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始終與無產階級站在一起

2014-02-23 11:25:19  來源：中華論壇  作者：上海神仙

　　中國現代史上被批的最厲，抹黑最多，誣陷最甚，“樹敵”最眾的不是文藝界的老舍巴金，不是政界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更不是領袖級的毛澤東和蔣介石，而是江青。

　　江青是戲子，勾引毛澤東與之結婚，被中央“約法三章”。江青是叛徒，投機參加革命。江青是極左派，想當“女皇”。江青反對文化大革命，勾結林彪集團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江青結成“四人幫”，迫害老幹部。江青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死不悔改。江青是“呂后”、“武則天”、“紅都女皇”、“慈禧太后”、“白骨精”等等，能夠安在落魄政治人物及壞女人頭上的罪名和髒水都加在江青的身上。

　　沒有人注意江青這位上海“十里洋場”的明星演員，為什麼甘願投身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不談這位高層中唯一的一位夫人，跟隨中央轉戰陝北經歷過多少磨難。沒有人相信江青曾經是賢妻良母，一生過着儉樸的生活。沒有人思考江青作為新中國“皇后”卻只是個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直到1964年也僅是位電影處處長，充其量是個師職幹部。作為1933年入黨的老資格共產黨人，理應獲得更高的職位。沒有人拿她與資歷淺且曾經風頭更勁的王光美、嚴慰冰、薛明相比，對這幾位夫人的劣跡反而津津樂道充滿褒揚之詞。沒有人對江青在文化領域的革命性貢獻進行公正的評價，反而對無中生有的所謂維克多《紅都女皇》信以為真。沒有人正視江青一生跟隨毛澤東，晚年即使站在審判台上，仍然為毛澤東的政治觀點和歷史功績大聲呼喊的事實。

　　江青一生堅持信仰不動搖，維護毛澤東大義凜然。面對造謠和詆毀據理力爭，堅持戰鬥到最後視死如歸，表現了她忠誠於毛澤東的品質和性格。

　　在江青被否定的語景中，很多有關江青的問題大部分來自於一些人的口述。如果把江青有證據的公開講話擺上桌面，全方位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氛圍來看的話，她的大部分活動和語言都沒有脫離毛澤東的思想和中央的決議。許多抹黑和詆毀之詞要麼是編造的，要麼是斷章取義或道聽途說。她沒有誣陷過劉少奇等老幹部，沒有支持武鬥。沒有支持“揪軍內一小撮”，沒有篡黨奪權。而她積極參予文藝界的改革，則是她對中國傳統文化改造的貢獻。

　　文化是一種社會遺傳基因，是一種社會群體的行為習慣，具有延續繼承性。文化必須適應不同的政治結構和經濟模式，否則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這一點無法否認。

　　新中國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歷朝歷代的“皇帝江山”有本質上的不同。仍然延用傳統的文化，勢必與現實發生衝突，建立一種適應新社會的現代文化勢在必行。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裡，繼續讓過去的文化理念，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忠孝節義、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封建文化大行其道，必然會阻礙新社會民眾的創造力和進取心。

　　毛澤東看到了這一切，他在1963年提出 ： “文化工作方面，特別是戲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而的問題。如不改變，就改名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

　　江青是藝人出身，職務上又是文藝處長。加之對政治的敏感性和對毛澤東思想的心領神會，主動站出來在文化革命領域衝鋒陷陣有其先天優勢和責無旁貸。

　　她最先出擊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親自赴山東調查。離京時毛澤東親自把她送到車站，回來後毛澤東還設家宴招待包括《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袁水泊一行，並親自審定《武訓歷史調查記》交《人民日報》連載。可見毛澤東對江青的信任和對這次調查的支持。

　　陶鑄的妻子，原中組部副部長曾志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曾志的話說明江青此時已經悄悄前出，成為舊文藝批評的領軍人物。對江青當時的活動沒有覺悟，只能說明很多人目光短淺。

　　話劇曾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新戲劇的象徵，江青作為左翼文藝工作者曾投入戰鬥。當時的《新青年》曾經專門介紹過她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演出。說明江青對新事物的敏感和接受能力較強。

　　不破不立，江青深知毛澤東想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藝術取代舊東西的思想。她開始拿中國的國粹京劇開刀，由此帶動中國的新文藝革命。

　　1964年6月5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全數出席觀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29個劇團，二千多人參加匯演。上演了《紅燈記》、《蘆盪火種》、《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節振國》、《紅嫂》、《紅色娘子軍》、《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諾》、《六號門》、《杜鵑山》、《洪湖赤衛隊》、《紅岩》、《革命自有後來人》、《朝陽溝》、《李雙雙》、《箭杆河邊》等三十七個劇目。

　　江青在這次觀摩演出座談會上發表了《談京劇革命》的講話。她提出“對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這些歷史真正的創造者，不是這些國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設想的事。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她翔實的提出兩個數據，說明中國話劇舞台“一大、二洋、三古”和不為六億幾千萬工農兵服務的現實。她提出“我們提倡革命的現代戲。要反映建國十五年來的現實生活，要在我們的戲曲舞台上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來。這是首要的任務。”江青的觀點正是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思想。毛澤東在上邊批道:已閱，講得好。聽不懂這一點的人遲早會付出代價。

　　也許當時沒有人能領悟出毛澤東“聽不懂這一點的人遲早會付出代價”的含義，結果是很多人因此被時代淘汰，有的後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正因為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讚揚，江青這位昔日的演藝明星開始在京劇革命舞台大展拳腳。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長的彭真卻認為“樣板戲”就像“穿開襠褲的孩子一樣不成熟。”自以為政治上成熟的彭真，實際上沒有“鎖在雲霧”中江青成熟。他也因此很快退出了政治舞台。

　　京劇稱之為“國劇”，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唱、念、做、打是京劇表演四項基本功 。由於它古板單調的模式，緩慢的節奏，簡單的樂器和基本很少的布景，加之保守的傳統，多年來進步較小，逐漸不適應現代生活和現代思維。

　　1963年，一篇一家三口卻不是一家人的傳奇故事刊載在《電影文學》上。後來被長影廠拍成《革命自有後來人》的電影，成為當年最受歡迎的電影之一。長春電影演員劇團改編成話劇《紅燈志》，上海滬劇和中國京劇院改編本都叫《紅燈記》。正在上海療養的江青看到了滬劇本並產生了濃厚興趣，將《紅燈記》的改編任務交給了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林默涵。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杜近芳扮演李鐵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袁世海扮演鳩山。這一過程在江青倒台後，又變成了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和指導下，由藝術家們通力合作所產生的心血結晶。

　　最後的樣板戲《紅燈記》前後改動達兩百餘次之多，許多名家包括群眾都提出過修改意見，直到1970年才最終定型。江青在樣板戲創作過程中所作的指示，曾被匯總成一本名為《江青同志論文藝》的小冊子。日本學者竹內實1976年曾這樣詼諧地談到他對此書的讀後感:“如果從這些資料來看江青的指示，讓人覺得很像是一個曾信奉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在逐個對舞台新人的演技進行極其誠懇、既嚴格又慈祥的指導。這位老藝術家甚至還對劇本逐字推敲，提出了修改的意見。這裡不妨舉一、兩個例子。比如關於《紅燈記》，其中曾將一個老奶奶在場上的台詞，由原來的'革命爆發了'，改為'共產黨誕生了'。另外，像這位老奶奶的衣服因為貧窮而有補丁，她批評那補丁的樣子不合適……關於《智取威虎山》中，她則批判其中土匪在出場時不應該引起觀眾大笑。”

　　第一部樣板戲電影《智取威虎山》的導演是謝鐵驪。楊子榮和少劍波由出自梨園世家的童祥苓和沈金波出演。

　　1971年《沙家浜》問世，改編自滬劇《蘆盪火種》。據說劇名是毛澤東親定。

　　1972年拍攝了《奇襲白虎團》，主演宋玉慶、方榮翔都是隨共和國一起成長起來的藝人。

　　此後，《龍江頌》、《海港》、《杜鵑山》、《平原作戰》、《磐石灣》等相繼出台。

　　樣板戲被認為是那個年代對中國戲曲的禁固性作品，宣揚的是“三突出”理論和鬥爭哲學。另一方面又說樣板戲是別人創造而被‘四人幫’竊取，所以不是反動的。

　　但是，不容否認的是任何大的改革運動都離不開政治家的推動，否則很難成功。在整個文藝界被保守的舊文化人把持的情況下，江青作為演員出身，身兼電影處處長，又是領袖夫人，既有較高的政治身份，又屬職務行為，在這件事上可以說居功至偉。

　　1964年4月，江青受林彪委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她提出： “古人、外國人的東西也要研究，拒絕研究是錯誤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為今用，外為中用。”、“文學藝術只能來源於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 “我們的文藝是無產階級的文藝，是黨的文藝。黨性原則是我們區別於其他階級的最顯著標誌”、“塑造工農兵的英雄形象”、“要表現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等。

　　樣板戲有政治上的價值觀，也有藝術上的創新。不能用政治道德判斷來代替或遮蔽藝術和文藝判斷。江青被政治判了死刑，樣板戲作為藝術品的價值卻仍然存在。即使是政治話語支配下的藝術，仍然有藝術創造空間。樣板戲無論是音樂唱腔設計、人物塑造還是舞台運用，都有成功和獨道之處。它更貼近於現實，更能獲得民眾的喜聞樂見。它在創作過程中的群策群力和精雕細刻，它的精心打磨和反覆修改，它的精美程度都是優秀的。它之所以能傳唱至今，主要並不在於江青本身，而是符合了大眾的審美趣味。

　　是非對錯不是由權力者定論的，事實最有說服力。如果說由江青主導的中國京劇革命在1976年戛然而止，看看此後近四十年中國京劇的現狀，也許只剩下“國粹”兩個字。

　　京劇演出團體越來越少，學京劇的青少年不多。劇目仍然是半個多世紀演濫了的節目，唱腔一成不變。一些所謂的名角更多的是演點折子戲，或者在晚會上唱一段老戲混個臉熟。相反，偶爾唱一段當年的樣板戲卻能引起大家的歡迎。

　　試想一下，如果京劇革命按照樣板戲改編的路子走下去，中國京劇會像如今這樣蕭條嗎?

　　有人提出樣板戲政治性太強，其實在現代社會裡，文藝離不開政治。不是與現實政治相背離就是與現實政治相融和。美國的《拯救大兵奎恩》等電影裡有政治，中國的抗戰電影裡有政治。難道中國目前戲曲蕭條，文藝創作貧乏，許多文藝形式包括地方戲曲在消亡能稱之好事?

　　有人認為八個樣板戲太少，然而自京劇產生到文革前，中國並沒有多少京劇曲目，不僅數量少的可憐，而且質量並不高。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裡，中國又產生了幾個京劇曲目呢?

　　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社會化改革都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文化變革和文藝創新都是提高其生命力的有效途徑。連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理論和社會實踐都能採納，為什麼就不能包容江青的文藝革命精神和成果呢?

　　江青主導的京劇革命雖然不是現代化文藝復興的唯一途徑，卻是一次有益的探索。拋開江青一生的所作所為是非對錯，她在文藝方面的改革思想和進取精神是值得研究和借鑑的。

　　為了出口惡氣而造謠來詆毀江青誠然能獲得一時的快感，以狹諡的心胸和淺簿的政治覺悟片面地詮釋江青曾經做過的事情不是理性。

　　江青在新中國文藝方面的改革貢獻一定會受到未來歷史的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