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我就是滿懷着這樣的信心、把握和熱情，像當年順利拿到不被所有人看好（包括辦護照的公安工作人員）的“赴美簽證”一樣，辦好全部赴台“自由行”的手續，於2013年12月10日來到台北，開始了我的“第三（可能也是最後一個）階段”的實踐。雖然走出桃園機場坐上公交車後，一路上風和日麗、艷陽高照，充分反映了自己當時的“躊躇滿志”心情。可惜接下來北方寒潮來襲、天氣突變，一直下着綿延不斷、令人壓抑的細雨。所以在台北期間這段日子裡，始終處在陰冷潮濕、冷漠的環境氛圍中，再一次如實襯托出此次“台灣行”的遭遇。

我於到達後的第二天，就馬不停蹄地、開始了計劃的實施準備。首先擬好了《致馬英九總統、王金平主席、江宜樺院長閣下》表達來意的正式信件。而市內各區公共圖書館提供的免費上網以及方便、且收費低廉、服務態度良好的打印、複製條件。為我提供了可以正常工作的客觀物質基礎保證（否則受經濟條件限制、找不到“推磨之鬼”，可能寸步難行）。

四天后（12月16日），我從郵局，以掛號的快遞方式，向總統府，寄出了這封正式信件（感謝那裡依法遵守程序執行的郵局系統，沒有像大陸郵局那樣，有替上級“分憂解難、越俎代庖（比如扣押我寄給台灣教育部“毛遂自薦”的信件）”的習慣，將其及時送達），作為立此存照的第一步，開始了自己既定計劃中的“程序”。

一連幾天，我曾經嘗試聯繫儘可能多的、當地知名的平面或影視媒體，主動要求“採訪”。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因為我有很多跟他們“合作雙贏”的設想），以便擴大影響，引起社會的注意和重視，倒逼政府思考我的建議，哪怕是私下邀請我去見面，聽取我的真實意向，或略作一點初步的“可行性”探討後，再作取捨。因為毛澤東曾經有一句讓我“屢試不爽”而作為“座右銘”的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更相信無論那裡的領導人或媒體，只要能夠“認真”地、聽取我關於『以“圍魏救趙”和“出奇制勝”的傳統策略，幫台灣“解憂、舒困”』的建言，並“認真”地思考一下的話。以他們不低的智商（否則台灣連“苟延殘喘”的機會都沒有），想必一定會“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可惜這些報刊的編輯們，竟然完全缺乏記者“發現並加工有價值的新聞素材”的業務能力，更顢頇地無視我以『當年英國“艦隊街”上的編輯們，自以為是地錯過了“基辛格即將訪華”的消息、而成為笑柄』為例，對他們作出的提醒；以及以“卞和獻玉”的典故，對台灣領導人的提示。可惜他們兩者（政府和傳媒），都犯下了“只有蠢人才會犯的”第二次同樣的錯誤。理所當然地，給台灣社會今天的如此不堪，形成了必然的因果關係。讓理應成為大眾皇帝“太傅（老師）”的媒體，或為民作主的“父母官”，都成了只知逢迎拍馬、投其所好的太監、佞臣，或“誤國”的罪人。

我還嘗試寄希望於那裡的年輕人，以為他們還保有五四年代那種“對新事物敏感”的朝氣。所以擬就了一份“潘一丁向青年朋友求助”的公開信，在網路論壇以及博訊新聞網的《潘一丁文集》中發表（也打印出少量的傳單發放），還曾走訪那裡的兩所大學，希望爭取那裡年青人的理解、支持、幫助。可惜竟然毫無反應，不由得聯想起李宗吾在他的名著《厚黑學》中，講過的那個“瘋井水”故事。也許多數人把我當成“精神不正常”者了。可惜這些人不知道筆者有科學新理論為靠山，已經具備了“不瘋、不醉、不跟風隨大流”的頑強抵抗力了。

我也曾幻想過從正面藉助當地一貫“無孔不入、唯恐天下不亂”、歷來對社會總是充當“成好事不足、亂社會有餘”角色的平面或影視媒體的能量，希望他們這次能夠通過幫助我提升社會關注度的同時，扭轉一下總是充當社會“狗仔隊”的形象，最後促成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可惜他們只熱衷於對社會“陰暗面”的逐臭般報道，和對政府不遺餘力的謾罵或冷嘲熱諷（看看電視節目中，各路名嘴們的表現就知道了）。而對我可能產生的正能量毫無興趣。屢屢碰壁或遭到敷衍式的對待。居然沒有一個記者或編輯，願意從我傳達的信息或資料中，發現有什麼值得進一步發掘、探討的問題，而願意坐下來，哪怕以“狗仔隊”的好奇之心（因為我已經在給那裡領導人的信中，公開發出了『有把握爭取“諾貝爾經濟或和平獎”』的、經得起“可行性論證”的“狂言”），來聽聽我是如何“胡說八道”的，以便從中發現真實可行的寶貴內涵。

現在不是有報道說：那裡的郭台銘先生，許下“要贊助幾個爭取獲得諾貝爾獎的計劃”嗎？其實我在大陸時，就曾寫過信給他（有掛號收據為證），希望就自己的“全方位立體開發”策略，跟他交流，尋求合作的可能。而這次來台，也帶上信的原件，準備在適當的時候，通過馬政府或媒體轉達（包括我給陸委會文化處打“被掛電話”），可惜始終沒有這樣的機會。也許他們已經在這個“謊言世界”氛圍的薰陶中，早就“假作真來真亦假”地，失去了“辨別真偽”的敏銳嗅覺能力、香臭不分了。

我更直接到總統府去拜訪，以詢問那封掛號信的下落為由，要求面見總統辦公室的負責人，以便當面解釋他們提得出的問題，直接讓他們感受一下我的誠意和能力。可惜我雖然得到了工作人員有禮貌的接待，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最後像皮球一樣地，以按照“程序”處理為由，被踢到了陸委會（大陸工作委員會）。在陸委會，經過前台接待人員跟相關部門的反覆交涉，大概是受到我“鍥而不捨”的認真態度影響（或者是從內部確認了那封掛號信的存在），最後終於下來一位“政風處”的工作人員。我不能不承認，他的認真傾聽和平易近人的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好印象，認為他有資格充當台海兩地政府官員的“楷模”。在較長時間的交談、並取得一定的認同後，坦率地告訴我，他沒有直接處理的權限，但是一定會將我的訴求，如實整理成材料上報。並根據我提及的一些開發設想，建議我可以直接去找陸委會的“文教或經濟”處聊聊。並給出那裡的電話號碼。可惜當我按照這個號碼打過去，對方在聽完“來意”後，就直接掛上了電話，對比之下，讓我懷疑此人之前，是否有被“戴綠帽子”或因貪腐行為、遭到上司訓斥而心情不好？

到此為止，我所作的一切努力，均“無功而返”，而我的“入台通行證”也即將到期，除了到旅社附近的所謂古蹟（乏善可陳）的“大稻埕碼頭”轉了一圈外，什麼地方都沒有去。因為本來就“醉翁之意不在酒”。而真正讓我失望的是，號稱傳承中國文化正統的台灣社會及馬英九政府，因“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的長期負面影響，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地，散發出陳芝麻爛穀子般的霉味和毫無希望的暮氣。而我事前設定好的“程序”，也走到最後“鋌而走險”的“收官”階段。

在“通行證”過期後的不久，我主動走進台灣警政署的大門，向接待處人員表明自己的“逾期”身份，要求“逮捕”並指定一位“人權律師”。我想藉此機會引起馬政府的注意，開始關注我通過“曲線行動”背後的真正訴求。結果卻再次落入“程序陷阱”。得到的答覆，是要我按照“程序”，先到旅社附近的派出所“投案”。我決定將其變成一個“行為藝術”展示，除了通知當地媒體外，並在自己的文集和相關的論壇上發布消息。

可惜我高估了現實社會的“良知”和對沒有血腥或色情刺激的、真正新事物的敏感。因為當我帶着全部行李，走進派出所時，周圍沒有一個人對我表現出一點關心。

在派出所，我受到了良好的“程序”式對待，一切無可指摘。我在全程錄像的情況下，接受了詢問，在我拒絕在他們的筆錄上簽名時，也沒有被被強求。在他們將情況上報，等候上級指示期間，有一位警員跟我交談甚歡，還請我吃了一個“便當（盒飯）”。隨後，我就被送到了台北移民署。一場尊嚴被踐踏的“人權噩夢”自此開始。

在那裡，我重複地又被做了一次例行的詢問，並再一次拒絕在筆錄上簽名，要求先為我指派一位“人權律師”。並表示可能會因此“絕食抗議”。不想此時，從大辦公室一頭，走過來一個可能是小頭目級的男人，指着我說『不要跟我來這套。要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像你這樣的人我見得多了（我敢打賭：此人從鑽出娘胎、睜開看人低的狗眼起，就沒有見過第二個潘一丁這樣的人）』。還說『要找“人權律師”，就到美國或民進黨那裡去找（此人的蠻橫表現，讓我要替馬政府感到羞愧）』接着我就被送到旁邊的“拘留所”。在經過對行李和人身的搜查後，被送進鐵門後的牢房，跟真正違法逾期居留打工的兩個越南小伙子關在一起，睡到馬桶旁、隨時有蟑螂和小爬蟲出現的地板上。完全不考慮我已年屆76歲的高齡，無視傳統文化對老年人應有的尊重和善待，更遑論我已經正式公開來台的光明正大動機，就算不把我當成“貴客”來看，起碼也要根據人道或敬老的原則來以禮相待。而現在這樣的“禮數”，加上來台以後的種種遭遇。只能讓我聯想起“晏子使楚”的典故：莫非自己真的來到不懂尊嚴為何物，只配跟“狗國”相提並論的台灣？難怪要被世人看不起，甚至連菲律賓或其它一些莞爾小國，都敢爬到頭上來拉屎撒尿，原來整個是一“咎由自取”！

我就在這樣惡劣、屈辱、憤怒和臭氣“不時來襲”的狀態下，輾轉反側、徹夜難眠。一早上，就寫了一封“抗議申明”（已經公開發表），要求工作人員轉交。而接下來，一場更大的屈辱，正等在自己前面。

大約九時左右，我被通知要馬上轉到宜蘭監獄。在集合動身前，居然被要求和其它人犯一起帶上手銬拍照。並在我堅拒後，以不替我轉交申明來威脅，更以他們有“要求、甚至強制這麼做的權力”來恐嚇。我則回答說『拒絕是我的人權，強制是你們的濫權，我無力抗拒』僵持下，一個可能是長官模樣的人，終於開口說『不戴就不帶吧』就這樣，我跟其他兩名越南男女，一起被帶上開往宜蘭監獄的警車。（事後才聯想起“陪綁”之說）

不想到達宜蘭監獄後，事情出現了轉機。當那兩位越南人被帶進去以後，移民署人員要我留在車上。並故作神秘地說『回去後可能有上級相關人士要會見我，談點事』我當時信以為真，幻想着可能出現的“好事”。卻不知道這其實是“緩兵之計”，怕我又出其不意地，做出什麼給他們“惹麻煩”的事。

重新回到移民署以後，他們先含糊其辭地要我先休息一下，下午再說。就這樣把我送回了拘留所接待室坐下來。當時護送去宜蘭的幾個人就去吃飯了，其中一個人還假惺惺地問我要不要給我帶一個便當？還問我“吃不吃肉”？當時還真有點感動。不過在空着肚皮、干坐了兩個多小時後，我才意識到這只是一次拙劣卻有計劃、有預謀的“忽悠”。

不一會，那位當時為我做詢問筆錄的小姐過來，知道我還沒有吃午餐時，先出去買了一些點心和飲料。然後說要送我去另外一個地方。在車上，我問她“去哪裡”？她說“到了就知道了”，這時車上還有一個體態強壯的幹員，估計是怕我鬧事而採取的措施。她在途中還跟我說『到那裡後，不要跟任何人搭訕』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知道我是不屑於跟他們一樣，做出一些“無理取鬧”的下三賴行為的。其實我已經猜到是要強行送我去機場回大陸。而我因為在台灣移民署的這段不愉快的經歷，聯想起當年他們在“江南命案”中的不光彩劣跡。讓我對台灣政權失望之極，視其為“糊不上牆的爛泥”。何況經過在拘留所那一天一夜的折騰和接下來設計好的“騙局”，已經讓我筋疲力盡，無力再考慮什麼應對措施。所以索性順水推舟、任由他們安排，從辦理出海關和登機手續，都由他們替我辦理好。並貼身陪護着我，直到目送我走進登機口，讓我心安理得地、享受到一次VIP式的待遇，多少補償自己心理的“不平衡”。我就在這種陰暗潮濕且晦澀的夜幕氛圍中，離開了燈光暗淡、暮氣沉沉、毫無生機的桃園機場。

當飛機平穩地飛行在台灣海峽上空時，我已經怒氣全消，恢復了理性。反而為此次失敗的實踐嘗試“慶幸”起來。其實仔細想來，責任完全在於自己不切實際、一廂情願的盲目樂觀。低估了那個台灣社會、由於“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後，上千年來形成的習慣勢力，已成氣候並積重難返。其對社會的麻木不仁，或對新生事物反應的遲鈍。不是靠自己一封信或幾個有限範圍內的小動作，就可以“一蹴而就”的。自己應該將其當成是“天命”為我安排的一次有驚無險、不傷元氣的“挫折”，提醒自己要有更多的思想準備，去面對今後更多、更大的艱難險阻。

我終於平安無恙地回到深圳，解除了女兒這幾天來對我“安危”的擔憂，心情愉快地接受了我對她“代台灣移民署受過”、額外掏錢為我買回程機票一事的埋怨。

現在雖然時過境遷，但事情絕對沒有完。只是由原來想以科學《新理論》，來具體幫助台灣馬政府“解憂、舒困”。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以台灣為榜樣。逐步完成對已經因“胡亂解壓縮”、而變得面目全非的傳統文化的重新整理和升級。這樣，既實現了《新理論》升級中國文化的抱負，也在“一箭雙鵰”的實踐中，也讓台灣社會和馬政府得到皆大歡喜的“實惠”（從現在起，我隨時歡迎來自任何方面的質疑）。結果卻受阻於那個政府的無知和顢頇，不但不知道什麼是“人”，不懂什麼是真正的“人權”和“言論自由”？反而靠優秀文化加工後獲得的一點“小聰明”、卻沒有“大智慧”地，將我的一片真心和實意，當成了“驢肝肺”而拒之於門外。迫使我只好改變主意，將跟馬政府“共襄盛舉”的設想，改成用他們來充當“殺雞儆猴”的反面教員。通過對馬政府和台灣社會“反傳統文化”事實的批判。以示範《新理論》創造性提出的“精神戰爭”的以理服人方式，來“清理（中國文化的）門戶”。具體而言，就是以“潘一丁跟馬政府公開打的人權官司”為起點，以博訊新聞網的《潘一丁文集》和新浪網的《潘一丁的博客》為“根據地”，堅持“認真”和“不說（經不起推敲質疑的）假話”的原則基礎上（歡迎從正面隨時監督或打假），逐步深入。

當然，我清醒地認識到：存在來自不同方面、不同形式（包括肉體）的被“封口”危險（其實我到台灣後才發現，原來《潘一丁文集》的網址，早就被台灣當局“封殺”，需要藉助Google的搜索，才能上得去）。而且根據歷史的經驗（或教訓），這可能是必要和不可避免、更義無反顧的“犧牲”（正如佛教偈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或作為“試金石”理應承擔的義務。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當前人類社會，一息尚存的普遍“良知”，以及斯諾登那樣“不一定‘黑’的網絡黑客們”對自己的關注、甚至出手相助上了。請“拭目以待”吧！（全文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