望，我們也許應該清算共產黨所有“罪行”，也許我們還應該清算“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所有罪行”，但實際，對擁有八千萬黨員的共產黨，只能清算極少罪魁禍首和少數執行者。如果用遠東軍事法庭的術語，頂多百餘甲級罪犯，千餘乙級罪犯等等。究竟能清算多少，很大程度取決受害者的意志。猶太人肯花大氣力，所以就能清算較多的納粹戰犯。中國人喜歡泛泛而談，罪行落實不到個人身上，所以基本放跑了大批犯下罪行的罪犯。

至今為止，中國式的“清算”是“土改式的清算，劃出一個集團，不管青紅皂白一律”殺頭“。這也許痛快，但和現代刑法距離極遠。現代刑法，罪行的永遠要落實到個人身上，就算集團犯罪，最後也要落實到個人身上。

人們其實總是面臨兩難的選擇，得到一些放過一些。對於受害者以及家屬而言，其實什麼道歉都沒有意義，但任何微小道歉又都有極大意義吧！

道歉的意義在於幫助人從過去走出來。 不僅受害人，而且參與加害的人。對於直接兇手，根本就不是道歉能解決的，道歉歸道歉，罪行歸罪行。

在某種意義，宋彬彬道歉和受害者道歉的意義也許在於孤立真正的兇手。如果死揪着宋彬彬不放，比宋彬彬問題更大的自然不會開口，我們也許就永遠不知道真正的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