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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八:土改的寓言
送交者: 給點智商吧 2004年09月12日23:33: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土改的寓言——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八

Y:我們已經注意到,農業的效率同土地所有權關係不大,它只同是否農戶經營也就是生產組織形態有關,這與基於分工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一定要建立起一種資本主義所有權關係是有區別的。這就是為什麼佃農也可以變得富裕,甚至超過地主一樣。這在49年前的中國鄉村,蘇南、東北都有相關記載,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也都可以看到。

C:從這個觀點出發,我想探討一個鄉村的基本經濟形態,就好像做一個模型一樣。家庭經營單位由於效率及費用的原因,就成了穩定的經營單位,成為了中國鄉村社會的生產經營主體。這同西歐的貴族莊園作為經營的主體的區別不小。在這個區別之下,我認為要細緻的看一看,農戶經營如何造就了中國鄉村社會結構。至於西歐為什麼是莊園,我們可能還要看一看,這裡就不多談。需要指出的是:無一例外,不論全球各地,都在向家庭經濟方向走,特別是在糧食生產領域。

Y:你的這個角度和設想是有價值的,我們可以從這裡深入下去談談。

C:首先,就是我們觀察到的那種家庭經營的有效性,農戶家庭就成為鄉村社會的基本社會經濟主體形態,老話叫做基層組織單元。這個你很直接的就觀察的到。那麼在農戶家庭這個單位上面,你還可以觀察到一系列的豐富發展了的形態。如自耕農、地主加佃戶、自耕農加短工、自耕農加長工,以及一些更複雜的形態。例如不在村地主加佃戶,等等。山東還有記載,在三十年代,一些人一手租入土地,一手轉佃給農戶,還有一種一手租入土地,一手又雇長短工經營土地。東北這種情況就更多了。

Y:黃宗智把這叫經營性農場,他做了一個區分,一個是家庭式農場,一個是經營性農場,然後觀察華北鄉村。感覺上他是受了在美經歷的影響。叫“農場”無論如何有點文不對題。其實都是在家庭這個基點上的。這些形態都是歷史的存在着,並不是理論假說或是推論。我們表列了一個觀察的系列,一個鄉村中的社會形態的系列。我們到底要看對中國革命史至關重要的幾件事是怎麼在這個形態史架構下發生的。我們觀察到土地所有權對農戶效率的關係後,就可以堅決把所有權這個線索同革命的“經濟基礎”脫鈎。我們會看到..在鄉村進行的一系列“所有權革命”——土改和集體化的“革命意味”。從而也會看到土地所有權的意義。

C:農戶經營在鄉村就有兩種典型的形態:小自耕農和地主+佃戶組織形式。前者提供了農業生產的基本經營形態。後者提供了較大的土地所有權下農業經營單位的效率條件。這是一個極具調整機制的鄉村經濟體系。特別是這始終是在農戶經營效率這個基點上進行的。因為地主+佃農制再簡化下去,其實就是農戶加短工,即當一個農戶擁有的土地面積,在某個耕作環節所需的勞動量超出了家庭能夠提供的數量時,短工就必然產生。這個短工有多種形式,例如在西北地區的麥客,就是在麥收季節,隨着麥熟,從南到北,幫農家收穫。這個場景,同樣再現於機械化時代,如整個中國北方的聯合收割機隊,由南到北跨區域進行;在美國也有同樣的場景,如新墨西哥州的從南到北的農業收穫季節工。短工還有一種有意思的形式,那就是農戶間的換工,北方農村以前就有一種換工隊,這個現象也可以理解為農村合作經營的一種原始形式。剛才我們把地租—佃戶這個模型簡化了,我再復原回來講講。這個地主+佃戶制為什麼沒有變化為莊園經濟呢?80年代以來,時不時地看到所謂家庭農場,莊園農業等等報道,沒有形成氣候,原因是什麼呢?我們應該想一想。地主+佃戶制度不穩定,它的底子,它的基本形態還是農戶經營。農戶經營可以有一系列變形,如農戶經營+短工、農戶經營+長工、農戶經營+長工+佃戶、農戶經營+佃戶(即地主+佃戶)。這些形態在給定的自然條件和技術條件下,一般同農戶戶均耕地面積有關,通常這個面積大,則就向複雜的形態發展。這些形態當戶均土地面積縮小到一定程度,它都會漸次恢復到前一個形態的。所以,地主+佃戶仍然不是一個基本的穩定的經營形態。而地主+佃戶如果變成莊園經濟,那就不同了,那就成為另一個基本形態,就類似於西歐的貴族莊園了。但這個始終沒有成為主流。有一些個別例子,但不是主要形態。為什麼呢?原因可能是沒有長子繼承制,總是分家。也可能是人地比例和耕作方式。所以土地面積一縮小,則一定會出現向農戶經營的回歸。

Y:這裡補上一句,組織形態退回到家庭經營,並不是指效率的不同,而僅僅是說戶均土地縮小從而無須再用長工或短工,或是無須再將土地佃出。

C:我有個猜測,中原地區,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土質松,人力即可耕作,未必需要大牲畜幫助。而西歐的土地好像非得有大牲畜幫忙才能耕種。其次,黃土地可能不依靠自然休耕就可以恢復地力,而西歐非休耕不可。於是,西歐就發展了畜牧業,其農業經濟是農牧混業。這種多樣性,就要求多樣性的勞動同時進行。於是一種勞動協同的組織類型就出現了,或者,它們一開始就是從畜牧業進入農業的,也未可知。這就是莊園經濟。

Y:這些類型劃分同勞動量的測度有關。因為測度方法決定了不同的組織成本。在單一農業種植情況下,家庭的組織成本最低。在農牧混業情況下,更不用提以牧為主的情況了,則莊園經濟的成本可能最低。

C:對,可以說是這麼幾個層次的原因,造成中原農業自然條件下,長子繼承制不是最優選擇,就逐步消亡了。而在非長子繼承條件下,發展了家庭經營,同時也就把基於土地自然條件和家庭經營條件下的精耕細作發展到極致。

之七出來以後,有朋友指出一戶100畝地的效率高於一戶10畝地的農戶,這裡必須做個說明。戶耕土地規模,不管是自家擁有土地,還是佃租土地,肯定影響農戶經營的效益。注意,是效益而不是效率。效率是指土地的實物產出,一畝小麥產出800斤,這個產出水平,並不會因為戶均土地規模下降而降低。但就農戶效益而言,當然就有區別了。一般可以講戶均規模一定的大,效益會較好。

Y:也有個限度吧。在一定的技術條件和運轉條件下,這個規模是可以測算出來的,有資料講,30年代華北農戶雇長工達到10個人時,就不經濟了。

C:這裡不可有誤解。我們講規模經營,如果是戶均土地增加,那沒問題。如果是以超農戶方式,“組織起來”,集中土地,以適應所謂的“先進生產力”,那是非反對不可的。其實,凡事都有個限度,戶均100畝小麥地,每畝產800斤,戶均10畝小麥地,還是畝產800斤。但如果戶均到了一分地,那會怎樣呢?這就複雜了。這就有個最低限度,即戶均耕地在一定的生活水平等等條件下,有個最低限度,過了這個最低限度,就會有些變化,移民開荒,副業、經商、當兵等等都會發生。這裡有一些較為深奧的問題,在沒有外力的干擾下,人口生育受不受到這個最低限度的限制呢?如果沒有人口轉移的條件,戶均耕地下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這個下降如何影響農戶的生育策略呢?這些問題讓人鬱悶。

Y:我們這裡僅僅討論糧食生產的影響,它的機理,沒講到工副業的問題。

C:這也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加上,不會影響我們的結論,我們以後再談城鄉二元對立的時候會詳細的討論一下的。

Y:好,這一段說清楚了中國傳統農村基本的經營單位的情況。我們實際上是在比較典型的條件下做了一個典型的觀察。你可以慢慢地在上面加上一些變量。例如在蘇南地區,你可以加上工商業發展對農村的影響;在江浙福建地區,你可以加上家族宗祠的影響;城市化對農村人口結構的影響;不在村地主,以及高利貸的影響等等。這些因素你都可以放進去,就接近各地區不同的農村實景了,但不影響我們這個觀察的解釋力。

C:我覺得可以強調的是:在即定的條件下,一戶農民可耕種的土地大小決定於這戶人家的有效勞動力的數量,所以不管土地所有者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他租佃土地給農戶時,都是按這個農戶可耕種的土地面積大小來決定的。同樣一個佃農也是根據這個大小來決定其佃入的土地面積的。所以,你單從農業生產的組織上看,每個農民都可以耕種到一個確定的土地面積的。真正意義上的無地可種的農民恐怕是個很小的比例,甚至是例外。象毛澤東所說的,踏爛皮鞋的、挾破傘的、整天無所事事的人,可能的確無地可種。在這種情況下,土地細分或是兼併,並不能影響農業產出。大規模影響農業產出的,一般只是氣候和技術因素,特別是前者在近代農業史上的影響很重。

Y:我插一句,中國大陸是季風氣候,農業的氣候條件是比較差的,天災很多,這就造成了農業生產的起伏。一遇災害,農人就要用所有的辦法自救,包括低價出售土地,外出謀生以不被餓死,土地拋荒等等。這樣,土地更有可能被那些有勢力和有閒錢的人持有。這一點對統治者和學者們的影響太大,以致於多半把土地關係當作革命的對象。而這個生產起伏,可能同時伴隨着土地兼併、拋荒,後者果,前者是因,觀察者有時就不易分清。

C:中國農業的氣候條件,也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但還不是主流知識,可能因為這需要比較。我也奇怪,怎麼很多人都把土地兼併當作農民貧困化的原因了。似乎調整土地所有權,防止兼併可以解決鄉村生活及秩序問題,進一步,還可以使農民過上非常幸福的生活。

Y:在清朝,朝廷對土地兼併的疑慮主要是怕鄉紳做大,影響政府對農村的控制力吧。但即便是這一點,也好像證據不多。這同沒有長子繼承制又是矛盾的。這個土地兼併確實奇怪,朝廷反對,孫中山反對,...也反對。其實這個兼併是否是個普遍的現象,是否影響了農業產出,全都是不問的。

C:如果有大的災害,通常會有大批破產的自耕農和地主,這時那些官員或是經商的不在村地主可以有機會低價收購土地。此時,兼併就發生了。可能,兼併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戰亂和過重的稅負吧,這裡就不多說。假設有個較穩定的氣候條件,較大的土地所有權加佃戶經營可能對促進農業技術提高,促進農村分工分業是有好處的。解放前東北地區有這種情況。就是講土地兼併並不必然地破壞農村生產力。反過來講,“耕者有其田”,土地細分,即把土地均分,就更有難以走到底的問題了。首先土地均分是做不到的,在物理上做不到,均分土地造成矛盾。小說《艷陽天》裡的那個中農“滾刀肉”總是念念不忘村口那塊“刀把子”地,是因為這塊地的農業條件特別好,於是他就被批鬥;其次,你必須測量每戶農民的實際有效勞動力,原先這是自發進行測量,也就是說是在市場上確定的,現在是有個強制力量確定的。所以我們觀察到土改後的農村中往往出現好把式的土地不夠種,寡婦家的地沒有人種的現象。所以換工隊或是某種互助組就出現了,彌補由此造成的效率損失,變成我們前面講過,自耕農加短工的組織形態。假設這個自耕農是寡婦,短工是她的鄰居,是個好把式,那麼就可以維持住生產力,因為寡婦要給這個好把式分利的。所以,土改大體上經過一個農業生產周期,農民們就會自主調整這個過程,就是按實際有效的勞動力來配置土地。就有租佃、轉讓等等事情發生。本來這是個良性的過程,但在土改時又往往被某些幹部認為是有人搞復辟的事例而大加喧染。確實,一般而言農村裡的好把式通常都是中農以上的人,原本他們就被批鬥過,現在不威風了,會成為那些運動積極分子仇視的對象。這樣,你可以看到50年代初期毛澤東當時對下面報上來的關於土地流轉個別事例的本能性反感和極端反應了。

Y:這裡有必要談談地主對佃戶的剝削和地主對長工的剝削問題。地主對佃戶的剝削往往是土改的理由之一。但這肯定是被誇大的情況。除非有外力干預,地主與佃戶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契約關係,大體上可以講是平等的,至少講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有幾種情況是可以分開來講的。第一種:附近地區的土地大都歸一戶地主所有,則地主的談判地位高,佃戶談判地位低,此時,佃戶選擇的餘地少,契約條件更多的向地主靠攏。例如劉文彩這個案例,就屬於這種情況。但是劉文彩這種規模的大地主在中國是個個例,很小比例的。因此從這個案例推演出的剝削歷史肯定是經不起質疑的;

C:哎哎,你等等,劉文彩可不是你說的那麼回事,有個叫笑蜀的專門寫過的。

Y:有沒有都不重要嘛,我不過是要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方便例子。這第二種:地主也是較小規模的,有若干地主在同一地區,那麼任何一個地主都要在契約條件和佃戶的農業耕作能力之間找到平衡,同樣佃戶也可以在不同的地主之間選擇租佃契約,這個過程就較為平等。這是比較常見的現象。其實解放前的農村中,這種契約關係還是比較穩定的。一方面地主要爭取到最好的莊稼把式到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以求最大的產出;另一方面佃戶也尋求最好的地塊,使自已的分到的剩餘最大化。這是在效率比較基礎上產生的契約。所以剝削的因素就比較小。這也是鄉村社會裡有個基本和諧的條件。第三,還有一種情況,是地主多,而佃戶少,或是好佃戶少,這時候契約是向佃戶傾斜。有一種案例佃戶的能力強到一定程度,他可以大膽地佃入比其自己能耕作的土地更大的地塊,然後僱傭短工或長工,更有甚者,分佃給其他農戶以求有更多的剩餘歸已。這個時候有可能佃戶比地主還要富裕,這種情況土地較多的東北就很多,所謂“二地主”更厲害。但這在內地地少的地區,就很少見到。所以比較典型常見的還是中間的情況。在這個情況下,決定生產效率的還是這個佃戶本身的經營。而且一般而言,契約一定下來,佃戶不會因為地是別人的,就不好好種,降低產出,這是不可能的,這樣做一方面他自己的收入降低,另一方面,他可能會在下個生產周期失去這份契約。這樣明顯地與已不利的事他怎麼會幹呢?所以農戶在經營一塊地時,他的盡心程度與他是否擁有這塊地沒有關係,佃戶的努力耕作不能講成是地主壓榨。自耕農自不待言,佃戶亦如上述分析。所以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的效率幻覺是一定要打破的。

C:補充一點,以前我們就講過,有人認為土地是農戶自己的,農戶就更願意長期投入以求更好的未來收成,佃戶就不會這麼幹。這個也站不住腳,佃戶固然沒有這個長期投入的意願,但地主肯定有。而且在達成契約前,佃戶肯定會評估這塊地的未來產出能力,在契約條件中會對此有反映。準確地講,在鄉村里,實際情況是誰也騙不了誰,一塊地的產出水平,佃戶的勞動能力,不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地主和佃戶都清楚,沒有更多的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所以合約肯定做到充分反映各種要素,就是講這個合約是有效的。

Y:那麼地主對長、短工的剝削,就更是複雜一點。短工多是一種換工,互助形式。極端情況下如麥客或收麥隊象《金光大道》裡高大泉帶短工們給地主收麥就是這種情況,你看那個地主為提高效率還得偷偷給高大泉好吃的,他讓高大泉作了勞動定額的標誌,依此確定其他短工的工資標準。短工是個你情我願的情況,談不上什麼明顯的剝削,因為契約是短期的、頻繁可調整的,它一定會反映供需雙方的實際需求的。長工情況就複雜一點,長工可分成生產性的和非生產性的。前者的情況應當講同佃戶是有相同之處的。可以觀察到的生產性長工,往往是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家室的男性勞動力,或是某些家庭中用不上的男性勞動力。他給地主當長工,從效率上講,是一種改進,是一種就業方式。它可以具體地計算利益大小。這中間應當講是可能會有剝削,但反過來,長工也可能會偷懶,所以有“半夜雞叫”的故事。

C:浩然的書,高玉寶,趙樹理這些人現在可能都陌生了吧。他們的觀察,不管意識形態是什麼影響,但都有些合理性的東西。記得50年代初期毛澤東還讓人專門徵求趙樹理對合作法條例的意見。

Y:是啊,我以前不是說嘛,這個作家的東西比專著更加啟發人。言歸正傳,地主同長工實際上是企業組織管理問題。同時必須指出,長工數量是很少的,雖然各種宣傳中把長工搞得很突出,但他們在農村中是少數。非生產性長工一般是在較大戶的地主那兒才有,通常這地主不純粹是鄉村士紳,家裡還往往有做官的或經商的,才有這大戶人家。這些非生產性長工的生活水平一般還高於普通農戶,因為他們不主要從事農業生產,所以不在我們分析之列。

C:現在我想可以開始對..農業制度變遷史作一個梳理。我這樣看這個變遷史,首先,把..蘇維埃時期的土地政策放在一邊不討論。因為我更傾向於認為那時期的土地政策革命性太強,空想的成分也多,很難從經濟和穩定的制度建設目標上去考察。那個時期,在八七會議之後,..的政策中,關於土地討論最多,是鬥爭的焦點,是失敗經驗的關鍵,於是有一個大轉變。但直到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也仍然沒有清楚的表達它在土地政策上的社會主義目標。一方面它也強調了土地國有,另一方面也強調均分土地。後者不過是俄共傳統中的民粹主義成分同中國傳統結合。因為就共產國際的標準理論,土地是應當國有的。

Y:這是一方面了,政策目標不確定。因為到那個時候,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討論還沒有結論,陳瀚笙搞的中國農村調查還沒有成為..上層人物的知識。我估計,當時那幫人真可能連“土地國有”是怎麼回事都不清楚。29年前後,蘇聯所經歷的其農業史上的大災難,肯定的講,這幫人在蘇聯是學不到多少農業政策知識的。工人運動,軍事鬥爭,城市暴動以及黨建等方面的知識是蘇聯人樂意教給人、給人看的東西,也是中國學生樂意學的。

C:這個有道理,生活中這個可能性肯定是有。但那時張聞天可是對中國農村問題滔滔不絕呀!雖然他沒做過什麼調查。

Y:毛不是說過嘛?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說的就是他呀。那時的政治經濟學對農村土地,統統都是處理成國有的。《資本論》關於這個部分一是不夠,二是很深奧,馬克思對地租的研究相對不足,他似乎沒有完成這個部分的研究。後來第二國際的人發展也不夠,普列漢諾夫有相當的成果,但列寧沒有給予重視,隨後又被斯大林那些權謀家們給邊緣化了。所以,關於土地的“國際知識”嚴重不足,表現在蘇區憲法大綱上,就有那麼點講不清楚了,究竟是國有呢還是均分土地?你看,李立三這傢伙搞城市暴動,組織起來有板有眼的,很象那麼回事,他有足夠的關於城市暴動的“國際知識”嘛。蘇聯人教給他們現成的劇本,照本宣科即可。同土地政策就形成了對照。當然,前者的清楚,不合中國實際,給碰的頭破血流,後者含混不清,倒是給..在抗日時期調整政策留下餘地。

C:這個時期,有些事情是匪夷所思的,例如張國燾到川西立蘇維埃政權,給農民分地,這個紅軍破衣爛衫,到了一個村子裡剛來沒幾天,講分地,村民們相信嗎?這個分地真的在幾天,幾個月的時間就可以搞下去嗎?幾年時間我相信,幾天、幾個月我猜大概村民很是漠然吧。同樣,在中央蘇區的一些邊緣縣鄉里,一會紅軍,一會白軍,村民們信誰呢?你總的有個儀式化的東西,使村民們相信你給他的地契是有效的吧,否則,地主藏起地契,這個佃戶可就得小心點。所以,蘇區的穩定的核心區域裡頭,這個打土豪分田地是有效的,在其他地區,恐怕只是“打土豪”是有效的吧。

Y:一點沒錯。所以,這個時期的土地政策很難歸入咱們要談的制度變遷史,要另開一章的。同這個時期有關聯的是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的農村和土地政策,其實這個政策同..有關聯,國民黨關於農村的東西很多出之..黨員之手。這個部分可以有另外的專題來討論。我個人認為這個時期的很多東西還是有歷史價值的。但在人們的視野中,它往往被熱熱鬧鬧的軍事行動給掩蓋了。

C:把這兩個部分都放在一邊。我想把..農業制度史分成三個階段:減租減息;土改+互助合作;集體化(人民公社)到聯產承包製。

Y:我同意你這個劃分。但想補充說明的是,其實這更是三個事件。因為在實施過程中這些事件是相互纏繞在一起的。所以,咱們乾脆就把它分割成三個事件,在較純粹的狀況下討論。咱們就從減租減息開始吧。從時期上講,減租減息是從抗日時期開始的,互助合作在此時期也有發展,較大規模的土改是從抗戰勝利後,在解放區推開的。在解放戰爭後期,集體化已有端倪,然後在52年全國土改完成後,推開了。我們就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講這個土地制度史。

C:減租和減息是不同的兩項政策,這兩項政策都是國民政府的政策,在大革命的時候已經提出來了。先來看減租。近代以來,中國農村一直穩定地維持着較高的地租水平。甚至有學者論證說在漢代的地租就是五五開的。一般說來,越是土地條件好的地區,地租越高。全國平均按分成粗算,差不多是50%左右。因為在較長時期內一直如此,同時又沒有法律上強制性的規定這個地租,所以可以認定這是個市場選擇的價格。

Y:30年代南京政府規定了分成率是37.5%,但推不下去。從反面證明這個50%的租率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C:市場的價格反映了兩個要素的需求狀況,一是土地的稀缺程度,一個是佃農生產能力和維持生活的水準。一般而言,價格變動可以調節這兩個要素的配置狀況。但根據關於30年代的研究資料,似乎這個價格變動不大。這說明,一方面原本就是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反覆選擇後的價格,在兩大要素沒有數量的突變情況下,價格變化的必要性不強。另一方面,也說明另有調節的因素,這就是租佃的比例,即租佃戶在總農戶數中的比例。特別是分成制越是有穩定的產量預期,就越是有人更傾向選擇租佃農田。所以在蘇南地區,災害少,農業生產穩定,則佃農的比例高。而在華北地區,災害多,對產量預期不穩定,更多的農戶傾向於選擇做自耕農。我再重複強調一下,對農戶來講,做自耕農還是做佃農,並沒有本質區別,不影響農戶與土地的結合效率。關鍵在於所得與風險的均衡。這樣地租及佃農比例這兩個數字都有調節功能,特別是在地租基本不動的情況下,主要是通過增加或減少佃農比例來做一些短期的適應性調整。

Y:這後面一條有疑問。確實產量穩定的地區,佃農風險比較小,或者風險可以控制住。但是無論如何地租本身應當充分包含了需求雙方對風險和所得的判斷。是否佃戶比例也具有調整能力,還須再證明。或者更準確地講,佃戶比例反映了不同農作區農業生產的風險分布狀況。

C:好,先存疑。至少地租的調節功能是確定的。..在陝甘邊區及其它解放區、主要是華北地區進行的減租,華北地區佃戶比例大約是20%,大部分為自耕農,即中農或富農。當時抗日環境下,..的政策是統戰為主,所以放棄了在南方蘇區時那種激進的土地政策,而實行減租。當然了,這也是它為了合法化對國民政府的政治承諾。減租從道理上講則只涉及佃農和地主。大部分的自耕農,則沒有觸動。有少數自耕農也有零星土地出租是例外。..的減租從其政策目標上講,一是增加生產;二是發動群眾以支持...和軍隊。後者沒有什麼爭議,..始終是這麼張揚的。關於前者,則有很多爭議。按我們的生產效率決定於農戶經營這個觀點,減租並沒有增加生產,有大量的資料也表明這一點。因為在華北超出農民口糧的剩餘糧食,主要是由中農和富農提供。當時,..文件中也有規定,既非生產人員,即軍隊和政權人員,占本根據地人數不能超過2%或3%。這類規定也說明..還是保持着一種溫和的非階級鬥爭的觀點,把各階級的利益都考慮在內。那時,它是國民政府的一個地方當局,有合法性,也就不能由着性子胡來。可能還要加上一點,你超過3%就沒辦法活人了,你的控製成本和徵集成本就大大增加了,特別是在有國共比較的條件下。但是,應當注意到,減租增加了加稅空間,即增加公糧的可能性。這可以從當時一些當事人的回憶中推測出來。如薄一波的回憶錄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即減租之後,根據地群眾生活依然很苦,當時薄總結講,100戶,養一個非生產人員不成問題,養兩個就持平了,養三個就出問題。當時有個數字講大概是在2—3之間,說明減租後,生活沒有改善,原因當然就是公糧同時又增加了。

Y:減租沒有增加生產,但可以改變分配格局。舉個例子,一個佃戶租種5畝地,每畝產量200斤,則有1000斤。原來自留500斤,給地主交租500斤。現在改成37.5%租金,即自留625斤,給地主375斤。一方面佃戶確實沒有辦法在減租後將產量提高到超過1000斤,不是他沒有這個生產積極性,而是一般的講,即使在50%地租情況下,他已盡了全力侍弄土地,很難在減租後有能力增加產出,除非有非勞動投入(如技術、良種之類)以及氣候條件可以改變產出。但畢竟減租改變了分配格局。這個改變是否有對生產的影響呢?

C:這個影響要詳細分析才看得清。首先,減租是以即存的佃租契約為前提,所以減租並不改變..講的那種生產關係,並沒有打破已有的勞動力同土地配置的自然狀況。所以可以肯定地講,減租對生產的負面影響不大,甚至可以說沒有。其次從分配上講,減租肯定增加了20%佃戶的收入,相應減少了地主的收入。因為出租地的農戶其土地擁有量通常是村子裡比較高的,即便是大部分地主自己也耕作,他也會將超出其耕作能力之外的土地出租,所以減租只有收入平均化的功能。這裡比較模糊的是佃戶,佃戶情況更複雜,佃戶也有自耕農,只是自己的地不夠種,所以佃入幾畝以增加收入。也有完全無地的農民,但這部分無地的農民比較常見的一種是外來人或外姓人,沒有辦法取得土地。他們的特點是能幹,把式好,如陳永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部分人是地主喜歡的,因為他們侍弄地的效果好。那些村子裡的二流子或破落戶往往並沒有人願意租地給他們,他們的生產能力太弱,也就是講村子裡真正赤貧者倒不一定是佃戶。有些佃戶的生活水平還要高於平均水平。由於相關的詳細數據不完全,不能準確判斷。但大體上講,從分配的效應上看,各個村子情況不一樣,效果有限的很。但可以這樣講,減租導致了土地價值的下降,從長期來看,土地會更加的平均化,陝甘邊區的資料也說明了這一點。

Y:我們前面講過地租是兩種要素交易的比價,那麼,按理講,比價調整了,就應當有對土地和農戶之間配置的調整功能。

C:對,但這至少要過一個生產周期才有可能出現。減租當期不會有這個效果。從理論上講,減租意味着勞動力價格上升,土地價格下降。那麼一方面農戶會更加傾向於佃入土地,或更多佃入土地;另一方面,地主會增加自耕化傾向。應該注意到,地主可以在不減其擁有土地數量的情況下,付出管理成本,增加長工或短工,從地主+佃農回復到自耕農+長短工,減少土地出租量。這樣一來,又會在後期增加佃入土地的難度,從而實際上又加大了地租上升的壓力。華北解放區當時有佃戶晚上再把穀子給地主送回去。除了傳統的秩序感作用外,經濟上就有這個考慮,既怕失去契約。

Y:還有,土地價格下降,也會慢慢吸引有餘錢的人或農戶,可以在較低的價格下買入土地。

C:理論上肯定是這樣。由於原來的地租是均衡價格,減租在承認原有契約條件下,強制地壓低於這個均衡價格。因此市場力量會不斷地“復辟”,實際抬高地租以接近這個均衡價格。所以當時根據地政權就不斷的派人在村子裡試圖壓住。..似乎不理解這中間的經濟上的道理,而簡單的將這種情況歸結為階級鬥爭力量的對比,是敵對力量對..的反抗,是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於是在抗日期間,已經經常出現突破溫和的階級政策界限,試圖採取打破原有土地關係的過激行動來保證..心目中的那個農村政策目標的實現。所以後來內戰時期土改工作中各種過激行為,其實在抗日時期就已經有了。總括講,減租於..是個搖擺不定的政策,也是個色彩模糊的東西,它從一開始就沒有以..自己獨特的堅定不移的社會目標為依據,甚至乾脆還以南京政府30年代的37.5%決定地租為依據。你可以講這整個就是一個統戰政策,是..的權宜之計,是個過渡。最大的一個特徵就是承認原有的土地租佃合約的有效性,只是修正租金水平。這同革命黨而言,那當然是溫和的政策了。所以從經濟上講,減租並沒有增加生產,從政治上講,已經開始出現鄉村里一部分農戶同..基層組織的對立緊張,加速了..採取更加革命性的政策來控制農村的趨向。但是,就資料來講,還不充分。這部分農戶的存在也使..的舉措具有了正當性,你的反抗或可能的反抗就是我鎮壓的動機。

Y:還有啊,當時減租與減息並列的,這個減息要談談的。

C:減息是同減租相聯繫的。減租在精耕細作這樣的集約化勞動投入的條件下,當技術沒有明顯的變化時,對農業的產出沒有什麼影響,對農村社會基本經濟形態會有影響。但那也是從分配及價格調節中可以看到的。但這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還不能確定。但有一點卻是不容低估的,就是減租加速了華北農村向實物經濟的回歸,或者講,減緩了華北農村的貨幣化進度,這可以從減息的分析中看出。利息是資金的價格,高利息說明傳統農業社會的貨幣化程度低,資金相對稀缺。減租在較短時期內,對已過溫飽的大部分佃戶而言,應當增加對現金的需要。這可能會進一步抬高現金利息。農戶對現金的需求有兩類:一類是生活性的,生老病死有災有難等等。在失范的鄉村社會秩序下,這個需求可能比較強烈,在一個基本和諧的鄉村社會裡,這往往在社區互助或家族範圍內以實物形式或勞務形式解決一部分。只有失范的鄉村秩序里,這方面的現金需求會增加。抗日時期,就有這樣的問題,根據地..力量下移到鄉村基層,它基本上同原有的鄉村秩序格格不入,是外在的強制力量進入。如果這個外在力量提供這種幫助,也可以代替對現金的需求。從..當時的條件看,..似乎也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強調“群眾路線”。除了不去侵犯農民利益的同時,也要主動的幫助農戶,排憂解難。但相反的事例也非不見。另一類是生產性的對現金的需求,這是一直存在的。

Y:我有個感覺,僅僅減租應當講效果是中性的。但加上減息,效果就變化成負面的,即對農村農業社會而言是負面的。

C:農村的借貸不完全是現金,也有實物,如糧食等。實物借貸基本同生存有關。所以,我們就主要來考察現金的借貸。

Y:這個實物借貸應該先講一講。

C:實物借貸同中國傳統的鄉村習俗有關。比如,大斗進小斗出,借的時候用小斗,還的時候用大斗。這可不是僅僅地主這樣做,這是大家公認的公平借貸,誰借都是這樣。還比如,借面也是這樣,借的是一平碗,還的是一尖碗,都是那個碗,但量度改變了。再比如,你要借別家的磨來磨麵,那個磨盤底子你是不能掃的,那是留給磨盤主人的。面子與實惠都有了。

Y:這個鄉間習俗考慮的真是周到,即照顧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善與鄉村和諧,也使人們可以便利的交易,追求自己的利益。好借好還,再借不難。鄉村的和諧與秩序,鄉村的個人利益都照顧到了。這就是獲得較低的交易費用的一個辦法,可以避免尷尬和每一次的討價還價。

C:回到我們的現金借貸:中國的借貸成本一直是比較高的,在農村尤甚。所以人們乾脆叫它“高利貸”。有意思的是,沒有相比較的利率,如何叫“高利貸”呢?月息兩分算是低的,年息200%也是有的,而且往往還計複利。農戶現金的主要用途有以下幾種:參加宗族、宗教和鄉村公共娛樂活動;繳納政府的稅收(清末民初不再分實物和現金);婚喪嫁娶;突然的災禍;在青黃不接時的臨時需求。農戶其餘的現金大部分不是用來改變生活品質,只是積攢起來以購買耕地、力畜、農具和蓋房。農戶的現金來源就全國來講,除了副業和手工業收入之外,主要來源於出賣自種的農產品。對一般農戶來講,日常用度比較簡單,出賣的農產品在相當程度上不是剩餘物而是節餘物。他們對待現金的方式往往是量出為入的。這說明了農村經濟是一種低貨幣形態的經濟,它也間接定義了農戶借貸的性質。

農戶的現金一般是通過收穫的農產品的出售後拿回的。如果農產品還在地里他又需要錢怎麼辦呢?他要麼到期貨市場去出售,要麼去借貸。借貸還錢的依據就是他地里的正在成長的莊稼。但這莊稼是期貨不是現貨,它的收成、價格隨時都在發生變化。那麼這筆借貸在本質上是否同農產品的預付金具有相同的意義呢?這就是我們理解農村高利貸的一個進入角。中國鄉村的農產品比較零碎,每戶出售的品種可能很多,但總量很低。所以難以建立起一個最低等級的農村期貨市場,因為成本太高。所以高利貸就扮演了“期貨市場”的角色。它的利率高低同農產品周期性的價格波動有關,它的存在提高了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誇張點說:鄉村高利貸支撐了城市相當部分的糧食供應,壓低了農產品的價格,壓縮了農民對農產品的消耗。

高利貸的出借者多為地主、富農和錢莊。除錢莊外都是非職業借貸者。當然,也有一些職業借貸者,以借貸為幌子,以獲得田地為目的,這類人我們就不討論了。高利貸一般在生產期借予農戶在收穫期購入農產品。它有這樣幾個特點:借期短,有時令性,因而年回報率並不太高。在資金周轉率越高的地區利率越低,在每單位額度較大時利率較低,借給償還能力越強的人時越低,在資金需求越多越旺盛的地區越低,這些都符合現代金融的規則。借貸也分抵押和質押兩種。抵押一般是以地、牲口和農具為主,質押以田裡的收穫物為主。前者有經紀成本,後者也比較含混,風險大。相較而言,這兩種貸款的利率也低於別種。這都是現代金融可以解釋的。鄉村的借貸,還必須要討論典當問題,這裡先不討論。

農村借貸利率高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分散和小額,這就增加了風險和成本,到目前為止也還是如此。所以在城市修一個豪華的儲蓄所比在農村辦一個茅屋儲蓄所的成本還低。如果利率低,則有餘錢者寧願儲存等值農產品再高價出售而不借出現金。另一方面收賬的困難也阻止了大規模資金的進入,如果進入也是通過當地人間接進入,這些都增加了中間環節和資金的緊缺,自然抬高了利率。事實上,如今的美國農民也主要是通過期貨市場籌措短缺資金的。

這樣,我們就發現了高利貸的功能——農產品的預付金,也了解了高利貸利率高的原因:分散、小額等等。所以它的出現和功用都是有價值的。那麼,減息法令出台的效果會怎樣呢?不言而喻,簡直沒有可取之處。資金不能流向最需要的農戶,實物借貸大幅增加。後果是農產品商品率下降,貨幣更多地從鄉村退出,鄉村更加封閉,實物交換增加。這項政策在減租時推出雖然使富人少得了一些好處,卻使窮人更加難辦。中央對1948年華北金融會議決議中承認由於限制利息,使群眾借貸完全停止,對生產不利。而一般群眾所要求的,不是限制利息而是鼓勵借貸。

Y:就是講整個鄉村經濟愈加實物化。減息增加了人們自我儲蓄傾向,減少了對生產過程的現金注入。這可能會妨礙農戶的正常生產周轉,從而會影響到農業生產。可是讓我奇怪的是為什麼減租減息同時提出呢?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要求?還是一種動員控制鄉村的策略呢?抗日時期,..一方面有餉,一方面在根據地可以合法的拿到稅,公糧和工商稅,即後來講的累進的統一稅,同時,也對跨區域的交易進行統制。例如鹽、食物油等等。這時的..不同於蘇區,這時,有了穩定的財政收入。這裡頭是否還有蘇聯的幫助?不太清楚,有也不會太多。在另一方面,..的運行成本很低。好像在抗日時期為財經籌集物資而發動的鄉村革命的衝動就不太強。我有點奇怪,當時抗戰勝利後,老蔣要八路軍統制於國軍,同等待遇。赫爾利興沖沖的把這個方案告訴延安,讓毛一頓奚落,我們八路軍吃得好,穿的好,走路有勁,能打仗,國軍吃不飽穿不好,走路都走不動,我們才不會去同國軍一個待遇呢!這個情形有意思吧,這塊可以放到根據地的財經問題那一塊去談。但這是個重要的生活背景,就是由於經濟的原因造成的革命衝動比較弱,政策就比較溫和。你接着講。

C:關於高利貸實際上是一種預定金的看法,可以來解釋近幾年關於鄉村金融退化的難題。大批鄉村金融機構破產、搬出或停止運轉,只是說明對主要農產品(糧、棉)交易的國家壟斷壓制了鄉村中農產品交易鏈的正常形成,使得基於未來年代收入的農產品的期貨交易無法正常進行,周其仁對此有比較好的說明。既然這個所謂的高利貸實際上只是一種農產品期貨交易的預定金或保證金,那末解決鄉村金融問題的辦法只能是讓農產品交易的暢通上下提供秩序保證,而不是換個辦法去搞什麼“農村金融”,那只能適得其反。

Y:土改同減租減息完全不同,後者是承認即存的土地契約,只是對條件的強制修改。土改則是廢除原有的土地契約關係,重新建立土地同農戶之間的配置,然後制定新的土地契約關係。你要注意到:土改後,土地是政府分給農民的,當然它也就可以收回。而原來政權更迭後的新政府僅僅是沒收或追加、追認。這是不同的。土改的政策目標是破除傳統鄉村中的封建土地關係,以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就前者而言,無疑是有效果的,就後者而言,則是完全負面的。我懷疑,從一開始,..就沒有指望土改有經濟上的好處,目的不在這裡。因為這實在是太明顯的事實了。原來農戶同土地的結合、配置,是經過多年的反覆選擇後形成的。你突然把這種關係給打破重來,你的原則就是“均分土地”。這在具體執行時,很快就變成土改工作隊按自己的理解來執行了。均分土地涉及到幾個方面的測量,一是土地的等約化,這幾乎是做不到的。於是各種私利性安排就會出現,如前面提到的“滾刀肉”念念不忘村口的“刀把子地”,你如何均分呢?其次,按戶進行均分,那就要對每戶的實際有效勞動力進行測量,那更是做不到。於是閉眼摸黑,就按戶進行了。於是寡婦家分到的地和好把式家分到的地一樣多。土改根本就不像以前宣傳的那樣是無地的農民分到了地,那只是極少數人,既無地又無穩定的佃田耕作,這樣的人是些什麼角色,其實都記載入正面宣傳土改成果的新聞報道和文學作品中了。解放區土改時,最難掌握的政策界限是關於“富農”的,關於地主的政策有很多過緊的地方,例如牛冠陰的父親被穿鼻子遊街,但無論怎樣,似乎並沒有當作大問題提到中央上層。但“富農”,“中農”的問題就不一樣了,很快就引起了重視。其實就華北而言,中農,富農差不太多。他們是農業生產的主力,一般而言,也是公糧和稅收的主要提供人。土改在重點從分地主的地轉向全部土地重新分配時,中農就大大的被損害了。中農一旦同他一直在耕種的土地分離,重新給他一塊地,且不說這個中間有多少傷心不平的故事,單就生產而言,那肯定是受影響的,一切關於農活的安排都得重新來過。這樣當期的公糧、繳稅就大受影響,這個東西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就有所謂的糾“左”。

到了47年毛本人親自糾“左”,想止住對中農的侵害時,土改的經濟意義就徹底破產了。華北財經會議時就已討論到關於土改之後,由於土地更加分散化,由於農具等等不配套,造成生產衰退。這個同一般的宣傳是不同的。因為很簡單,中農和富農手上的土地質量肯定是最好的,當地主和佃農及無地或少地的貧農之間均分地主的地也擺不平時,就必然要打中農富農的主意。你光做到數量均分還不行,還要做到質量均分。這幾乎是必然引起社區衝突,而且是持續衝突的。怪不得張鳴講華北的土改純粹是製造本來並沒有的階級對立,是服務於..動員控制農村社會的一種手段。

C:這裡,就涉及到土改究竟為什麼要搞的問題。既然它當然不能提高生產效率,也當然會造成衝突,那為什麼要搞呢?其實,..從一開始就講得很清楚,土改是保證戰爭勝利的條件。 這裡我想乾脆點講,就兩條,一個是動員鄉村的人力,一個是動員鄉村的財力。因為在任何意義上講,均分土地都不能引起生產力的大發展。你從當時比較標準的馬列主義去推,什麼地方能找出均分土地促進生產力?在馬克思那裡,土地歸全民所有才是結論。在列寧斯大林這裡,原本只有土地國有化才合當時共產主義教條呢。土地均分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這不過是民主革命的內容嘛。所以從教條出發,你看不出推進生產從而壯大根據地經濟基礎的可能性。同時,你也不可能從經驗事實中找到普遍性的依據。可能有個把例子,無地農民拿到土地大幹一年豐收了,先交公糧給公家。這樣的例子那幫土改隊員肯定知道是少數個別的。

Y:所以,我們前面講,從一開始,..的主意打的就是鄉村資源的動員。可能土改隊員中間有不少人確實是認為土改可以解放窮苦農民,解放生產力的,一些理論家、宣傳家也真就是這麼認為的,但中央決策集團應該是很清楚的。

C:要注意到,內戰初起時,解放區就一下子面臨着嚴重的財政問題。毛在1947年初給華北財經會議的指示中說“空前規模的自衛戰爭,使一切解放區財經困難均達頂點”。在抗戰時期,這個八路軍,主要是保衛根據地,由於根據地大都處在交通線、城市和富裕地區之外,所以就不是日本人進攻的重點,這樣八路軍作戰主要還是以游擊戰為主,可以說是一種鄉村爭奪戰,是一種低成本作戰,有時候還可以以戰養戰,搶裝備,搶糧食之類的小戰鬥,全當經濟戰來打了。那個時期有不少電影裡頭也有這個場面。

Y:我前段時間看《聶榮臻年譜》,41年時,聶帥奉彭德懷之令把他指揮的炮兵三分之二送往延安,炮彈大部分也運到延安。說明聶帥所部無須炮兵參加,確實是低成本作戰。

C:低成本作戰的條件下,你的開支主要就是人的生活費了。所以,那抗戰時期,經濟問題的排隊,第一是節約,第二是增加生產,第三才是去“動員”。當時延安有這個條件,人少地多,所以大生產就有空間可以展開,節約當然更是...人的本色。還有毛澤東很重視的精兵簡政。42至43年時,華北地區農業歉收,根據地很困難,迫使..強力推行精兵簡政。除開國共合作初期政府發餉以外,合法的拿到稅收和公糧,這個條件,也保證了..的財政需要。所以才有毛在赫爾利面前奚落國軍吃得不好之說。總之,在那個時期,一來你不可能去鄉村“打土豪”,不合政策,二來也沒這個必要,不靠這個也過得去。但內戰一起,局面就大變了。一是必須進行高成本的重裝備作戰,二是需要急速擴軍,三是你的合法性又沒有了,稅收的依據就成了問題。這幾種情況當然就堆到毛這裡,你說他怎麼辦?他只有打鄉村的主意了。所以土改就大規模開始了。就土改的政治動員而言,是首要的,必須控制住鄉村,弄出人來保證兵源。這個在之五里已經談到了。張鳴作過相關的研究。我們暫且放下這個方面的話題,以後作專題討論。有意思的是在財力的動員方面。這個講的不多,黨史裡頭也不多。

Y:這個恐怕是更重要的吧。黨史裡頭只有翻身農民大生產,參軍的故事。這個不合常理啦。關鍵在於兩條,一條是稅租合一,全歸..,這是增加稅收比例;第二條是重新清理田畝數,這是增加稅收基數。從而使..當時掌握了足夠的物質條件。先談第一條,土改之前,稅是由土地所有者繳納的,佃戶不繳稅,只繳租,“稅從佃出”。這時候,收入有兩大塊:自留口糧和一些餘糧,地租。土改後,地租一體化為“公糧”這一塊了。也就是講,稅和租都交給..了。土改前後農戶生活水平如果不改變,則你當然一下子就增加了更多的“公糧”。況且,一來農民生活水平可以下降到只剩口糧,餘糧也全交了,二來稅租合併時,你可以提高上繳絕對值,使鄉村里一部分人交的更多。這樣又配合了政治動員。

C:這個有意思,一石二鳥,你打混了租稅,一切重新來過,只要一少部分“積極分子”的負擔不增加或減輕,則你就可以給大部分人加重稅賦,而他們是無法提出異見的,你恰恰就是用這個方法動員了“積極分子”進行控制的。

Y:三呢,土豪照樣再打一遍,控浮財,形成捐獻的脅迫氛圍。這幾條,都是在你推動土改的當期可以立即兌現的好處。所以搞土改的積極性就自不待言,儘管47年有一次糾偏,但總體上,內戰時的土改是很激烈的。46、47年關於是否“施仁政”是有過一些爭議的,很類似於50年初期梁漱溟同毛的爭論,關於這材料不多,但從華北會議決議中看出,當時這個爭論並不輕鬆。你聯想抗日時期,比較溫和的鄉村政策,對比之下,一些人的感受肯定很激烈,罵娘是少不了的。再一個關鍵點,就是清理田畝數。鄉村里一直都有個社區秘密,那就是畝田數是含糊不清的,這個是長期的狀況,按前訂的田畝數繳納皇糧,一定永久不變的一個鄉村傳統秘訣。就是儘可能的隱瞞田畝數。陳永貴當年有個大爭論就是大寨大隊的畝產到底是多少?因為基數,就是那個畝數不清楚,到最後,是總理批示派人去查田,結果都上升到政治爭論的高度上。40年代以前,國民政府進行過田畝普查,你可以想象到,那肯定質量很差,靠不住。最清楚這個田畝數的人肯定是鄉村內部的人。所以當土改推行,土改隊很容易就會得到幫助去發現那些在賬冊之外的“多餘的田畝”。這個部分,你不搞土改,鄉村內部不出現階級分化對立,你是沒有辦法發現的。當然了,一旦你發現,你也就“發財了”。當時解放區曾經一再地對畝數進行複查,甚至寫入決議中。這一塊到底有多大,不太好估算,對當事各方來講,終歸是個秘密了,肯定是很可觀了。這也是立竿見影的事。所以較之其他方法,土改在經濟上有立即動員,馬上兌現之神奇功效。

C:所以,對土改的宣傳也就特別用心。我覺得..在這個方面的宣傳實在是有效果的很。以至於到現今,關於土改都成了眾口一詞,“好的很”,不象“集體化”,負面評價的多。土改的話語背後隱去了很多史實,要靠一種“生活史”的感覺才有可能靠近這個史實。當然,我們得承認對..的革命而言,土改的經濟效能,真是這些革命家的偉大創造,佩服得很。

Y:如果講土改的經濟效能是在當期就可以動員鄉村財富支援大軍作戰,那麼土改的革命意義,在於講清楚這個動員的原動力在哪兒,為什麼在華北這種土地相對較平均的地區還是要推動這個事呢?你本來就比較平均了,可是還要重新分過一遍。為什麼要這麼搞?原因就是這個經濟效能和革命意義。我記得有個材料講,順直省委負責人彭述之在29年搞河北農民暴動,農民暴動的局面同南方很不一樣,河北農民一暴動就是打縣城,而且都是地主領導。蔡和森奉中央之命訓斥彭述之,彭辯解說北方農民,主要是恨苛捐雜稅,租金不是問題,所以鄉村裡頭階級分化沒有南方那樣大,這些農民認為是城裡頭的壞人讓他們受窮,結果地主也這麼認為,所以,一暴動就打縣城,地主領頭干。

C:這點很有意思啊。滿鐵調查裡頭講一個村子裡,沒人願意干村長,村長要個人擔保全村人繳稅。北方農村相對講,比較和諧,民國時期幾個鄉村建設的實驗都在北方。南方一些省,有土族與客籍之間的仇恨,鄉村比較緊張,宗祠發達以求自衛。井岡山時袁文才,王佐是客籍,同龍崗縣委負責人關繫緊張的主要原因是這個“省籍”矛盾。在北方這個沒有。所以,彭真同志受毛的重用沒有錯啊,他到底給製造出了這種內部鬥爭局面,張鳴把這個叫做劇場效應。

Y:就是講,不是華北鄉村內部有這麼個革命的要求,而是..硬是製造了這麼個革命場面,然後大行其經濟控制之實。這個同之五裡頭講的在湖南的動員,有所不同了,可稱是新的創造。

C:而從制度史意義看,土改又有一種不同的功效。它引發了互助合作的“特殊需求”。均分土地打破了整個農村內部的組織網絡和信用體系,按人頭均分土地並沒有考慮到諸如個人能力的差異,性別、年齡和對農業勞動的熱衷度。同時土地的重新分割也使得一些公共設施在短期內產生糾紛,而且使農村的畜力和工具產生了一定的分離。在地區處於對外戰爭,例如國共戰爭時,對內利用強大的政治動員力進行相當有效的管理時還有辦法調劑:比如不願意做農活或不懂農活的青年可以參軍,讓種田好手幫他耕作,組織兵員在休整時幫助農家幹活,通過政治動員激勵各農家為保住分到的土地而互相幫助共渡難關。當時解放區要出大量的農夫支前,這個也造成農村勞動力緊張,所以經常有政治動員來搞互助。但所有這些舉措僅為一時之計。每個人,每家農戶最後終歸要回到個人效用最大化上來。均分土地的殘酷鬥爭往往打擊甚至是消滅了農作好手,不用說大多數地主是“小地主”,往往靠勤儉持家和種田本領發展起來,他們幾乎都親自參加農業勞動,對他們的剝奪消滅了這部分人的相當部分的生產能力。也使農業生產中本應具有的勞動調劑僅能以換工的方式來進行,而且這種換工是發生在原來互不需要的農戶間的。這就是農業社會主義的那個“星星之火”,它在分地後出現的規模和數量的增長是出於分地後對生產要素分離的一種修復。即使土地均分後,不能流轉,但只要勞動力可以流轉,租佃和各種僱工用不了多長時間它又會回到與以前差不多的機制里,就是講,勞動力的流轉等價於土地流轉,對土地與勞動力配置效率的改進作用是一樣的。均分土地破壞了村落原有的內部和外部的交換關係,使最有能力者不能有最好的預期:剝奪永遠是可能的。總而言之,均分土地無論在效率上和產出上都沒有什麼價值,反而造成了糧食商品率的下降,下降的另一主要原因是農村高利貸的禁止和對地主富農這些餘糧戶的剝奪,得不償失是肯定的。所以在..內部關於經濟問題的文件中,幾乎是不加掩飾的承認,土改造成了普遍群眾的生產困難。這不是一份文件,而是多份文件都如此。

Y:是啊,土改在實行的當期,肯定將明顯降低生產積極性,而且即便是積極性不降低,由於你無法精確的測量和分配土地給農戶,你也無法精確的估計農戶的耕地能力,所以必然的產生出大量的農戶與土地配置偏差。再加上農具、大牲畜這些無法均分的因素,會進一步放大配置偏差。這些偏差一方面會顯著的降低農業產出效率,另一方面,催生出互助合作的需要。這恐怕是當初推行土改的人始料未及的意外收穫。

C:這是極重要的一個推論。這個互助合作的需要是土改政策給製造出來的。接着,又從這個製造出來的東西反過來證明土改釋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鄉村新的精神面貌,還讓一班理論家們把它提升到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包含的社會主義成分。於是,土改這個在意識形態上的原本比較模糊的政策本身很快就淹沒在歷史幕布後面,前台唱戲的變成了社會主義性質的互助合作運動。中國歷史到這一點時,真正開始轉向了。

Y: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我們從後面再看時,很難再現真實的情景。所以這個土改創造了社會主義需要,然後..把對土改的宣傳重點放在對互助合作的宣傳上了。農村社會的新精英全都是樂於助人的高尚者,一大批這樣的人湧現出來了,給知識分子好好上了一課,讓國統區的名人士子們也感嘆不已。這些鄉村精英們也確實把傳統鄉村中助人之風發揚光大,而且他們也都是種田能手,確實可以彌補土改造成的鄉村生產力下降,其中一個佼佼者後來乾脆成了副總理,指導中國農業發展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這段歷史等我回頭再來詳細談談。無論如何,我同意你的講法,這中國歷史之輪,真正是在這點上給轉了方向,走向了集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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