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六:康生的狼狗和“棍子的下落” |
| 送交者: 給點智商吧 2004年09月12日23:33: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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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的狼狗和“棍子的下落”——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六 Y:之五,周圍的朋友看了,都講看得不輕鬆,很沉重。我們自己談的時候,也有這個感覺。畢竟,話題本身是沉重的。我們的意圖是想對這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做個政治觀察。這完全不同於近、現代史或是革命史在以往的敘述。迄今為止,我總覺得,那樣的敘事有一種削足適履的毛病。使我們不大容易更加接近一個合理的歷史故事。 C:真實的歷史,很難達到。只要故事的敘述是合理的就行,這個合理的標準,就是常理,普通人可以理解或者講可以觀察到的,可以碰到的東西。哪怕是0偶然才碰到,但只要碰到了,他就能記住,接受。這樣的一些素材是更加合理的歷史故事。 Y:我們的方法就是這樣的。首先是一種觀察的方法,就是政治觀察。其次是一種分析方法,就是政治行動分析方法。我們是從農業制度史研究開始嘗試的。我們發現,從純粹的生產力角度看,土改至少不能增加土地的產出,在給定的條件下,土地農作物產出同土地制度無關。這樣,就讓人必須向深處追問,土地制度變革一開始的訴求是什麼呢?隨後它又變成了什麼?我們的觀察,就在政黨的社會動員裡頭找到答案了。我們就有了一個角度,這使我們感到我們接近一種更加合理的革命史。雖然講解放後,先是陳伯達,後是毛澤東都在這個土改身上加上了生產力幻覺,但當初,他們一點都沒指望土地裡頭打出更多的糧食。 C:更多的糧食不是當務之急,更不是革命黨的任務。 Y:對,這就有了“之五”。我們就是這樣觀察中共革命。同樣的,我們也想以同樣的角度,來觀察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潰敗。 C:我們講過,中共革命勝利的原因並不對應着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對後者的描述同對前者的描述一樣,那都是要重新審視一遍的。 Y:兩者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可以擴展的中國現代史敘述結構。這個結構就是我們眼裡的現代史。我們感覺到,從這個結構,我們可以靠近一個生活常識語境下的“合理的歷史”。 C:當然,這個關於國民黨的論題,也是個不輕鬆的話題。 Y:但我們可以從一個比較輕鬆的地方開始我們工作。我想從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和金沖及的《轉折年代——1947》這兩本書談起。 最近看了幾本書,比較留下印象的有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和金沖及《轉折年代——1947》。這兩本書也算是關於革命史的有份量的著作吧。這兩個人不論怎樣都還是嚴肅的作者了。 C:嗯,他們兩個人不完全一樣。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不過,我讀了他們的作品,卻有個感覺,他們似乎也有個共同的認識論基礎。就是都比較傾向於認為很多歷史事件或是歷史的結果都是有個“命定”在裡頭。這也可能是個下意識的東西吧。畢竟大家都是在馬克思歷史決定論的思想模式下成長起來的。 Y:對。這個下意識的東西在討論到國民黨為什麼失敗時表現得最為明顯。我舉個例子,金沖及在談論到1947年華東戰場的事情時,大體上是這樣幾個層次:一個層次是正義與非正義,當然中共是要和平,國民黨是要內戰的。於是人心向背就出來了;第二個層次,是戰略水平,是英明的還是一廂情願的,當然,中共或毛澤東是英明的,國民黨是在那兒瞎想;第三個層面是戰術,是機動靈活的,還是一味各自為政的,當然中共軍隊如粟裕是機動靈活的,國民黨是一盤散沙,自保勢力的;第四個層面是戰鬥,是英勇奮戰不怕犧牲,還是貪生怕死,當然中共軍隊戰士經過土改後,農民參軍是不怕死的,國民黨軍士兵是貪生怕死。你看看,就這樣幾下子,成敗就立馬見了分曉。這個合理嗎?經得起追問嗎?這個解說是我們很不贊同的。 C:當然你不能講他完全沒有道理。但是一旦成了個解說模式放在那裡,然後又去拿很多材料拼命證實這個模式就有問題了。 Y:咱們就拿上面這個例子,按這四個層面來說說看。首先看第一個層次,正義和非正義。其實這個層面,中共的歷史更願意講要不要內戰。你要注意到,正義與非正義和要不要內戰是完全不同的。就正義性而言,國民政府占優勢,中共至多是個地方勢力,肯定占不上正義,所以,中共更多的講“要不要內戰”,並且以此來定義正義。這個中間的邏輯是不完整的。“要不要內戰”對國民政府來講,對當時的大多數士紳和知識分子及工商業者來講,當然是很清楚的,就是不要內戰。但如果國民政府和中共之間有了兩條線,國民政府認為你中共過了我這條線,我就滅了你,中共認為你國民政府達不到我這條線,我就一定自己開火做飯吃。那麼這個時候,你如何斷定這兩條線哪條線代表正義呢?金沖及的書一上來,先講45年以後的接收大員及全國的悲慘情景,以此來暗示,中共這條線是正義的標準,接着再說,中共打內戰是被迫的。這基本上是不着調的。 C:無論怎麼樣,我相信,即便是有這樣的判定,也談不上什麼人心向背。金沖及的書引用的文章材料來自幾份報章,以當時的中國新聞輿論的發展水平,那不過影響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是看不懂的,也是根本不關心的。我們以前講過,中共搞文宣是能力超群的,而當時中國知識界通常還是左傾的,所以輿論上中共是占便宜的。但問題在於,輿論是否影響人心向背,就不容易那麼快下結論了。如果人心向背決定正義,或者反過來講,正義決定人心向背,那麼希特勒怎麼解釋? Y:我們在講中共早期的社會動員時,就講過中共並非用正義來做其革命的訴求的。 C:迄今為止,人心向背的測度都還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西方搞的民意調查,其結果還是需要專家來解釋的。但有比沒有好。金沖及用一些報章的說法來測度或判定人心向背,肯定站不住腳。因為你可以設身處地的體察一番嘛。上海幾個報人寫的文章,你就信了?更何況那些報人寫的還繞山繞水的,沒有當事者的那份了解,你還聽不懂他們講的是什麼呢。 Y:這裡,我想特別指出一點,當時中國的報紙雜誌,特別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如《觀察》雜誌,其實是同仁刊物,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輿論、媒體。它只是一幫子知識分子打算參政議政的舞台而已,他們講的話,不是要給人民傳達內幕,也不是訴諸人民,而是把自己的想法、建議,講給兩個當事人聽,就是那個第三者的聲音。 C:當然主要是講給國民政府聽的。對,這是個第三方要噹噹事人的事情。所以他們講的話只有這些當事人來聽了。影響不了一般群眾,當然就影響不了人心向背。 Y:這實際上還是講,不管是執政者,還是叛亂者,關鍵還是動員及控制的效率問題。所以,就第一層次的事情而言,就根本不重要,或者講沒有這個層面上的事情,這是事後編出來的。與此對應的,我們倒是更着重雙方各自對自己轄區裡的群眾的動員和控制。 C:那當然一清二白了。中共的效率高,國民黨的效率低。金沖及舉的很多例子,不能說明人心向背,倒是很能說明國民政府的控制效率沒有辦法同中共比。這個從根本上講,是中共的生命之源,就是我們在“之五”中講的那個道理。 Y:從第二個層面上講,戰略水平的高低,也是沒有辦法進行對比的。國民黨當然是全面進攻了,這是政治而不是軍事,中共當然要退了,這是軍事,不是政治。但這個又被金沖及拿來作為中共是不要內戰的佐證,來證明那個第一層面的說法。 C:你沒有辦法,他先有結論了,再來證明,當然處心積慮。 Y:國民黨的全面進攻,是其政府職責所系,他沒有別的選擇,必須全面進攻。而且,儘管有失敗,但卻達成了初定的目標。你看,《1947》裡講得比較多的是華中七戰七捷。問題是,七戰七捷之後呢?是蘇南、蘇北那些最富庶的地方都丟掉了,新四軍原來是供應最好的。粟裕退到山東了。國軍將中共的山東部隊和華中部隊壓在魯南。這個你能講錯了嗎?不能講。在東北,四平丟失,總不能說是毛或林深謀遠慮,主動放棄吧。劉鄧千里躍進,外線作戰,連金也承認,外線作戰是根據地經濟形勢所迫,遠不是什麼毛心中一有個所謂“品”字形戰略。這個說法同前一段時間有些經濟學家的地圖經濟學是一泡貨色。威懾南京?總有點兒搞笑。劉鄧到大別山以後情形,究竟起到什麼威懾的作用,我看不出來。所以,從戰略局面上講,兩者的角度不同,各有盤算,不是像書生們想象的那樣兩個棋手一起坐下來,你一手,我一手,從布局上就見出高下了,這才是書生論道。國共之爭,不能這樣看。當時,各有各的問題,老蔣要壓縮共區,形成一點或若干點上的決戰。中共是被動的一方,他原本並沒有什麼既定的戰略,他只能因國軍的戰略變化而變化。他被迫給壓縮在一起了。當然,格局形成時,蔣達成了他所要的決戰態勢,毛只好從中看出也有機會,就是中共的力量集中了,可以有一拼。這就是山東戰場1947年的局面。 C:你一定要講高下之分,只能講毛這個人有辯證法,危難中看得到機會,蔣就呆板了。 Y:這個時候,當然全面進攻就轉入重點進攻。這個轉變是很自然的,因為中共的核心部隊給壓縮到山東戰場了。首腦機關在陝北,重點打着兩頭就行了。後來講什麼千里躍進大別山,把這個啞鈴中間給打斷了,那是兒戲啦,那有這回事。 C:重點在山東,山東的部隊是中共當時的主力。東北的部隊的大部分也是山東運去的。所以,決戰就在山東了。幾仗打下來,形成了孟良崮戰役,這是關鍵了,實際上形成決戰。 Y:所以,過去講,中共在戰略上避免形成決戰,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是,形勢比人強……,不管你如何盤算,反正是到47年某月你還是要進行決戰了。你不能籠統的講,戰略上中共高明,國軍不行的。其實雙方都下明棋,布局上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否則,就不會形成在1947年山東的決戰態勢。因為就這決戰的態勢而言,對中共並不有利,而且可以講還是相當危險。 C:這可以視作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並沒有什麼因素使中共更有利。什麼人心向背,戰略英明之類,並不存在。而國軍在付出很多代價後,倒是達到了他的戰略目標:進行決戰。從這個決戰上,就可以觀察到很多被忽略但都是有決定性的東西。我們可以拿反面的平津戰役相比較,那也是個戰略決戰。但那裡沒有什麼懸念了,只是時間早一天晚一天,多死一萬人,少死一萬人的事情。但在1947年的山東,則不同。這是分水嶺。早一小時,晚一小時,多一個營,少一個營,都是大不一樣的。 Y:勝者,事後總要將自己的勝利歸之於“天”的,要敘述勝之必然的。但這不是我們所要的歷史敘述。我更注意的是,在1947年五月,粟裕圍住74師,是十幾萬人圍住三萬人,國軍在外面又圍住粟裕,是四十幾萬人圍住十幾萬人。到這時,就是戰役和戰鬥了。金沖及講的那個意思,就是國民黨將領同中共將領的高下之分,就是在這個層面上講的。我們恰恰在這裡同金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即雙方軍隊就是在這個層面上有高下之分的。而且,就是在這層面上,可以看到雙方的區別的。 C:這個區別,不在於雙方將領的戰役領導能力,而是在於雙方將領及背後的統帥部的戰役決心和毅力。 Y:對,戰役領導能力,同將領的素養、經驗、知識等等相關。這一點,雙方將領都是久經歷練的。應當講差距不大。關鍵在於戰役決心。我們可以比較一系列的戰鬥事例,為什麼在形成戰役對決的時候,大部分都是中共獲勝呢?濟南戰役、黑山阻擊戰、千里躍進大別山、碾莊之戰、圍殲黃維兵團之戰,等等,都是形成相持的拉鋸戰形勢,結果大部分是中共獲勝。這些戰役的獲勝,總結起來,就把國軍優勢給沖銷了。 C:問題在於為什麼共軍獲勝的幾率高呢?這個問題以前沒有提出過。我們講是戰役決心。這個戰役決心又是什麼呢? Y:就是敢於犧牲,不是戰士們敢於犧牲,而是戰役指揮官敢於犧牲戰士,大規模的、成建制的犧牲戰士的生命,這就是中共軍事勝利的秘密。 C:是的,敢於犧牲部隊。在這一點,雙方統帥部的心態是不一樣的。我以前就講過,國軍的戰略是救來救去,中共是圍點打援,這就有個心態在裡頭。國軍是國民政府之軍,蔣介石不能隨意犧牲,它一旦被圍,就必須去救。而中共則不同,犧牲就犧牲了,為了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當時重慶談判的時候,劉少奇催促山東部隊進東北時,講即便丟掉了華東,只要有東北,也可以最終獲勝。劉鄧進軍大別山的時候,鄧講就是全犧牲了,別的地區解放軍也可以解放全中國,劉、鄧一氣衝殺,死傷大半,沒有任何兄弟部隊進行救援策應,這種心態下,你的戰略騰挪空間就放大了。本來講,戰略上,國軍占80%,共軍占20%,這種心態下國軍優勢給減少了,大體上55%對中共45%。在戰役進行時,共軍的犧牲,又把這個對比給倒過來了,共軍占優。 Y:在孟良崮戰役中,有個事我很注意,中共俘獲一萬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體在一條山溝里被俘,是整建制,隊伍很整齊,軍械完整,就是沒有子彈了,他們靜靜地投降了。這個事實很重要,張靈甫在沒有了子彈的情況下,並沒有要求部隊全部投入最後的戰鬥,他只能要求自己犧牲。而中共則不同,他一定會要求最後一名戰士投入戰鬥的,不論你有槍沒有槍。淮海戰役時,圍殲杜聿明的時候,要部隊跑步前進,吃飯也是跑動中吃,後來跑不動了,乾脆讓戰士把槍都丟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槍都丟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幹什麼呢?那只能以血肉之軀相拼了。劉、鄧過黃泛區的時候,也是丟掉了大部分裝備。這個張靈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編制,換給粟裕,肯定是沒有槍也要向前衝,用手,用石塊,用身體,也要向前衝。他張靈甫做不到。濟南戰役時,到關鍵時,殺紅了眼,白天也攻城,死傷慘重,照樣攻。王耀武抗日時,曾經打的日軍沒有辦法,結果守濟南卻輸了,關鍵也在這裡。宋時輪、許世友這些人,不斷地把部隊投入,壓上去,屍體填滿了河溝也向前衝,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戰軍圍住黃維兵團時,對付火焰噴射器,也是拿部隊壓上去。鄧給毛打電報,一天就拿下黃兵團,結果碰上火焰噴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面打電報講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面就命令部隊一定壓上去,直到黃兵團沒有汽油了,火焰噴射器打不響了部隊就衝上去了,那個死人很慘。有些回憶文章都提到這一點。但只是錯誤的認為是戰士勇於犧牲,沒有認識到那是將領們敢於犧牲戰士的生命。這個就概括為人海戰術。可是人海戰術決非那麼學術化的名稱那樣輕巧。我講就是敢於犧牲的決心更大。 C:你注意到沒有,解放戰爭期間,中共軍隊高級將領犧牲被俘很少,華東一個縱隊司令犧牲,東北炮兵縱隊司令朱瑞犧牲。除此,戰鬥中犧牲的高級軍官沒有,連師長這一級犧牲的也很少。而國軍那裡,高級將領被俘被擊斃和自殺的就很多。這個也同中共軍隊的一些特點有關。幹部很寶貴,要活着,就有辦法補充兵源,繼續打。軍官無從補充。所以非常重視指揮官的安全。孟良崮戰役時陳毅就對高級將領們說過死傷多少補充多少的話。所以不是什麼國民黨部隊的軍官怕死。再一個,就是兵員補充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國民黨軍是國軍,所以是後方補給系統給補充,而中共軍隊沒有這個條件,他是就地補充。其中一條是俘虜兵補充,這個俘虜兵就幾天時間,轉為解放軍戰士。靠思想教育,那樣短的時間,是不可能辦成的。一定是有個辦法的,不是思想辦法。沒有什麼資料,我猜測,同連隊官兵關繫結構和戰場上的經濟條件有關。我以後注意這點,收集材料分析一下。關鍵是這種資料難以看到,主要要靠訪問。 Y:這個軍事勝利的秘密,其實也不是什麼秘密。國共兩邊的人都提到了。在朝鮮戰爭中,美國人也注意到了。還是那個宋時輪,當時率領九兵團入朝作戰,冬裝都來不及換,十二個師單衣單褲單鞋就進到朝鮮東海岸設伏,凍死凍傷好幾萬人,讓美國人嚇一大跳。所以就命之謂“人海戰術”。但從來都沒有從決戰勝利的原因這個高度來看。而我看,這個比戰略、政治層面都重要。至於說戰士不怕死,那就根本沒有這回事,國共兩邊都有不怕死的士兵,那終歸是少數,多數都怕死。但怕死是一回事,戰役中註定要送死又是另一回事。中共將領在此問題上是從不含糊的,不論林彪、粟裕、彭德懷還是鄧小平,當年在這個關頭上,都是“英雄本色”呀。 這只是講個例子啦。我們的意思是你不能簡單的講似乎從一開始誰就占了上風,另一方就終歸是沒落的。華北戰場的情形,還是一系列具體的戰場因素湊在一起,相持在那裡了。這就是戰場的決戰態勢。最終敢於大膽無顧忌的投入年輕戰士的生命方勝出了。這裡我們排除那些事後的一些對比、分高下的說法。而着重看那些現場中更加說的通的做法,或者講更加有效的做法。這樣經過若干戰役的積累,戰略對比的優勢就開始逆轉了。 C:確實,國民黨沒在利用其戰略優勢走出更好的棋來。例如從一開始就割斷東北與內地的聯繫,將東北問題國際化,調重兵到山海關錦州一帶駐防。在山海關海面處布置艦艇重炮,在水區封鎖。在平原決戰,等等,等等。沒有這樣做,是沒有想到還是有其他的無奈,留待以後談吧。但不管怎樣,到底還是形成了若干次全面擊敗華東共軍的機會,這樣的決戰機會總是沒有抓住。這個事實確實很容易讓人去想所謂更加本質或更加深刻的原因。結果,我們的認識就一下子跳開那些活生生的歷史,而變成一大堆教條的生搬硬套,更加有害的是,以此裁剪歷史史料。 Y:非常非常性急,這樣歷史就不能給後人提供更有用的知識了。因為當你非要把1947年華東軍事形勢同一些規律掛鈎,你實際上就不用去看或是去猜度任何歷史片斷了。這樣我們就沒有歷史啦。 C:實際上也真是不可能有啦。因為每一個當事人都沒有了現場感,他們的回憶都被塑造了。 Y:所以,我們只能講“合理的歷史”。這個史觀其實也是無奈之舉。但至少可以將不真實的假的歷史打破吧。再舉一例,大家常常提到的情報工作,國共高下之分更加明顯。《1947》提到蘇中會戰時,粟裕第二天就知道了李默庵的作戰計劃。還有一系列的類似事件都曾在戰場決戰時起到作用。濟南戰役時吳化文的起義,碾莊之戰時廖運周起義等等。這些工作非常出色,也影響了國軍戰略優勢的發揮。金沖及們似乎由此更加認為人心向背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有這樣簡單嗎? C:關於人心向背,我們後面最好單講一次。至少講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沒有一次可值一提的民眾起義,就足以說明這個推理站不住腳。單一情報而言,中共能夠取得情報是一會事,國軍取不到情報則是另一回事。 Y:這樣區別就比較好談了。前者怕是同國民黨的整個狀態有關,也放在以後再談吧。這裡談後面這個情況。我們從唐縱的日記里就看到早在1944、1945年他就講搞不到延安的情報。唐縱是蔣身邊負責情報的幕僚長,雖說可能對專責中共情報的中統有偏見,但大體也差不多。比較一下,紅軍時期,中共在城市裡的領導層屢受打擊,那時做中共情報工作似乎比較有成果,中統在那時就成長起來了。後來進到40年代,情況就變化了。他們搞不到有價值的情報,中共在國統區的組織沒有再遭到較大的破壞。除了皖南事變之外,中共軍、政的各種活動沒有因為情報泄漏而遭受損失。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抗日的時候,你總不能也解釋成人心向背吧。畢竟那時蔣及國民黨還是民族解放的象徵和希望吧。你得另外看看是什麼原因。這就涉及到高華那本書《紅太陽》了。高華對延安整風做了全面的研究。我想大概也不會再有太多的新史料出來,給出一個新的全景吧。但是我們以前就多次討論過,毛和中共到延安,基本上合法化以後,他們面臨着什麼樣的管理問題呢?一是如何留住人,一是如何避免被敵對者鑽了空子。這肯定是當時毛這幾個人想得最多的問題,這個就擺在你的面前,你迴避不了,就像是財政問題往往影響一個組織或者一個軍隊的戰略戰術一樣,可事後你往往看不見這個因素了。研究延安整風的人,不管是貶是褒,都有個問題沒有注意到,當中共從叛亂組織一下子轉化成一個合法性地方割據政權時,他一定會面臨那些最細緻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特務問題和叛徒問題。這個你迴避不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你不能像現在國家政權在手,搞個鐵桶陣,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這個不可能。當時實際上延安同西安等國統區之間的通道是暢通的。中共的很多高級人物的同學、同事等等,都有在國民黨那邊工作的,有的還是直系親屬。抗日開始後,大批左傾青年到延安時,也是一下子湧進來的,一是你不會有更好的辦法去甄別他們。地下黨一些失散的小組織和個人也在這個時期會到延安找黨中央。總之,紛至沓來,恐怕也難免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另一方面,中共中央這邊也很鬆懈,高級領導人很隨意四處動,各種會議大都是很公開的。那麼在這種情形下,毛肯定會有一大堆擔心的。他找到康生來想辦法,康想出了辦法。這個辦法同黨的一系列傳統有關,也同康生這些人在蘇聯經歷的肅反及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專制統治的體驗有關。 C:對啊。蘇聯斯大林發展的那套專制,真是人類歷史前所未見,任什麼樣的專制國家和歷史都不能與之相比。這個專制的特徵在於對思想、心靈、靈魂的專制,試想想吧,有誰做到這個了。這套做法看來康生這樣的聰明人是看在眼裡,記在心中。這個同中共成長過程中那個宗教時代的一些東西就結合起來。康生這個人你不能講從那個時候就“是鬼不是人”了。他那樣高的智力水平,也不是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在上海時也遇到過危險。但他沒有出什麼問題,一心一意的搞地下工作。從一些很零散的回憶看,這個人一直很沉着,對危險的環境也很適應。毛與他合作,搞這個整風,隨後又有搶救運動。平心而論,大概是毛的主意,而搶救運動肯定出之於康生之手。高華的書,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給出一個統一的解說模式,用毛澤東內心那個權欲之心作為內驅力,套上法家的“術”“勢”“法”,來解說在延安的一切,這無論怎樣是有問題的。 Y:最低限度,用老話講,也是形而上學吧!毛的整風和康生發動搶救運動是完全不同的。毛的整風,那時自有其內心的盤算,是不是有些常人尚難企及的想法,可以另說。但搶救運動,則不同,我認為這完全是對周圍環境的一種本能反映和深謀遠慮的應對。我完全無意為康生或是搶救運動講什麼好話,我是在中性的基點上來談這個問題的。這是一個用常識就能講清楚的問題。 C:呵呵,說康生的好話,太敏感了。奇怪的是說毛的整風似乎左右好壞都可以,說到康生和搶救運動,現在眾口一詞,算是有定論。而且說整風的負面的東西,就是說搶救運動。 Y:是啊,兩本帳放在一起,沒法講了。必須分開講,從一個革命組織在當時對環境的自然反映裡頭你可以看看嘛,從一個組織自保自衛的角度,他是一定要有動作,有對應的。這個東西後來很殘酷,傷了一大批無辜之人,但這是另一回事。但就這個搶救運動的發起而言,我想康生一定有個考慮,而且這個考慮完全打動說服了毛澤東和黨內最高層的幾個人。要注意到,整風,幾乎除了毛,其他人都有份,搶救運動,則把最高層的幾個人排除在外,軍隊將領排除在外,這些人都經過考驗了,有份的全是那些看上去可能會有問題的人。 C:或者講,如果出了問題你也不會奇怪的人。 Y:搶救運動實際上就是抓特務、反間諜、抓叛徒。這個在當時,怎麼能夠不進行呢?是必須進行的,是當務之急的,你不論誰來領導這個組織,你都得趕緊做這項工作。延安辦了那麼多的學校,就是洗腦,好聽講是革命教育。康生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認識到,那些學校、報告等等正面手段,對各色人等只有加分減分的作用,絕對不能指望有脫胎換骨的作用。他是不相信這個東西的。他認為,必須造成一種特定心理環境,讓每一個人在靈魂深處變成一個下意識的革命者,一個對自己靈魂都深懷警惕的人。只有這樣,才能解決隊伍的純潔性。 C:他大概也看不上蘇區時的肅反吧。他要解的方程式里未知數個數比較多,他不能像打AB團那樣,你就把人給嚇跑了,那也不行。井岡山時代,就像個黑社會一樣,你們都殺過人了,你即便是跑到敵人那裡,大概也會被人殺掉。所以,除了特別高級的人物外,一般人是不敢跑的。但延安時期則不同,那些到延安而又沒有參加過長征的人,是可以跑的。所以就必須兼顧兩頭,一頭是把人留住,一頭是把人改造了。別對革命造成內部危害。 Y:這是當時中共必須同時解決的兩個問題。只解決一個不行。就在這個兩難的處境中,給康生搞了一個傑出的創造,就是搶救運動。 C:這個搶救運動,在我看來,是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一種東西,它是一種事先的懲罰,它讓每一個革命者事先經歷一個背叛的心路歷程,然後再來對自己的這個純然是假設的或者講預設的當叛徒的場景進行自我啟示式的罰懲,如果你對這個預設的場景沒有那種自我啟示,那麼就來用外在的你的親愛的同志們的力量,立馬給你造一個“真的”場景,啟發你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拷問、鞭墶,再不行,就真的打你,鞭墶你,告訴你,你就是一個背叛了自己的理想的人,背叛了你自己的誓言的人,讓你深切的體會到如果背叛組織,那你就是背叛了自己靈魂,你就在道德上徹底破產了,你而且會在肉體上受到打擊,你會受到一切以前你都不曾設想過的毫不留情的懲罰,形成一種心理暗示,你靈魂深處站了個警察。 Y:搶救運動的大部分對象是青年知識分子,這種靈魂的自我虐待,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心理學依據的。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我一直很留意康生這個人。此人智商奇高,也有所有共產主義戰士所需要的那種鋼鐵般意志力,從某種邏輯上講,他更像是個純正的俄羅斯式的布爾什維克。這個人內心深不可測,我相信他是個很“通靈”的傢伙。他太知道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東西了,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洞若觀火。只有這種了解,他才能創造出這種自虐式的搶救運動。你看,當時被搶救的人的比例如此之高,幾乎是人人過關。 C:在人類歷史上,對個人罪行的懲罰都是在事後進行的。大清的文字獄,西歐的宗教審判都是如此。但搶救運動創造了一種辦法,就是事先的懲罰,預設你的罪行。對人的心靈、情感、思想、言論進行全面的控制,只是在斯大林之後才開始發展的。這種控制模式,完全不同於人類歷史任何專制制度和獨裁者。納粹、希特勒也沒有發現這種人的靈魂深處的秘密。斯大林感覺到這個秘密了,但他做得太粗暴,日丹諾夫細緻一些,貝利亞之流大概也有貢獻吧。但他們都不能同康生比。可笑的是蔣介石想學蘇聯或希特勒,結果十三不靠,四不象,畫虎不成反類犬,落個專制獨夫之罪名,卻沒有專制之實利。那裡像中共,在其內部大搞特搞,結果外面看不出,那幫美國大兵和外交官還以為裡頭是中國民主的希望。毛到重慶去,轉一圈,就有了判斷,認為老蔣搞“獨裁”的勁不大,他大概有內行人看外行人的那份清楚吧。 Y:這個搶救運動一搞,“無產階級先鋒隊”就真的塑造出來了,也就成了鐵板一塊,任你用盡辦法也挖不開。所以這以後,中統就是打不進去。陳立夫那兩下子那是康生的對手。因為,他沒有看到,康生搞搶救運動是在那種環境下一個革命組織非常成功的一種創新,雖然這個創新本身就是泯滅人性的。但它解決了當時毛和黨所面臨的問題。你脫離了當時毛面臨的問題,就無法解釋毛為什麼支持搞搶救運動,你就不知道毛最後的脫帽的那份虛情和真意。康生最終一定會被重用的。 C:順便講一下,有朋友問我們對延安整風怎麼看。我想,我們把整風和搶救運動分開看,這是我們的一個方法。然後,我們就與以往的黨史敘述不同,同時我們也完全不同於高華。我基本上不同意高華的那個解說,儘管我認為那是最認真的一部研究那個時期中共的作品。 Y:這是題外話了。還是回到我們的例子中。從搶救運動這裡,才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情報國民黨搞不過去。這個道理講了,就可以知道中共的隊伍給塑造成鐵板一塊。這也就是為什麼同樣是青年知識分子,到中共是一個樣子,到了國民黨那裡又是一個樣子。中共地下黨可以相當方便得在國民黨上層或是核心機構大肆運動,而少有被破獲的。《1947》把這個區別簡單歸結到正義與非正義或是人心向背,當然經不起追問。這又是一個例子。我的看法就是,黨史家們,你必須給出合理的解釋。你不能想當然的設想了一個完美的正面,然後對照着講敵對方的不可收拾,似乎從一開始就勝負確定。這是很典型的從事後來看歷史。它一定會“漏掉”更多的歷史判斷。 C:現在我們就來談談“民心向背”這件事吧。這無法迴避。今天就必須談談,因為在這個事上,金沖及不吝詞句,幾乎整本書就是以這個判斷為軸線展開的。 Y:那倒是。因為整個黨史就站在這個判斷上的嘛。金沖及是這個黨史主要的敘述者之一,你指望他能有什麼其他的說法。其實,讀了高華的書,怎麼我也有個印象,似乎高華好像下意識的,也認同“民心向背”的作用,而且它的某種話語滲出來的意思,同金沖及也差不多。 C:正因為如此,才有必要好好地講一講這個“民心向背”。 Y:我這樣開始吧,“民心”者“民”之“心”也。所以,先要來看看這個“民”。民當然不是個單數,是個複數。即是個複數,就要看看如何組織成的。從社會結構的頂層看吧,是國共兩黨的核心人員,這一層次上的人,一般都是清楚的,通常不在人們講的“民心”之民的範圍內。我們不想遺漏什麼,所以,還是把這幫人算成一個民的組成部分。第二個部分,是城市裡的高級知識分子,這些人數不多,但有較多的影響,這些人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支持各類政治主張的組織。如民盟之類的。這些人,要麼是當時各類正規的社會機構如大學、報刊、研究機關等等的工作人員,通常都是過着不錯的日子,所以,他們的想法恐怕比較溫和。但其中一部分人,不甘於知識分子的本份,所以他們往往又喜歡參政。他們參政的方式是發表文章,演講,說自己的政治觀點,然後向國共兩黨兜售,搞政治投機,你當然知道我是在什麼意義上說投機的。這部分知識分子就相對不那麼安分,這幫人主要是通過辦刊物來進行政治活動的。正如前面講過的,他們辦的刊物,不是真正意義的媒體,而是一種同仁論壇,是講自己的聲音的,不是那種反映社會事物內部信息,從而起到監督制衡作用的那種西方式的輿論傳媒。所以你不能拿着幫人的刊物上講的東西來反映民意。這幫人是離底層社會比較遠的,他們反映的是自己的“民意”。這個層次的人,總體數量不多,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裡,他們只在自己的那個小圈子裡瞎嚷嚷。他們比較左傾,在政府那裡沒有什麼得意的安排,有失落感,希望中共沖一衝政府,也好有機會投機一把。所以,這部分人的民意倒是向着中共,特別是南京下關事件後。 C: 可能還要說明一點:他們說的都是國統區的事,沒有解放區的事,後面的地區發生的事同他們是隔絕的。 Y: 金沖及的書大量的引用這幫人的聲音,但金的錯誤在於這幫人的聲音,只是他們自己的傾向性,你不能把這些聲音當作民意了當然,即便是這一部分民意,金也有不少的斷章取義,這是可以理解的。除開這部分左傾高級知識分子,還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同政府合作,如胡適,還有傅斯年、羅家倫之類的五四時期成名後成長起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就是右傾的,當然不會向着中共啦。沒有人統計過這些左、右傾知識分子人數的對比。我猜測不會太懸殊。所以這部分人的“民意”走向沒有什麼實際影響力。這之後就是一般有文化的城市職員隊伍。這些人數當然就多一些,但當時人口比例是很低很低的。有個1%吧,不得了。這部分人對政府肯定不滿,但也沒有什麼證據表明這些人是向着共產黨的,他們大多象沙子一樣的生活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裡,辛苦謀生,但求安穩。這些人,如果你真的搞個民意調查,我琢磨,恐怕還是安定派多一點吧。所以這部分人的“民意”至少肯定地講,不能放在中共這邊。再下來,就是城市中下層百姓了。這些人沒有任何組織來表達他們的意思,而且,他們到底有什麼意思也不難推測。無非是過好一點的日子,他們當然對現狀不滿,但他們也未必知道什麼是更好的狀況。至少他們大部分肯定不知道中共的主張是什麼,即便知道,也無法同自己的境況改善相聯繫起來,更況且中共的政策主張裡頭,具體地講,就沒有什麼針對他們的主張。所以我相信,這些城市貧民階層對中共沒有什麼傾向性。事實上,解放戰爭期間,並沒有城市大規模的動亂,就說明了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可值得一提的裡應外合,讓解放軍攻城更容易一點。長春圍了那麼久,沒有貧民起義嘛。 C:我同意你關於同仁雜誌的大意,但是覺得你把事情說得太絕對了。作為社會輿論的一種表達方式,現代的表達方式,媒體本身就必然同政府的立場不相同,如果完全一致,那就是宣傳工具或叫喉舌了。如果評論家不表現得比官員們高明一些,那就沒人去看他的文章了,評頭論足本身就是政論文章的基本。負面評論和報道的作者的立場,未必一定是站在敵對者一面的,它的基調代表了作者對應然的認定。說國民政府不好,決不意味着說中共好。這是不同的。我也不大懂這個媒體,大致是一種公開性和自由表達,那時候還是有一定的空間的。不過,拿那時的媒體的觀點和實例來說明你的觀念是有大問題的,他證明不了什麼。 那青年學生呢?在中國近代史上,從五四運動到西北大學事件,青年學生的動向一直是十分有趣的。 Y:這是獨特一群。一般講,青年學生都傾向於激進的,我相信,當時學生多數比較左傾。他們人數很少,也不可能持久的影響城市中下層居民的思想。其實,就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也沒有什麼真正持久的學運。《1947》裡舉例的那幾次學運,持續時間都很短,影響力沒有多大的,而且有證據可以證明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操縱的。再剩下一塊就是農村居民了。這裡我也分成國統區和解放區兩塊。國統區農民,沒有什麼好講的,談不上支持政府,但也絕對沒有對抗政府,一些零散發生的鄉村衝突,任何時代都有,與民心向背沒有什麼關係。倒是解放區的農村居民,即農民,這一塊很有意思的。 C:這一塊也沒有多大意思。這一塊核心問題不是他們自己有什麼意思,而是中共如何動員並控制了這一塊。這才是“民心向背”的秘密所在。你控制住了,你就有了一個數量足夠大的“取樣”,然後你可以一下子用這個“樣本”代替全部。這個“樣本”被控制住了,樣本的數據你就可以掌握在手。你可以根據情況來調整,這樣,你就從事後去看這段歷史的時候,拿解放區的那個“民意”來代替全國的民意,而且不經意地就跳過了必要的邏輯環節,一下子,把結論放在這裡了。 Y:對,所謂“民心向背”的由來就在這一塊,解放區的農民,在“之五”里,我們對此講了很多。中共的勝利秘密也在這裡。所以金沖及講的那個“民心向背”,就是這麼來的,它實際上只不過是解放區被動員、被控制的那個“民意”而已。根本就沒有什麼全國意義上的“民意”。 C:從技術上講,“民意”的測度,在當時中國就沒有進行過,沒有什麼社會調查或數據來反映這個“民意”。且不談社會學意義上的民調的版本和問題設計問題。那麼黨史上的“民意”,只不過是一種幻覺而已。 Y:不是幻覺,而是一種自覺的創設,間不容髮,讓你一氣就接收下來了。當然,它經不起追問! C:其實,說點題外的話,除了在政治上達到現代化的國家之外,其他前現代化國家裡,到底哪個政治集團是靠“民心向背”起家的?我還不信呢,根本這個“民意”就不重要。若真有這個東西,這個“民心向背”的力量存在,那倒要問一問:北朝鮮是怎麼回事?“民心向背”到哪裡去了?那三年,中國至少有2億人吃不飽吧?幾千萬人餓死了吧?人心的力量到哪裡去了?有動亂嗎?有起義嗎?倒是信陽有搶糧的,結果呢?幾天就滅了嘛。所以,在某些國度里,有些政治集團講什麼“民心向背”壓根就是“強姦民意”,完全徹底的政治謊言。我根本就不相信在這樣的國度里有什麼政黨還真把民心當回事。一句話,你動員沒有?你控制沒有?動員和控制這才重要。在這方面,誰的效率高,誰就厲害。 Y:說得好!這樣我們就把黨史上、革命史上一條極為重要的敘述線索,給它一個最嚴重的質疑。我們認為這個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歷史不能這樣被虛構。 C:其次,心平氣和點兒講,當時中國農村識字率很低,你通過什麼方式讓這些人認識國共之爭的含義,從而還給出傾向性的選擇呢?不可能有這樣的事嘛。設想一個平靜的山村,突然來了個外人,說警察在追我,我是共產黨,來救窮人的,立馬三刻,農民就把他藏起來了,有這樣的事嗎?這個山村的村民倒很可能因為同情憐憫之心,而收藏這個共產黨員,但絕對不可能在你氣喘吁吁地講你是來救我們村民的,所以我就藏起你來,那怎麼可能呢?這是常識可以判斷的嘛。可是過去不就是用這樣的虛構的事例來解說佐證那個“民心向背”嘛。真是愚不可及。 Y:我們講這個“民心向背”,並不是要在這裡討論比如輿論的意義,我們只是講,你不能從這個十分模糊的先驗概念出發去推演歷史,去粘貼歷史素材。這樣的歷史學,實在霸道的很。 C:這樣的史觀,其實是一種御用的史學。套用文革時的一種批判用語,是奴性的史學。這是一種非常全面的持久的思想訓練過程才可能塑造至此的。這樣一種史學已經成為新中國文化的底色,你不能很清楚的鑑別出來。你只能下意識的形成觀察和分析,渾然而不知。我在高華的書中就看到不少這樣的例子。我在給孩子初一的班裡同學講經濟學的時候就有體會,成人的直覺和感性大多都被片面的教育或宣傳覆蓋掉了,特別是成年男性的。這是很成問題的。 Y:高華是個好例子來說明那種官家的史觀如何影響這一代學者,哪怕你是個自覺的“民間史家”也不例外。 C:高華在分析延安整風時,着眼點放在毛的地位的確立過程。他非常正確的用“紅太陽是怎麼升起來的”來命名他的課題。因為恰恰這個書名包含了共產黨組織的“神性”代替“黨性”這樣一個過程。但是他又用毛澤東追求、維護、玩弄權力作為敘述的主線,結果高華就又偏離開這個中共組織的自身演化的過程,用毛澤東本人的“個人史”來代替“革命史”,關注權力,關注毛個人的行為。這個同黨史中,那種用路線鬥爭拼裝一切與此不直接相關的歷史環境和歷史素材,又用路線的代表人物來抹煞歷史人物的多樣性,結果,黨史就成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毛同名,與那種錯誤路線的代表的鬥爭。高華的方法同這樣的黨史研究方法是有相似之處的。 Y:即使他們的結論可能正相反,但方法是一致的。特別是高華在講毛澤東的“個人史”時,他明顯的帶上對毛個人的歷史迷戀。這差不多是建國後一代人的通病。這些人都已成為學術界的領軍人物。不論是在朝、在野、土產的還是海歸的,都差不多一回事,成也毛澤東,敗也毛澤東。就這麼回事。 高華此書的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就是一般政治學中的權力追求問題,這確實是一個好的,幾乎是公共的理性政治人假說模型,但是它有一個巨大的障礙:非常年代,或環境下,政治人物的行為模式是否同常規狀況下相一致?我們不反對一般的假設,但是在一個不那麼標準的狀況下,你的那個解說就有問題。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出於組織生存考慮所作的整合完全被理解成毛的一種故意,要建立對他的絕對信奉,這不是說在政治上毛氏全知全能嗎?我們看來,問題決定應對的方式,應對好了、周全了就是成功,反之就是不成功,或者完蛋。我們很尊重高華,但不同意他的這個假設,太有預謀了。 C:沒有問題,毛澤東是解讀中國革命史的鑰匙,但是,如果你歸結這個歷史為毛澤東的“個人史”,那就丟掉了許多歷史。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去猜測,在每個歷史的片段里,毛及其同事們究竟面臨什麼樣的困難和選擇?我相信這個困難和選擇普通人是可以或可能體會到的,後人也體會得到的。我認為,歷史解釋的起點,就在這個“體會得到”的處境的重新再現。這些處境就決定了他們的作為。所以,我們認為延安整風時康生搞的“搶救運動”是很可以理解的,並且你還得承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華這本書確實是個好例子。但我倒是聽過一次高華在華東師大的一次演講,似乎他在這本書之後是有些改變的。後來他寫關於江蘇前省委書記江渭清回憶錄的文章也有了變化,他似乎開始對彼時彼地人們的處境和念想有了體會。 Y:噢,是嗎?有機會一定看看。順便講個事,有次去登山,一位山友問我,他看了《晚年周恩來》,有個大惑不解的問題,這個毛同周的關繫到底怎麼着? Y:我先提個問題:這個周在晚年似乎是很不值得,他其實即可以像陳雲那樣,躲到一邊去(72年開始有病,是真病,為什麼不去休息呢?),也可以像林彪那樣拼死一爭,也可以象李先念那樣乾脆投降偷生,他都沒有。照這本書的介紹,他是緊緊地貼在毛的折騰上,他們兩者之間存在着一種緊緻的張力,似乎是在較勁,誰也不罷手,誰也離不開誰。這個張力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們周圍生活圈子裡,似乎也有這樣的事例,某人就像上輩子欠了一個人的債,賤着了,隨他怎麼折騰,都毫無怨言。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男女之間,這女的無論男的如何待她,整個就是“犧牲”了。 C:你這是準備進行心理分析,有點玄吧? Y:有什麼玄呢?難道這不是在生活的常理範圍內嗎?周在年輕時,在天津覺悟社時,演現代文明戲,常常扮演的是女角,周眉清目秀,很有點女子相。他在舞台上演女角,身影、聲音、表情都必須靠近女角吧。我猜測周的心理,有女角的成分,這個成分還比較大。你看那個時候周找到鄧穎超,這個小超,那個時候固然可能是充滿革命活力的,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天津那時還有個女子革命家叫劉清楊,地位比小超高,更加具有革命激情。而且長相非常漂亮,我看過她的傳記,從一些照片上看,是個動人的女子,加上她的革命演說詞,我認為無論如何是屬於那時激揚時代裡最具吸引力的一個人。但周沒有找劉,不是沒有機會,恰恰相反,周對劉一直就不感興趣,始終是以同志和親密朋友的關係待她,幾十年一直如此。 C:我記得有個回憶,是張申府的回憶吧?提到周與劉,是天津覺悟社的靈魂,而且被認為是金童玉女。 Y:以我的心理學知識,大膽的分析一下,即周在男女關係的定位上有些偏差,他“女角”成分就多一點。這種人,對女子的相貌不是特別在意,他同女子的交往也很自如,他的問題在於同男人的交往。周的內心是要找一個大英雄,作為自己的內心依託和感情依戀。他本人雖然在革命才幹上是無可置疑的傑出人物,但他一直就在尋找一個“第一把手”。這個第一把手一定要是個大英雄,在感情上要征服周才行。中共早期領導人中,就兩類人,一是文弱書生,一是跡近下三爛的底層人物(如顧順章,向忠發),這兩類人肯定都不入周的眼,相反周十分看不上這幫人,所以周就自己干。因此在1927年以後,周的地位就直線上升。特別是周又一直管理着最“陽剛”的業務,軍事和特科。 C:那個李立三是湖南人,有些英雄氣吧,同周有過一段共事。 Y:李立三是搞笑的人物,他經常表演他自己的一個“絕技”,把拳頭伸進自己張開的大嘴。莫說周了,即便是女人也不會喜歡吧。 C:所以他就找了個蘇聯老婆。 Y:那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哎,你這個人,我正講得好好的,你提這個李立三做什麼? C:李立三是異數嘛,既不同書生,又不同下三爛。 Y:不提他了,接着講。周一直在找他自己的大英雄,他到蘇區後,與毛開始共事,他算找着了。毛不論從那個方面講,都是個貨真價實的大英雄。灑脫無拘束,獨來獨往。身形高大,有氣度。這對任何大家閨秀都是有吸引力的,對周自然也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周一下就被“征服”。從此,這兩個人的關係就有點像夫妻,毛有大事業,也頗為風流,周就像大老婆,任勞任怨,不論“丈夫”要幾個太太如何荒唐,終歸持家要靠自己。所以,周就是個持家的“大老婆”。這是只有在中國傳統文化下才有的現象。這樣毛周之間就有一種“張力”。兩個人都鉚足了勁,一方有施虐狂傾向,另一方有被虐傾向,這樣,《晚年周恩來》裡一些情節就好理解了。那肯定不是周為了祖國的前途,為了老幹部,為了群眾,等等,等等,才去受那份罪。正相反,那差不多是他快樂的“源泉”。他痴迷於此。《晚年周恩來》的作者是個標準的黨史工作者,除開他掌握的史料,你看到的東西,同頌揚周的書,其實是一回事。 C:他們都沒有生活史,他們頂多搞些教條罷了。 Y:多弄些史料也好啊。最近我還看了一本書,徐景賢的回憶錄。徐是散文作家出身的造反派,文筆好。這個回憶錄有個文學色彩在裡頭。但確實是個貨真價實的“生活史”。這個就有意思了,他讓我看到文革的微觀上的一些東西。徐倒是沒有什麼教條,照實說來。如春橋同志的沉着、智慧,王洪文的貪杯。還有王洪文家的那條大狗把姚文元老婆給嚇昏了,很有意思。你認識的那個肖功秦,講高華的書裡頭提到康生穿皮夾克,足蹬長筒靴,手牽大狼狗,在延安小城的街道上溜達,給他印象很深刻。我有同感,這些書裡頭,除了正式的史料外,我感興趣的就是生活史料片斷。有個情節很搞笑,武漢“7.20”事件之後,毛到上海,張春橋帶毛去外灘看工人民兵的造反活動,毛講上海比武漢好,工人階級掌權了,工人民兵好。張春橋見機忙建議:發槍給民兵?毛講,好啊,10萬民兵,每人發一根棍子。春橋傻了眼。這個情節我一想起就想笑。裡頭有太多的信息了。 C:每人發一根棍子?10萬人?要費點事吧。 Y:你這就對了,應該繼續追問下去,10萬根棍子,毛的指示,這個任務是怎麼布置下去的,如何分發的?這些棍子後來的下落,這些都是即有意思的東西。徐景賢沒有講,大概,他也還是認為是小事,細節吧。人們的回憶,也要經過你受的思想訓練的影響的。“棍子的下落”就不夠回憶、記錄的標準,不是大事件,徐就不記錄了。我捉摸他肯定是知道下落的。 C:今天我們扯的有些散亂吧。但主題是個分析、觀察的方法。 Y:是啊,有點亂,但也正常。之六就算是個過渡的章節吧,談起來也輕鬆一些。我們計劃一下,下面還要有幾個大的主題要談談的。有時想不談了,但忍不住,看到一些論題,就想講講。這次就到此為止,之七就規制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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