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談錄之四: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的政治觀察 |
| 送交者: 給點智商吧 2004年09月12日23:33: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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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的政治觀察——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四 C:人向前走着走着,沒有路了,或是碰了壁,就免不了向後張望張望。到了1995年後,關心政局的學者們似乎就處在這種狀態中。他們開始回望49年前國共那場爭戰。也許從中共當時大勝中可以探究今日執政的機巧吧。這其中有一位就是胡繩,他是黨內史學權威,從社科院長位置退下來,去世前,有一次談話,是關於“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論題構想。其中,他談到:解放前,抗日後,這期間國民黨、共產黨都是少數派,社會中間力量並沒有明顯的傾向。國共兩黨在爭取這個中間力量的支持上,一較高低,中共勝了。結果中間力量逐漸倒向中共。中間力量之所以放棄國民黨,原因是當時中間力量自發地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執政的國民黨沒有做促進資本主義的事情。中間力量失望了,就轉向中共,中共就此羸得大多數國民的支持,於是就勝。從這個談話的意思里,你可以看到胡繩打破了一些傳統看法。特別是指出國共兩黨均為少數派,關鍵在於爭取中間勢力,這個突破是有意義的。 Y:我同意這是個突破。原來有很多教條的,中共一直就是主流力量等等。這些教條迄今仍然統治着學術界和思想界。胡繩本人對這些教條的形成傳播要負主要責任的。因為他一直就是那個官方史家嘛。但這個人是個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所以最後退休後,就有了回歸,回到那個歷史真實中去了。 C:好像他給人講過,前三十年是自己,中間三十年是別人的,最後幾年是自己。是給吳江說的吧。這個中間的三十年就是官方史家的三十年。 Y:胡繩同許多學者還是有區別的。他可以有一些純粹自己的東西,關於現代史上,他的國共兩黨勝負原因的分析,是有開創性的作用的。我雖然不同意他的分析。但絕對贊同這個論題。這是很有份量的題目,內容很廣泛。這個問題也可以引伸到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這個領域中。總之,胡繩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大家。 C:確實,我有個感覺,史學界或更廣點,學術界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元問題的功夫似乎很差,這一點大幅度降低了學術研究的有效性。很多爭論完全無益,因為論題本身就是假的。我們在關於農業史的討論中多次發現這一點,而且似乎那些學者們還不認帳。胡繩講了很多不算數的話,在學術史上沒有價值,但其晚年的這個談話,還確實是功力深厚,我奇怪似乎沒有太多人跟進。 Y:那麼我們就跟進一下吧。首先,我認為胡繩關於國共兩黨對中間勢力的爭取上的說法有些不徹底,他主要講,如果國民黨發展了資本主義,1945年以後,就可以把中間力量爭取過去,因為中間力量是自發地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這個中間力量的說法是有疑問的。國民黨不發展資本主義是個什麼意思,不清楚。好像不能講國民黨主觀上、其政治策略上是不發展資本主義吧。我看不到有什麼資料能證明國民黨當時是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相反地,我認為,國民黨當時在這個資本主義發展上,是處在不自覺的狀態中,作為不多,但也沒有任何限制。按理講,如果政府是無所作為的,就最利於中間力量自發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啊。所以胡繩的說法中有些內在矛盾。他一方面認為中間力量決定社會走向(所謂民心向背),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中間勢力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他當然不能講毛及中共是支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他就只能講蔣是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 C:他的想法是,想找到根本的經濟原因,這還是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經濟決定論是個不錯的分析範式,但應用起來,不能簡單化。就資本主義的自發性而言(胡繩當然是以這個自發性為前提的),除非有政府的系統力量大力反對,否則這個自發性可以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此而言,老蔣確實沒有這個限製發展的政策目的。你要講老蔣限制這個中堅力量的資本主義自發性就牽強了。 Y:我們會用經濟的原因解釋的,隨後就會談到,同胡繩是有區別的,我們用經濟的觀點看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原因。另外一點,我也不能同意,中共戰勝國民黨,是因為中間力量倒向中共,所以中共就贏了。這個默不作聲的中間力量是怎麼支持中共打國民黨的?沒有多少事例吧。你總不能一會兒強調經濟原因,一會兒又強調什麼民心向背。 C:他可能認為經濟原因同民心向背是一回事,這不重要.胡繩的意思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一是反封建,二是反帝。沒有這兩條,資本主義是發展不起來的。老蔣這些條件都不做,所以資本主義不發展。 Y:這個也說不過去。封建是什麼?那個中間勢力不封建?反帝,誰說國民黨不反帝?況且帝國主義怎麼就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這些都講不通。胡繩的說法的意義是打破了教條,提示了人們應當回到歷史的真實的環境下去講問題。他的說法的可質疑的地方是不徹底,他應當徹底走下去。 C:可能他在這裡還是教條的吧?那你講點徹底性吧。 Y:我從資本主義發展這個地方開始。把國共勝負的原因放在一邊,因為這是兩個論題。首先資本主義是否發展起來,應當講同反帝、”反封建”關係不大。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到現在看,人類歷史上,只能講社會主義計劃體制是唯一自覺地限制資本主義的,其他沒有什麼成套的政策體系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資本主義本來就是人類的一個自發的東西嘛,有多餘的東西一定要交換,除非想強制搞個交換中心和薄記中心,否則交換分配的體系就會成長起來。這個體系是否發展為資本主義,關鍵是看是否是個開放的社會,是否對全世界開放。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足之關鍵。 C:我非常非常贊同此點。對外開放是個關鍵。鄧小平的偉大之處不是搞改革,而是對外開放。即便六四後,他仍然堅持此點。在談到此點時,我想講點題外的話,那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實際上是後進國家現代化的問題,是個所謂現代性問題。所以它一定同世界體系有關。開放社會是一個基本社會條件。還有就是傳統中國鄉村結構下是否能出現資本主義發展,也是個大論題。一般見解是中國傳統土地制度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個觀點比較深入人心了。所以要搞土改,打破所謂封建的土地關係等等。連國民黨也同樣這樣看,50年代到台灣,陳誠搞了個土改。許多人認為這個土改帶來了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 Y:我們研究中國農業制度變遷時,有幾個結論是反對這個說法的。我就不展開講了。這裡只是提出幾個結論,一個是土地制度同農業生產的效率沒有關係,它只是同農業生產的組織方式--家庭經營有關。這是農業生產的生物學特徵決定的。所以,只要是農戶經營本身沒有打破,則農業生產的微觀效率基礎就是完整的,就是講“農戶”相當於西方微觀經濟分析里的那個“廠商”,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前提是這個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廠商”存在。所以講,中國傳統鄉村結構,給資本主義發展照樣提供了微觀基礎。49年前,沒有任何政策法律是打破這個基礎的,倒是55年開始的大規模集體化打破了這個基礎。 C:只要這個微觀基礎在這裡,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有基礎。發展的好壞那是另一回事。 Y:另外一點,就是傳統鄉村結構下是否可以成長起超越農戶的資本主義經營組織來呢?有很多論者講,中國沒有長子繼承制,私人財產權不穩定,所以發展不起大的資本主義企業組織,這個不成立。你從18世紀、19世紀山西錢莊的發展可以看到一個具備了全部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組織特徵的企業形態早已存在。什麼期權啦,什麼經營層與股東分離啦,什麼物流體系啦,什麼績效考核啦,都有。你從成一那本《白銀谷》可以活生生的看到。所以傳統鄉村結構可以容納資本主義企業組織。 C:從山西錢莊還有雜貨業可以看到,這個鄉村結構同國際貿易體系的開放結合好象也沒有什麼困難。山西有個雜貨商,從南方直到俄羅斯東歐,都有分號。員工人數多到3萬人,拿到今天講,也不得了。那時的交通,通訊條件多差呀!Y:是呵,這個傳統結構開放給世界貿易體系沒有問題呀,結合的不錯呀,我搞不懂為什麼那麼多史學家講,這個傳統結構成長不了資本主義經濟。所以我講,我的方法是看兩頭,一頭看微觀組織上是否是有效率的,一頭看商品貿易網是否是開放的,有這兩條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就具備了。 C:但不是充分條件,或者準確講,不是資本主義發展好壞的充分條件。 Y:對,這正是我們後面要談到的。所以說中國近代史上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個現實存在的東西。門戶開放後,它就在那兒發展,不取決於有所謂的執政者的限制或促進的政策在起什麼作用。這個“資本主義”發展的議題,在中國歷史學上一直就是個問題,沒有解決。所以弄的政治學、社會學也跟着弄得不明不白的。胡繩的那個近代史也是有問題,包括李澤厚的思想史論,都是在這個問題上做得不徹底。 C:這個問題確實是歷史上的一個幽靈,到處碰得倒。其實如果來評論現在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的話,仍然有這個影子擺脫不了。他的這個東西後面是一個深刻的思想痼疾,那就是認為社會發展不是源自民間而是源自一個“神權”——統治者的治國方略,這倒要在以後痛加批駁的。 Y:所以胡繩就有了國民黨不發展資本主義這個結論,這個必須推倒。說到底,資本主義體制是否發展是取決於那個自發的商品交換網絡是否同外界真正聯繫起來。而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的具體過程,即發展的好壞程度,往往取決於社會生產的剩餘及其積累是否自動的在那兒進行再生產。如果這個再生產總是被中斷,那麼資本主義經濟或乾脆講那些具體的資本主義企業就發展不起來,或是長久不了。這就是前面講的充分條件了。這才是從經濟基礎觀察上層建築的角度。中國近現代中的主要問題,先是開放不足,後是那個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太頻繁地被中斷。開放問題不用談了,因為十九世紀末,這已由不得朝廷了,門戶開放了。所以那個時候,可以講中國開始有資本主義體系了。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順利,原因是戰爭太多。原先講是軍閥之爭,但這是個現象。我倒要問問為什麼軍閥戰亂不止呢?這就開始接觸到真東西了。這裡的大問題是國體問題沒有解決。民國一建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徹底倒台時,整個社會的精英原先幾乎都在朝內做官,社會上的精英就那幾個革命黨。所以幸亥革命一成功,天下大亂。所以朝中精英自動的變化了各自的身份,在民國這個框架下,各自管理自己原先的領地。這時,現實就提出了國體的問題,是大一統的中華共和國?還是聯邦制的共和國?這個問題一出來,全國大論戰,結果統一的思想還是占了主流。老袁在世的時候,這個統一用鬆散的方式保持着,這個老袁鎮在那兒,所以沒有太大的戰亂。討袁、二次革命都沒有成氣候來釀成大戰亂。袁死後,情況開始變化,一方面北洋諸將一心想繼承大統,另一方面,孫文也徹底走向專制的思想體系,後來那個“聯省自治”本來占上風,結果被偶然的軍事強人,那個叫吳佩孚的將軍給肢解了。這個吳佩孚身上幾乎具有所有的中國士大夫的優點,以及優秀的軍事素質,恰好他還抱有野心,要統一天下,要武力南下,於是“聯省自治”就給反動了。孫中山對應的也非要搞軍事北伐,他那兒也恰好有個與吳極像的人藏在那裡,那就是老蔣。他們這些人一下用重大軍事事件,扭轉了國體問題的討論,氣的那個章太炎大罵:吳佩孚、孫中山都是一丘之貉。這樣,統一的共和國就是唯一的歷史使命了。先是北洋一場混戰,後來加入個張作霖,完全沒有了袁大帥在時立的規矩,就是個打。隨後又是南北對壘大戰一場,結果老蔣勝了。勝了以後,又是極大規模的征伐戰略。規模之大,超過了任何軍閥之間的戰爭。這個過程中,徹底耗盡了社會剩餘資本,大規模舉債,造成社會再生產過程全面中斷,資本主義向前的發展被壓抑了。這裡,如果非常現實的去承認民國戰亂期間那個割據的現實,用“聯省自治”這樣的國體,那麼軍閥之間的戰爭就應該可以和平解決。其實,在幾個大的軍閥的統治區域中,資本主義還有不錯的發展。因為這有利於軍閥本身嘛。你看閻錫山在山西,陳炯明在廣東,李宗仁在廣西不是都搞得很好嘛。即便是韓復渠在山東也弄了很多有意思的鄉村發展事業,另外張作霖在東北搞得很紅火。即使是你講它是裝點門面,但也畢竟是事實上做了嘛。軍閥在自己的區域內是願意安居樂業,發展經濟的,這樣稅收多了,軍閥的日子才好過。你看紅軍一到陝北,我從張聞天年譜中就看到,當時建立的邊區政府非常重視吸引山西、甘肅的商人到陝北來做生意,因為這帶來稅收呀。當時林伯渠甚至有報告講:要設法增加交易環節,以便多補點稅,所以要求軍事單位要保護商人商道,即便有國民黨壞人混進來也不怕。各個割據力量之間有個微妙脆弱的平衡,吳佩孚、國民黨打破了這個平衡,所以就互相殘殺。這個平衡之所以脆弱,原因就是沒有個國家制度承認它、包容它。如果你給每個地方割據勢力一個合法性確認,一個利益及地方權力的尊重,他們是沒有什麼理由要混戰的。你說張作霖想坐天下,我不相信。所以軍閥是因為不合法才打仗的。胡繩用當時四川軍閥搞的那個“防區制”來說明軍閥不事生產,是妨礙資本主義的封建殘餘,是拿個別代替總體,方法論上就根本立不住。這種連續的戰亂剛剛要平息了,結果日本人又來了。當然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就提不上了。所以資本主義經濟就始終處在那個虧損的邊緣中,如果大部分企業處在這個虧損狀況下,何來原始積累呢?重慶談判失敗是個同樣原因。蔣當時就是要一統天下,他接受不了一個邊區政府的存在,接受不了他來領導一個“聯合政府”(你是可以把這個東西與聯省自治比較一下的),毛及共產黨那時倒還是真的想和平。毛甚至已讓譚震林他們在淮安一代尋找合適的地點,把中央搬過去,以便參加聯合政府。劉少奇叫這個政策是和平民主新階段。 C:那時,毛並沒有必勝的把握,即使到48年夏天,毛還講用五年時間打倒蔣政權。那麼在46年時,毛是完全沒有把握的。隨後開始的內戰頭半年,看上去中共好象是撐不住了。從目前公開的一些黨內文件看,中共當時確實很困難。所以我相信45、46年時,中共內心深處還是沒有勝利把握,所以他想搞聯合政府。同國民黨談判,他只是想要了好價錢。所以毛準備從延安到淮北去,不是假的。可惜老蔣是不想講價錢的。這個買賣就談不成。不要太相信那個意識形態的”本質”,在生存和”信仰”的選擇上毛從來是伶得清的.特別是在四九年之前. Y:當時抗日勝利後,中共也很被動,這時候倒真有個民心所向,那就是和平。而中共怎麼看就像個叛亂組織。所以中共也被動,他也必須認真同政府談判。毛、周在這個過程中,走棋走的前後餘地都很大。向前,就參加政府,徐徐它圖。向後,也要在道義上洗涮掉叛亂組織不要和平的惡名。你看周在撤離上海時對第三方”大怒””痛哭”,演得精妙絕倫。但這個老蔣是非武力剿滅共軍不可呀。所以他似乎在道義上失敗了,中國講的“師出有名”嘛。45年對老蔣是個大機會,如果他在國體上做個變動,容納共產黨及其他反對派,他有機會成就千古大業的。可這個人不爭氣,你沒有辦法。所以國體問題是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的根本原因。借老話講,叫上層建築制約了經濟基礎。這個歷史讓歷史學家們給顛倒了。我們應當給它再顛倒回來。 C:你這個宣告很刺激人啊。但想想確實如此。從很多縱向歷史和橫向歷史比較,這個已經被意識形態化的“統一”並沒有什么正面作用。倒是在大架構下的各種形態的區域及強人集團的共存是有意義的,他們甚至會出現區域間的竟賽的。 Y:所以,從動力機制上講,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並無問題,許多史家恰恰是在這裡有誤。他們認為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動力問題沒有解決,他們把精力全放在這裡,然後深挖歷史之源,想找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原因。他們把發展的動力同發展的狀況混在一起,把脈開方,脫離真實歷史。其實,進入20世紀頭20年,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恰恰是非常順利的。西方的歐戰及後來的一次大戰,都給中國提供了機會,所以發展勢頭很好。雖然前面朝廷衰敗,後面有群黨並起,但並沒什麼特別的事件影響民間的資本發展。 C:即使老袁稱帝也沒有什麼影響吧。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都未曾釀成全國戰爭,所以也沒有消耗民間資本。當時國家政權也很小,費用不高,幾個貪官拿的錢算在內,並沒有成為更大的財務負擔。而且老袁在1914年就已實現了國家財政的收支平衡。可見國家政權本身沒有很大的稅收壓力給民間資本,此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發展就順利。 Y:你對比一下隨後的混戰,就大不一樣了。民間資本的積累給打斷了。所以問題不在這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機制,而是國體政體上的混亂打斷了資本主義的積累(再生產)。原來那麼多的論著討論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原因,什麼文化傳統啦,什麼宗教啦,什麼長子繼承制啦,甚至國民性都來了,全沒說到點子上,到最後悠悠不得其解,就只能只跑到歷史虛無主義上去了。好象資本主義從根子上就不可能在中國發展,還以此來論證中國百年政治選擇的道路,這完全錯了。我們只是在政治制度的選擇上出了大錯了。你認為各地各自為政是割據,你要搞統一,那就沒辦法了。從割據到武力統一,付出的社會成本太高了,耗盡社會剩餘。同時這個統一形成後,你的維持成本又高的不得了,因為總有力量在那兒不統一,中央政府就得保持強大力量維持,又繼續消耗社會成本,你讓這個資本主義怎麼發展啊。一氣說了這麼多,回到開頭吧。我講的意思是資本主義發展同國民黨失敗沒有直接關係。國民黨失敗的原因要另找。這兩個東西連起來講,你怎麼解釋解放後,中共徹底拿掉資本主義,也沒有設麼中間勢力或什麼大的反對勢力嘛。 C:國體問題已成了這樣,你也沒有辦法。其實這同政體上有關係的。孫中山在思想中從來沒有多黨制和政黨競選執政的意思。他其實根本就沒有觸摸到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價值。那個時期,中國思想界很弱啊,都沒有去想這個問題。胡適有那個意思,後來儲安平及其《觀察》雜誌算是真正在這個領域中提出,但其人其雜誌其說法後來都弄得像個雜耍的,最終無所終處,算是給這個整體問題劃個有象徵意義的句號。 Y:直到,李登輝——(哈哈) C:這個問題敏感現在不談了吧。下次找個機會專門談談台灣的政治體制吧。為什麼吳佩孚這樣的人出現可以打破政體之爭呢? Y:這個問題比較”玄學”點。當時“聯省自治”全國一片讚揚之聲,但以章太炎這樣的文人為主體。中國士子的身心比較病弱,病弱的人,往往有一些極為激烈的想法和憧憬,渴望出現超級強人。當這樣的人出現時,士子們忽然就沒有了獨立思想,變得盲目。吳佩孚一方面是個地道的士子,另一方面又是當時最傑出的軍事家,同時他又極其愛國,強烈反日,還反對蘇聯對外蒙古的做法。蘇俄當時並沒有看上孫中山,先看上吳佩孚,責成馬林同吳談。這個吳有意思,他一定要派兵進駐外蒙,所以沒談成。這樣一些特點,就很容易讓士子們盲從吳的武力統一的想法。這倒是中堅力量給倒向吳了。當吳變的不是那麼回事時,這統一的主動權已轉到南方國民黨了。孫中山與蘇俄倒是達成協議,代價之一是認了外蒙古的蘇俄權益。 C:這個孫中山,這樣的破事幹了好幾次。他也沒有辦法。你也別把這當真,他並沒有幾次機會可以真的實行這樣的“喪權辱國”。 Y:孫中山那裡有個蔣介石,他算是把吳的想法實現了,當時思想界的人對蔣總司令那是崇拜啊。這種士子心理上盲從軍事強人,在毛澤東同國統區那幾個民盟大佬之間也很典型。更極端的如郭沫若,簡直就不象話了。這種盲從心理我認為是“聯省自治”無疾而終的原因。我看不出有什麼其它必然性在裡頭。有些史家的說法,好像是什麼大勢所趨,民心所向之類的,太牽強了。 C:中國近代史上太多這種不恰當的人出現在不恰當的歷史關頭。好像羅斯福講過,美國一到歷史關頭,就有合適的歷史人物出現,領導美國走向正確的方向。這大洋的兩邊總是反方向的積累。 Y:關於國體問題和政體問題,相關的還涉及到幸亥革命之後,到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界面臨着的一大論題“幸亥革命後,中國民主革命何以未能取得成功,反動的軍閥政客何以能篡奪革命果實、把持國家政權,這是長期困擾着民主革命派的一大難題”。胡繩的書中就是這樣提的。其它讀物也有類似的問題。你看這個問題,同45年後,國共之爭是不是有一比呢?另外,49年以後,這個共產黨執政以後的現實不是也與那個“民主革命派”的理想正相反嗎?這裡的核心是,什麼叫做“中國民主革命”,這是先驗論點。因為,西方民主的核心價值前面我們已經講過是政黨政治,多黨競選。孫中山的讓人入黨對他個人宣誓,按手模之類的,絕對談不上民主革命,孫中山不是,更不談其他人了。所以,我嚴重質疑那個民主革命的定性。我同意你的觀點,政體問題是個真問題,它直接導致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無力。國體問題則表現出那個時期所謂的民主革命派與他們所稱的“反動軍閥政客”實為一丘之貉,沒有這個所謂的民主革命派,更沒有所謂的民主革命。因此也就沒有什麼篡奪問題。那不過是那些革命黨人酸溜溜的牢騷話。其實那些國民黨人不是很快的就成了“反動的政客”嘛,他們連“軍閥”都不如。正是延綿到今天都陰魂不散的這個所謂的“民主革命”說法,才弄出了所謂中國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前有老袁、蔣介石之“篡奪”,後有毛澤東之打碎“新民主主義階段”論。我們連個民主的影子都未曾見過。這一套東西必須說清楚,胡繩提出的國共勝負之原因之所以不徹底,原因之一就是胡繩及其代表中國史學界(包括國民黨史學家在內)對幸亥革命及其後來階段的“民主革命”的認識誤區。 C:孫中山同時亦不了解或重視輿論及民間力量的制約作用。他在袁死後1916年夏季演說中,在三權之外加諸彈劾、考試之權,實為畫蛇添足。三權之外,皆為民權。有民之地位,就有民權,限制政權是個關鍵。可惜孫文及同黨皆無知於此。 Y:總結一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在門戶開放後,就成長起來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體系的發展的動力機制就蘊含在中國傳統鄉村結構中,它在沒有大的社會戰亂的情況下,可以歷經一個順利的發展,實際情況也是如此。49年以前,沒有什麼法律或政策是壓制這個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不順利是因為大多數資本主義企業在戰亂中總是處在虧損狀況中,再生產的積累過程總是被打斷。而這個戰亂同中國的政治制度的選擇有關。不能用資本主義不發展來解釋這個政治制度選擇的歷史,這是本末倒置,要倒過來才行。就此而論胡繩講的國共勝負原因,不能成立。 C:國共之爭的勝負強弱,是另一個話題,我基本上認為是個較獨立的自在的論題。我對此有些猜測,那就是同政黨本身的組織效率及領導人的戰略選擇有關,我們在前面講黨內法統時亦有提及。張鳴在土改的動員的模式里也有提及。總之這可以成為另一次對話錄的議題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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