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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錄之三:黨內法統及毛澤東主流地位的確定
送交者: 給點智商吧 2004年09月12日23:33: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黨內法統及毛澤東主流地位的確定——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三)

C:以前你多次講到黨內法統,覺得新鮮,是不是詳細談談。這個黨史不講清楚,很多事就不好講。

Y:中共這裡是有幾個法統的,不是高崗講的那個井岡山是大法統,陝北是小法統。那個說法實在是個“野心家”的說法。中共的法統不在那裡。中共有三個大法統。一個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是個大法統,差不多延續到中蘇分裂,在斯大林去世後就不是大法統了。這個東西是以前黨史研究中不願多說的。中蘇論戰又把這個問題掩蓋了。中共開始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幾乎所有的經費都是國際提供。然後中共一大後最最重大的一個決策是國共合作,李大釗、毛澤東等等加入國民黨,這完全是在國際代表與孫中山之間的談判中確定下來的。中共在此過程中並沒有什麼積極主動的作用。蘇俄和國際之所以如此是有國際自己的“教條”的,那就是中國必須先完成資本主義革命,然後由中共起來革資產階級的命等等。這個以後我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還要講的,這按下不表。所以蘇俄選擇了孫中山,當初他們想選吳佩孚,後來不行,就選孫中山,這其中可能有中共的作用。然後孫中山同意改組國民黨。當初這個國民黨開一大時就跟典型的列寧的黨一樣。

C:當時老蔣什麼委員都不是。

Y:那時他還沒有什麼地位。這個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東西,主要是同錢有關,就是說蘇俄用錢作手段。所以蘇俄那時也怪神氣的,竟然托洛斯基見蔣介石時,直接吩咐孫中山應當到上海搞政治運動,別在廣州弄了。這給老蔣留下極惡劣的印象。

C:不過以前孫中山在廣州狼狽不堪,好像是沒別的辦法,只有去上海了,然後到日本去了。

Y:當初國際代表馬林(就是那個參加一大的傢伙)也就是這個看法影響了莫斯科。可是孫中山已無數次在上海搞那個政治運動了,他知道搞不成,末了又是他自個被掃地出門,再到外國去端盤子之類的,這個傻事是他肯定不再幹了。

C:沒那麼慘吧。你總是這樣渲污在海外的人,心態不正嘛,哈哈。

Y:總之孫中山不去上海,堅持搞廣州軍事,並且威脅蘇聯,寧可不要你的錢,也要把中共黨員從國民黨趕出去。這招見效了,國際又派了鮑羅廷。這個人看清局面了。

C:你注意到沒有,在小局面上,當初這批政治家都是不錯的外交家,敢於同他們的主子頂着干。老蔣後來也是如此。吳佩孚、段琪瑞都是有類似的表現。

Y:然後就開始準備北伐,後來的大革命,轟轟烈烈,很激動人心。我們看到,那個時期參加大革命的青年後來就成長起來了。中共直到第二代全部是這個時期的底子。這也是個大現象。五四起來一批人,之前袁項城起來一批人,同盟會起來一批人,然後就是這次大革命起來的人最多,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巨。這個大革命是國民黨主導,又有後面的四一二政變,寧漢合流。所以,建國後就不去表現這個大革命了,這是個缺陷。我認為這個時期中國人的表現是很值得一提的,應當有個好作家好好寫寫的。總之,整個二十年代,主導中國革命進程的是國民黨和蘇俄,中共是個小夥計,聽命於國際。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一下子給擱在那兒,失語了。因為國際也看不清了。中共等於是散攤子了,大部分人離開了,少部分人走激進的路,也搞武裝鬥爭,一是在城裡搞武裝暴動,一是到山裡去。前面是主流,包含了當初國際讓孫中山到上海搞政治的意思,所以中共的主體在上海一帶左的很,全社會都開始遠離中共。這期間蘇俄、國際那兒也在發生大事件,斯大林在一個個的消滅他的對手,所以沒有顧上對中共和中國革命進行有意義的指導。因此中共就主要靠自己來幹了。這時朱毛的東西開始影響中共當權派,標誌是臨時中央從上海搬到井岡山,張國燾也去了大別山,創建四方面軍。這個時期儘管國際在財政上仍然供給中共,但在具體革命上的指導沒有先前那麼多的東西。

C:李德是怎麼回事?

Y:李德正好體現這個法統。李德並非國際派來的幹部,他幾乎就是個旅遊者,被中共抓了壯丁,之所以如此,恰哈是當時中共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恰好李德來了,為別的事,就被博古這些書生給留下來,體現國際的支持,給黨內同志一個信心,也表明一種權威的加強,特別是當他們從上海逃到井岡山的時候,對朱毛這些人是要表現一下這個權威的。所以李德是一張虎皮。這小子就當真幹起來了。所以講,井岡山到遵義這段時間,由於李德的存在,我仍然把這個時期歸結為國際操縱下的中共時期,在黨內包括毛、彭德懷這些人基本上沒有對國際有質疑,最終只是質疑李德具體的指揮失誤罷了。

C:對了,即便是在遵義會議上,對李德的批評也不多,主要是指責博古。

Y:遵義會議確定的幾個事很有意思。那時還沒有講去陝甘,只是講北上,打通去蘇俄的路,去新疆、甘肅。後來的西路軍也是同一個目的。隨後就派陳雲、潘漢年趕快去上海,幹什麼?去接通國際聯繫啊。當時即便是毛也把希望放在蘇俄身上。所以戰略方向是向蘇俄接近的地方走。倒是張國燾要南下,我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這小子整個有毛病嘛,南下去找誰啊?所以北上,很容易統一黨的認識,這就是這個法統在起作用。在毛與張國燾的鬥爭後期,以及王明回來挑戰主席的地位,都未獲成功,其中國際支持毛作黨的領袖這一點至關重要。當時季米特洛夫多次同中共代表談到毛是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領袖,要團結在毛的周圍。從中你也可以看到這個法統的力量。我看了張聞天35年—37年的年譜,裡頭有很多的工作是同王明(他在莫斯科)、潘漢年(在上海)、鄧發(先在新疆後在莫斯科)要錢,要的緊啊。可以想見中共當時是很困難的。這個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抗日全面爆發,西安事變時,國際對中共的指導又開始全面進行了。中共,毛這些人,那時是很聽話的。西安事變時,毛、朱這些人都不是和平解決的方案,是國際上嚴令和平解決。所以才有後面的故事。毛、中共都服從蘇聯的想法,那時斯大林很清楚,要是中國沒有個掛帥的,那日本就長驅直入了,對蘇形成兩線作戰。所以決不能殺蔣。

C:應當講,當時周引誘了張學良。周許諾蘇聯支持張在西北建立抗日政府的。結果一鬧起來,蘇聯根本沒有這個意思,把小六子給擺在那兒,所以小六子很氣又說不出來,只有負荊請罪了。他一輩子都未原諒周和中共。周后來60年在張學思的宴席上痛哭一場,是給張學良看的,沒有作用。

Y:那時中共甚至提出什麼保衛蘇聯等等,弄得自己很孤立。在上海有些小報講魯迅是拿盧布的,魯迅給氣得夠嗆。從反面證明,那時靠上蘇俄並非什麼光榮之事,全是中共的政策給鬧的。所以到陝甘後,國際又恢復了對中共的指導,但有了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第一次承認了中共該有領袖,既毛。隨即王明、康生、陳雲回來了。當時很隆重啊。主席是真的很高興,跟國際全面聯繫建立起來了。國際甚至給電台,派聯絡員、醫生等等長住中共。那三個人回來全進了政治局。對比之下,與四方面軍會師時,張國燾提出加幾個人進班子,洛浦和主席都不同意。而從蘇聯回來的這幾位,並無一兵一卒,都立即進班子。任弼時40年從蘇聯回來,還一下子進了書記處,為三大書記之一。任回來時帶了個蘇聯情報系統的上校師哲。這個人背景很複雜,但他一到延安先是任的秘書,隨後是中央書記處秘書室主任,後來叫書記處辦公室主任。是個要害崗位。師哲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到解放後斯大林去世後,突然就被解職了。他對此有段回憶,提到毛突然對他很厭惡的態度。這個人這麼長期的在主席身邊參與機要,你可以看成是一個象徵,既主席需要向蘇聯方面表明他對國際的忠誠。因為師哲不同於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團成員,他根本就是個蘇聯籍的黨員和情報軍官。所以這個法統曾經是很重要的,直接影響着中共頂層的組織體系的人員安排。這個法統是個黨史上的線索、脈絡,一直被小心翼翼的給掩蓋了。

C:這一段歷史要是把蘇聯後來解密的文件拿出來,恐怕是有些讓人吃驚的東西。對比一下進行研究肯定有意思。

Y:黨內的另一個法統就是意識形態。共產運動史本身在意識形態上就是有傳統的。既黨的領袖人物一定是個意識形態大師。這個法統在中共黨內一直傳下來。典型如王明之類的理論家在黨內的地位很高。後來主席用兩論來確定他的黨領袖地位。《論持久戰》之類在這方面不做數。最多是個政策文件,不是意識形態。更況且,持久戰的觀點原本就是國內的主流觀點,國民黨、老蔣就是持這種觀點。所以這類文件在意識形態上不算數的。毛用兩論來補上這個缺口,因此相關的人才如陳伯達之類的就上升的很快。毛原來在這方面的發展是很不穩定很不健全的。但在抗日期間,他在延安補上了這一課,他使王明之類的人在意識形態上也垮了。這些方面黨內不少人都做了工作。所以你看,當時儘管武裝鬥爭是黨的中心工作,但在政治局八大以前,還一直是理論家們的一半天下。劉少奇、洛浦、王稼祥、凱豐等人都做了不少的工作。到了解放後,也一直有個所謂的黨內的政治理論權威或負責人,比如康生、喬木、伯達、春橋都扮演過這個角色。這個法統到鄧時代減弱了,他講不爭論,使得鄧力群想做這個法統的繼承人就沒有得逞,所以就氣呼呼的唱反調。

C:江對這個法統認不認呢?

Y:認的,當然要認,才有十六大黨章的提法:毛思想—鄧理論—三個代表,都是這個法統在起作用。對意識形態的長期重視帶來了很多現象,例如資本主義問題、共產黨性質問題,等等,有了很多禁區,不得進入。甚至可以做不可以講,搞的怪怪的。但這個法統是中共所必須的。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胡繩講共產主義的東西可以起到淨化人的心靈之作用。在當時的國內背景下,這點特別突出。國民黨沒有這個東西,老蔣挺想搞這個,可是他弄不懂意識形態這玩意是怎麼回事。當時好像是沈養初吧,聽說中共在延安搞歷史問題決議用了十年多,很不理解,使勁打聽怎麼回事?

C:那黨內有時候出現反對派時,這個法統怎麼起作用呢?

Y:我提到過58年廬山會議上,主席對張聞天支持彭,甚至有個長篇發言時,很震怒。主席的意思是老彭那幾下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張聞天這個理論家要在意識形態這個法統上向主席挑戰,這是要不得的。老彭沒有理論,是個粗人,主席不怕。在黨內,戰功、軍事成就從來就不是法統。但張聞天與老彭結合,那不得了。主席主打彭,其實是打張。但主席聰明,他不能直接打張,那樣就要辯論。三面紅旗一旦要辯論,主席的權威地位就有問題了,所以只有打彭,用歷史問題讓軍委開會鬥爭彭,等等方法,就達到了目的。

C:哎,沒有辦法,這個法統到70年的廬山會議時,就變成了天才論的爭論了,那真是荒唐之極了。

Y:你要看到,陳伯達跑到林那裡去了。主席一看,又是58年再演一遍呀。這回,他直接拿掉陳。因為陳弄了個“天才論”,不堪一擊,不是馬列主義嘛。陳如果依然拿那個九大政治報告,拿他那個不能光搞運動,要搞生產效率等等觀點出來,毛就不會打陳,沒法打。“天才論”一下子就把陳打倒了。

C:恐怕這個法統還會持續下去吧。

Y:一定會的,這個很有意思。西方的民主、人權的意識形態色彩很濃,反過來,會使中共更加重視這個問題。所以意識形態這個法統會持續下去的。還有個法統,先是根據地的政權和財經系統,後是解放後的文官集團。這可是個大法統。文革時期叫做又黑又粗的一條黑線。這個文官集團,在解放前就有了。也就是根據地政權建設和財經系統的人,我們很容易忽視了這批人的作用。其實,任何革命都要花錢的。孫中山先花華僑的錢,花日本人的錢,然後花廣東地盤的錢,再花蘇俄的錢。中共也有同樣的問題,以前也拿蘇聯的錢共產國際的錢,再往後,那個體系很大了,就有了自己建立政權發展財經的問題。於是有一批人就成長起來了。這主要是幾個抗日根據地的發展,於是象彭真、高崗、薄一波、李富春、陳雲他們就起來了。特別是高、彭、薄三個人的迅速上升很說明問題。這些人同劉少奇、周恩來就結合起來,掌握了黨的財政體系和政權體系,建國這個體系就轉化成了國家政權體系。自然就成了文官體系。只是這幫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密切,對新民主主義問題的認識比較一致,所以叫個文官集團吧。當然這個集團並非是完全一致的共同體,有矛盾。其實對文官集團的第一次攻擊恰好就是高崗發動的。

C:解放前,這幾個人在黨內很受重視,說明毛確實不同於一般的革命領袖。他用人很靈活,沒有框框。好像是彭真到延安講他的根據地建設經驗,主席講這麼好的馬克思主義,別只給幾個人講,要多多的人來聽,所以彭真到處講,乾脆做中央黨校的教育長。

Y:七大十三個政治局委員,軍隊的只有朱德和彭德懷,而彭真、高崗都進去了,分別是中央局書記,跟周恩來王明是同級啊。主席這個人用人確實有個特點,他對那些有超級行動力量和組織能力的人,敢用。他對軍隊有戰功的人,敢於不用。這兩條很厲害,值得總結。接着說,這個文官集團一解放就成型了,一直到九十年代初,一直不倒啊,真正是厲害呀。對這個集團的衝擊一共有過三次。第一次就是高饒事件。其實高饒事件很有意思,它真的算不上是個路線鬥爭。高崗一開始就很坦白,就是權力分配“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等等,很直接。高崗在延安時與彭德懷配合,搞的很好。後來到東北,本來在彭真、陳雲之後,後來,林同彭搞的很緊張,主席果斷換將:林是第一把手,然後彭逐漸淡出,高崗上去了,最後是林、高配合。陳雲前期抓地方黨委,後抓財經,排在高之後。高的全面工作能力強,林很滿意。朝鮮打仗還是彭德懷、高崗配合,彭也滿意。這高的自我感覺到位了,這時候北京城熱鬧啊,陳雲到北京一躍進書記處,代替任弼時的位置,地位在高崗之上。畢竟那是整個國家格局,比東北大啊。所以,高崗很不服氣。其實,劉、周、陳這些人開始是想拉住高的,所以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幹計委主席,叫高主席的。但問題是高雖然屬於這個集團,但他不願屈居劉、周、陳之下,他想拿這個集團,於是搞個什麼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什麼白區黨紅區黨之類。就是要劉、陳這些人的地位下降,給他讓位。所以高崗原意不是打爛這個集團,他喜歡這個集團,他只是說應當由他來當這個集團的頭頭。當時財經幹部中,有很多是陳雲從東北帶到北京的,所以,高崗是想繼承這個集團的,但他要當頭頭,這點同劉、周、陳就發生衝突了,所以聯手倒高。主席開始支持高,估計除了關於新民主主義階段問題上不滿這個文官集團外,還同他本人對這樣的集團本能的有防範有關。所以他開始時支持高崗批薄一波,但後來這個集團一發力,主席就放棄高崗了。看上去,主席知道這個政權體系是亂不得的,所以高崗垮下去了。高太知道這個集團的厲害,所以一死了之。

C:應當講高饒事件加強了這個集團的力量。因為有個重要人物出現了:鄧小平。鄧小平加入這個集團了。

Y:對,一點沒錯。當鄧加入這個集團後,可以講,這個文官集團就完全成型了。

C:那五六年反冒進算不算主席對這個集團的攻擊呢?

Y:不錯,主席是用這個集團的,他離不了這個集團。其實不管誰做皇上都離不了這個集團,所以不存在他攻擊這個集團。只是這個集團的人他不喜歡時他要敲打敲打。所以五六年反冒進不算數。第二次攻擊是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發動的。他對周說,你們這些人老奸巨滑啊。彭是在道德層面上質疑這個文官集團,他不僅是對毛不滿,他是指責這個文官集團怎麼沒有道德力量,怎麼對群眾的困難看不到呢?怎麼不說話呢?彭是個武將,並無地方職位,他出來講,本身就是挑戰這個文官集團,你存在的理由不充分嘛。你是幹這個的,你為什麼不講話?要我彭、朱這些無關的人來講?挨整時,你們居然一面倒。其實文官集團是可以反一反的嘛。這是彭的想法吧,但他不了解,文官集團一成立就變成一個自在自為的存在物了。他有自己的利益原則。所以這次衝擊沒有結果,但意義深遠。黨史中關於這一段是最不堪回首的。因為,彭實際上提出了執政的基礎問題,道德基礎或者合法性問題。這是這個文官集團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了的問題。

C:嗯,是這樣嗎?下次找個機會再談談這個話題。

Y:真正的攻擊,在組織上體系上的攻擊,是文革期間新生力量發動的,特別是張春橋發動的對文官集團操縱國家機器提出挑戰,雖然文革期間這個文官集團好像是解體了,其實並沒有。劉倒台了,周在,鄧、陳雲、彭真、薄一波並沒有在肉體上受太大苦,李富春沒有倒,所以整個體系還在。因為主席不會讓他們全完蛋的,如果那樣,還吃不吃飯了。所以中堅力量還在,張春橋失敗了。他們在思想狀況上都是一個對既有的權力結構一定要打破,他們只是從不同的方向發生衝突。其實,你不能講張春橋同志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左派,我指是公認。第二個,你也不能講張春橋執政以後就會這樣,你要知道這個層次上的人思想上還是有很多變化的。就象康生最後死的時候,罵他們是叛徒,我認為這幾次衝擊是很有意思的事,最終失敗了,他們幾乎都要得逞了,儘管這個文官集團的首領人物—劉很悲慘,可是他的中間力量毫髮未損,最後又主導了這個林彪事件以後的政府運轉。實際上那時候你看,江青同志只是在旁邊瞎吵吵,她影響不了一次國務院文件,是不是?她只好自己瞎寫信,她沒別的辦法。這個文官集團和主席的關係以及反對這個文官集團的力量,這三者之間角力很有意思。主席不愧是寫出《矛盾論》的人,他製造矛盾的能力絕對無人可敵。沒辦法,他認為矛盾是歷史發展的動因嘛。

C:陳雲算這個文官集團嗎?

Y:絕對是這個文官集團的。他們的基本的方式方法都是相近的,他們只是人 之間有些關係複雜,你不能因為兩個人不和就不是一個集團的。主席當時要找替罪羊,要找鬥爭對象,就拿那個文官集團開刀。鄧那時候也狂熱啊,所以說他才和法拉奇有那一說:我們都有責任啊,也不是毛主席一個人。

C:我覺得鄧這個人很誠實。

Y:歸納起來,黨內的這三個法統,是研究黨史的三個脈絡。以前的黨史沒有這個東西,都是斷代,然後用毛及其思想的形成來串起來,這是不行的,因為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C:那麼從黨內的歷史看,主席是如何確立起他自己的主流地位的?他的思想是如何成為黨的指導思想的?

Y:主席是一步步地做到這一點的。遵義會議只是他走向中共領袖的起點。包括他的思想也是從37年左右開始在意識形態這個層面上進行的。在這之前,毛的比較出名的文章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幾個東西,理論上的價值和素質都一般化。但毛顯示出他的策略能力是超強的,他是從策略的思考中開始他的理論之旅的。

C:可是他的東西十分土氣,好像當時國際上的人和中共中央的那班秀才沒有看得上吧。

Y:是啊,所以在遵義會議上,主席並沒有什麼讓黨內的同志徹底服氣的東西。他只是臨危不懼,比他的那些同志們更加沉着鎮定。另外他在具體辦法上也比黨內那些訓練有素的軍事幹部更有效。大家都知道,遵義會議剛結束幾天,就有林彪鼓動彭德懷替換毛的指揮崗位,就是這個道理。

C:但隨後,毛的軍事才幹讓黨內的人閉了嘴吧。他在軍事上的大局觀起了很好的作用。這一點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中可以看出兩個人在大局觀上的區別。

Y:這當然是有高下之分的。但也不可以誇大這個事。35年至37年,中共在困境中確實開始走運了,發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碰巧的事。這恐怕同毛的個人運氣也有關吧。而張國燾則是倒霉事都攤上了。大體上可以講,主席在35年至37年期間,表現出的軍事才能,處理具體問題的才能都有機會顯示出來。但這些還不足以保證毛的主流地位,只是為這個地位的到來提供了條件。其實毛幾乎用了整整一個抗日戰爭時期,才全面的建立起他自己的主流地位。

毛到延安後,搞了三次有意思的大行動,一個是黨內整風就是延安整風,這是從黨內的權力體系上、組織體繫上,搞了個一統化。這個中共才真正變成一個有效率的列寧的黨了。黨的領袖一致化的意識形態,嚴明的紀律,清廉的生活方式等等,開始形成。主席確定了他的地位,他不是像以前黨內鬥爭那樣搞肉體消滅,而是讓人檢討,一個勁的檢討。後來好像是田家英講,主公喜歡讓人檢討。其實這是主席在黨內鬥爭的一大發明。寫檢討,讓所有人都聽到,然後讓他繼續工作,感激得很呢。因為照以前就砍頭了,所以感激。關於這個整風,現在論者負面評價多。我看至少是毛達到目的了,即讓這個黨變成列寧式的政黨,講紀律,講統一,講組織,甚至講專制。胡繩講共產主義在那時有一種淨化人的心靈,提升人的精神作用。一點不假,這大概是國民黨不如共產黨的地方。所以,有時我想,不是共產黨對民眾的組織超過國民黨,應當講是共產黨自身的組織化程度超過國民黨,才是中共取勝的原因之一吧。二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東西也有意思。那是延安來了很多青年知識分子,我們前面講過,中國思想界是左傾的,中共思想並沒有攝住這些人的思想。所以,當時延安是什麼想法的人都有。你無法同他們進行詳細的思想鬥爭,甚至他們當中還有人想給你們中共支些招呢。主席根本就沒有同他們進行思想上進行鬥爭,而是很簡單的在人格上把他們全放倒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這個意思。那就是農民腳上有屎,但比你們讀書人高明。這個東西厲害呀,你沒有辦法。既然你那個腦袋不高明,那麼腦袋裡的那些貨色就不必講了吧。

C:這個《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似乎很成功,讓毛印象深刻。解放後,他熱衷於文藝界的鬥爭同這個有關吧?

Y:很有關係。這個以後在講。《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讓毛在人格上把中國思想界的人給震住了。你可以從後來的郭沫若、茅盾等人對“兄妹開荒”、“白毛女”的推崇看到這個效果。毛在延安的第三個大事就是兩論《矛盾論》《實踐論》,把方法論、世界觀問題好好的講了一番。中共黨內有個法統,那就是意識形態。你做領袖,必須在理論上證明你的來歷。在黨的早期就更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王明長期在黨內有地位的原因。毛沒有忽視這個法統,他迎難而上,他要給全黨看,共產國際看。於是這個兩論就出來了。毛很準確的挑選陳伯達幫他做這個工作,理論體系應當是陳的,但風格是毛的。毛再一次利用了知識分子的弱點,那就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毛不是建立理論體系,他根本就不相信這個東西,他像《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樣,用鮮活的語言來講這個理論。陳也確實很有功底,他居然把理論與風格結合的天衣無縫。這個兩論一出來,黨內的理論法統就到了主席那兒,王明、康生就都不行了,張聞天也不行了。因為那個東西喜聞樂見,現在我們來看也依然覺得是一氣呵成,沒有書卷氣、陳腐氣。這樣三次行動就由毛在黨內一統天下。然後對黨外思想界青年知識分子產生了吸引力。這很明顯的,當時重慶文化界搞的很着迷,到毛去重慶時,那首詞,簡直就把知識界放翻了。

C:毛在延安就做了這三件事?

Y:別,你不能這樣攻擊我。我是重現這三件事是黨內其他人做不到也想不到做的。主席還做了很多事,比如軍事、土改、基層政權建設、邊區政府財政的等等,後面這幾條,我還會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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