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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錄之二: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之迷
送交者: 給點智商吧 2004年09月12日23:33: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之迷——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二)

C:中共這幾十年有許多東西是很難理解的。比如相信大躍進、公共食堂之類的事情,還有什麼黨內資產階級呀。我們總的對此有個說法吧。

Y:我想,這確實是個違反了很多常識的現象。但不論怎樣我們總得用常識來解釋這一切,才能站的住腳。我不太相信很複雜的理論的。

C:無論怎樣,總的有個脈絡吧。要不這一切怎麼會總是負面的東西居多呢?解放前後,這個對比太明顯了。解放前,為什么正面的東西多,解放後負面太多了,都是同一幫人啊。

Y:對呀,這是個切入點。我有幾個看法。一個就是在解放以後,或者說在兩論,《論新民主主義》和《論聯合政府》(毛澤東著)之後,主席的理論思維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他的理論思維特徵是什麼?是如何完成的?這一點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在主席《論聯合政府》之前,他在理論上保持了他的一種系統性,對中國的當時的經驗總結,有着系統性和創造力。這裡頭是不是同陳伯達的理論創造高峰期有關?這期間的東西,你必須看到,它非常鮮活。應該講,到了解放以後,主席的詼諧是夠了,但是他原來的理論的系統性特徵都沒有了。我對比了一下,劉少奇在解放前夕和隨後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的論述,這裡應該講,少奇對新民主主義理論具體化做了一個非常詳細地描述。這在全黨當時似乎形成了一個一致的看法,沒有什麼人有異議。那麼為什麼從53,54年以後主席發生變化了?這個變化從兩個事件中可以看出,一個是山西省、華北局關於那個合作化運動的爭論。當時主要是王謙。這個人當時是地委書記。他的地委有一份關於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報告給了山西省委,山西省委把這個報告給了華北局和中央,劉少奇在這個東西上作了非常嚴厲的批示。就是,這是一個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一個非常壞的苗頭。在剛解放搞新民主主義階段,這個思想是要不得的。他甚至在春耦齋講了一次課,給高級黨校講了一次課,集中講這個問題。還有包括薄一波等等,一批高級財經幹部都反對山西省委報告。但是主席第一次在這個文件上作了非常明確的批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第一次最明顯的表達了毛澤東對於合作化運動有了一種看法,這種看法直接成了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的質疑,而這個最後被證明是後患無窮的。這是第一次。第二次爭論來自於劉少奇與高崗的分歧。

C:高崗的爭論?

Y:這一塊呢,我看了一下,主要還是發生關於工會在解放之後的性質問題的爭論上。當時高崗授意馬洪幾個人組織一篇文章《論工會的行政管理與工人群眾要求的一致性》大體上是這麼個題目。主要講工會的說法和工人的想法不一定一致。這個不一致的矛盾的性質是什麼?當時劉少奇試圖將這個概括為新民主主義運動中基本的社會矛盾。那麼高崗就對這個認識進行反駁,他認為是一致的,沒有這個矛盾,這個矛盾也不是基本矛盾。這篇文章寫了以後,高崗三次請示中央發不發表,劉少奇三次表態先不發表,高崗就不高興了。後來高崗進京見毛澤東同志,他從毛那裡發現了,哦?主席是很不買劉的賬的,主席對高崗的文章和想法是很一致的。而且毛還就此聯繫到劉在天津的講話,毛不喜歡,於是毛就放手了,讓高崗藉機攻劉,這實際上是毛讓高崗糾偏一下劉少奇的想法。當然這個高崗大概是誤解了主席的想法了。他想幹掉劉,走過頭了,這是後話。

C:毛的理論思維為什麼出現了這麼大的跳躍,而且他完完整整地在49年9月政協會議上談的就是新民主主義階斷論,至少要搞15年以後,才來搞社會主義。何以他在山西省的這個意見,工會的那個爭論開始改變了?毛的思想明顯地發生變化,他的理論思維開始起大變化,而且隨後的變化是拋開了新民主義階段論,他完全拋開啦。這是怎麼回事?伯達同志怎麼了?伯達是個書生啊,伯達這種人是應當堅持理論的思維一致性的。那伯達同志為什麼就完整徹底地放棄了呢?當初中共還是有完整的指導思想,這個《新民主主義論》確實寫的非常好。毛甚至論證了新民主主義階段是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以區別於舊民主主義。有點類似今天講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都是些同義重複的說法,但畢竟表明了毛對這個理論完整性的確認。當時就講起碼要從百分之二的資本主義發展到百分之二三十,就有基礎來搞一點社會主義吧。這個思想怎麼就在抗美援朝還沒有結束,整個國家的物資供應,現代物質產品還要靠天津上海民族資本家提供的情況下就變了呢?突然產生了把私人資本幹掉的想法。哎呀,這個東西我一時還不能解釋,很納悶。我找不到這個拐點在哪,思想根源在哪。

Y:那我們就來談談這個變化是怎麼產生的吧。1950年開始,你可以看到黨內的政策變化特別大。這背後就是主席的思維沒有確定下來。七屆二中全會時,大會上儘管宣布了建立新民主主義這個目標,但主席從本性上講,可能不喜歡這個東西的。我記得有個人,名字忘了,大概姚依林在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和主席一起吃飯,說到北平以後,主要任務就是發展工業吧。主席很不以為然,說恐怕還是用階級鬥爭的辦法。所以我前面講了那麼多的現象,都只是表現為主席內心對這個新民主主義的疑慮很重。

C:解放前這套理論應當是成立的。毛靠這個打下天下,為什麼會疑慮呢?

Y:這是個漸進的過程。你看,中共從成立那天起就處在一個理論上的困境中。中國根本就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按標準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共產黨的社會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到一個成熟的階段上才有可能建立起來。所以,中共的目標與當時國家、民族的經濟社會狀況的距離很遠。一大時搞的那個黨綱也基本上是個恪守教條的關門主義的東西,幼稚的很。在這個理論困境下,中共剛開始就沒有什麼作為,領導的幾次工人罷工鬥爭並沒有什麼全國性影響。隨後,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逐步走出這個理論困境,那就是國共合作時期發展起來的一套理論,既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是打倒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然後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化。在這個基礎上,再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歷史的只能由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國民黨來領導。這套東西就是共產國際構思出來的,讓中共接受。“二大”西湖會議都是討論這個理論。陳獨秀和中共中央當時沒有馬上接受,因為如果是國民黨來領導這項中國革命,那中共幹什麼?共產國際的想法是國共合作,怎麼合作?孫中山開始的想法中共乾脆全進國民黨算了,國民黨右翼當時就是這樣主張的。後來談判,三方談,蘇俄、中共、國民黨。國民黨那裡頭也亂得很,孫中山又與內部不同派系談。孫中山接受中共也不是心甘情願,他只是要用蘇俄的錢,沒有辦法。蘇俄當時拿中共也有點不太好辦,沒有中共,國際就缺個代理人;用中共,國民黨又猜忌的很;而中共也是進退都難:進,怕被國民黨給吃掉;退,怕孤掌難鳴。就這樣半心半意,三方終於談成了。想了個好辦法,中共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例如李大釗、毛澤東、林伯渠、周恩來、譚平山這些人都加入國民黨,還成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黨把這批中共黨員叫跨黨分子,不無譏諷。這樣蘇聯顧問加上中共黨員把國民黨改造成了一個很列寧式的革命黨,召開了國民黨一大,隨後開始大革命時代。這一段,在理論上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者叫民主主義革命,中共諸位並沒有什麼理論上的創建,無非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已。中間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C:這個時期,毛澤東的貢獻好像在農民運動吧?

Y:對,毛從那時開始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是他集中精力觀察思考農民運動的時期。這個階段的體驗,對毛今後的理論思維有重大影響。從這以後,他就緊緊地抓住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徵,那就是廣闊的農村以及農民這個最大的國民群體,他對中國社會結構的判斷也是從這個中間產生的。

C: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有包含解決農民問題的部分,好像國民黨也不重視這個問題。

Y:國民黨那時沒有什麼理論思維,是個大雜燴。孫中山也沒什麼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那幫國民黨人基本上都是投機色彩的人,隊伍很不整齊。所以要中共幫着整肅。

C:國民黨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消弱了他們以後的統治力,他們似乎沒有政治正確這樣的東西。後來老蔣想搞點精神上的東西來淨化國民黨也沒有成功。他想用中國傳統的禮、義、廉,恥之類的東西來武裝他的人馬,作用很有限。

Y:反正是,蘇俄和中共也不管你國民黨怎麼想,就把這個所謂的民主革命的理論加在它身上了。這是一個理論時期了,到了四•;一二政變,大革命失敗,對中共來講,民主革命的理論不能講是失敗的,但從中引發出的革命策略是徹底的失敗了。這以後無論共產國際還是中共,都是驚慌失措,不知怎麼辦,也沒有什麼可值得一提的理論創見。整個黨的組織變成一個秘密的黨,從事極左盲動主義的東西。反倒是毛開始了他自己的理論思維。這一段時期,毛主要思考的出發點就是農村和農民問題。他看出民主革命理論如果是正確的,那麼這個理論指導下的中共革命政策就必然是失敗的。這是個兩難的問題,也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內在的困境,毛也沒有辦法破解這個兩難的困境。但他的直覺判斷力很好,他認為不管是什麼樣的革命理論,都必須能夠提出或是建立起正確的革命策略來。其實他的方法論是從策略中歸納理論,而不是從理論中引伸出策略。他認為正確的策略肯定應當從中國農村和農民運動着手,設法動員起這個最大的多數,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

C:中共領導的革命?你說中共蘇區那個叫什麼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都不是吧。

Y:對毛而言,這無所謂。他就乾脆給你叫蘇維埃政權了。反正就這樣,有了軍隊,有了政權,先站住腳再說。不過你講的對,確實,中央蘇區那個蘇維埃政權的性質是不好確定的。似乎毛也沒有費那個勁去定義它,毛也沒有時間和精力。不過我從中倒是看到他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左傾意識倒也合拍。不跟國民黨搞民主革命,我就直接搞蘇聯式的國家政權了。所以中共蘇區這個時期,很多東西都帶着脫離實際的左的印記。例如土地大綱之類,打土豪分田地等等,都是理論上站不住腳的做法。但這個階段,鍛煉了毛及其同事們的策略能力,這個東西為以後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創造了條件。也就是說,在策略層次上,毛是找到了一些辦法。他只是還沒有為這套策略找到一個意識形態的外殼罷了。這個他在到達延安後完成了。

C:這個時期,一句話,沒有理論,也不需要理論,活下去,占住一塊地再說。割據嘛。當時都在割據嘛。我在想,老蔣如果不剿共,中央蘇區是否能長久下去。

Y:這有點離題了,以後可以找時間另談。這個時期大致有十年吧。隨後就是北上抗日,長征,開始了延安時期。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是毛髮覺他必須在理論上解決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戰略了。再象井岡山時期那樣是不行的了。因為毛及中共開始認識到,他們有機會來領導一場新的中國革命。這套理論就叫新民主主義革命性,其核心有二:一個就是以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本身,既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目標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然後在此基礎上搞社會主義。但毛給這個理論創造性的加上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外殼,那就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不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已經被證明在本質上是軟弱的是投降派,力量太弱小,不能領導中國革命。中國革命必須由中共為核心的工農階級來領導,通過全國統一戰線來進行,乾脆點講,必須中共動員最廣大的農民力量來完成這個革命。毛的這個東西很厲害,是從中國社會結構實際出發的,更有十年鬥爭經驗來證明。更進一步,毛還煞費苦心的論證了,由於這個民主革命是由中共領導的,因此它就必然的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只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因此這個革命就不可避免的帶有社會主義性質,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準備階段。這樣毛就在理論上徹底的清算了舊民主革命。他的這套東西非常鮮活,極具伸縮性。而且在三、四十年代,無論是西方思想界還是中國當時留學歸來的主流知識分子,在情感上並不排斥社會主義,多少還有點着迷。你甚至可以講,社會主義思想還是某種主流的話語。在當時那個社會思潮背景下,對知識分子,對所謂的中間力量確實有莫大的吸引力。我們可以從那些有濃厚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49年以後沒有選擇離開大陸這個現象中看到這一點。同時,他又同蘇聯的想法,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傳統銜接,所以戰鬥力極強。

C:不過,你注意到沒有,其實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中,必然就包含了“極左”的種子,你剛才講的毛那份煞費苦心,最終證明他在理論上終於過了頭。

Y:對的,這個理論後來的發展,表明它具有一種毀滅自身的內在矛盾。主席和少奇的爭論分歧,其實就是從這裡產生的。建國後的思想混亂同這個有莫大的關係。

C:我有個感覺,我們正在觸摸中國革命史上的理論之謎。

Y:對,讓我們一步步的接近它。首先這個理論依然建立在馬克思標準的社會發展階段論的基礎上,既必須先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才能有社會主義革命。而中國社會由於資本主義很不發展,所以革命的目標就必然包含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這個內容在裡頭。因此,即便你把它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本質上它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這個就同毛在整體上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當作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的觀點有內在的衝突。毛無法在理論上解釋它,只好在實踐中權變地對待這個衝突。這樣毛時而強調它的資本主義性質,時而強調它的社會主義性質,全看鬥爭的需要了。可黨內同事們就不大容易跟上他的節奏,各種分歧就產生了。其實在49年前就有很多分歧,但在戰爭環境下,不突出而已。其次,就是這個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農聯盟,這個說不通。中國工人階級那時太小了,不做數的。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共中央搞了不少工人運動,也有不少工人出身的黨員擔任負責職位,但大多數都不行,不是叛變,就是脫黨。

C:哎呀,確實如此,你說怪不怪,革命堅定的多是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或是農民,兩頭上的人很堅決。這個工人出身的人幾乎全玩完。

Y:說怪也不怪,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短,不成熟,本身來源就複雜,很多是流民出身到工廠做工的。總之這個工人階級不算數。所以就是農民階級了。這是個奇特的組合。我記得有個外國觀察家49年在上海時說,進城的這幫土包子們口口聲聲地講,他們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力量的,讓城裡的這幫工人們不知說什麼才好。你看結果是知識精英組成的中共領着農民階級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硬要講這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怪不得斯大林要講毛是麥奇琳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風涼話。

C:你還別說,我認為這句風涼話對毛的刺激很大吧,要不然他那麼起勁的搞中蘇論戰,寫九評,看看誰是假馬克思主義。

Y:這兩個層面上的矛盾,都是內在的,所以當時並沒有引起什麼爭論,應用起來,這個理論具有一種大氣魄,包容性很強。

C:我覺得,好像還沒有講透。這個內在矛盾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你看,毛在本性是否對那個資產階級革命反感的很,他只是在理論上無法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段論,但他肯定是不願意這個階段論來指導革命的。他似乎對中國農村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到底怎麼發展成資本主義心中無底,他是不是已經預設了一些先驗的想法在裡頭,那就是縮短這個所謂的無法逾越的資本主義階段,儘可能的縮短----Y:直到取消它,從小農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對,就是這麼回事。49年前,毛可能不一定很清楚,但他肯定本能地在堅持這個直覺。他在尋找實踐中來印證這個想法的苗頭,他在耐心地慢慢地尋找。在這個過程中,他對直接牴觸這個直覺的任何做法都反感。

C:這段時間,他在理論上肯定是做了不少的探索。他在剛解放時還讓陳伯達搞中國近代工業化發展的研究。似乎表明他在理論上確實在思考從小農經濟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

Y:這確實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內在困難。其實到50年後,劉少奇的天津談話被批,就表明這個理論快要被扔進垃圾堆了。還有那個薄一波被批的稅制改革,講公私平等納稅,讓毛大怒,給高崗了一個大機會,攻擊劉。劉對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理論的堅持在49年後就與毛有衝突了。但毛在理論上沒有想清楚,所以只是批評,沒有批判。我大膽的猜測一下,毛可能甚至是想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來代替那個資本主義階段。所以50年初,他對高崗在東北搞國營大企業很有興趣。如果可以在小農經濟之外,單獨完成國家工業化,用國家資本主義方式,那麼就打消了主席內心的疑慮了。所以那段時間,他大概對在蘇聯幫助下完成國家工業化抱了很大希望。他調高崗進京,委以重任,可能有這個方面的考慮。

C:但這條路走不通,你拿什麼來做原始積累呢?還得從農業中找。

Y:對,那時糧食問題很嚴重。其實農業生產在建國後就根本沒有讓毛他們省過心。一直處在緊張的危機狀態中,使毛終於還是把眼光又拉回到中國的小農經濟中。他在這個上面是真正開始費思量了。我要說,毛的理論思維這個時候又一次出現了創造性轉折。他在看這個農村的社會結構,他在想這個小農經濟有無可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50—53年這段時間,一邊打仗,一邊恢復。所以主席沒有說什麼,他只是憑直覺地鼓勵一些事,反對一些事,但都不系統。這個時候,陳伯達開始起作用了。53年中央成立了農村工作部,這個部長叫鄧子恢,主席派陳伯達去當副部長,意味深長。鄧是個高級知識分子,留學日本。但這個人對農村的事很有一套,他叫杜潤生當農工部秘書長。你知道杜這個人後來對80年代農村改革居功至偉啊。這個農工部的成立,是有背景的,那就是在土改普遍完成以後,農村形勢依然緊張,糧食供應繃得很緊。並不是像後來一些材料中講的土改後,農業生產力大提高,一片興旺景象。在這個剛解放的情況氣氛之下,當時的糧食狀況非常緊張,又無法用印票子的辦法去購糧,因為那時,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很大。不得已,陳雲搞了統購統銷,一下子,黨同農民的關係就緊張了。各地產生了很多問題,因為統購的目的,就是國家定價。這個價格當然同農民想賣的價格有差距。農民在市場上的價格高於國家定價,國家就收不上糧。於是行政力量上去,取消糧食市場,這樣農民只能賣給國家了。更嚴重的是你這個統購量是怎麼定的?如果不合理,與每年的收成不相符,那是要出大事的。實際上,從鄧子恢當年的一些講話看,54年時,就已經有大問題了,有的農民口糧沒有保證。當時應當講農村怨氣就開始了,怎麼這個共產黨剛剛勝利就忘了農民兄弟了?所以毛讓鄧子恢抓農村工作,去想辦法。毛的注意很清楚,統購統銷非搞不可,否則大工業就搞不起來。但農村緊張也不行,得想辦法。這個時期,農村土改後出現的在互助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合作社,引起陳伯達的注意,陳在理論上一下子就抓住這個東西不放。陳是知道主席的思想狀況的。陳知道,這個合作社可以徹底的打掉那個新民主主義的歷史負擔,可以解放生產力。當時中央出台了一份文件《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從文筆和內容看,應當是陳伯達的東西。文件中最關鍵的一句話是“即然西方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據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的生產力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據統一經營形成的生產力,在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行的”。這句話是純粹的陳伯達的語言風格。非常值得再三玩味的。因為照馬克思主義原理,只有當生產力出現革命性變化時才能引致出生產關係的根本變化。這是個基本原理。教科書上都寫得很清楚。那當時中國農村沒有生產力上的任何變化,如何有新的生產力來改變生產關係即農民的私有財產權呢。陳伯達很熟練地把《資本論》中關於工場手工業這個分析拿出來。他的意思是分工本身帶來了生產力的革命。那麼合作社用統一組織社員進行農業勞動,社員們就形成分工,這就比社員單幹效率高得多,這實際上就是生產力的變革。當然可以對私有制基礎提出變革要求。其實工場手工業的分析不是馬克思的貢獻,而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此有極為詳盡的分析。而且馬克思根本沒有講僅僅分工就可以對所有制提出改變。陳伯達的本領就在於,他這麼一個斷章取義的一個引用很是唬人,他那東西一表述出來,整個馬克思主義風格嘛。毛不是後來在70年批陳整風時,講這個人用馬克思主義語言唬了很多人嘛。53年反正陳伯達是把毛澤東給唬住了。毛在53年—54年,開始盯住這個事了。他在理論上其實一直就在尋找這樣的東西。他一下子也着迷了。他認為這是表明在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群眾當中也蘊含着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C :我們以前多次討論過。中國農村一直有互助的傳統。這是對家庭經營的必要補充。無論如何也不是農業經營的主體行為。更扯不到社會主義性質上。怎麼就突然被撥得那麼高呀?

Y:當然陳伯達大概是有點抓住一點,不記其餘,有討好主席的意思吧。但主席那時,我相信他是真誠地在期待着社會實踐過程中產生出創造性的東西。他心中已經有了那個對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反感和無望,他對小農經濟走到成熟的資本主義階段這個東西,不能接受。當這個合作社出現時,他就認為他的那個直覺,即小農經濟可能實行一場來自人民群眾自己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大調整。這個調整的強度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那就是說在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裡,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有可能在廣大農村實行最為廣泛的社會主義革命。從而使小農經濟無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一下子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難道不是偉大的理論創造嗎?這難道不是徹底地清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論嗎?這難道不是毛及中共的新的歷史時期的社會革命理論嗎?

C:還不僅如此呢,你想想,列寧在國際共運史上完成了對馬克思社會革命理論的修正,在馬克思那裡,只有充分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有可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必須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一起革命。列寧搞了個在薄弱環節、在一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引發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那麼毛就有了可以與之比肩的理論貢獻,那就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落後的農業國,如果毛這個直接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社會主義的理論成立,那麼對大多數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就有了指導意義。這在國際共運史上是多麼大的理論貢獻呀!

Y:如果你再聯繫到斯大林去世後,國際共運就沒有權威和領袖人物了,那麼你就更可以理解毛對合作化運動的熱衷了,這可以結合中國革命的勝利經驗一起來指導世界革命的。在50年代,剛剛朝鮮停戰,大家都意氣奮發的很,理論上的心思也很大,從毛的英雄性格上看,當時順應世界上的改天換地的大氣候,依據這個新的社會革命理論和革命策略來引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就不僅僅是個夢想了,而是非常現實的機會。這也為後來毛熱衷於中蘇論戰埋下伏筆。主席就在這個情況下,開始他在建國後最重要的理論思維。他還是兩方面着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這個新理論的構建,他先是繼續肯定過渡時期的必要性,然後逐步搞了個過渡的總路線,然後又發展到三面紅旗。他一步步的來,幾個標誌性的事件,先是那個《農村社會主義運動高潮》的批語,然後,在城市裡,他有自信心了。就有一下子推動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隨後一下子搞公社,提高農村基本核算單位,要向共產主義過渡了,還搞公共食堂。真叫一日進入社會主義。就在事實上最後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這個過程中,幾乎全黨多數都不通,但毛很堅持。那個農工部部長鄧子恢是用盡各種辦法推延這個合作運動的速度,甚至公開同主席爭論。但這些人當時都未理解到主席內心深處的理論創造的激情,以及不可避免的歷史使命感,這是很大的意志力量。主席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系統的發表像當年《新民主主義論》這樣的理論著作。原因倒不在於寫不出來,而是這個合作化運動一推起來後,一下子開始衝擊國家各個方面的工作。農村也是更趨緊張,主席因此還不能完全有把握這個理論體系的完整性,他還要看看,畢竟革命理論要求的完備性弱於建設的理論的完備性。

C:另外你得承認,這個新民主主義理論一下子還放不掉,你用過渡時期這個詞,這個概念來構建你的政策體系,就說明當時全黨的認識還是只有在新民主主義理論這個大構架下去進行。所以,後來才有更加激進的理論發展來指斥民主派就是走資派。講黨內幹部覺悟還是民主革命階段。

Y:的確,即便是新民主主義理論,在解放前幾年時,也加入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因素的論述。當時也表達為農民的集體化方向,這更多受蘇聯的影響。因為,關於對互助和合作制,中共的認識是很清楚的,那是小私有權的某種聯合,還遠談不到任何形式的公有制,即便是公認為最左的47年土改工作會議,也是保持了這個認識底線。而剛剛解放當合作社普遍出現時,陳伯達把其理論價值突然拔高,認為合作社,特別是高級社,已經具有了公有制的基礎了,這就是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原先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那個過度階段之中的混合經濟成份就改變了。不再是互相補充,而是公有制戰勝私有制的問題了。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隨後,為了證明這個合作社就是公有制的東西。在實踐中開始了削足適履的過程。即不斷推動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高級後來就走到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大二公全部出來。這些東西很大程度已經變成為了證明那個理論而進行的設計製造了,不再是那種來自群眾的創造。而且在政策和理論運用上,毛及其黨內理論家們只想取那些有利於這個理論的信息,排斥、不聽那些相反的東西。到了刮共產風的時候陳伯達這些人乾脆就製造信息了,秀才可以不當家,主席則沒有辦法。所以有鄭州會議。毛對陳頗多批評。但從毛當時的講話看,他並不是在理論上有反思,他只是認為陳伯達這幫秀才們在論證新理論時做得太過分而已。其實,差不多就在這個鄭州會議以後,關於過渡時期這個想法就逐漸少了。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論述更是少見了。也就是說,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已全部取代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毛及中共全黨的理論方向徹底地轉折了。毛隨後的全部理論思維的路徑就是沿着這個方向進行的。

C:階級鬥爭以及毛對八大路線的批評都是如此吧。

Y:是的,八大是新民主主義的最後一次努力了。隨後這個理論被其最堅定的擁護者劉少奇也放棄了。他內心深處還是很看重生產力發展的。但劉的理論工作基本上就告完結了。他沒有再對中共理論大廈上添磚添瓦,與他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貢獻不可同日而語。至於他在大躍進的表現,以及後來那個四清運動,純粹是這個人為了適應新的意識形態慌不擇路的舉措。

C:從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你自然是可以引伸出階級鬥爭的結論來。因為有公有制對私有制的革命嘛。再也不是私有制漸次長入公有制。所以就一定有鬥爭。而且是貨真價實的階級鬥爭。

Y:這個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民主派問題了。毛肯定是這樣的觀念。就是《實踐論》中講的那個反映論。那時主席經常批評黨內一些同志停留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毛對階級鬥爭的強調,首先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需要,一種理論上的需要。《矛盾論》和《實踐論》在這個階段的理論價值確實顯示出來了。世界觀、方法論都齊備了。毛的反對派在理論上毫無工具可言,例如早先的鄧子恢,後來劉、周、鄧等等,都是毫無還手之力。只能用實踐中的困難來抵擋。這個毛不怕。困難都是暫時的,所謂“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便餓死幾千萬人,他仍然這就這樣給解釋過去了。

C:在這種情況下,極左的東西就層出不窮。

Y:張春橋也就是因為在理論上支持這個東西。為推行這個理論而進行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依據。準確講是張春橋那篇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這篇文章確實打中了黨內對毛的那套東西有懷疑的那些幹部的要害。應當講,在張的文章前,毛及陳伯達是對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本身進行構建的話,那麼張春橋則為推行這套理論提供了完整的策論。這個民主派等於走資派就這樣出來了。我們後人看過去,一片打殺之聲,很容易把這點都當作權利鬥爭了,其實後面是一場典型的意識形態過程。春橋將黨內對主席新的理論的懷疑一下子提升到意識形態理論高度,把根源追到了解放前民主革命時期,這樣一來,他就提供了一整套的組織人事上的判別標準。這就是毛講黨內有個資產階級的原因,這也是文革時期大批老幹部被打倒的原因。

C:社會主義公有制必然建立在對各類私有權的剝奪這個前提下。所以階級鬥爭就不可避免。張春橋的文章為這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提供了詳盡描述。所以毛就一直器重春橋同志。

Y:我們以後要專門討論農業生產的一些特點。我們會指出被毛和陳伯達重視的那些合作社,其實原本只是附屬性質的東西。當把這個東西提到主體地位後,整個農村政策就走了樣。這些東西又被先前搞得那個統購統銷強化和互為印證了。這個根本就謬誤的農村政策的理論底子到今天還在嚴重影響我們的農村政策。

C:這些放在以後專題討論吧。我還想接着討論五十年代這個理論出來後,毛的思想是怎麼發展的。

Y:這個思想的發展大概只有兩次明顯的進展。一是中蘇論戰。這是主席集中的理論思維時期。這個時期說到底是對國際共運的法統地位和理論主導話語權的爭吵。直接的單獨的理論沒有,只是強化了毛在黨內對新理論的推廣。那場論戰,讓黨內不少大員們覺得很自豪,包括劉、鄧及彭真。因為在以前,不存在與蘇聯老大哥論戰的可能。你手上就沒有成套的意識形態的東西,你只是戰爭中成功了。所以斯大林對毛講成功者是不受指責的。換言之,你只有成功,沒有成功那你們就什麼都不是。後來蘇聯領導人每次來中國,毛都要訴說戰爭年代的委屈。那蘇聯人哪聽的懂啊,不在意,毛就更加認為,你沒有一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你就沒有地位。所以當中國出現社會主義高潮,毛手上有了這套新理論以後,毛就大大的反擊了,這就有了中蘇論戰。這場論戰一開始就是意識形態化的。那時歐洲共產黨都反感中共的提法。因為它同當時以蘇共為主導的較為右傾的政策走向衝突,但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就不同,如胡志明,金日成之類的。因為這些國情相似,其次論戰涉及面非常廣。可以講在這個過程中毛到是把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給體系化了。這之後第二個明顯進展,就是文革前夕及當中發展的那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這個東西簡直就是托派理論了,但它確確實實的立起來了。這對文革指導意義是不用說的。這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實就是對那個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再論證。但表現出的理論素質簡直不能提,50年代,陳伯達發展這個理論時,還有點列寧的味道,比如他同杜潤生爭論分工對農業的作用時,還知道引用列寧同第二國際的爭論。文革中就沒有了,整個的是強詞奪理。到了華國鋒,不知就理,還據此寫了篇文章,說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把全世界嚇了一大跳,最後是幾個辦報紙的人告訴中央,說查過了,毛主席就根本沒有講過繼續革命這幾個詞。弄的華氣不打一處來。你看看,這還能叫理論嗎?瞎鬧嘛。所以我大體判斷,毛的理論思維走到文革前就差不多就沒什麼進展了。然後他就徹底的失望了。另外他也老了,這也是個極重要的因素。他的衝勁一但沒有了,或減弱了,你就不能指望什麼了。

C:我什麼也不想指望!就他那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讓多少人吃了苦頭。

Y:你看看,我們僅僅是就這個主席思想變遷的論題進行討論嘛。總之,我們今天梳理了毛澤東的思想在解放後何以發展的脈絡。你對比一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同中國實際狀況是相符的,它是基於中國農業社會的特點出發的。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從根本上它是基於所謂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這就是這個理論的根本錯誤的地方。但當時,這個新理論首先是來自對舊理論內在矛盾的反思基礎上的。所以當新理論出來時,即使黨內有極好馬克思主義修養的人也有點無可奈何。它看上去那麼強有力,舊理論無法反駁新理論。當時鄧子恢從實踐中,杜潤生從理論上都是嚴重質疑這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但是他們無法在理論體系上同他們爭論。從目前看到的材料,杜潤生大體到95年才在一篇文章中抓住了這個農業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根本缺陷,那就是農業生產的生物學特性。這個特性其實就是我們多次討論過的農業生產的廣延性和繼起性,以及農業勞動的度量和監督成本。是基本上限制農業生產分工的效率的。所以互助合作是不能當作農業主體勞動對待的。於是你整個理論是建立這樣一個沙地上,你當然站不住。但五十年代人們的認識顯然沒有到這一步。況且,當時蘇聯十九大還喜氣洋洋的宣布集體化永久地解決了蘇聯糧食問題。這個對毛及中共同仁們的印象怕是很深。所以引入工業分工到農業中去,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大興水利,大搞機械化同這個都有關係。其實這些思想特徵,今天還經常在農業理論討論中可以看到。什麼規模經營啊,農戶+公司啊,糧食安全啦!等等不一而足。

C:毛的新理論,是其在理論上為中共變為執政黨後的存在合理性進行的不懈努力。當時黨內的其他領導人似乎都沒有認識到49年後,那個新民主主義論的內在矛盾就直接體現到中共的執政的理論依據上了。毛認識到黨的目標與黨的性質(黨代表誰?)有衝突,他當然要補上這個缺口,這是很致命的缺口,非補上不可。可嘆的是,存在的合理性必然高於理論的徹底性,甚至理論的徹底性也須變通以適應存在的合理性的要求了。陳伯達將手工業分工的生產力變革模式引入到農業中,全然不顧馬克思的本意,列寧的本意也不顧,真是說不成。

Y:這個理論上的說不成,進一步就演化到一系列的實踐過程。這個過程中有多少讓後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啊。其實背後就是這樣一個思想史過程。它多多少少地證明了那些理論上邏輯上的必然性會導致出何等悲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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