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瘋狂的“紅八月”，曾經有過幾次阻止事態惡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橋劇場關於對聯的辯論會上，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紅衛兵發出《緊急呼籲書》，呼籲“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嚴格制止亂打人。”儘管他們的矛頭主要指向打紅衛兵的所謂“流氓”，但也對打人的紅衛兵進行了婉勸。康生當場表示讚揚。據穆欣講，王任重把《呼籲書》送給周恩來，建議公開印刷，廣泛張貼。周又呈送江青、毛澤東。大家都圈閱後，由陳伯達批交“文革”小組辦公室印發。當穆欣印好並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散發時，卻遭到江青和毛澤東的反對。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籲書》和會上正遭批評的“中央八條”精神一致。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10萬人的大會，把兇手捉出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紅衛兵衝上社會之後，毛澤東找吳德聽取“破四舊”情況匯報。吳德說：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其實，類似毛澤東的想法，在高層領導中普遍存在。一位副總理對農業大學黨委指示：“要青年學生鬧一鬧，因為自1949年解放以來，城市就沒有大鬧過。不大鬧一下，怎麼能把那些壞人清出來呢？”另一位副總理對糧食部人員談話說：“解放十幾年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服氣的。這次出現了紅衛兵，紅衛兵一起來，來個橫衝直撞，又打、又斗、又抄。這次資產階級服氣了（雖然心裡有些不滿），資產階級才真正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

第三次，吳德是這樣說的：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70多人……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發出去，當天夜裡2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系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此段記述時間有誤，1967年春北京沒有打死那麼多人，而且吳德接着又說：“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布《重要通告》。”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發出的，通告嚴禁私設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發通告制止。從火葬場燒人的情況看，吳德說的應該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重要通告》發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別到六中、東安市場等地取締私設的監獄。據戚本禹講，他帶《解放軍報》記者連夜趕到東安市場，那裡還在打人。一個“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橫飛。鞭子是用銑床旋下的鐵絲擰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會翻出來。他們命令紅衛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萬歲”！事後，軍報記者曾寫一報告，擬送呈毛澤東。陳伯達看了說：“太陰暗，不能送。”就壓下了。

禍起欄杆市

把“紅色恐怖”推向高潮並直接導致大興事件發生的關鍵，是崇文區的欄杆市事件。記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兩種。

其一：女十五中紅衛兵在24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後，於第二天又到了李家開鬥爭會。李文波因對抄家、批鬥、毆打不滿，抄起一把菜刀亂砍在場的紅衛兵。紅衛兵因沒有任何防備，被砍得鮮血直流。街道居民見此情景即上去勸解。急紅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紅衛兵，還是居民，見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亂砍。砍傷7人的李文波在無路可逃的情況下跳樓自殺，其妻被押送公安機關（公審後被槍斃）.關於李文波之死，紅衛兵是這樣記述的：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紅衛兵之後，從樓上跳下來，義憤填膺的群眾捉住他，拳頭像雨點一般打了下來，這條老狗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其二：1998年一篇署名“鴻冥”的文章，記述了當年到李家“破四舊”的一位紅衛兵的回憶：“欄杆市那個小業主和他老婆，其實很老實、膽小。那時我們才上初中，年輕不懂事，三伏天把他們夫婦關在樓上，一整天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樓，被我們推倒還踢了幾腳。那老頭一看急了，下樓理論，我們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們嚇跑了。實際上誰也沒有砍誰，我們說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麼，後來就變成說他殺了人，把他給槍斃了。李文波的老婆劉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後，紅衛兵要求大會批鬥，並揚言要當場打死。周恩來阻止了這個大會，而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9月12日判處劉文秀死刑，同時也判處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劉被處決，判決書是66中刑反字第345號。“文革”後，1981年3月26日，同樣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又宣判劉文秀無罪、李文波不予起訴，判決書是81中刑監字第222號。同一法院，兩種判決，箇中隱情，耐人尋味。然而，在紅衛兵被最高領袖捧上雲端，整個社會都沉浸在紅彤彤的革命氣氛中時，一個小業主竟然對紅衛兵舞刀，這不啻是驚天大事。無獨有偶，當天師大二附中高三（一）班紅衛兵去抄反動學生曹濱海的家，雙方發生爭執，曹用菜刀砍傷一個紅衛兵。曹被抓進公安局，曹母被帶到學校活活打死。一時間“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聲響徹京城。

首先驚動的是高層，第二天，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代表大會上說：“昨天我們有的紅衛兵被壞蛋刺傷了，我們心裡很難過，想怎麼辦幫助你們。”8月26日，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講：“剛從中央開會回來（看來中央專門為此開過會），講幾點：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在幾個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謝富治插話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着。”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的吧？”謝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8月26日上午，在清華大學西操場召開北京“紅五類”子弟大會，“聲討反革命分子殺害紅衛兵的滔天罪行。”會後，各校都開始行動。農大附中開大會，“紅衛糾察隊”把131個出身不好的同學拉出會場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邊打邊喊：“叫你們這幫狗崽子嘗嘗無產階級的火藥味。”最恐怖的還是欄杆市地區，一批批紅衛兵乘坐專門調派的公交車從各處趕到這裡，對這一帶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連幾天，大量的人被打死。新鳳霞曾撰文說，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時候。她聽到一個紅衛兵說：“今天北京市全面開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個也跑不了。”

復仇的氣氛迅速由城裡擴散到郊縣，終於引發了大興“八三一”事件。

大興“八三一”事件

如果說城市打殺的還是資本家、小業主之類的雜牌，那麼郊縣清理的則是地道的“黑五類”。因此，“紅色恐怖”在郊縣上了一個新台階。從8月27日到9月初，郊縣掀起打殺“黑五類”分子的狂潮，最嚴重的是昌平縣和大興縣。大興縣的打殺也是從傳達謝富治的講話開始的。縣公安局根據講話精神和市局“支持紅衛兵，保衛紅衛兵”的指示，在局務會議上決定，由治安科副科長張某負責聯繫紅衛兵。8月26日下午，張某在縣公安局召開會議，參加者有河北農大園林化分校（簡稱林校）、黃村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和黃村鎮鎮長、黃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會上張某介紹了27家“四類”分子的情況，並分析了人都在家怎麼辦，家裡沒人怎麼辦，家裡有人外邊還有人怎麼辦。成立了指揮部（設在黃村派出所），劃分了戰鬥組。具體分工是：黃村中學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於27日下午3點統一行動。紅衛兵問：“如果被抄戶有東西弄不出來，打他行不行？”張說：“在氣憤之下，打兩下也沒什麼。”又問：“打死怎麼辦？”答：“打死就打死吧！”8月27日下午，黃村開始“破四舊”，當天就打死2人。同一天，黃村派出所指導員和公社武裝部幹部聯合召開黃村公社各大隊治保主任、民兵連長會議，指導員在會上說：“‘四類’分子不老實，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為強。”29日，黃村公社“文革”小組組織四個大隊的紅衛兵去李莊子大隊打殺“四類”分子，公社管委會主任則親自去東磁各莊大隊點火。殺人風也蔓延到蘆城和天堂河公社。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隊就打死了53人。到8月29日為止，黃村、蘆城、天堂河三個公社共有14個大隊打死人。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馬村大隊治保主任又將全隊“四類”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關起來，設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個監獄。大隊書記李恩元率十幾人在大隊部審問，隨提隨審，隨殺隨埋，一條龍行事。夜裡11點，縣委書記王振元趕到馬村，在一小隊豬場勸阻殺人，李恩元等根本不聽。王回縣委，在請示了市委之後，又帶十幾名幹部趕赴馬村。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線，嚴禁外人進村。縣委的人9月1日凌晨1點趕到，沖了3次，到晚上八九點鐘才衝到村口第三道防線前。王振元厲聲喊：“你們不讓我們進村，就先殺了我這個縣委書記吧！”民兵經過請示，這才允許他們排隊進村。同行的張連和這樣記述：“全村被白色恐怖籠罩着，雞犬無聲。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裡。……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着，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外運屍體……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有推出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杴，又裝在車上運走了。”王振元勸李恩元停殺，李把殺豬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殺了，他們反過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麼辦？”據吳德講，最後還是市委派秘書長馬力和衛戍區政委劉紹文、張益三去，才止住了馬村的屠殺。結果是殺了34人，救出108人。

動手最晚但殺人卻最多的是大辛莊公社。8月29日大辛莊公社“文革”組長胡福德到黃村串聯，30日他搭乘縣公安局張某的車回公社。路上胡問張：“打死這些人怎麼辦？”張答：“打死一個往市局報一個，市局也沒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飯時，張某對公社幹部說：“你們還等什麼？等外援呢！”胡福德遂與“文革”副組長高福興研究，決定當晚召開全公社17個大隊主要幹部參加的秘密會議。會議由9人小組主持，胡、高之外還有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等。公社正書記賀雲喜因為是地富出身，被9人小組關押着，也險些遭殺。會上制定了殺“四類”分子的計劃，胡當場宣布：31日夜間10點半統一行動，是“拔尖子”還是“一掃光”，由各大隊自己決定。最後要求與會者宣誓：嚴守秘密，不做叛徒。31日夜，全公社有9個大隊殺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個大隊同時行動。高福興親臨殺人現場督戰，批評宏升殺得少（殺2人），表揚黎明殺得多（殺11戶、56人）。是夜全公社共殺死110人。從29日到31日，大興共殺死324人（男232，女92）。被殺者，最大80歲，最小的才38天。殺死“四類”分子175人，家屬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戶，有22戶被殺絕。由於31日殺人最多，故後人稱之為大興“八三一事件”。9月1日市委秘書長馬力向全縣做了廣播講話，市、縣又向殺人的社隊派了工作組，事態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興的濫殺無辜，震動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紅八月”的恐怖活動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達“緊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此後雖然還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規模的打殺風總算遏制住了。

　　（作者為齊魯書社原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