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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局外人的對談之九:那頭被打上記號的驢子
送交者: 給點智商吧 2004年09月12日23:33: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那頭被打上記號的驢子——兩個局外人的對談之九

C:土改的討論,由於土改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還有與土改同時進行的許多政治、文化改造,可以說還沒有談清楚,可能一時半會兒也談不清楚。主要的,大概還是有關土改的政治動員這部分,談的完全不充分。在學界,目前倒是有一些案例討論,分析土改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微觀結構。還有一些學者,比如張鳴等人,結合資料,也結合文藝作品,探討土改的社會心理問題,政治實施過程。 但總的來講,涉及的深度還不夠,還沒有使土改真正生動起來,完全擺脫掉政治正確的羈絆。

Y:然而,即便不深,也是拿準了方向。土改就是這麼回事,當然你可以做更多的研究,結論就是這。土改本身聚集了太多的歷史鏡像,你自然是可以折射出許多的歷史故事和秘密。只是由於過於強大的片面宣傳和想當然,使人們的看法變成單向度的。例如,土改本身對生產的促進作用,這明明白白的有許多黨內文件都承認損害了生產,但不知為什麼,那麼多人就是“忽略”了。前幾天看了一份材料,講山東一個縣在抗日時期的獨特的“撥地運動”,作者顯然已經掌握了足夠的材料但就是沒有出來一個“結論”。須知,那絕對不是個什麼“左”的問題。土改的各項政策出來,就損害了生產,當時把這種損害叫做“左”,這個不對的。“左”“右”你都不是,你在損害生產力嘛。講“左”“右”有什麼用呢?

C:我也看了那個材料,裡頭的東西,倒是印證了我們在之八中的不少結論。說到土改的想當然,我想提一下,似乎不論是哪一派人,都認為傳統社會裡頭的土地關係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根本障礙,非打破不可。區別只是用什麼方式。中共用准暴力的方式,老蔣在台灣用贖買的方式。有不少台灣學者就指出,土改使老蔣這個外來政權在台灣落了地。這一點讓人大惑不解。“左”、“中”、“右”在這個問題上為什麼就那麼一致呢?

Y:這裡頭有個經驗事實的問題。確實存在一些案例,土改以後傳統社區結構的演變加速了,特別是向着現代社會演變加速了。這樣的事情一旦發生,自然你就會有個正向的關於土改的解釋。困難在於,基於傳統社區的所謂轉型個案,都是非常特殊的,你其實是無法進行橫向比較的,所以即使有一些個案,也不能導致普遍看法的。這點,同關於“傳統社會”、“現代社會”的知識有關。關於“現代社會”,對於後發展國家的知識分子而言是個先驗的知識,是有那麼幾條槓槓、條條的。就是講,你先有了關於現代社會的概念,例如分工、協作、科技、村組織等等。這幾個條條是通用的。於是你的現代社會就是一個模樣,於是你可以把甲地發生的個案同乙地發生的個案來一個比較。所以,你就不自覺的有了橫向比較的知識慣性。這個慣性衝到“傳統社會”轉型分析時,就帶來了想當然。姑且不論被提出來的那些所謂成功案例是否信息充分,至少論者們所謂的成功不過就是那前面的條條、槓槓那麼一卡,嗯,尺寸差不多,就可以下結論了。舉個例子,黃宗智講華北傳統鄉村,用了個“經營性農場”的概念,其實是想講傳統鄉村的轉型方式,這個概念在中共意識形態結構里,是講封建鄉村裡的資本主義因素,二者都是一個意思。本來地主+僱工或是大租佃戶+僱工,都不過是基本的鄉村經營形態之一罷了,其實,很早就存在的。但你要拔高到那樣一個高度,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端倪,並且你還要把這個東西作為觀察華北鄉村的一個視角,你肯定就要有差錯了。所以當有人拿出材料來講,華北地區的“經營性農場”並不穩定,更進一步如前面我們提到的那個山東的例子裡,在靠近商業中心的鄉村里,這個經營性農場根本就沒有出現過,你就站不住腳了。黃宗智的研究同陳伯達關於土改的“政治經濟學”解說是一回事。這最好不過的證明在土改這件事上人們的認識謬誤。

C:所以,在上一個對談錄發表時,特意改題目為“土改的寓言”。但是,似乎不少朋友不太理解這份苦心。

Y:是啊,打破傳統鄉村裡的傳統結構,迅速向現代社會轉型,這是多麼簡單而誘人的情節呀。這個對於那些性急的革命者和知識分子來講,還真就變成寓言了。

C:這一大堆的想當然是非打破不可的,否則,我們這個革命史就是不完整的。其實,包括許多土改工作隊員,對土改中出現的許多現象也是不以為然的,但是,“政治正確”一放在那兒,你就可以把你看到的這些醜惡現象,“過火”的殘暴行為,對生產、生活的負面影響,都理解為偏差,理解為不夠完美,或者歸之為特殊現象,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了。

Y:土改本身並沒有重新塑造中國鄉村經濟結構,雖然重組了這個結構。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土改後,沒有外力干預,那麼給足夠的時間,在這個結構里也會逐步的調整到農戶同耕地的有效率的配置。這個配置在效率上是等價於土改前長期自然形成的經濟結構的,這個等價的效率就是基於農戶經營的充分效率化。從微觀上講,就是最終每個農戶都會採用買入或賣出土地,佃入或租出土地的方式,使農戶的有效勞動投入與回報達到均衡。所以,可以講我們把農戶的行為完全等同於微觀經濟學裡的廠商。只要你不破壞農戶的生產組織邊界,那麼即便你在其外部的市場結構中設計一些強制性的條件或條件的改變,只要給足夠的時間,整個體系依然會達到一個均衡。這中間,最重要的就是農戶的生產組織邊界的完整,至於土地所有權並不那麼重要。土改“創造”了互助合作,並在短期內激發了互助合作。這其實就是在原有均衡被打破,重新建立均衡的第一步,只要這個均衡是按效率原則進行,就是說好把式到寡婦家裡幫種,寡婦家給這個好把式分利,這個分利如果是雙方自願接受,並且是經常發生的談判,重複搏弈,那麼這兩戶農民就達成了均衡。這種情況下,互助合作就是在市場上的一種勞動力的買賣行為,買賣公道則價格就是均衡價格。可惜的是,這個現實的東西在展開中完全被人誤解了。一方面中共理論家認為土改後的互助組熱,是與土改並列的一種應加以鼓勵的群眾自發運動,它是新社會新氣象的當然表現。另一方面,他們在理論上提升這個互助合作運動,認為它是一種超越私有制的社會主義因素,更進一步,認為互助合作可以發展到高級階段,即不僅超越私有制,而且超越家庭,它可以基於馬克思主義經典的關於生產力的理論,認為是一種基於分工的集體化農業勞動組織體系。於是集體化,這個徹底顛覆了中國傳統鄉村結構的歷史大事件在這種種的一相情願和急功近利中就這樣發生了。

C:這確實是真正意義上的改變歷史的事件。但這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要發生。因為,就意識形態而言,大生產代替小生產,是中共社會政策的根本出發點。這個要求就體現在合作化運動中,中共應該肯定要這麼幹,只不過土改給了它一個完全是意外的起點,互助組熱一下子合上了意識形態的拍子,陳伯達這樣的人,敏銳得很,就緊緊抓住了。隨後就是這個合作化運動了,它實際上橫跨了解放前中共的整個農村政策。在解放後的大規模土改中,就更加快速的全面展開了。我們在討論毛澤東思想之謎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對互助合作運動的理論拔高最終很可能是導致毛放棄新民主主義,迅速地轉向社會主義的關鍵。現在我們應該說是看到了這個互助合作運動的由來。

Y:原本互助只是傳統鄉村社會中社區互助或社區慈善性的活動,是零星發生的;而合作,主要是農戶之間自發出現的,主要是犁、馬、驢、大車之類的東西的合作,是一種短期合約,一次性合約,是外部的、無須組織化的合作關係,是由鄉村傳統鄉規民約明確的,或者,我們可以說它是企業之間的合作,不是企業的合併或重組。比如,春耕時,有犁的農戶同無犁的農戶的合作,春耕之後,就沒有了。無須有個組織始終存在在那裡。同樣到收穫時節,也有互助,也是季節一過,就停止了。如果有個常設的組織,那樣就有一個組織成本,要發生費用,除非你知道,組織成本低於組織化收益,常設組織才有可能存在。至少就當時中共根據地的華北地區而言,這個組織常設的收益看不出來。但在土改後,互助合作大規模的發生,就已經超出了原來的範圍,而變成了普通的市場尋找新的均衡點的行為,是純經濟性的東西了。但它確實是在傳統的道德形式下進行的,在道德上對接了新社會新精神。殊不知,互助合作的大規模出現在邏輯上恰恰說明了這個土改在經濟上完全負面的、無效率的。

C:中共的意識形態有這個要求。但什麼時候搞,就看時機了。在抗日的時候,就到合作運動為止了。集體化是在合作運動有個大大的興起以後才有的,這個大大的興起當然有中共幹部的推波助瀾,這不奇怪。這中間主要就是內戰時期開始的土改,有了一個對合作化的大幅度的推動。如果把互助組當作集體化的邏輯起點,那麼,從互助合作到人民公社,這個集體化經歷了一個很完整的過程。我把它分成四個階段來講,就是初級合作化;高級合作化;初級集體化;高級集體化,或者叫人民公社。每個階段都有一個制度性的拐點。我們一定要仔細的看看這個歷史的邏輯結構。這個邏輯結構,它有個史前史。抗日時期中共的根據地,如太行根據地以及其他地區,都有個合作社的一波三折。這個很少有人提到。中共在太行等地,一建立根據地,就很快自上而下的搞了一通合作運動。成立了很多合作社,大概是37—40年左右這麼個時段上,有很多合作社,但主要不是農業生產合作社,而是信用合作社及供銷合作社。這個很有意思,因為簡直就是一團糟。後來根據地黨委總結時講,這些合作社是讓群眾墊資攤派而成,後來就變成一些幹部和僱傭的商人營私舞弊,得利肥己的機關,到40年也就紛紛垮台了。

Y:這個有意思。即便戰爭環境下,你給了空間,那些利己的行為也一定會發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幹部們怎麼會不利用這個“合作社”呢?這樣的東西怎麼會不損害農戶呢?天曉得!他們一定會這麼幹的。在戰爭年代,在比較嚴酷的環境裡,那些沒有效益的事,很難持續,這應該不難理解。

C:華北在42、43年遇到大旱災,於是又搞起了運輸和紡織為主的合作社,當然又失敗了。這個是第二波。也有黨委的總結,講,幹部好的地方,合作社尚能正常運轉,幹部差的地方,合作社就變成他們搗鬼贏利的場所,變成剝削群眾的機關。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的大生產運動。延安大生產運動有個特別的條件,就是延安有大量的撂荒地,42年一年,中央動員軍政人員開荒100萬畝。這個開荒用部隊集體方式搞,效率很高。開荒之後,再搞集體耕種,則效率就下降。但當時注意力被359旅轟轟烈烈的開荒競賽給吸引了。我記得有個材料講,浙江30年代在灘涂造田用僱農工方式,隨後把新田又租佃給農戶,而沒有繼續採用僱工方式經營新田,原因僅僅是開荒是強勞動,農工放開吃,到租種時,勞逸可以結合,再放開吃,成本就太高了。延安時,這兩者之間的效率差別你是不容易注意到的。結果集體化開荒的成就就造成一種錯覺,以為以後的生產經營集體化也是有效率的。

Y:可見我們講什麼“公司+農戶”之類的用心,結果全部都是害農的。這個在中共很清廉的時候就如此了,更別講現在了。這個基層幹部,你別有什麼特別要求,你制度中留下多大的漏洞,他絕對可以給你發揮到極致的。所以那些指望政府給鄉村里搞什麼商業組織網絡的,到頭來都是些書生論道罷了。

C:是啊,你給他個針眼,他能給你牽出一匹駱駝來。內戰開始以後,就有了第三波,但也不穩定。大體上是剩餘勞力和剩餘資本的一種合作。農忙農業,農閒副業,主要就是小型的合作社,當地黨組織試圖推動其合併成大合作社,很快又失敗了。這三波合作社,就是集體化的史前史了。有關的記錄資料不多,但從一些財經會議文件中有不少反映,這一段的合作社,同我們要討論的合作社是有大區別的,同後來中共要大力推行的那個合作社運動也是大有區別的,這一段合作社,總的來講,是中共知識分子初次下鄉村的天真試驗,而且總的講,中共整體上對此也是漫不經心的,宣傳的少,認錯也快。你也必須注意到,它是以高利貸消失為前提的。薛暮橋這個中共經濟老法師也說過,當時平均每人的貨幣量才30斤小米,不到兩塊錢。

Y:大規模土改以後,就有個不同的東西了。就是從農業生產的互助組開始了。關鍵是這個農業生產領域中的互助合作。因為供銷、信用、手工業之類的合作組織久已有之,並非僅存在於根據地,國統區也有,只要不是有什麼行政性強制,則這類組織漲張落落的始終存在,它的組織化演進,保持在自發狀態下的時候,有進有退,此長彼消。在對外開放的貿易結構下就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這是這類合作社唯一演進的可能性。根據地那三段合作社為什麼會失敗呢?原因就在這裡了,既然你不能強制農戶持續留在這些合作社裡頭,那麼,只有當你掌握某種統制經濟能力的時候,你才可以維持住這個合作社,於是就大大的“搗鬼營利”了。到後來,在全國統制經濟時,你就把幹部個人的“搗鬼營利”給發展成國家級的“搗鬼營利”了,就是那個全國供銷合作社。這個是後話了,我們在後面會提到的。而我們要講的互助合作,則首先是生產領域中,其次是在農戶間,並沒有第三方參加進來。我們可以先從農業生產本身的一些特點來看從互助到集體化的變遷。土改當期和隨後的時期,首先要解決的是勞動力,或者說資源配置不均衡的問題,典型如前面講過的好把式與寡婦的案例。此時兩家的合作,主要是在勞動力上的合作,就叫互助,很簡單的只是好把式到寡婦家的地頭上幫工而已,通常並不帶農具,也不帶牲口,甚至早上都不吃飯,空着肚子去幫工。這就是比較純粹的互助。但農業生產不僅僅是勞動力投入,還有一系列其他的投入,如牲口、農具、種子、水等等。這些東西較之於勞力和土地更具個別性,很難同質化。因此,在土改時,雖然也被當作均分對象,但是很難操作,於是就有一家分一條驢腿、兩三家分一張犁的現象出現。形象點講,就是這些要素的配置更加遠離效率均衡點。所以,土改後,對這些要素的調整要求就更強烈。但這恰恰是很難通過互助的方式來完成的,它要求有更高的合作形式,於是一種完全不同於互助的新型經濟組織方式就出現了,叫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社對農戶而言是個第三方組織,它同互助保留農戶經營的生產組織形式不同,互助,是兩個農戶之間的雙邊契約關係,而合作社對所有參加合作社的農戶而言,是個第三方的多邊契約。它讓農戶加入到一個多邊的組織形態中去。開始是很鬆散的,土地還是自家的,其它各種要素以短期合約方式組合在一起,有一個社長,往往是其中最好的莊稼把式,如李順大,陳永貴,統一進行一個生產周期的安排。這個階段特點是突破了家庭經營,但主要的耕作還是以戶為單位進行的,所有的財產依然是私有的,多邊的財產互助契約只是一個周期。並且期限可以很方便的調節,當然更不用說可以隨時就退出這個多邊契約。這個階段叫初級合作化,相應的合作組織叫初級合作社。這個組織形態很不穩定,史料中記載下來的一些成功案例都同社長的道德表率作用強大有關。

C:初級合作社實際上還是以農戶家庭為主的,只是在農活和農具,大牲畜使用方面有些較一致的安排而已。因此,它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長這個領頭人的能力和道德水準,如果農活的安排不到位或是人力、物力、畜力使用不公,這個合作社就會散掉的。再有一點,就是這個合作的契約是短期的,自願的,所以,社長要維持住這個社不散掉,是很辛苦的。當然,這裡面的政治動員、經濟傾斜也是有的,不能忽略。

Y:初級合作社的這個合作契約,類似於我們現在講的“三資”企業中那個合作企業。即參加契約的各方並不拿出自己的財產折成資本,而是以各自的財產能力為合作條件,獲取被這戶農戶認可接受的收益。所以,你看,這種情況下,多邊合約,其執行成本就很高。兩家搞互助,比較好算賬,成本低,所以互助還是很容易出現的。但三家以上的人搞互助,就是初級合作化了,那個成本就高,參加的戶數越多,則成本就越高。基本上講,大概非得有陳永貴、李順大這樣的鄉村精英才有可能搞下去的。它的基礎不是財產關係,而是鄉村道德。這個就很不穩定了。所以這個初級階段很快就過渡到高級階段。在初級合作社基礎上,一部分社長能力較強的社,就進一步採取一種更長久的合約來組合各家的各種生產要素,結果一種類似股份制的企業組織形態開始出現,叫做高級合作社。即農戶自願入社,退社自由。農民以實物,如土地、農具、牲口等等,按多邊協議的折股辦法入股合作社,然後集體勞動。如果要退社,也是拿了早先自家的東西走人。那時有不少農戶都在自家的東西上加上永久性標誌,以便後來退社時再拿走。這是很耐人尋味的細節。

C:還有啊,比較富的農戶入社後,老怕社裡把自家的東西用狠了,記得有過這樣的事,一個老農入社後,晚上就自個悄悄地去看自家的驢子,侍弄驢子,看到驢子脖子上的傷痕,心疼的掉淚。你想想:如果你是借人家的,決不敢這樣使牲口的,你下次就甭想借了。這表明這個所謂的合作,已經不僅僅是自發自願的了,帶有了很強的壓力成分,這個壓力到底是社區道義,還是鄉村幹部,還是那個朦朦朧朧的毛主席、共產黨,也須細緻的辨析一番,這裡就不談了。

Y:是啊,這是多麼真實的細節啊。在高級階段上,由於有折股這麼個辦法,高級社的維持的可行性或可接受性也要大一些,又由於它依託一個較穩定的跨年度的入社章程,這個社長就可以做一些跨年度的勞動安排。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這樣的安排可能並不損害效率,但大多數情況下,效率是維持不住的。但這個時候還沒有到集體化。因為這個高級社是自願組合的“小社”,一般的講,它不會覆蓋整個村子,一個村子裡有很多個高級社,這個很多個高級社,至少可以讓人做選擇。而且從記載的一些資料看,即便是陳永貴的高級社,勞動的安排依然是農戶為單位進行的。但是合作社效率依然是取決於社長的能力和人品。所以,合作社成立時的效率目標就很成問題。富戶入社後總是想着退社,儘管這戶人家占的股比較大,所以效率肯定就打折扣。這個階段的合作社就叫高級社。高級合作社依然是承認農戶私有權的,它只是打破了農戶經營,形成一種跨生產周期的集體化勞動。但它的基礎不牢固,通常富戶們一退社,高級社就垮掉了。50年代中共基層組織宣傳所謂“窮棒子社”,就是富護退社後,黨組織支持積極分子堅持高級社,要在效率上同富戶比個高低。記得有個電影裡頭,有個中農發牢騷:高級社,高多少?可以想見的是,這個競賽是不會公平的被評價的。

C:是啊是啊,其實,就華北來說,在解放前,也是幾戶人家才有一頭驢的,犁也是這樣,騾馬就更不用說了。但是,有沒有人家沒有種上莊稼呢?沒有嘛。基於合算不合算的考慮,一戶人家是可以進行選擇的,是買一張犁、買一頭驢,買一匹馬,等等。不買一定有它的考慮,不管這戶人家到底有多少可以支配的金錢。那時節,也沒有什麼這些亂七八糟的互助組、合作社,完全沒有問題嘛。所以,大概就在這個當口上,對經濟效率的追求以被意識形態的追求替代了。毛澤東是在這個前後發表那本《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這個競賽怕是還沒有比呢就結束了,大家都進新的賽場了。

Y:對,事實就是如此。在此之前,如果合作社還是來源於基層的中共幹部們的自覺行動的話,那麼到52年時,中共高層忽然就從意識形態的高度來評價合作社運動了,直接給合作化賦予社會主義方向的評價,這就不得了了。高級社在52、53年大起大落,隨後一下子就被推動着進入集體化。這期間發生了很多黨內鬥爭和學理爭論。比如鄧子恢、杜潤生他們想停在高級社階段,穩住再講。毛澤東就批鄧是小腳女人。之二里我們已經提到過杜潤生同陳伯達的爭論。但鄧、杜等人的堅持註定是自相矛盾的。他們一方面認為應當在高級社穩住,另一方面,他們明明又知道這個高級社是要麼前進,要麼散架,沒有穩定住、或者普遍穩住的可能性。這個時候你講要穩步走,不是自欺欺人嘛。這場爭論在我看來,一方實際上是虛情假意,想矇混過關;另一方豪情萬丈,真理在手。當時一哄而起的辦社熱潮,幾十萬個社,一下子就出現了,你可以想見,那是如何的亂七八糟。比較典型的是在浙江,以前中共在這裡沒有基礎,是個典型的新解放區,那幫從山東、河南來的南下幹部,不管不顧的大幹一場,一年就弄出來幾十萬個高級社,大大的損害了農戶的利益。當時浙江農民衝擊中共基層組織,反抗合作化最嚴重。鄧子恢對此很重視,講要穩妥。結果,穩妥沒有做到。很快又變成大退社,還講要退夠。但鄧、杜這些人並沒有從維持成本上講高級社的問題,他們訴諸的理由無非是農民的意願,這個太抽象,而且到了毛這個從鄉村里走出來的革命家那裡,你講農民意願,豈不是講他不懂農民嗎?你怎麼可能堅持住呢?所以鄧、杜就只有投降了。既然高級社即不能穩住又不能退回去,當然就只有往前再走一步了,先是限制,強制性的限制入社農戶退股的自由,不許退社了。隨後就把股權同當時你入社的那些東西脫鈎了。這就是集體化開始了。這個階段叫初級集體化,只是在高級社基礎上加一條,退社不自由了,那個老農是永遠不能領回自家的驢子了。

這一條太關鍵了,它破除了農戶的私有權,它給那個集體勞動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基石,那就是集體擁有所有入社的生產要素。這個所有權的集體化同勞動的集體化結合在一起,原先高級社的退化解體就被克服了。後來人們似乎更重視集體化在所有制上的動作,其實它不論從出發點還是歸宿點,當時重視的是勞動的集體化。因為52年那個中央文件認為,引入分工到農業生產中去,是農村生產力革命的必由之路,勞動必須集體化,才能引入分工。可勞動集體化必須建立在土地及其它要素的集體所有才能穩定地得到保證。所以就農村的社會主義運動而言,這個集體勞動比集體所有制要重要的多。

C:這個事要多說幾句。就是52年陳伯達表達的思想是勞動分工產生的生產力發展效應。他並沒有去講要搞土地所有權的集體化或是國有化。當時以及隨後相當一個時期,哪怕是在58、59年,中央層次上的人,還沒有去想土地所有權的國有化。雖然講,土地國有化是正宗的蘇聯模式,但中央層次上沒有人這樣講過。這是有點奇怪的。講徐水縣建成共產主義,講吃公共食堂的時候,也沒有講土地所有權的國有化。我沒有想明白這個事。

Y:猜測一下,可能中央不想因此背上農民這個負擔,國有化了,農民就象城裡人一樣,國家就要把生活全管起來。這個不得了,管不下來的。所以這幫人再狂熱也沒有敢搞國有化。

C:但不管怎樣,當時確實重視的是集體化勞動,因為這是搞陳伯達那個勞動分工的前提。而要搞集體化勞動,就得組織起來,可實際上,只有在土地所有權集中起來的情況下,這個集體勞動的組織才不會散夥。這個邏輯關係,在當時是很明顯的。但二十多年以後,到80年底人們再議論集體化的時候,就給倒過來了。認為土地所有權的集體化是最重要的。從而認為聯產承包製的威力是在於所有權上有了大變化才引發鄉村復興。這樣一來就忽視了勞動組織方式上的革命性意義。我們講之七的那一塊,其實就是想先從論理上釐清這個邏輯關係。儘管在初級集體化階段上,還是承認農戶的私有權,你還有股份嘛,這是談不到什麼社會主義的,但是勞動卻完全變成集體化了。原本鄉村裡的經濟生活是相互纏繞在一起的,是圍繞着農戶這個有效的經濟單元的。當勞動變成集體化的時候,則很多涉及到貿易節奏、時令、副業同農業的匹配,魚塘的利用,路邊屋角的利用,高經濟性作物的種植,山貨的徵集和出售等等,這些例子,就都無法運轉下去了,整個鄉村經濟就變得更加單純、更加糧食化,這同勞動力充沛,生物多樣性強等等較有力的鄉村經濟條件相衝突,整體降低了鄉村經濟效率。農村產品的種類就越來越少,國家當時的換匯能力就大大受損,陳雲、薄一波這些人後來都為組織山貨出口換匯頭痛過。這樣一來,農戶經營就徹底地給毀掉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基礎、這個基本的“廠商”行為就沒有了,鄉村經濟的效率就沒有了,農業災難就來臨了吧。

Y;不是一下子就到的。56年收成還不錯,隨後就一瀉千里了。初級集體化之所以叫初級,是因為還承認每個農戶在高級社裡的股權,你雖然不允許退社,但還同意每個農戶那個當初的所有權。當你乾脆把這個股權也給滅了,大家全一樣的時候,就進入人民公社了,這就是集體化的高級階段。這個階段的發展都只是邏輯地在發生了。如軍事化管理,一大二公之類的層出不窮,不用做更多的分析。具體一點,就是刮共產風時,這幫人居然乾脆把農戶的純粹生活性用品及日常生活也給集體化了,那個效果太差了,所以又很快停下來。

C:哼,停下來了,也是中共常委級別的爭論多少次後才停下來的。弄不清出這幫人怎麼想的。

Y:我們歸納一下。在合作社階段上,儘管勞動從互助走向集體化安排,但農戶尚保有自己的自由財產權,你還是可以拿走你的東西退社。由此,集體化勞動就是不穩定的了。所以就向前一衝,走向集體化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是農戶喪失了自由財產權。在初級階段上,你有股權,但不能退社,不能貼現你的股權,這個財產權的核心就沒有了。 這個初級階段的集體化,其實也沒有過太多時間,也變了。這個時候變的就是所有權。就是講,農戶還有股權,還有大股小股之分。那麼你在勞動的集體化安排的時候,你如何把人的勞動量同他的股份對應上呢?這個測量監督的成本是很高的,你幾乎是做不到的,所以一個簡單而有效的辦法就出來了,那就是再也不承認股權了,給“共產”了。那頭被打上記號的驢子身上的記號給抹掉了。這個就不得了了。這與農戶而言,那就是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了。

C:在高級社向這個方向轉變時,還有個小社並大社,大社並成公社的過程。

Y:那也是邏輯上的必然呀。你想嘛,在一個熟識的社區里,一部分人被共產了,另一部分人還保有什麼產,怎麼可能,一定也得共產。事實上,這也確實以社區,就是自然村為邊界搞起來的,一村一社嘛。

C:接着,又按照行政區劃分,幾個村的合作社就聯合成人民公社了。人民公社就一下子把私有權給破除了。在這個基礎上,勞動變成集體行為,家庭邊界給打破了。女的去參加婦女隊,男的參加打石隊之類的。這樣一來,吃飯怎麼辦呢?那幫人就是直線思維,就學城裡工廠的樣子吧,辦食堂。於是鄉村裡頭的生產生活的基本要素都給滅掉了。在當時,整個過程顯得並非我們事後看過去那麼不合常理。我看過當時一些文人的紀錄,拋開他們順從上面的宣傳意圖的部分,他們似乎也確實認為可以由此合理的期待幾千年的中國鄉村發生造福於億萬窮苦農民的“翻天覆地”。這些文人大都出自農村,對鄉村裡頭的事兒門兒清,可是他們照樣有這個思維。

Y:嗯,就是這麼個過程。人民公社這個“妖怪”就這麼橫空出世了。當然,它就像許多物件一樣,一經產生就自在自為了,有了自己的生命規律,全然不顧當初催生它的人們的任何可能的良好願望,它直接的奔災難而去。

C:有段時間,每當我思索這個事的產生的時候,我都很難控制住思緒,不能自己。有時我甚至在想難道有個“魔鬼”在冥冥中讓這個東西產生出來,走向那災難的三年嗎?它的那個起點,那個好把式幫助寡婦家種地,那不是一幅美好的鄉村景致嗎?它怎麼就走到這個地步了呢?我不是講,不理解這個邏輯的發展過程,我知道有這麼個路徑依賴的力量,我也寧願相信,當初中共那些人的良好願望,但是還是忍不住的要發問,這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着這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人群,走向災難的?

Y:完全同感,每當我進入這個生活史里,每每也是心如刀割。這個感覺,總是不能舒緩,我們的理論,猜測,證據等等等等,都不是舒緩這個感覺。所以研究的時間長了,我甚至有了某種“原罪”感覺,這個同理論,同歷史研究完全沒有了關係,就象個歷史的罪人,因為不能在彼時彼地奔走呼號。

集體化進入高級階段,就是人民公社了。它相當直接地就在短期內造成了恆古未有的鄉村結構大轉換,一切基於鄉村秩序的傳統道德、價值、習俗等等都給打翻了。如同當時的宣傳,叫做“翻天覆地”。

C:我歸納它的影響,大體有三個方面。第一個,農業勞動的效率基礎沒有了,從農戶經營,改為集體勞動。其實那個陳伯達推崇的勞動分工也並沒有真正發生,這個我們在之七里已談了不少。所以農業勞動的效率就大大的降低了。第二個,就是一種獨特的狂想症就生了根。大概是由於幾千年來農業災難太多的緣故吧,中國人容易去幻想着鄉村裡頭的奇蹟,或許還有別的原因,總之一種特別有生命力的狂想症就普遍的從上到下地迅速發作。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還沒有弄明白,就是講從病理學上沒有弄明白,臨床表現,那誰都看得見,公共食堂、放衛星、大型水利、全民煉鋼,還有機械化之類的東西,都是其表現。這個狂想症到今天還可看到蹤影,比如講農業產業化,調整種植業結構之類的舉措。恐怕還會有新的臨床表現冒出來的,攔都攔不住。

Y:既然你在病理學上沒有找到病情的機理,當然症狀再次發作就很自然了,就像“非典”一樣呀。我猜想,這可能有這麼一個由頭:中共這幫人,28年前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書生,一下子打下了個“新中國”,就他們大多數人來講,也想不到吧?即便毛澤東,在打不打內戰時也是心中忐忑不安的,重慶談判回去,大病兩個月。建國後沾沾自喜,甚至趾高氣揚也是正常的,你看毛在同梁漱溟吵架的時候,那個盛氣凌人,不是刻意而為而是率性而發呀!那是什麼勁頭,他們難道沒有可以創造人間奇蹟的自我期許嗎?沒有自我迷信嗎?甲申三百年祭是祭了,就真管用嗎?你還可以看看現在那些幹部,電視機上個個油頭粉面、腦滿腸肥、西裝筆挺,一個個不也是自信滿滿嗎?一條一條筆直寬闊的大道、動輒上萬畝的開發區,還有,城市裡的從深山老林里弄來的十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樹,不也是人間奇蹟嗎?

C:第三塊,就複雜點了,我叫它鄉村治理上出現了政治內捲化。這個東西,到了最近幾年就更容易看得清楚它的禍害了。因為在集體化以前,即便是為了戰爭而對鄉村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動員和控制,但它沒有涉及每戶農民的日常生活和生產這個層面上。它還是基本上有兩張皮,即來自外部的動員和控制力量,以及原來鄉村裡頭的組織化力量,不管這個力量是士紳的,還是少部分積極分子的,它總歸有個根植於鄉村內部的力量對接上外部的力量。是在這個互動中間產生出一種政治模式。但是一到集體化就不一樣了,這個外來的力量本地化了,或者更準確地講,在鄉村社區裡頭,直接就開始複製外部力量源頭的那個母體的結構了。因為人民公社提供了一個恰恰足夠大的社會基層單元,可以去維持那個複製出來的結構。如果是自然村就太小了,維持不了,幾個自然村的高級社合併成一個行政區的人民公社,大小規模就天然合適了。於是共、青、婦、民兵、武裝部就一一出現了,整個治理結構就沒有演進,在複製中就漸漸的內捲化了。

Y:這個內捲化的機制,有個因素,就是從土改開始傳統鄉村裡頭出現了一批人,叫鄉村幹部吧,這幫人你不用費心去教育他們,他們很機敏得就從運動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他們接着也知道怎麼去拿到這些利益。如果開始的時候他們只不過是尋租者的話,例如抗日時期,他們玩弄合作社牟利,那麼到人民公社時期,他們已經熟練到可以創造出“租源”了。他們有動力,而且還有方向,那就是要象中共的幹部那樣,要象“組織”上那樣,所以,他們就積極的在自己的領地上複製他們開會時看到的“黨組織”的那個組織體系。你說在當時,各級地方黨委看到這個複製,還不欣喜若狂,當成寶貴經驗了。所以,到了60年初搞人民公社條例時,這個複製就被制度化了,肯定下來了。

C:對,這幫人的存在,就是內捲化的“有機”的機制了。王怡講有機知識分子,我借用一下,叫鄉村的有機幹部吧。你看,在抗日時期,根據地的村財政一直有很大的腐敗,有些村長竟然領工資,免費吃飯,飯還分成一等灶,二等灶。活脫脫就是當今鄉村腐敗的“戰爭版”嘛。可見有多厲害呀。這個就叫做有機幹部,打仗都攔不住。這裡面,還可以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土改、互助組、公社化的積極分子,這三者是重合不重合呢?如果是重合的,為什麼;不重合的,道理在哪裡。

在這之後就是人民公社20年了。隨後就有聯產承包製一直到“三農”危機。這中間的制度變遷就沒有那麼複雜吧。所有的成份都在這兒了,一起發酵罷了。

Y:不,還有個因素沒有講到,一個至關重要而又意外的因素與合作化運動並行的產生了。我們把從土改開始的,直到聯產承包製這條制度變遷的主線先放放。先來討論53年發生的一個偶然事件,就是糧食的統購統銷,它對整個中國社會結構的影響。解放後合作化、集體化以及解放前的土改,說到底是重新塑造了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如同黃仁宇所講的,中共通過鄉村運動,完成了對中國社會底層結構的再造。當然這只是局限在鄉村社會這個範圍內,它對中國社會的整體影響,還需要一個相對緩慢的漸進過程才能顯現出來。而統購統銷則不同,它直接將鄉村與城市化或工業化聯繫在一起,它賦予鄉村制度變遷以強烈的“現代性”。它終於在邏輯上把鄉村結構變遷同整個國家現代化目標結合在了一起,隨後這個變遷本身也就變成了衡量目標的標準了。

C:統購統銷是個偶然事件嗎?好像有個共識,認為這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體制的基礎設計之一。

Y:不能這麼講。統購統銷促進了鄉村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倒是不假,但不能講統購統銷就是這個制度的基礎。其實你對比其他很多社會主義國家,未必都有統購統銷。從邏輯上講,馬克思的設想也不包含這個東西。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這個東西出台前後的歷史。49-52年,其實是中國糧食問題最突出的時期。從《陳雲年譜》中,你可以看到,這期間,陳的主要工作是應對糧食危機。剛解放時展開了大規模的土改,如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土改沒有改進農村生產效率,沒有像報紙上宣傳的那樣大大的提高了產量,實際情況可能正相反。陳雲在河內同越南黨的談話中承認原先對土改抱有很大希望,結果不理想。後來他在55年一次黨內關於糧食問題會議上仍然這樣講。他例舉了移民、大型水利工程、土改這幾個大措施,都沒有解決他着急的糧食問題。

C:糧食問題,一方面將是供應問題,另一方面講是需求問題。中共進城,大概是歷史上最大一次的城市人口的激增。我記得有個數字,50年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就達到1000萬以上了,對比一下,46年國民黨政府返回南京時,全國吃商品糧人口不到400萬,這是個大的變化。它使得中共對糧食危機一下子措手不及。其實,說開來去,糧食就那麼多,任你搞什麼營銷模式也不能處理周全,無非是張三多點兒,李四少點兒,關鍵還是在產出,可能這就寄托在人民公社了。對陳雲來講,怎麼提高產量可能不是他要處理的最重要的問題,他關心的首先是保證供應的問題,解決現實的糧食短缺的問題。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當時的平均產出還是遠低於三十年代的。這本身就說明產出是有彈性的,關鍵你如何讓他增加,你的政策不能讓農民有增產的積極性,那一定是壞政策。你讓農民更多的出售糧食也是可以做到的,關鍵是你如何做。你讓一部分人延遲消費是可以做到的,問題是能不能給他一個好的預期。

Y:儘管52年糧食收成很好,但是糧食供應卻日趨緊迫,陳雲他們也注意到了,即農民增加自身的糧食消費和以糧食為儲備手段的偏好,這使得糧食的商品率大大降低。這一條有力地促使中共當局對糧食流通進行管制的決心。

C:對流通進行管制這個方法肯定是個壞辦法。當時是有其他選擇的吧。我看過一些材料,特別是當時中財委的第二把手薄一波的回憶,提到當時有大概7種方案供決策,其中也有提高價格,增加進口,減少進城工人等措施,但決策的結果差不多是這7個方案當中最差的那個。是否他們當時有些苦衷呢?

Y:當時對糧食流通體製作改革,以解決糧食危機,是個短期內可能見效的辦法。因為就以當時陳雲他們掌握的情況看,在50、51年的收成還是不錯的,但商品率上不去。除了農民增加了自身的糧食消費和儲存這個原因之外,似乎在流通領域中,滯留了較多的糧食是問題的關鍵。當時參加陳雲主持的決定統購統銷的會議的人數很少,除《陳雲年譜》中有記載之外,《人民日報》當時的負責人之一的李莊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比較詳細地回憶了會議上的細節。其中提到了私商囤積糧食的問題,認為必須予以打擊。說一段題外的話:內戰時期,有所謂反飢餓大遊行,那時節,國民政府承擔城市的供應,美國麵粉來了,還是有問題。現在,這個難題要中共來消化了。

C:對了,我認為私商的“行為”是個很大的刺激,陳雲在解放後的幾個大動作都是同私商斗。剛剛解放上海時,在棉紗、棉花、糧食等基礎生活用品上,陳雲動用國家力量,在市場上同私商斗贏了。後來中共特別的宣傳這一條。其實,據我了解,第一回陳雲贏了。第二回是金融市場風波,陳雲發現,仍用市場手段打不過投機商人。於是乾脆下令封了當時主要的金融交易場所,把投機商們抓起來了。這第二回合,中共就很少提了,其實就是49年底,50年初的事。隨後,糧食市場又起波瀾,結果緊接着又進行了第三回合,陳雲還是選擇了非市場方式解決問題。這樣的過程在陳雲那裡到底留下了什麼感覺呢?我猜測,大概陳雲是開始從心底里厭惡私商了,對私商的自私行為,在困難中發財的卑劣性,是必除之而後快的。

Y:所以,52年糧食危機時,陳雲體察到的是私商囤糧、抬高糧價,與中共政權為難,陳雲肯定會認為要同千萬個糧商做市場競爭是不可能的。如果國家抬高糧食收購價格,一方面加劇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又可能使私商提高糧價預期,更加惜售,結果可能更收不到糧食。所以,陳雲大概回憶起一年多前在上海的情形吧。他決定上強硬手段,馬上解決戰鬥。於是統購這個辦法就提出來了。

C:停一停,這裡要多講講。我不太同意說私商多存糧這個講法。你看,糧食是個鮮貨,儲存損耗率比較高,你是不能長期存糧的,那樣要血本無歸的。在農戶,私商,政府之間作糧食生意,私商的地位最弱。私商賣糧的大用戶肯定是公家單位。公家單位是可以一致行動的。同時公家單位又掌握着貨幣發行權,所以,私商囤積居奇,在棉、布等物品上有可能,在某些地區,某些時段上囤糧也有可能,唯獨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整年度囤糧居奇,這個風險太大,一旦國家緩收糧,或是進口,那於私商而言幾乎是滅頂之災。陳雲在煤、棉、以及麵粉上均大敗上海私商,他怎麼會打不敗其他地方的私商呢?況且,其他地方的私商比上海私商的實力弱的多嘛。事實上,內戰一打,土改一搞,就整個社會而言,那些原來散布在各個角落的儲備也早就倒騰乾淨了。

Y:就糧商而言,當時都是小商人,有的還是農戶兼業的,沒有什麼實力。中國鄉村里,糧商往往是富農兼業的。完全專業的糧商不多,而且這個生意的特點決定了當時專業糧商的規模也不會很大,沒有那個實力同公家對打。比起有金融資本背景的上海私商在49、50年的風頭,那是差得太多了。

C:所以52年秋收之後,全國收糧難,原因不是私商囤糧,而是農戶儲糧。要特別注意到,農戶消費的行為往往取決於當期收成和下期預期收成。52年收成好,恰恰會增加農戶的自我消費和為下期增加生產投入預留糧食的傾向,同時,49年至52年,通貨膨脹很厲害,錢不值錢;鄉村信貸也幾乎沒有了,農戶只有增加實物儲備。這幾條因素,造成農戶普遍“囤糧”。農戶囤糧,你政府是沒有好辦法對應的,提高價格,則通脹預期加重,抵消漲價效果,延滯購買,農戶無非多吃,多養豬。你沒有辦法,這個就很難了。當時我看提出的幾個方案,除了減少城市人口和增加進口之外,其餘辦法似乎是衝着私商去的,陳雲他們研究了大概三、四個月吧,我估計他們也認為不會有效果,因為根本就不是私商囤糧,你弄那麼些辦法,完全無的放矢。只有這個統購是直接針對農戶去的,隨後的事實也有記錄,多是富裕農民反抗統購,倒是鮮見私商反抗的。私商犯不上去反抗,反正也沒有他們的什麼事。

Y:但當時似乎中財委,陳雲在口頭上文件上是把私商作為對手了。不管是否如此吧,即便他們認識到似農戶囤糧是主要原因,他們當時也確實沒有什麼好辦法,而且也不能說破這點。雖然說事後看,他們只要設法挺過53年就好了。他可以採取一些改變農戶預期的方法,比如向蘇聯貸款進口糧食,或是壓低城市人口,減緩對商品糧的需求增長速度,這些行為上來,就可以改變農戶預期,緊接着在54年就開始籌備進行幣制改革,這些措施可以改變糧食供應狀況的。但真是不幸,他們終於選擇了統購這個最壞的決策。

C:統購有了,就必須有統銷吧。

Y:當然,要不然,國家手裡有糧,你怎麼賣出去呢?如果沒有管制,私商可以任意從國家手裡買糧,那結果還不是一樣?上海經驗就在這裡了。所以一定要統銷。

C:陳雲同私商的關係是個有意思的話題。他算是在上海出來的早期中共元老。他同資本家好像關係不太好。其他出身農村的中共元老都有同資本家友好交往的歷史,陳雲就沒有。是不是同這些爭鬥有關呢?

Y:陳雲同章乃器關係不錯,他請章從香港回來,任中財委副主任,後來又任糧食部長。章的身世比較特殊,同上海及內地的商人又大大的不同,但章也確實是香港當時最大的地產商。

C:總之,陳雲對私商的厭惡一定是影響了他一生。這個影響也會反映在他對當時一系列經濟制度設計,經濟政策制定上的。

Y:這恐怕是個原因。陳雲這個人很聰明的,也熟悉市場運作方式。在中共早期領導人中間,我比較喜歡陳雲這個人。但隨着我研究這個農業史,我的看法就比較複雜了。從陳雲個人的歷史看,他無論如何是個比較容易讓人去貼近觀察的人。但從他對中共這套體制的貢獻上講,就大大的複雜了。我有個比較粗略的劃分,中共領導人裡頭,毛澤東獨一份,在頂端上;再下來,我認為只有兩個人,康生和陳雲,他倆算一個層次;這個層次再下來,就是劉少奇、彭真、高崗以及周、鄧這幾個人,再往下一個層次,就是林彪等幾個戰將以及一大批傑出的組織家們。差不多就是這麼幾個層次。

C:鄧在第三個層次上?

Y:鄧在文革結束以前,就是這第三個層次,甚至還可以放到第四個層次上,他沒有對這個期間的中共體制有什麼打上他的烙印的貢獻,他只是那批行動家,組織家中比較突出,比較年輕的一個罷了。他的貢獻是文革以後。但不在我們的這個討論之內。說乾脆點,在這個層次上,彭真,高崗這些人貢獻比較突出。周、鄧這些人,可以再往下放,放到林彪他們這個層次上去。我這個劃分,標準是以對中共體制的貢獻而言的。軍事家,組織家在中國民間從來就大大的存在着,只要你把他動員出來就行了。歷次農民起義,包括曾國藩的湘軍,淮軍,不都是產生了一大批傑出的軍事家和組織家嘛。中國民間一直就有這個軍事素養的培訓的各種故事和傳說,都是軍事學上的“案例教學”法。所以,我從來不看重軍事家和組織家,沒有林彪也有粟裕、彭德懷,總歸會有,戰爭年代這樣的人成長都很快,不稀罕。但康生和陳雲就不同了,他們的貢獻都是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他們直接就給你這個中共體制大廈上打上了他們自己獨有的印記。康生自不必講了。這個陳雲在這個層次上的作為就很少有人提到吧。

C:我同意陳雲的這個地位。他搞的統購統銷在制度史上是有決定性影響的。它差不多成為後來一系列經濟體制建立的起點,是那個初始的“路徑”。關鍵在於,如果當時提的另外的方案,度過了53年那個糧食危機,是否就是另外的一種景象呢?毛澤東當時肯定想不出這麼個主意的,他當時只是給陳雲及中財委施加壓力,要他們想辦法。結果陳雲就拿了這麼個辦法來,53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一講,毛幾乎是不假思索就同意了。毛在風格上肯定比較喜歡這類比較徹底的“解決方案”。況且在此之前兩個月他剛剛回擊了梁漱溟關於善待農民問題上對他本人的直接挑戰。當時毛要是知道統購這個辦法,他大概會當場告訴梁這幫糊塗蟲:走着瞧,還有更厲害的。

Y:其實,當時還是有很多辦法可以選擇的。中財委開幾次會議,提了大約有七個方案吧。其中也有事後看,可能效果會好得多的,但陳雲還是拍板用了現在這個方案。薄一波回憶錄中,講過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他講當時在外出差,陳給他打電話,講準備搞統購,薄似乎不同意這樣的選擇。他講了他以前的一個故事,就是當年他和一大批北方黨的幹部給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裡頭,薄來負責難友們的經濟事務,把外邊的人送來的錢集中使用,這個集中使用的錢和難友們個人留下的錢的比例是多少呢?薄當時,全部都集中使用,結果呢?外邊的人給送來的錢就少了,不夠用了。薄一波是個山西人嘛,有個算賬的意識在裡頭。他發覺不能全收了,要留下一個比例,他作法一改,第二個月外邊送來的錢就恢復到以前的數了。他印象很深。所以講給陳雲聽,陳雲答覆說考慮考慮,結果沒有考慮。

C:所以陳雲這個人蠻深的。他從瀋陽到西柏坡中財委上任時,當即就推翻了當時董老他們以控制通脹為目標的財經工作安排。他講大軍的軍需壓到一切,發票子要服從軍需,通脹率是第二位的。看看,鐵面無情。但另一方面,他為弄懂農民與養豬的關係,他可以自己學習關於養豬的知識,實地察看母豬、豬苗、豬糞和畝產量的關係,他找了農科院的專家來,聽了七天課。60年有段時間,他幾乎就兩件事,聽評彈和養豬。他認認真真的把關於母豬應私養的結論匯報給毛及各常委。80年代北京大白菜供應,大齡青年結婚難這樣的事,他都親自抓。又表現了另外一個側面。

Y:是呀,多側面。他可以搞統購這種毫無經濟依據的事情,他又可以在60年初倡導“炒肉片”、“炒肉絲”、“高價點心”之類來回籠貨幣。他也曾經令人嘆服地計算進口糧食從輪船出發,到港口,到倉庫,到運輸這樣一個完整的物流過程。他計算從古巴買糖回來可以回籠貨幣數目的時候,連運糖的船停留在海上的時間都計算到了,他簡直就是完全了解市場機制和效果的嘛,就黨內高級領導人而言,還就陳雲是懂市場經濟手段的。可是他還是堅持了行政和計劃的方向。結果到80年代,他倒成了計劃經濟的主要堅持者。類似朱熔基也是如此。搞糧棉改制時,簡直就是不可理喻。你記得當時我聽到電視裡頭講“順價銷售”時,我真是哭笑不得,怎麼到了90年代了,還有這個愚蠢的行動呢?當時我就聯想到了53年這個決策過程,這個到底,這些智商、知識都一流的人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到頭來他們造成的禍害總是比那些次一等的人更多呢?他們的智商、知識被什麼東西給壓倒了呢?鬱悶啊。我給你講,對康生這個人,我感覺摸得透,他讓我厭惡,但沒讓我鬱悶,但陳雲在統購這個決策上,我摸不透。他明明白白的知道壞結果可能出現,所以講“兩頭都是火藥”。但他還是給毛提了這個方法。當時中財委不提這個方法,沒有人會想這麼個招數。事實上,連中財委也沒有提這個辦法。這就是陳雲的個人想法。因為,在邏輯上,統購併沒有什麼來由的。52、53年時,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群眾創造、或是地方經驗或是什麼計劃規劃這麼些個制度創新的要求。即便是城裡糧食緊張,也不一定要用這個辦法嘛。60年初,還是陳雲不是搞了疏散城市人口返鄉嘛,另外不是可以進口糧食嘛,等等等等。不是沒有辦法的,但他還是用了這個辦法。怎麼讓人想透呢?他在延安,後期在東北戰爭環境下,搞經濟很出色。毛在八大預備會議上對陳有專門的讚揚。所以我在想,52年出台統購統銷政策時,陳雲應當對前因後果有個分析吧。他當時講挑一副擔子,一頭是黑色炸藥,一頭是黃色炸藥,很危險。所以講他是有預感的,就是說他知道統購統銷對農民及整個社會結構會造成爆炸性的影響,他自己心中是有數的。但他還是毅然絕然的報出了這個辦法。

C:以當時的黨內幹部的水平而論,大概只有陳雲能設計出這個辦法吧。當然也只有他知道這辦法的後果。這辦法一出來,就成為一種中共經濟工作的範式,以後的各種事情,都拿這辦法來解決,頭髮卡子也用這辦法解決。

Y:這個事件同我們在之十里要談的事兒有關的。陳雲在1951年就想搞統購,他下文件1952年搞試點,但地方幹部抵制,就沒有試。1953年上半年,他讓薄一波想辦法,薄他們搞了七個辦法,其中有個辦法叫“合同預購”,薄認為是個好辦法,華北、東北在49年前後都用過,但須在春耕前進行,當時已過1953—1954糧食年度的春耕了,所以沒有辦法立即用這個辦法。其餘辦法似乎都有明顯漏洞,讓陳雲給全斃了,用了“統購統銷”。當時陳雲就講“逼死人,打扁擔,個別地方暴動”都有可能,但還要搞,認為搞的好處比壞處多。其實從第一個年度起,就亂搞了,多購了“過頭糧”,54年又遇大災,於是55年上半年就起風潮了,很多農民衝擊當地政權機構和供銷社。薄在當初是反對的,看來沒有效果。鄧是支持的,鄧還代表毛澤東,在有關會議上講得很嚴厲:“區、縣幹部反對,省級幹部中也有人反對,基層幹部支持。要把這個東西同過度時期總路線掛上鈎來講,才能讓全黨同意這個東西”。當時反對聲音很大,鄧以嚴厲的政治解說壓住這個聲音,一如其人後來所為。你弄不明白的是,既然有這麼多反對聲音為什麼不再想想呢?都到53年10月下旬了,反正也拖過去了。

C:那麼,當時是不是就這個辦法了?有沒有替代的辦法呢?

Y:當然有,只是很遺憾沒有人提出來。事後看,其實是有辦法的。只是當時又是通貨膨脹,又是階級鬥爭交織在一起,很容易讓人選擇簡單辦法。糧食是鮮貨,私商囤糧是長不了的,當時用市場的辦法也是可以處理的。

C:也就是說,統購統銷就當時而言是意外之舉,很多人把統購統銷看成是個精心設計的制度安排,以此來實現國家工業化。事實不是這樣的,歷史有自己的過程。人民公社是從土改起步之後的一種在農業領域內的社會主義試驗,原本同工業無關。統購統銷原來只是解決52年的糧食危機,是權宜之計,是從陳雲腦子裡蹦出來的一個點子,結果都被後人當作保證國家工業化目標而精心設計的一套制度。

Y:我這裡也要多講幾句。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把統購統銷同國家工業化掛鈎。這從事後的發展來看,有一定道理。但從當時決策的情景來看,我嚴重懷疑這個結論。我記得陳雲在80年初給國家計委的負責人講到糧食政策時說,糧食安全是最重要的,糧食統購統銷要再搞50年,中國的糧食沒有過關,不可忽視。從陳雲這個談話里,可以有幾條結論:一, 這個統購統銷首先是同糧食安全,從而是從中國極其慘痛的缺糧史相關係,這是一種心理上的思維慣性,下意識的起作用,沒有什麼預先的工業化規劃使你非搞這個統購統銷不可;二, 再搞50年,它說明,肯定同原始積累無關,前面30年,再加50年,將近一個世紀,這樣的原始積累豈不荒唐;三, 糧食沒有過關,這是當時最重要的實際情況,而陳雲他們就是認為統購統銷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方法。你從這三條可以大致看到陳雲在1953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始作俑者都不認這個原始積累的說法,學者們又怎麼能牽強附會得講統購統銷是為了原始積累呢?

C:看來,決策的考慮和後來的解說是要分清楚的。否則,這個生活史就象是教科書上規劃好的。陷入荒唐而不自知。

Y:客觀地講,統購統銷加上後來的人民公社確實在制度上保證了以國家工業化為目標的計劃體制的建立。注意,它促進了這個計劃體制的建立,而不是促進了工業化本身。這個中間有重要的理論區別和實質差異。後來這幫經濟學者大都分不清這個差異和區別。所以很容易就把這個事情聯繫起來考慮。

C:另外,我看這個所謂的工業化解說實在也不高尚。那差不多就是一次死皮賴臉的辯解而已。斯大林那傢伙在20年代後期掌權以後大搞集體化+餘糧徵集制,製造了俄羅斯歷史上最慘重的災難,然後到29年聯共就弄出了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講要靠對農業的剝奪來完成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簡直????混賬邏輯!結果給寫進聯共(布)當時教程,遺毒給50年初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這個邏輯也用在對50年代的農業政策的理論解說上了。這幫人總算沒有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拿這一套來為自己開脫。

Y:沒有開脫?我看也差不多了罷。只是那時陳伯達好像有點兒良心發現,悶聲不吭而已,其他人又沒有他那麼幾下子理論把式。這才有“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檢討。要不然,指不定又是一場什麼樣的理論鬧劇!就象70年代初批林彪,批着批着怎麼就又變成了批孔老二了,實在是油滑得很呀。一大堆文言文,把全國人都給懵暈了。

C:我有時也覺得很泄氣,那麼多的學者都不假思索的把這些“油滑”作理論,那麼多的想當然,這幫傢伙是不是到今天還是這樣啊?說什麼經濟高速成長之類的????,象只喜鵲亂叫……,這就是知識分子?在道德上和智力上哪一點相關?

Y:哎呀,你搞錯了,這是兩幫傢伙,現在這夥人都不是學者了,你也別罵他們。他們的前輩倒是值得一罵。好了,言歸正傳吧。這個討論農業史真是無法讓人平靜。但陳伯達有點例外,這個人是黨史上唯一值得深究的秀才。他在55年一次討論農業的會議上,神經兮兮的念了一個蘇聯專家的條子,大意是蘇聯用稅收動員的資源不到預算收入的10%,積累主要靠剝奪農民這個不好,勸中國不要學蘇聯的樣。陳這麼一念,當時會議上高級領導人物一片欣喜,談論風生。但不知為什麼又沒有下文。陳伯達後來還在60年代就提出“電子革命”的意義,後來又有九大報告之發展產力等等。

C:其實我倒不是動怒,只是分析到後來,看到的????邏輯還給冠上“規律”,寫進教科書,發覺再講道理也是枉然,還不如罵一頓來的爽。當然,陳雲當初搞統購統銷,不是這個混賬邏輯,他只是在一系列選擇中作了最壞的選擇而已,我還沒有完全體察到他本人的用心良苦。只是就生活史而言,我還沒有完全體察到陳本人所遵循的“常理”。所有些想不透。

Y:就當時情形而言,沒有文獻可以證明這是一個有長遠考慮的制度設計。但這個東西一出來,你就有路徑依賴了,你沒有別的選擇了。因為當時糧商都只是小私商,你搞統購,一年下來私商就沒有活路了,都破產了。即便你隨後停止統購,私商也不能立即恢復收糧的活動。這樣,你不能馬上有效地從千家萬戶那裡收集糧食。所以,你就不能停止統購,只能繼續走下去。這樣糧食流通體制就固定下來了。我們在討論毛澤東思想從新民主主義經濟轉向社會主義經濟過程中,陳雲這個統購統銷後來起了很大作用。統購統銷這件事史家都重視不夠,這幾乎就是人民公社直至“三年災難”的助推火箭,應當補上這一段。

C:是啊,所以我們以前就說過,農業的社會主義是從陳雲的統購統銷開始的,不是從毛澤東那個關於社會主義高潮的批語開始的。它先於人民公社出現,就好像是通向社會主義農業之橋給早早的架在那裡,當人民公社出現時,很容易就走過去了。

Y:統購統銷同人民公社的關係是個大題目。我大致的判斷是,統購統銷促使農業高級合作社一下子就衝到了人民公社。這裡頭是有關政權下鄉的大事件。就是在土改之後,即便合作社時期,政權和農戶之間的關係依然是兩張皮,收集糧食的過程,還是一種自在的鄉村運作。但統購統銷,就把每一戶的生產給事先計劃了,即使你是農戶經營,也要計劃,雖然成本很高,也要計劃,要不然,公家如何收到糧食呢?正因為農戶分散經營,收集糧食的成本高,所以就要更加促進集體化。因為在公社體制下,收集糧食的成本最低。圍繞着統購,一大堆的政權末梢就伸展到鄉村在公社這個平台上,出現了前面講到過的複製,一種政權內捲化就可怕的蔓延起來。於是調整種植結構,什麼農業“八字憲法”,稀奇古怪的東西就全出來了,都是圍繞着這個“統購”。

C:統購,其實歷史上也是有的。如鹽、鐵的專賣制度,古已有之。但統制的產品,肯定都是消費價格彈性最低的產品。鹽、鐵你是離不了的,所以統制就有個“有效性”,你不至於造成對其他產品生產的負面影響。但50年代搞的統制,是從糧食開始的,糧食的價格彈性比較高,中國鄉村農民關於飢餓的界限是浮動的,所謂忙時吃干,閒時吃稀,“七千人大會”也搞個順口溜“白天出氣,晚上看戲,二干一稀,大家滿意”。這個浮動厲害得很,上下界限定在哪裡呢?農戶分散經營時,是農戶定這個界限的,你價格高,我就多吃稀,多換錢。你價格低,我多吃干,養壯身體,下年多出力。而如果是集體化,這個界限就有公社幹部定,那就慘了。

Y:在河南是吳芝圃同志來定,所以河南人就慘了,到今天還被全國人民瞧不起。安徽省是曾希聖同志定,好像比河南還慘。阿里亞?森說饑荒是專制政治的產物,我看他說得還不夠准。這個專制還得有一系列“制度創新”才能夠做到如此規模的災難,光是專制怎麼能做到從每戶農民那裡把糧食拿走啊?

C:這個集體化和統購統銷,怎麼在不長的時間就可以如此的展開,沒有持續、強烈的反抗,是需要長篇大論的。有各種解釋,但也還不夠完美。

Y:這也是一個大話題,我們在這裡就點到為止了。這同土改如何被發動起來的機制大致相同。當然,也有區別,一個是對部分人的剝奪;一個是對全體人的剝奪。

C:就這個過程來講,可以說是漸進的。就是講,這個界限從上往下走,是漸進的。有個寓言講,涼水鍋裡頭的青蛙,不覺得水在慢慢的燒熱,一動不動,燒死為止。集體化之後的統購就有這麼個過程。界限慢慢往下走,一點點,一點點,到59年、60年,就終於過了界,……。

Y:統購隨後又包括了各種副產品,如山貨。這些東西本來是最不適合統制的,完全可以不吃嘛。在邏輯上講,這些東西在統購之後應當消失的。但當時,國家有個出口換匯的問題,於是也就派上任務到公社。山貨都是太多種類,根本不適合事先計劃集體操作,於是只能同個人勞動掛鈎。這當然是資本主義苗子了,所以山貨在理論上就是消失了。於是公家出面搞外貿基地,大一統,山貨的風味全沒有了;加工手藝也失傳了。例如中醫搞什麼給國家獻藥方子之類的,於是真正的中醫藥就失傳了,現在滿大街跑的中醫藥,要麼是騙子,要麼就是劣質西藥的包裝而已。民間的東西的消失同這個統購和集體化的雙重作用都直接相關。這是題外話了。

C:統購,集體化,饑荒,這三者之間有個相互纏繞的關係。以後可以找個機會專題談談,不過,這是一個惱人的話題,讓人難過的話題。

Y:統購統銷是一個偶然出現的東西,但一出世就給固定下來了,從制度演進的邏輯上看,它是“過早”的出現了。他同當時自土改開始的中國農業制度演進是不合拍子的。準確地講,當你的農村基本經濟單元仍然是農戶時,你搞統購統銷是講不通的,你就只有硬上,強迫農民交糧。這樣中共當局同農民的關係就早早的惡化了,這個關係惡化本來是可以推遲幾年的。毛澤東在1953年10月中旬關於糧食統購的政治局會議上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講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沒有講農民一切都好。農民有盲目性和自發性。農民都忘了,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現在‘青黃不接’,分土地的好處,有些農民開始忘了……”。可怕吧!

C:本來是先在生產領域中進行制度變革,然後在流通領域裡變革,這個次序走反了,因為先有人民公社這個體制,再搞統購統銷,是順理成章的,搞倒了,農民無非就是受兩遍苦。

Y:但你得承認,統購統銷確實提供了當時展開的大規模工業化、吃公糧人口急劇增加的一個完整解決方案,這個辦法當然是最簡單的辦法,效果如何另當別論。不管怎樣,鄉村的制度演進開始同國家工業化掛上鈎了,鄉村就變成農村了。中共關於中國現代化的完整解決方案就形成了。這個方案是以建成工業化國家為目標的。它想當然的就把集體化和統購統銷制度作為工業化的積累條件。儘管在實際執行中,根本就沒有這麼個積累條件,它只不過是犧牲億萬農民的利益和千萬農民的生命而已。它也沒在增進國民福利這個意義上推進所謂的工業化。但它確確實實地在邏輯上搞成了一個“三位一體”。

C:其實讓人想不到的倒是,這套體制到80年後,奇怪的產生了一種超強的活力,有力的促進了中國工業化。只是,它又宿命般地慢慢地又煲熟了一隻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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