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接受道歉恰當嗎？

       余不潔

宋彬彬在北師大女附中做出的道歉，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作為文革中的標誌性人物，她的一言一行自然都在社會的關注中，此舉引起轟動效果，也在意料之中。不過，她的道歉既然主要是針對其中學時的校長卞仲耘，雖然邀請了眾多的老師和同學，卻單單沒有邀請卞仲耘的丈夫已經年逾九十的王晶垚先生和他們的子女，此舉着實不合情理。宋道歉後，長時間以來一直和宋彬彬一起調查卞仲耘遇害事件的葉維麗，又隨後發表了一篇致王晶垚先生的熱情洋溢的公開信，在暢敘兩代人的友情的同時，告訴王晶垚先生和世人，學校的其他校領導和老師都已經原諒了所有的同學，似乎是王晶垚先生也應該原諒她們。這封信讀下來，讓人感到五味雜陳，尤其那種“逼宮”的意味，更是讓人像是吃了怪味豆的感覺。最終，王晶垚先生似乎是按照她們的預料，發表正式聲明、公開拒絕了她們的虛偽道歉，給這次活動畫了一個休止符，也給世人留下了更深層的疑慮和擔心。

這首先就涉及到了宋彬彬的道歉是否真誠的問題，其關鍵在於她們是否把當年的事實真相和她們自己的言行坦白地告訴了世人，否則，道歉便無從說起。真誠的道歉首先意味着承擔責任，如果道歉僅僅是表示自己內心的懊悔，那毫無意義。道出全部真相，無疑是最基本的責任。

在她的道歉中，她所承擔的責任僅僅是保護不力而導致卞仲耘死亡。這個說法很值得懷疑。卞仲耘的死亡並不是一個突然的過程，更不是某人偶然失手將卞仲耘打死。卞仲耘的慘死是一個長時間虐待和毆打的結果，這樣的摧殘甚至都不是一天兩天。對這些在同學中有影響力的人物當年的表現，一個最高的估計，她們充其量不過是作為旁觀者而已，用沒有“保護”好師長這樣的說辭顯然過於做作。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過去曾經聽到過的一件事情：一個任意欺負他人、近乎於惡棍的男生，有一日卻被一個同學打得不斷地痛嚎而不敢還手，因為那人的父親比他爹高一個軍階。至於貴族女生的故事如何，在下沒有聽過。因而，對北師大女附中的事情便格外“好奇”。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環節令人生疑，就是這些學生事後是否對身受重傷的卞仲耘進行過搶救？按照王晶垚先生和其他人的資料，從卞仲耘瀕臨死亡到送入醫院，前後長達四、五個小時。這期間既沒有通知家屬，也沒有聯繫近在咫尺的醫院，用“搶救”一詞，實在有點嘲笑天下人的智商。而且，一個遭受了殘酷毆打、瞳孔已經沒有了反應的人，在酷暑之下棄置四、五個小時，還能否存活？這憑藉常識也可以做出判斷。根據王晶垚先生的記述，在送醫院之前卞仲耘早已經死亡。作為最重要的當事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的證詞的可信度無疑是最高的，因為此前他並沒有和學校的任何人有利害關係。從王晶垚先生當時立刻買來相機、拍下卞仲耘遺體傷痕累累的照片以及對其他物證的精心收集和保護的事實看，王晶垚先生的嚴謹和執著無疑值得人們信賴和敬佩。

至於宋彬彬等人推車送卞仲耘到醫院的情節也和其他證人早期的回憶資料完全衝突。那些資料證明，是醫院的醫生和護士用擔架將卞仲耘抬進醫院。而對這樣一個重大細節，最後在醫院出現的幾個當事人都沒有給出明確的說辭，這其中包括劉進和宋彬彬等，而是以過於緊張沒有清晰記憶（懵了）應對。相反，所謂宋彬彬幾個人推車送卞仲耘到醫院的情節卻都是其他人提供的，這本身或許就足以說明問題。如果在是否存在“搶救”這樣一個重大的細節上，有人故意造假和渲染假歷史，那只能讓人認為，有人還在繼續犯罪。

這幾年，在卞仲耘被殘害致死的事件上，社會上替人轉圜的話說得多，揭露兇手的話說得少，顯然，這和目前的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當年那些打人的人地位優越，今天更加優越，而當年的受害者今天依然處於弱勢。在這樣的形勢下，敢於說出有損於強勢集團人物的真話，顯然要承擔很大的風險。而為強勢人物解說，雖然難以消除幫閒和巴結權貴的嫌疑，除此卻並無任何實際危害，或許還有點什麼好處。聽到最近幾年才出現的這些類似“搶救”等等令人詫異的說法，真讓人感嘆不知今夕是何夕。

還有一點似乎值得提醒一下，北師大女中的這樁殘酷毆打師長、致使多人傷亡的慘案，已經成為整個民族當代史上的標誌性重大事件和“歷史遺產”，所有的當事人，無論是加害的一方，還是被害的一方，在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都已經沒有可能簡單地了結此事了，任何暗室中的謀劃和交易都是徒勞的。甚至可以說，所有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也沒有權力阻斷世人對此案的關注和探究，而無原則地寬恕兇手也是令人無法認同的。受害者以及其他知情人如果認為時機不合適，完全可以保持沉默，把真實的紀錄留給後人。孔夫子所謂“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的教誨，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缺少的正直和德性。在主流社會千方百計掩蓋歷史真相、甚至偽造歷史的時候，個別受害者和親屬輕易地表示所謂的原諒和忘記的高姿態，完全是據小仁而忘大義。王晶垚先生先生身處逆境卻堅持不懈地追索真相，這才是值得尊敬的大仁大義。在沒有真相之前，所謂的寬恕和遮掩，說的重一點，實際上是包庇罪犯，鼓勵再次犯罪。只有讓所有的人明白，任何一個罪惡都必須追究個人責任、作惡必須付出代價的時候，才有可能防止文革那樣的集體犯罪。

以當時作惡之人眾多為由，從而得出不存在兇手的說法更是令人無法接受。任何強調當時的體制和氣氛、而淡化個人責任的說法都是狡辯。毫無疑問，當時的統治集團應當承擔主要罪責，但是，這並不等於具體的惡行中的兇手就是無罪的。而且，許許多多的資料也清楚地顯示，兇狠殘暴的加害者並不多，而且，他們中的很多人並非完全是出於愚忠和幼稚，而是，為了一己私利和私憤而犯罪。至於年齡大小、罪刑如何、能否追究法律責任、如何處置兇手那是司法機關的事情，是國家的責任，但是，找出每一個兇手，至少不包庇兇手，是所有知情者的良心所在和義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