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十: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轉型 |
| 送交者: 給點智商吧 2004年09月12日23:33:0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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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救贖: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轉型——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十 Y:按照原先的想法,本來是要談談70年代末開始的,從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製這個轉型的看法的。然後再來談我國現在愈演愈烈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起源,然後再試圖給出一個“史學”化的演進預測。 C:還有,在此之前,即在討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之前,本來要插入一段由於秦暉教授關於農民問題論述而引起的我們的一系列想法,以及向更久遠年代的一次追溯,即29—33年期間中國學術界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討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即便隔了70年,仍然清晰可辯的相似之處。我們認為如果再展開這樣一場討論,無疑有助於官家及民間思想界關於國家道路問題的更加詳實的評斷。 Y:這涉及到很多朋友的建議,希望我們從這個革命史和中國農業制度的變遷史角度,談談對當下所謂“三農”問題的看法。這當然是有價值的建議。說到底,當下“三農”問題,先不論它的真偽,就其所指的史實和現實來說,也不過是這一系列歷史過程的一個階段而已,即所謂當下歷史。我們自然必須抵制住史學研究者成策士的誘惑,那個固然很熱鬧,但也很誤事。從我們的方法和角度看,很多現象,講清楚了它的歷史來源,大概你也就知道可能的發展趨勢了吧。 C:言歸正傳。我這樣描述我們的敘述結構:從中共革命史的政治角度,我們來看看一次被完整的實踐了的“國家方案”的歷史內里;從根據地財經史和農業制度變遷史來看財務約束條件下的“國家方案”是如何實施的以及它帶來的後果的生成機理。在這之後,我們想再看一看知識分子的歷史,即國家意識形態如何在事先、過程中、事後,以及在局中、局外是如何歷史化的。就是這三條敘述線索。我們的方法在前已經講過了。這就是我們要完成的工作。 Y:對,就是這三條線索。有朋友在討論時,提出讓我們先概括我們的結構和觀點,我覺得不大好說。從生活史和政治行動分析方法看,任何概括都是有風險的。脫離對生活本身鮮活的描述,以某種“范型”作為尺度,有目的的運用史實,歸結出幾條乾巴巴的“結論”或“規律”,這一套所謂社科論文的“標準”是有問題的。應該說,我們是有線索的,也是有方法的,卻未必有結論。這樣,我們選擇了“對談錄”的形式,以便擺脫那種論文的“標準”。當然,很多朋友講,閱讀起來不太習慣。但無論如何,“思來想去”本身,要比結論有意味! C:很多朋友在討論時,也問道我們究竟是怎樣看待土地產權這件事的。我們就很難結論式的給與明確的回答。因為這不會有結論的。就現象來說,我們看到了農業耕作本身的一些特點,我們叫它農戶經營的生物學基礎。這樣,就排除了土地歸屬權對農戶經營效率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當農戶這個經營主體保持不變時,土地所有權狀況的強制改變——土改引發的一系列社會變化,我們在之八“土改的寓言”里就是談這件事。更進一步,當着你要改變農戶經營本身,要搞“集體勞動”時,我們又可以看到土地所有權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之九”就是講這件事。我們認為就實際生活本身來講,勞作的方式,是以家庭經營的方式,還是以生產隊集體出工的方式,要比這地歸個人,還是歸地主,歸生產隊,歸村委會,甚至是歸國家更重要。我們也是這樣看待從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製的過程的。我們認為20年前的那場轉變,其實是勞作方式向家庭的回歸,這是主流,是影響農村社會生活的大事。與此相比,土地所有權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而且,究竟起來,家庭勞作方式本身對土地所有權有着極其複雜的影響,而不是倒過來,象很多人解說的那樣。所以,我們不贊成對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那種解釋:是一次產權復歸。說到底,20年前的變革是勞作方式的回歸引發了產權的一系列變化。那麼,我們究竟在土地所有權制度上持什麼觀點呢?我們還是難以一下講清。因為這個又同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同我們這一個對談的主題直接相關了。 Y:好吧,講了那麼長的開場白,現在回到我們這次的主題。我們調整一下原先計劃的順序,就先從“二元”經濟的起源談起吧。我們在觀察了農業制度在土改,以及土改以後的一系列變遷後,就可以嘗試對這段歷史的另一個側面作一番考察。我們就用較通用的名稱——城鄉“二元”結構來描述,這段歷史的另一種構成,它更是在眼前急劇向前伸展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這個“二元”結構的起源、形成、演進,最明顯不過地把我們前面講的三條歷史敘述線索纏繞在一起。所以到今天,我們就有條件來談談這件事了。 C:城鄉二元結構,常常是個經濟學的問題,其實它絕不限於經濟層面。它幾乎涉及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差不多可以講,它就是中國當下社會的主要特徵。再極端點講,就是這個社會本身了。你從中可以看到所有你可以想象得到的社會鏡象。問題是,面對如此繁雜的現象,你如何定義它呢? Y:我想在我們的分析過程中,逐漸的確定這個“二元結構”的定義。讓我們從爭議比較少的地方開始。那就是這個“二元結構”是怎麼個起源呢?首先,應該說,城市本身並不自動帶來“二元結構”。在中國,西方人來以前,中國就已經有城市體系了。但並沒有什麼“二元結構”。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城市的功能只是政治、軍事集中地,加上鄉村產品貿易的集中地。如果是個皇權下的、具有管理周邊地域政治職能的場所的話,四面用城牆圍起來的就是城,具備貿易功能的就是市。在城市形態上講,它只是某種聚集度更加高的大村落而已,城市裡並沒有創造出任何異質於鄉村的文化的東西。相反,倒是城市的精神文化都是來源於鄉村,你很少聽說過來自城市市民階層的狀元郎吧。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有城市,有鄉村,但沒有“二元結構”。那個精神文化,政治經濟以至日常生活都是城鄉同質的,更是以鄉村為主導的。另一端,你可以看看歐洲,即便是到了今天,去過歐洲的人回來都有個說法,歐洲文明的精華在鄉村,你可以從任一個鄉村小鎮中看到所有你熟悉的大城市的生活元素,小酒吧,咖啡館,小教堂,小郵局,市政廳,法院等等。 C:其實應當反過來講,在歐美城市裡,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鄉村元素。城市裡的新貴們追求的恰恰都是鄉村生活方式,鄉村俱樂部,體育運動。所有貴族氣質的運動,高爾夫、狩獵、馬球,等等都是鄉村運動。退休了,也是回到鄉下去。這在中國原本也是這樣,衣錦還鄉,榮歸故里,告老還鄉等等。記得當年的一個典範:甘祖昌,回鄉務農,還成了新鮮事了。50多年來,官員們死也是要死在城裡頭,不管他原來腳上有過多少牛屎。 Y:就是說,在歐美差不多城鄉是同質的。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同的地理景觀,但那也不過是鄉村經濟的一個片斷罷了。事實上,後來許多歐美工廠恰恰就是散布在鄉村景色優美的地點上。所以在歐美也一樣,有城市,有鄉村,但沒有“二元結構”。中國在西方人來以前,同歐洲這一點是相似的。如果說,有與鄉村異質的東西的話,那應該是宮廷,其典型就是巴黎的宮廷貴族文化,他把非巴黎人都叫外省人,這不僅僅是一個地域的說法。或者,在中國,就是京城文化,那也是一種宮廷文化,也可以說是一種同鄉村異質的東西吧。但是說到底,這是一種從血統上把人分開的東西。一種征服者異質於被征服者的東西,征服者的血統是天生高貴的,所以才可以征服、統治。 C:談到歐洲,我們要當心點,我們的所知不多,主要依據的大概是直覺。當然,我們從有限的史料中,至少沒有看到歐洲城鄉的經濟水平的巨大差距,至於政治方面的差距,不是我們現在要討論和主要關心的。從歷史現象來看,就容易發現,所謂中國上世紀上半葉的城鄉“二元結構”,只不過是傳統的鄉村,與來自西方文明的現代城市並列共存的社會結構而已。那麼,這個傳統鄉村與現代化城市是如何共存於一個社會結構里呢? Y:這就是我要先講中國傳統城鄉結構的原因。一個沒有外來力量進入的社會裡,不論是大陸國家,還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島國,它都不會出現城鄉異質的經濟文化結構,這個同歐洲是一樣的。但是當歐洲人強盛起來,到歐洲之外的地方擴展其文明時,就有兩種情況出現,一種情況,如英國的幾個大塊的殖民地:北美、澳洲等等,傳統社會力量太小了,被西方人一掃而空,就沒有原先的傳統鄉村了,這個情況下,西方人就直接在這個地方複製了歐洲的城鄉結構,自然,也就沒有城鄉異質的“二元結構”。你現在去澳洲、北美看到的就是如此的場景。另一種情況,就是原先的傳統社會力量,特別是傳統鄉村力量足夠強大,以至歐洲人無法象前一種情況下那樣把其消滅,歐洲人就往往在海路的終點,泊船地點上開始建立異質於傳統鄉村的西方式城市。這種情況下,一種城鄉異質的“二元結構”就出現了。它在地理景觀上,開始的時候都是港口型城市,又常常坐落於內河河口,透過內河船運,與傳統社會的腹地相聯繫。比如中國的天津、上海、廣州等地。 C:可以這樣講,城鄉經濟的“二元結構”是後進國家才有的問題,是個典型的現代性問題。在天津、上海這樣的“西方”式城區里,許多東西是異質於中國傳統鄉村的。它是在資本主義發展譜系中的後進國家主動或被動的接納歐洲文明力量的時候發生的社會結構變異。當然,它還要有個條件,就是這個後進國家要有成熟發達的自身文明力量,否則徹底的西方化就不可避免,那樣也沒有什麼“二元結構”。所謂現代性問題,要我看,就是後進國家以西方國家為其現代化目標而進行的自身結構轉型過程中,呈現出的文明危機現象。它在文化上直接造成一個國家的分裂,在道德秩序、價值體系上都是如此。這種危機從精神到經濟,全面持續的發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思想家正是基於這樣的文明分裂的事實,提出所謂現代性問題,以及他們認為可以克服現代性的文化戰略。例如東方主義、新儒學、李光耀的東亞儒家文明,等等。這些林林總總的文化策略,無例外的都是凸現了文化分裂的事實,而不是化解它。甚至這些文化策略本身也構成成了問題的一個部分。所有這些東西的背後就是這個後進國家才有的城鄉異質的“二元結構”。所以講,要把握住這個觀察角度:二元結構是個後進國家的現代性問題。 Y:確實,你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那裡是看不見關於“二元結構”的研究的。對於他們而言,這個“二元結構”是後進國家的問題,對主流經濟學者來講,是個引人興趣的事,而不是個待研究的問題。大部分有份量的相關研究,名之曰發展經濟學,大多是在國際性組織贊助下進行的。 C:那麼,這樣的“二元結構”是在什麼情況下出現的呢? Y:讓我來做點發生學的分析吧。正如我們前面對“二元結構”的現象分析,它一定是傳統鄉村文明與異質的來自西方的城市文明並存的一種社會結構。所以,它的來源,或是發生的機理,一定就是西方文明對傳統社會的進入而形成的。進入的方式,或動力有三種。第一種是西方殖民化,這是源自歐洲內部的力量,向外擴張,結果就在各大洲都形成了一系列的“二元結構”化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或地區,不用舉例,比比皆是。第二種,是全球化條件下,直接源自傳統國家內部的現代化方案。這個比第一種要複雜一些,比如日本、韓國、台灣、馬來西亞都有這個特點。也有一些港口城市先是在第一種情況下發生的,後來又成了所在國家內地的現代化的樣本,從而變成了源自內部驅動的結構發展,這個現象在當下就比較多。它是來自傳統社會當中一批精英階層的人,作了一個以西方國家為榜樣的“國家方案”,因為這個方案的實施而產生的。這種情況下形成的“二元結構”,往往是所謂的現代性危機的主要來源。因為,這種“二元結構”恰恰是傳統社會中的內部力量主動的設計,是一種自我分裂。它造成的精神危機遠遠大於前一種情況下造成的殖民地。你可以從中國與印度的對比中看出來這種區別,你也可以從香港和大陸的對比中看到類似的區別來。 C:我們以前專門談論過全球化。這個全球化儘管是九十年代熱起來的詞,但作為事實,它早就存在了。因為就資本主義本質講,它就是一個開放結構,或是要求開放的結構。資本主義內在的就是全球化。 Y:馬克思《資本論》未完成的一個部分就是題名為世界貿易體系,這個就是全球化。我特別想指出的是,全球化散發出的濃重的猶太性。這個東西值得深究。 C:在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各種試驗也不過就是全球化的若干運動形態之一罷了。全球化,第一波大致是疾病的全球化,接着是武器的全球化,再接着,就是一系列烏托邦方案的全球化,現在的還不好說。 Y:對,這個就是我要講的第三種“二元結構”的形態,就是源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所謂計劃經濟體系實行的結果。因為從共產主義理論的本義上,它講的就是全球化,所謂“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指的是既然資本剩餘價值的生產是全世界化的,所以無產階級就必須在世界範圍內聯合起來。但是當列寧把歐洲的共產主義給大大的修正一番,用到俄羅斯這樣的落後國家的時候,這個馬克思主義,就變異為一種關於後進國家如何實現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現代化試驗了。這緊接着就被斯大林在實踐中,就以計劃經濟全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想當然的不用實行資本主義而同樣達到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一整套社會試驗。這個東西,就帶來了第三種“二元結構”,即傳統鄉村同規模巨大的國家工廠之間的異質。這同樣是一種“二元結構”。這個國家工廠存在的全部依據都是源於西方文明的。這第三種“二元結構”特別顯著的存在於中國大陸。當然,朝鮮、越南也存在,但可以用中國大陸來代表。斯大林的計劃經濟在東歐實行的時候,它不是我們要講的“二元結構”,因為東歐國家原本就是西方國家,所以在經互會國家裡,這個“二元結構”是不同於計劃經濟在中國實行的情況,大大的不同。同時,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經濟而出現的“二元結構”,也大大的不同於49年以前中國大陸存在的“二元結構”。 C:中國目前現存的正在迅猛發展的“二元結構”,似乎是三種類型都有,都在近百年的近代史中交錯出現於中國大陸。這是否給中國“二元結構”帶上了特別的複雜性呢? Y:確實,無論從規模上講,還是從內容上講,大陸的“二元結構”都是獨一份的,你幾乎可以肯定地講,也是世界最難以解決的“二元結構”。 C:解決?你的意思是消除“二元結構”?做得到嗎? Y:這個用詞不當,我收回。我的意思是,“二元結構”的歷史的可能走向是什麼呢?你可以看看有些二元結構演變的個案,做個對比。例如講,日本也曾經有“二元結構”,在明治初期,橫濱就是一個完全西化的口岸城市,同日本傳統鄉村形成明顯對比,這種對比也曾引發了很嚴重的文化衝突,在經濟上,明治時期,曾經有過幾個大型口岸城市經濟發展引發出鄉村傳統手工業的破產,但這樣的結構,從來就沒有嚴重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而且不久之後,異質程度就開始減弱,直到今天,我們在日本已經看不到“二元結構”了。同樣的事情在南韓也正在經歷中,台灣也是類似的例子。另外一些例證,比如泰國、馬來西亞,我們都可以容易觀察到都市經濟與傳統鄉村的對比。但你總歸會感覺到,同中國大陸的“二元結構”似乎很不相同。我們也可以從歷史資料中觀察20—30年代,大陸江浙地區與上海之間形成的“二元結構”、華北地區同天津之間形成的“二元結構”。你同樣可以發現那個時期的“二元結構”同現今大陸“二元結構”的不同。 C:你的意思是“二元結構”就其產生過程講,有三種形態的“二元結構”,?“二元結構”一經產生,就其歷史發展的趨勢而言,又有不同的類型? Y:對,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似乎可以觀察到有兩類不同趨向的“二元結構”,一種?“二元結構”經歷一個足夠長的時期,它的城鄉異質程度就開始趨向減弱,以致消除;而另一種則不同,這種城鄉異質程度,或者講用比較通用的詞,城鄉差距的程度,則有個相反的趨勢,愈演愈烈。“二元結構”,不論其來源的類型如何,不管是殖民化,全球化,還是計劃經濟,只要產生了城鄉異質的“二元結構”,就可能有這樣兩種不同的歷史趨勢。 C:你等等,我們是不是再詳細的描述一下這兩種不同趨勢的“二元結構”,它們的現象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Y:這樣吧,讓我們從身邊開始。我們都來自內地,應當講對內地鄉下並不陌生。前些日子有個朋友,是國務院工作人員,到雲南山區去探看扶貧款的使用情況,他直接下到一些山村里。他回來後,說是贊同以前我給他講的一個觀察結論,就是沿海大城市同內地落後地區的縣城之間的差距,要遠小於這個縣城同其周圍鄉村之間的差距。這個特徵我名之曰中國“二元結構”的差序混亂。你同樣可以從離上海不過50—60公里的蘇州的鄉村里,也看到一些讓你很吃驚的“二元結構”,例如村子裡幾乎沒有規劃整治,到夜晚黑燈瞎火,進到一些民居里,幾乎也是家塗四壁,幾件東西簡陋得很。蘇州鄉村與上海之間形成的“二元結構”,同上海與雲南山村之間形成的“二元結構”,是同構的,有些程度上的差異。在這個“差序混亂”之下,有四個可以觀察到的景觀差異,上海同省城之間的差異,省城同縣城之間的差異,上海同縣城之間的差異,縣城同鄉村之間的差異。城市之間的差異都比較小,作比較的兩個城市你可以任意選取,都是如此。巨大的差異是體現在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哪怕這個城市是西部落後地區的。這就是前面講的那個朋友在雲南山區的觀感。這種“城鄉差異”給人一種強烈的混亂無序的感覺。而與此不同的是,你比如講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是個繁華都市,同傳統鄉村有差異,但從吉隆坡到中等城市、小城市、小鎮、再到傳統鄉村,差序結構很嚴整,這個差異是遞次的。小城鎮同鄉村的差異遠遠小於城鎮同吉隆坡的差異。與中國正好相反。我叫它“差序嚴整”的港口型“二元結構”。 C:建築界的人講,現今大陸是“千城一面”,只要是個城市,那幾個“現代化”的元素就齊全的,寬馬路、廣場、綠地、開發區、居民小區,等等。既然城市是“千城一面”,自然城市只有大小之分了。 Y:中國這種差序混亂的“二元結構”幾乎就是獨一份。其他國家可資比較或是現存的“二元結構”大都是差序嚴整的。這當然自有其原因了,這是我們緊接着要談的事。在此之前,我們還要指出中國“二元結構”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城鄉異質的程度似乎是處在愈演愈烈而不是收窄的趨勢上。甚至你都很難發現,有什么正面的因素,有可能會減弱這種城鄉差距。而在其他國家,你很容易觀察到很多相反的例證。特別是,有那種趨勢存在,在減弱或即將減弱。 C:中國“二元結構”的這樣兩個特徵是否有內在的聯繫呢?是不是可以講,在城鄉差異有收窄的趨勢下,才可能出現差序嚴整的“二元結構”。而如果城鄉差距是持續擴大情況下,差序混亂的“二元結構”就容易出現。 Y:這可以作為一種猜測啦。至少講從現象上看,你講的這種聯繫的可能性應當比較大。但從內在生成的機理上講,我倒是認為另有乾坤,這恰恰就是我對中國“二元結構”觀測的核心。我們前面是從動力角度去觀察“二元結構”的現象。殖民化,全球化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二元結構”的三種起源。而“二元結構”一經產生,就有兩種不同的歷史趨勢,即差序混亂的和持續擴張的中國式的“二元結構”以及差序嚴整的有差異收窄趨勢的港口型“二元結構”。這兩種不同趨勢的“二元結構”,在政治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角度講,是有嚴格的價值分野和判斷的。一句話,中國式“二元結構”必須設法轉換到港口式“二元結構”。否則,走下去豈不是有兩個中國啦?這是非轉不可的。所謂“三農問題”,其實就是這個轉換的問題。 C:那就是講,如果我們能清楚地看到決定“二元結構”不同趨勢的內里機制,那也就可以看到中國“二元結構”的轉換的可能性,從而看到所謂中國“三農”問題的趨勢。 Y:對,是這麼回事。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內在的機制吧。我們回到先頭的假設。假設一個純農業國,只有鄉村經濟而無城市經濟,也無外在力量強加一個經濟體在這裡。那麼,這個農業國家如果逐步演化到有工業城市,那麼這個工業城市會怎樣出現呢?首先,它是要有人投資工業的,誰來投資,當然是農民,投資的錢是哪來的,當然是鄉村的剩餘產品;其次,工業的內容是什麼?起初當然同鄉村農畜產品的加工有關,同農民生活物資直接相關的,後來就此演進,如先有織布,後有了織布機,再後有了動力機,工作母機等等,現代工業就發展起來了;再次,勞動力從哪裡來,當然是從農村來。最後上述三點,都是在自願的條件發生的,沒有強迫的。那麼,這個工業經濟還不就是鄉村經濟的衍生物嘛。從中而起的城市社會在生活方式、文化方面上也就不過是鄉村的衍生罷了。 C:那當然啦,你還可以進一步地講,那個工廠紅利到哪裡去啦,到鄉村去啦。 Y:對,對,紅利到不到鄉村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分紅的權利,這個紅利的所有權是歸屬鄉村的,它的一個部分一定是用於鄉村投資了,這種雙向的自願的投資過程,保證了對鄉村投資的回報,與對城市投資的回報之間,一定是動態平衡的。這樣城鄉經濟本質上就是一體的。在這種情況下,動態平衡的投資回報率背後就是平衡的城鄉勞動生產率。從這個假設的例子中,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到西歐國家中,從鄉村發展到城市的歷史。這期間最重要的是兩條:①城市最初的投資是來自鄉村,②鄉村分享城市發展的紅利並且獲得在收益比較條件下的投資。那麼,在後進的國家中,情況就不同了。首先,城市經濟是全球貿易體系的一個環節,往往是港口經濟,這個港口經濟的收益比較,是以全球經濟或是西方經濟為基準的,從開始就不以當地鄉村經濟為比較。其次,城市的投資中有個很大部分不是鄉村經濟提供的,而是外來提供的,比如國際資本,比如國家資本。再次,這個所謂的現代部門並不是以鄉村經濟為市場的,它首先服從全球市場或國家力量的目標,最後,當然其紅利也是由各方分享的。實際上,我們可以概括為:由誰投資;由誰來做;由誰購買;由誰得利。這算個標準吧。例如西歐,這四個“誰”是清楚的,沒有外來的力量,就是原有的鄉村,莊園也罷,貴族也罷,?大地主也罷,猶太高利貸者也罷,都是傳統鄉村結構里的東西,是內在的。只要這四個“誰”是完全或主要是傳統鄉村,那麼,就不可能出現“二元結構”。只要這四個方面加入外在於傳統鄉村經濟的力量,那麼,“二元結構”就應該會出現了。 C:其實就是講,從鄉村到城市的發展如果是內生的,那就一定不會出現“二元結構”,如果是外生的,就一定會出現“二元結構”。 Y:對。這個內生也罷,外生也罷,主要就是四個變量,就是剛才講的四個“誰”。現在我們就可以來分析一下前面講過的兩種趨勢的“二元結構”。在差序嚴整的“二元結構”里,我們可以看到,投資者既有來自傳統鄉村內部的,也有來自傳統鄉村外部的,比如海外投資、或是國家投資。注意,來自鄉村內部的投資者進入城市,特別是港口城市投資,只要不受到限制,那麼就可以講,城市的紅利也就是由這兩部分投資人分享了。接着,在此種情況下,城市經濟的產品銷售市場一定是雙向的,既是面向鄉村的,也是面向海外市場的。當然,勞動力一定是傳統鄉村提供。這樣,我們就可以觀察到從鄉村向城市的投資,同時又可以觀察到從城市向鄉村的回流:紅利和工資。由此形成了鄉村對城市產品的購買力。這中間“自由投資者”非常重要,千千萬萬個鄉村自由投資者的謀利的投資和投機,集合起來,會形成一系列的現代經濟部門的地理配置,從而出現差序嚴整的“二元結構”。 C:就是講,有兩個力量在相反方向起作用,來自海外或國家的投資者力量,拉大、加強、加劇“二元結構”,來自鄉村的投資及工資收入則在縮小這個“二元結構”。這兩種力量的此消彼長,就決定了城鄉二元結構異質化程度的數量曲線的變化。 Y:對。你甚至現在就可以大致描述這個曲線的幾何特徵。大致開始時低,隨後很快就很高,經過一段時間平穩期,就開始一個緩慢的下降趨勢。為什麼會下降呢?或者講,為什麼來自鄉村的力量會大過鄉村外部的力量呢?這同經商活動中的一個特點有關,就是本土化的企業家同外部企業之間的競爭關係並不總是處在惡性競爭中,通常一定會形成一個圍繞本土化企業的合作,因此,就企業的運行成本而言,通常外來企業並不願意自己變成一個基於本地的企業,更願意同本地企業形成一種合作關係,即便最終本地企業做大,也會使外地企業受益。由於這種關係的存在,給定足夠的時間,通常本地企業家,就是來自鄉村的企業最終總歸是成長為這個國家的經濟主角,這在日本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二戰以前日本的崛起時,世界上通行的是自由貿易體系,一開始西方來的商業力量是強大的,激烈的競爭一度也使日本鄉村原有經濟遭受很大困難。但是日本本地商業力量到底還是發展起來,並主導日本經濟。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城鄉異質的“二元經濟結構”經過幾番複雜的起伏後,還是走向了趨同,到二戰前,日本城鄉經濟的長期均衡的結構就基本建立起來了。這個日本的事例,你還可以從很多典型的“二元結構”經濟體中看到,只是規模、頻率沒有日本那樣大和快。這裡要多講幾句。通常人們總是想當然的認為,在全球化條件下,跨國公司一定會幹掉本地企業,使本地企業成為配角。這個觀點站不住腳。有這樣的個案,但只要時間足夠長,跨國公司是無法覆蓋所有的市場空間的,本地企業有後發優勢。從而迫使跨國公司與之結成合作關係。日本,香港,新加坡,韓國都有大量的案例。 C:類似的案例,在20---30年代的中國上海也可以看到。特別有意思的是,越是民生產品,越是來自中國鄉村士紳的投資成功地就越多。如佛手牌味精就是典型一例。另外,前段時間央視放的《大染坊》也描述了一個類似的例子。 Y:是啊,這是一個交易成本約束下的應然現象。正是這種本土商業力量成千上萬的每日每夜的運動,把我們講的那種來自城市工業的紅利以及投資引導到鄉村,進而又引發了新的工業點,從而逐漸形成一個差序嚴整的城鄉“二元結構”。這就是“港口型二元結構”的發展機理:即城市化的紅利是否有一部分流回到鄉村,從而引發鄉村的新經濟部門的建立。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的均衡模型才是成立的。而劉易斯研究的“二元結構”恰恰都是具備這個過程機理的類型,所以當你看到講邊際工資率城鄉相向變動的時候,你一般就沒有注意到這個相向變動的背後,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過程:城市紅利的回歸及其引發的新興經濟部門。劉易斯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他沒有注意另一種類型的“二元結構”:中國式“二元結構”的存在。 C:劉易斯沒有留意這種類型的“二元結構”倒不奇怪,因為他是在50年代形成他的觀點的。那時候,這個中國式“二元結構”正在孕育期,尚未成型。可惜的倒是我們有一大批發展經濟學家在引用劉易斯模型於中國時,總是不會用。於是就開始修正劉易斯,形成形形色色的“二元結構”模型。你這個分析就講清了劉易斯模型於中國“三農”問題之間的關係。看來即便是修正了劉易斯,你還是無法用它來更好的理解中國“三農”問題。 Y:你講得對,所謂中國“三農”問題,其實就是中國式“二元結構”的歷史轉換的可能性問題。我們再仔細的分析一下這個中國式“二元結構”。中國式“二元結構”,用前面講的四個“誰”來界定一下,首先就是誰投資。50年代開始的中國工業化,是在計劃經濟模式下進行的,它其中最主要特徵就是國家投資,也就是投資主體是國家。確實,無論這個國家的錢是怎麼來的,它總歸是來自鄉村的剩餘。這個從156個項目的實施情況看,當時的資金來源應當講主要是蘇聯貸款。這筆外債的還款來源不是用這156個項目的收益來保證的,而是以中國農副產品的出口換匯來保障的。所以,這個投資主體是清楚的,它是國家。那接着,誰來做呢?誰當工人呢?當然是進城的農民了。今天叫農民工,當時的情況是進了工廠,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工廠。你的農民身份就轉為城裡人了。 C:很多人都比較強調統購統銷的對工業化的作用,這是其中一條,就是統購統銷的方式保證了這些新增加的工廠工人的勞動成本比較低。 Y:關於這一點,要另行討論。基本上,我懷疑這個論點。但這裡有些關係。反正在計劃經濟下,做工的工人只能來自鄉村,區別是它是國家安排的,記得象李富春、薄一波這些人50年代,經常為下面的地方和部門安排了過量的農民進城當工人頭痛得很。 C:可見這個計劃也未必做到嚴絲合縫。事實上,統購統銷下的對工人的勞動成本支出,高於這之前和之後,從顯在成本來看,是很低,但隱在的成本,相當高昂。你要把這個人的一生包下來,連子女在內。所以,臨時工,合同工就出現了。這是成本的作用。到後來,快支撐不下去了,上山下鄉就是一個苗頭。 Y:肯定是做不到的,我們先放下這個話題。因為我們以後要專門談這件事的。接着說,第三個就是當時工業化的產品賣給誰呢?這又是一個問題。因為,那主要不是賣給鄉村,而是賣給工廠。 C:什麼叫做賣給工廠? Y:這我要給你回顧一段史實。70年代末,思想剛解放那會兒,有幾個大的理論討論,比如“真理標準”、“勞動分配”等等,很引人注目。後來經常有紀念文章,當時還有個理論問題大討論,叫做“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大討論。通俗講,就是生產的東西是幹什麼用的?是最大程度滿足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這是白紙黑字寫在教科書上的,為什麼要討論呢?因為具體實踐中,重工業比較大,大部分的國家級大廠生產的東西都是裝備,是給其他工廠用的。但由於輕工業很小比例,結果就出現了重工業內部產品循環。我記得于光遠當時對瀋陽的工業有一番調查和議論,就是講這個問題。鋼廠的鋼賣給機床廠,機床廠的機床賣給冶金設備廠,冶金設備廠的產品賣給礦山和鋼廠,如此循環。于光遠這個人有些功底,他講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例失調,說明所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在實踐中有困難,他只能這麼講了。其實哪有什麼????“基本經濟”規律。 這個問題,其實是在工業化初期,如果是強制性超常規的推進時,就一定會有這麼個結構特徵出來。所以,50年代弄的156個項目,產品同鄉村無關。那個叫基礎工業,是為重工業及軍工服務的。這樣形成的國家工廠同鄉村之間,就沒有什麼產品交流了。50年代初,薄一波建議多生產手推車供應鄉村,也是這個問題的反應。所以講,計劃經濟下的國家工業化就是這樣一個結構特徵。因此,工業化的產品主要的不是以傳統鄉村為銷售目標,主要的不是滿足鄉村的生產、生活需求。這是第三個“誰”。第四個,是誰獲得工業化的紅利呢?這更是最明顯不過的事情,得利的是國家。而傳統鄉村在直接的分利層面是一分利都沒有的。而國家把工業化紅利進一步資本化,又投入新的工業規劃中,重複前面的過程。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中國“二元結構”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形成機理了。這在最嚴格的意義上,形成了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它同一切已經有過的“二元結構”是大大的不同,那些“二元結構”?是城鄉異質的,但並非徹底分離的,例如在全球化或殖民化條件下的港口城市工業,至少大部分的銷售目標是以鄉村為市場的。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工業化,乾脆連市場目標都與鄉村無關了。這是一種城鄉徹底分離的“二元結構”。 C:戶口制度又加強了這個城鄉分離。所謂“剪刀差”就是這麼出來的,它不是因為勞動生產率不同而產生的,而是因為城市的自我循環、自我服務而引起的。許多“左派”們論證的毛的時代工業化的功績,都是空口說白話而已。 Y:戶口制度到底重在政治還是重在經濟,還要討論。但就50年開始執行的國家工業化規劃而言,即便是沒有戶口制度,結果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戶口制度對城鄉“二元結構”是有加強作用的,但不是主要原因。理論上,你可以假設沿海城市為一個國家,內地農村為另一個國家,只要在前面講的投資者、分利者、購買者等等都是鄉村,即便是兩個國家,這個“二元結構”也是會走向弱化的。這可以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相鄰地區的經濟結構的互補性看到。 C:那麼這種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城市工業化執行到70年代末期,就停止了吧,以後改革開放時期,為什麼“二元結構”更加嚴重了呢? Y:首先,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工業化模式並沒有終止,還在進行。只要國有經濟還是主體,那種國家工業化模式就會繼續起作用,這個作用到今天,到新世紀了,你還是清清楚楚的看得見,那就是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市設施建設規劃較之以前的以建設工廠為主的那種工業化模式有一個升級,可以叫作城市化模式,這個城市化模式同過去工業化模式在形成城鄉“二元結構”上完全相同,區別只是前者更加強有力的加劇了“二元結構”。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城市基礎設施較之以重工業產品,在某種條件下,它就更是一種自我循環的產品,它的經濟性,特別是它的外部經濟性,鄉村經濟很難分享,它帶來的最重要的紅利,土地價值上升,鄉村無法分享到。這樣的城市化,當然就更加劇“二元結構”。 C:你講的某種條件是指什麼? Y:這就涉及到我們討論的最主要的核心問題了。這個某種條件,概括地講,就是土地徵用制度條件下的工業化。注意,在計劃經濟時代,城市化與工業化事實上是合一的,是由國家完全計劃、規劃的。改革開放以後,漸漸的出現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分野。國家逐步地從工業化為主撤出,而以城市化為主,即城市化是以國家為主導。而工業化是以社會各界力量為主導進行。國家與社會力量各有不同的側重點。國家主導的城市化與社會力量主導的工業化纏繞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我們現在面臨的世紀難題:“三農”問題。 C:在工業化的主導力量中,還要先來看看是些什麼構成吧,就我們講的外向型經濟而言,這個首先是全球化的力量吧。 Y:對,確實如此。全球化力量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這樣我們還是聯繫起來談,“二元結構”有三種起源方式,殖民化,全球化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工業化。“二戰”之後,殖民化消退了,全球化凸現為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式。中國在49以前,是殖民化和全球化條件下的“二元結構”,79年至今,則是國家城市化和全球化雙重主導下的“二元結構”,特別是這個全球化主導下的“二元結構”,在中國特定的國情下,變得極其獨特。 C:詳細講講吧。 Y: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時,對於經濟全球化的認識還是比較淺的。記得84年時,朱嘉明和黃江南有過一份報告,講全球經濟結構演變的。其中講到了對中國現代化的啟示。那個時期,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當時國人觀察全球化的主要讀物,也是國人當時認識全球化的主要知識背景。朱、黃的報告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記得84年在合肥召開《改革者大會》的時候,朱、黃正式提交了這份報告,而大會上有個特別的安排,就是全體與會代表看《第三次浪潮》錄影帶。這個時期,全球化只是個認識,很間接。但是80年代後期,主要是王健提出國際大循環戰略,就是把對全球化的認識提高到工業化戰略層面上。這個大循環講的是在沿海14個城市對外開放基礎上,利用中國資源和其他廉價勞動力與國際上工業轉型結構起來,形成沿海地區同全球市場之間的循環。這個理論一經提出,記得當時就很熱鬧。事實證明,這個理論確實是有力量的,在實踐中也確實就是這麼回事。 C:沿海城市對外開放,是以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為樣板的,和深圳特區早期的成功有關。 Y:是的,這是當時在全球化下面,小國家和地區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典型。深圳早期的實驗證明這個東西在中國沿海是可以複製的。所以沿海開放就立起來了。但這還是不夠的,因為,沿海對外開放,那內地怎麼辦呢?於是還有一套理論來支撐當時的宏觀決策。一個就是梯度開發理論。當時日本一些專家對國內政策作顧問的時候,提到了這個梯度發展的作法。當時國內經濟學界對此響應熱烈。有個時期,凡是經濟研討會,這個就是熱點。我當時在新疆政策部門工作,對此體會很深。因為有了這個梯度開發理論做支撐,沿海開放才講的通,否則黨內那些內陸省份的負責人是想不通的。再一個,就是以劉易斯所謂“二元結構”的理論為主的發展經濟學的知識大普及。劉易斯“二元結構”模型的核心是鄉村傳統部門的勞動力在邊際勞動報酬率低於現代部門邊際勞動報酬率條件下不斷的加入到現代部門,最終使邊際勞動報酬率在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之間達到均衡,從而使經濟整體現代化。這個理論試圖回答得就是,沿海經濟賴以成立的理由是,勞動密集型工業是中國在全球化條件下的比較優勢。那麼廣大農村居民在這個條件下什麼時候才能進入現代化呢?發展經濟學就提供了一個在當時確實是說的過去的一個解釋。所以,概括地講,我們今天看到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極其迅猛的工業化,其政策源頭上,是用三塊政策理論構成的:國際大循環+梯度開發+發展經濟學。 C:這三塊只是看上去很周全,可是實際上怎麼不是這麼回事呢? Y:我接下來就是要講這件事了。這裡有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那個,究竟傳統鄉村是否能從城市化工業化的紅利中分到一部分呢?我們已經講過了,國家計劃主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都不能有紅利能夠回到傳統鄉村,那麼,在非國家主導的工業化中,特別是沿海工業化的紅利是否回到鄉村呢?我分幾個層次來講。第一個層次,就是沿海工業化,特別是開放初期的“三資”企業,中方投資者一般來自國有企業,由此形成的資產和紅利,只是原有國家工業化的紅利的再資本化,這個部分對應的紅利不可能回到鄉村。當然這個部分的相對規模在進入到90年代中期以後是呈下降趨勢的。第二個層面,就是鄉鎮企業和鄉村私人投資者的企業和“三資企業”,這個部分的投資和紅利是回到鄉村,在90年代中期以後,這個部分相對是呈上升趨勢的。這個部分的投資雖然來自鄉村,但其回流的強度因為獨特的鄉村投資人身份的轉化,而大大的減弱了,即有相當一部分成功鄉村投資人通過定居城市而使投資者又回到了城市。這些鄉村投資人為什麼要留在城市裡呢?他所得的紅利為什麼不流向家鄉呢?這同城市化造成的外部經濟性的享用有關。但不管怎麼樣,這個部分的投資者總體上是收窄“二元結構”城鄉異質程度的力量。第三個層面,就是更加重要的,是土地的價值上升形成土地增殖紅利,鄉村無法享受到這個部分,這個紅利由於中國搞的土地徵用制度和耕地保護制度,而全部的被國家及土地開發商即城市居民拿走了。 C:我們終於走到了土地所有權制度了。朋友們一直在追問我們到底怎麼看土地私有化的。現在我們觸及到這個問題了。 Y:是啊,在之前討論的幾個論題中,我們始終認為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從屬於農業勞動的組織方式。是後者決定前者的結構,是勞動組織方式最終決定農業的效率改進的方向。在那裡,我們就講過土地所有權制度不是不重要,但是土地所有權的更加決定性影響在“二元結構”裡頭。就是現在我們要講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直接導致土地增殖。這本來講當然就是土地的所有者——鄉村社會直接受益,但事實上恰恰相反。鄉村拿不到這塊增值的原因是什麼呢?首先就是這個土地徵用制度。中國土地制度是兩大塊,一是城市用地,二是耕地。後者是集體所有制或者用我們更喜歡的詞:鄉村社區所有制。本來講,在城市化大規模展開之前,城市用地比較少。隨着工業化、城市化,就要擴張城市用地,這大體是在兩個名義下進行的,一個是工業用地,比如講那些各類“開發區”,各類“園區”,都是這類用地。增加工業用地是用國家徵地的方式來完成的。即從國務院直到縣政府,各級人民政府都有權根據被批準的工業規劃和城市規劃徵用工業用地。方式呢,就是對農民補償的條件下,收回鄉村社區的農用地,轉型為工業或商業用地。貓膩就在這個補償條件。它的計算方式各地有不同,但主要計算原則是一樣的,就是以這塊農用地的農業產量為計算依據,乘以一定年度,比如十年,以十年的農業產出之總和作為農用地徵用的補償價格。這樣計算的結果,據我所知,在蘇州這樣的地區,大致是6—12萬元左右,在成都這樣的地區,大約是6萬元左右。沿海和內地區別不太大。第二個徵用名義,就是市政用地和國家重點建設用地。農用地補償計算方式也差不多,但一般還要低於工業用地。 C:這是極其荒唐的計算原則。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通的。 Y:可是它一直就這麼存在着,還寫入憲法。我看北京那幫學者天天吵着講要修憲保護私有財產,搞不懂,怎麼他們不集中力量遊說改動這個最最荒唐的農用地的國家徵用制度。因為這樣一條徵用制度,就取消了鄉村力量去分享土地增殖的可能性,因為即便商用地每畝賣到200萬以上,鄉村也只能得到十幾萬補償,甚至更少。我們在浦東金橋開發區前幾年常常看到失地的農民來到管委會大樓前要求增加當時的補償,結果被斥之為“鬧事”,是違約行為,說是農民心裡不平衡,看到開發區發達了,眼紅。確實是心裡不平衡。問題是換誰誰又能平衡呢?這個徵用制度更惡劣的還在於它是分級管理的。從國務院到各級人民政府都有權,這就更加慘烈了。如果象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全國是國務院統一計劃倒也罷了,現在使大家都有權,而這個同官員的政績及尋租行為一結合,結果就變成潘多拉的盒子。可以講,90年代以來,官員的最大的個人積累大都來源於此。就是講,城市化、工業化的土地增殖紅利的瓜分者是三個部分,一是各級地方政府,二是官員私人,三是開發商。這些被瓜分的紅利直接就轉化為超越整個國家發展程度的豪華消費。在政府,就是形成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即利用土地換資金,形成非公共的財政結構,它使得市政府的官員們獲得了“自由發展權”,於是一切城市化規劃都從強化第二財政的角度搞。一句話,炒熱自己城市的房地產,於是就有重慶宣布1.5萬億的投資規劃,嚇人吧,豪氣沖天啊。再就是搞那些頂級娛樂項目,例如上海要造人造海灘,人造波浪,要投50個億,理由很簡單,因為上海沒有白色沙灘,可氣吧。 C:那上海也沒有山,他們是否會搞人造大山呢? Y:當然會啦。不過他們更加有想象力,他們決定搞F1賽車場。怎麼樣,超前吧,8月份就開賽了。 C:還有英倫小鎮、德國小鎮、捷克小鎮等等。太多啦。 Y:這在上海而言,並不荒唐。一來是有個消費能力嘛,二來更有意思的是,政府所屬的項目公司的負責人在講述這類項目的經濟性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講,本項目的實施會提升周邊土地的價值,從而使項目投資取得社會效益。這是不是事實呢?是,當然是。那麼,市政府為什麼不干呢?當然要干。於是,有這種類型的超級項目的上海同內地之間的“二元結構”怎麼會縮小呢? C:我是說嘛,為什麼上海這樣的城市,政府公布的財政收入才700億左右,怎麼能搞這麼多的大項目,來源都是這個土地增殖紅利,是第二財政啊。這個第二財政有大量的負面作用呀。一來,就是你講的“自由發展權”,根本不上人大會上報告,你都不知道這個盤子有多大,就幾個市長清楚。那還不由得他們縱橫馳騁。二來,這一塊形成某種割據力量。民國時期,西南軍閥政府站得住,老蔣拿他們沒有辦法,是他們有自己的第二財政:煙土收入。這個非公共性的偽財政,是侵害國體的。 Y:是呀。同時也可以看到,為什麼各大城市房地產價格只漲不落,這是有“制度基礎”的,有“制度保障”的。周正毅事件中,為什麼他被追究的恰恰同他的主要業務房地產無關呢?原因是周本人在這個方面並沒有錯,也沒有罪。他同上海靜安區土地當局搞的舊城改造恰恰是中國城化的制度要求。你怎麼能拿這個給他定罪呢? C:政府必須要有大大小小的周正毅也才能夠出清手上的土地資源,從而獲得第二財政收入。這些收入又轉為項目投資形成一系列的超級政府公司,這些公司的實力遠非以前的國家工廠所能相比。 Y:我後面要專門講到這類超級公司。我告訴你,到頭來,還是要用這些超級公司來解決“三農”問題。現在按下不表。 C:我提一個疑問,為什麼鄉村社區不自己直接搞工業園區呢? Y:在制度上,這是不容許的。因為我們還有一條制度就是耕地保護制度。即除非你能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所謂符合大局的理由(例如市政的規劃,國家級高速公路項目等等),你是無論如何不能對耕地進行改性和更名的。到目前為止,村這一級搞工業的,都是搞村辦工業發展的,基本上不涉及到土地增值。例如華西村,南街村之類。這條耕地保護制度據說也是中國從中國國情出發,保護農民利益的設計。結果到頭來,它排除了鄉村社區對其擁有的土地的任何處置權,僅僅保證了所有的耕地在那兒等待着鄉村社區之外的力量到達為止。說難聽一點,耕地保護制度幾乎就是城裡人給鄉村農民下的一個套。 C:徵用制度+耕地保護,就是個天羅地網了。這樣鄉村就徹底的同土地增殖收益無關了。 Y:這套制度是土地所有權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並非土地所有權的全部。土地所有權私有化能解決鄉村分享土地收益嗎?我看是不可能的。但是從源頭上講,如果80年代初的聯產承包製進化成基於土地私有權基礎上的家庭耕作制(自耕農為主的鄉村社會結構),那樣的話,確實是會出現完全不同的情況。至少講,土地徵用制度運行的成本就會大的很多,沒準可以大到乾脆讓農戶直接進行土地交易市場。但現在再來做,有多大作用就很難講了。因為中國城市化進程已經相當深入了。反正在動土地所有權之前,還不如先停止這個可恨的土地徵用制度。八十年代初期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為當時的土地潛力一般而言是不大的,在社區內部是可以做到幾乎波瀾不驚的實施的,現在可能就大不相同了,可能就是一場革命了。搞一個變革,變油水大的,潛在的分利者必然多,邊界設定和實施難度大,反之則要容易一些。 C:那麼土地所有權在“二元結構”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是什麼呢? Y:這主要是在投資者這個層面上起作用。如果土地是農戶私有的,那麼,農戶就有可投資的資產了,即可以用土地或其他所有權憑證證券化的方式對城市工業進行投資,這樣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差序嚴整的港口式“二元結構”。這個比較典型的案例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南部土改中,以基於國家大型企業股票的土地債券方式收購地主的地,平均分配給農民,不要地的農民可以領債券。這些債券可以兌為國家企業的股票,這些國家企業在台灣60—70年代經濟起飛時,價值升幅驚人,使台南農民獲得很大收益。台灣南部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原始投資很大一部分來自這些收益或收益權憑證。但現在中國即便土地私有,也解決不了鄉村對城市的投資。因為城市工業投資已經可以擺脫來自鄉村的投資了,不需要了。 C:由於中國大陸的工業化從50—90年代半個世紀終成氣候的時候,農民始終沒有機會成為工業化的投資人。到今天,事實上,中國工業化的進一步提升已無需城市之外的投資者了,工業化城市化自身紅利的再投資已經足夠帶動進一步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以在可以看見的時期里,看不到農民成為投資者的可能性。 Y:是的。在這個最重要的層面上,農民不可能成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投資人,這個絕對是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所以你即便搞了土地私有化,也來不及了,晚了。一切都不可逆轉了。所以試圖以土地私有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起步,那是無法讓人信服的。由於從50年代初期斷絕了鄉村對工業化城市化初期成形的投資,從而慢慢的促成了90年代初開始在城市化內部形成投資---積累----土地增殖的自我循環,而無需從鄉村中吸取投資,另一方面,它又從根本上動搖了8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成型的國家現代化戰略的理論基礎,就是梯度開發理論和劉易斯“二元結構”模型。首先講梯度開發理論。這個理論講隨着一個地區的發展,這個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逐漸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廠商就會選擇離開這個地區到一個欠發達的地區以便獲得更加低的勞動力和土地。只要這個省下來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大於搬遷成本和新增加的產品成本,這個廠商的遷徙就一定發生,由此而形成一個開發梯度,從高到底,依據廠商的生產成本構成比例而形成廠商的梯度分布。這個理論所描述的現象在60年代以後的全球化過程中大量的存在。事實上,在沿海地區形成外向型工業群落正好也表明了這一點。但這個理論用在沿海和內地就失效了。為什麼呢?決定廠商遷徙的決定因素是勞動力價格和土地價格。我們來看工業化的實景。在蘇州這樣的地區,工業用地都在政府手中,政府向投資者的報價可以低到政府徵地的成本價。這個徵地成本價前面講過是以土地的農業產出計算的,這個公式計算的徵地費用,蘇州和內地差不多,就是講,蘇州市政府可以把工業用地價格控制在不顯著的高於內地鄉村的水平上,甚至在大型投資的時候還可以零價格出售,只要能帶來本地區的GDP增長率和稅收,就值!這樣,土地價格就沒有呈梯度形式有個從高到底的分布。再看勞動力價格,也是如此。在中國內地十分龐大的農村人口條件下,城市工業化吸收的農民工的價格是很低的。而且在沿海城市廠商有很大機會僱傭到比內地還要便宜的農民工。 C:這點我也注意到了。農民工到沿海城市打工往往在動身離鄉的時候並沒有拿到勞動合約,這個農民工就先墊上路費和有關費用到了東莞,然後他會發現有大批和他一樣的人在等待雇主挑選,雇主開出的價格如果低於他的期望值,他可以繼續等待下一個雇主報價,但這個過程不會很長,他可能等不了那麼長時間,他要麼接受一個低報價,要麼回家,可是要返鄉,又要花錢,而且已經投入了費用怎麼收回呢?另外又如何面對鄉親們的詰問呢?於是他感覺到他的價格談判地位很低,他只能接受一個較低價格。可是如果他是在家鄉附近的工廠談價格,他至少不會因為先行墊入的資金及返鄉的費用而降低自己的回價。 Y:是啊,不是有個所謂的東莞現象嘛,有人調查,東莞在94年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大概是400元左右,到2002年,大概在500—600元之間,而在這期間東莞的GDP增長了十幾倍。農民工的工資明顯低於GDP增長率。這個相對工資水平實際上是在下降。所以,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沿海地區的競爭優勢一直都不弱於內地,那麼梯度開發何以實現呢? C:那內地就免稅吧。 Y:可是所謂落後地區特徵之一不就是政府財政收入不足嗎?再免稅又如何實現發展呢?勞動力價格增加緩慢有人口因素在裡頭。可是土地價格呢?照理講一個國家人口和土地之間關係,人口多,土地就相對希缺,土地價格就應當高,所以在純粹的市場條件下,勞動力價格沿海與內地相差不會太多。但土地價格應有大落差。但由於有這個土地國家徵用制度,結果人為壓低了工業用地的價格落差,工廠的依據成本核算而進行的遷徙就不會發生,從而使這個梯度開發理論無從實現。 C:廠商也有到內地投資,但原因肯定不是去找更便宜的工業用地和更廉價的勞動力,一定是別的原因。但只要是別的原因,你就別指望是大規模的產業轉移。 Y:這樣,第一條理論依據就靠不住了。那第二條呢?劉易斯模式的核心問題是傳統部門的邊際勞動報酬率低於現代部門的邊際勞動報酬率。在這個條件下,現代部門不斷吸收傳統鄉村的潛在失業人口,直到傳統部門的邊際勞動報酬率開始上升,“二元結構”就開始收窄了。直到有一天,邊際報酬率相等時為止。我前面就講過了,這個東西也靠不住。因為所謂傳統部門的邊際勞動報酬率會有上升的時候,這條假設是在傳統部門會獲得投資的條件下才成立,即傳統鄉村是可以分享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紅利,一部分紅利會回流到鄉村,形成投資。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的鄉村裡頭的傳統部門,一個是農產品,一個是畜產品及手工藝品之類,沒有什麼投資,完全是令人絕望的局面,對此講什麼邊際報酬率會有提高的前景,那時沒有人會相信的。劉易斯模型是在研究非中國式“二元結構”背景下歸納出的一個模型。國內不少學者也根據中國情況提出了不少修正後的模型,但沒有多少有價值的。關鍵在於沒有認識到劉易斯模型的隱含的前提,即鄉村傳統部門的投資從何而來?倒是胡景北教授發展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國長期增長解釋模型,講中國十年來的工業化的內在投資來源於長期被壓低的勞動力價格。他實際上是指出了中國大陸工業化的投資來源於鄉村,是鄉村的勞動力價格落差形成了中國工業化的積累,就是說在維持生計這個底線之上的收入,全部被留在城市工業裡頭了,成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源泉。這個理論與我們的觀點是很相近的。 C:我也看過他的那篇論文,他可以再擴展一下,如果在注意到鄉村剩餘,全部剩餘,是如何轉化成了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就好了。 Y:胡景北的模型擴展性很好,我也有想法把它發展成度量中國式“二元結構”程度的一個計量模型。但這個不是我們的專長。我們還是從經濟史角度來看這個“二元結構”吧。 C:那麼,劉易斯理論這條依據也靠不住了,是不是整個中國工業化戰略就應該重新被考慮呢? Y:那是當然的啦。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據都站不住腳了,那你的政策又如何自圓其說呢? C:為什麼要自圓其說呢?反正工業化、城市化已經進入快車道了,那麼多知識分子不是對此沾沾自喜嘛。 Y:怎麼回事?你有底火啊? C:唉,我是講前些日子《南方周末》上連載的一篇混賬文章叫《走馬觀花看印度》。這個文章的作者以他引用一大堆中國學者的話,活脫脫的表現了一種極其粗淺的自大狂傾向。他們根本不守知識分子的本分,不去反省中國工業化戰略和道路蘊含的危機,居然敢去對印度的社會發展道路說三道四,還借印度小商人的口講“印度可笑的政治”。他們這幫人真不知道“可怕”的、“可怖”的政治是什麼樣吧!他們太健忘了吧。在瓦傑帕伊啟示錄般的敗選之後,這幫人,王紹光、張文木怎麼也算學貫中西那一類,怎麼就敢於如此表現無知,而且他們話講得如此這般斬釘截鐵,讓我冒火。那個作者居然還引了阿利亞•森的話,真不知他搞懂了沒有。 Y:有個朋友講,現在官員是非不講、黑白不分,只剩那眉宇之間一股子豪邁之氣。我觀察不少學者,也許話講得太多,文章寫得太多,結果也是只剩下豪邁之氣了。對印度說三道四那只是一例,多了去了。 C:所以講,你指望什麼自圓其說呢? Y:咱們不管這些,我們做史的,總歸還要講講吧。當初80年代後期逐漸形成的這套國家工業化戰略,在中共十三大報告裡頭第一次從戰略層面上加以論述,隨後在十五大、十六大報告中都有更加詳盡的表述。鄧小平在80年代初期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沿海開放戰略”,都是這種現代化戰略的組成部分。那個時候,鄧及他的同事們如何去說服全黨接受這個戰略呢?這個戰略又如何同中共公開宣傳的為最廣大群眾利益服務這個宗旨相適應呢?這就是要搞個自圓其說。於是就有梯度理論和劉易斯模式為依據的關於以國際大循環帶動國家工業化的各種理論解說。最終,這套說詞不但說服了全黨,我看鄧自己也是堅信不疑的。這個工業化戰略的正面作用不去講了,但就其負面作用講,就是這個以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為核心的“三農”問題愈演愈烈,直至慘烈的程度,《中國農民調查》也只是反映了一個部分而已。其實這個問題,在這套戰略執行之初,就已經被注意到了,所以才有中共中央成天強調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但強調歸強調,說到底,中共中央完全束手無策,眼睜睜的看着這個問題愈加嚴重了。瓦傑帕伊的落選,說明至少在印度,與全球化相勾連的軟件業再發達,如果未能惠及鄉村,你也得走人。類似印度人民黨這樣的發展戰略,並沒有錯,它只是不全對罷了。在我們這裡問題也是這樣,8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戰略並沒有錯,問題在於它沒有全對,它放下了很多問題沒有回答,或者它以為回答了,其實它是漏掉了。這些沒有回答的問題就在這些關於戰略的自圓其說裡頭。只是到近期,它特別突出的顯示出來了。 C:我覺得中國大陸這個“二元結構”走下去,可能會導致“三農”問題徹底不可收拾。而且,我覺得好像這個中國工業化戰略適才進入高潮期,你又如何讓它轉向呢?搞土地私有化,我看一是於事無補,二來也行不通。搞西部開發,到頭來一定又是政府主導的城市化,公共工程激增,貪官倍增而已;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中央財政又如何負擔的起?免農業稅,莫說是逐年免,就是一下子全免,不過區區300多億元,杯水車薪嘛。農民工工資不打欠條全部拿到手,也就是起碼的生活保障嘛,形成不了什麼投資。索性,以後用轉移財政支付方式解決農村問題,那要多大的財政力量呢?到底怎麼辦呢? Y:“三農”問題是否不可收拾,還不至於這麼悲觀。但中國現在這種“二元結構”發展下去,沒有一個轉變,轉到一個新的發展軌道上去,那確實就有很不好辦的事情,這肯定是執行了二十多年國家工業化戰略之後,這個國家遇到的一個大的挑戰。我們在前面講了那樣多,就是想從實證的角度看中國“二元結構”在國家工業化戰略執行過程中怎麼樣引發了“三農”這個難解之題。我們同時也希望看看有沒有可能性,這種“二元結構”可以有一個大的轉軌。我嘗試着提出一種發展轉軌的構想。我概括一下,中國“二元結構”的問題在於國家工業化戰略本身(不論是改革前的計劃經濟還是改革後的國際大循環戰略),是以國家為投資者主體,排除了鄉村(不論是私人還是鄉村社區)作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投資的主體,這是第一層。這個層面上排除了工業的紅利轉入鄉村投資於傳統部門及改變傳統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再一個層面,由於土地的國家徵用制度及耕地保護制度,使鄉村又根本無法間接的分享到城市化的間接紅利——土地增殖收益。在這種情況下,單純農民工資的回流就根本成為不了引發傳統鄉村經濟變革的投資,而胡景北教授又指出了事實上正相反的一個過程,即通過徹底壓低農民工工資至生存線上,而保證了城市工業的內部積累率,換言之,在80年代後期形成的又逐步得到全黨認同的一套工業化戰略,儘管當時是能夠自圓其說的,即可解決地區差距,又可解決城鄉差距,到頭來,恰恰演變成以農民工勞動報酬的反向積累為內在的長期增長機制。一句話,通過把農業用地的價格和農民工的勞動價格全部打壓至生存線附近,塑造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積累機制。 C:工業化和城市化除了這套機制外,是否也有了透過自身消費和海外銷售而形成了自我循環的過程? Y:正在形成,這正是我們預見的一個未來,即很有可能存在一個門檻,一旦過了這個門檻,中國城市經濟就開始擺脫內地鄉村了,到了這個時候,“兩個中國”經濟體系就會出現,那絕對是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觀。 C:啊,兩個中國,在經濟上?那麼政治上呢? Y:是可能的前景,未必能夠出現。但無論如何中國現行國體政體是無法包容這樣的經濟史過程的。 C:看來必須要直面這個問題了。 Y:我們只能指出現行“二元結構”轉軌的幾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無論如何儘快廢止土地的國家徵用制度,修改耕地保護法案。這裡要講講土地所有權問題。一般講,實行土地私有權被認為是保護農民利益的一個較明顯的方案。但我們已經多次講過,土地私有權並不能提高中國農業的效率,當然所有權終歸是有歸屬的,要麼歸私人,要麼歸集體(社區),要麼歸國家。當年,在土改之後,廢止土地私有,轉為土地集體所有,並沒有提高農業效率。而到80年初人民公社解體,恢復了家庭經營,農業效率得以恢復,與此同時卻又保留了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現在碰到“三農”問題以後,很多人又打土地私有制的主意,我是有保留的。就對農業生產的效率而言,集體所有制並無太大的負面影響。 C:在之七的討論時,不少人總是質疑這一點。 Y:我看到了,其實,可以把疑問換個提法:即由村委會發的土地承包合同與劉文彩發的土地承包合同,二者之間有效率的區別嗎?沒有。為什麼沒有?因為承包契約的有效性取決於發包人是否能夠清楚而有效的定義土地產權,在一個社區裡頭,某一塊土地要承包出去,這塊地的面積、肥力、生產條件等等是社區裡頭的公共知識,村委會知道,劉文彩知道,農戶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村委會就像劉文彩一樣的清楚這塊地要承包出去的地塊的產權邊界,農戶也有同樣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簽訂的契約就是有效的。 C:舉個反例吧,周冠五當年在首鋼搞股份制,趙紫陽叫“包”字進城,就沒有走到底。問題就出在周冠五其實無法對一個分廠的產權作出清楚有效的定義。問題並不是像有些學者講的是所有者缺位,即便有所有者代表在那裡,你也無法定義這個分廠的產權。因為農地的參數簡單易於測量,鋼鐵分廠的參數就十分龐雜難於測量,一台機床到底還能用多久,這個事就無法講清楚。所以承包製在工廠就無法行的通,這同農業土地承包製完全不同。 Y:所以,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轉型成私有制並不能改善農業產出效率,那麼能夠保護土地的增殖收益嗎?那也做不到,因為土地的徵用制度並不是以土地所有權為前提的,它只是說當國家,就是各級人民政府認為有必要時,可以直接徵用土地,給與補償。即便是私有權,你也保護不了自己。事實上,當國家徵用制度在前頭,任何土地所有權約定都是失效的。城裡頭舊城改造時,那些老住戶的產權是私有的,又當如何?還不是該拆就拆。前些日子媒體上很熱鬧的廣州藝術村被大學城拆除事件,也是如此。廣州藝術別墅村裡頭的不少別墅產權還是外國人持有的,那還不是照樣?所以,關鍵是廢止國家徵用制度,即,不管國家出於什麼理由,你要用地,就必須同土地所有者談判,一點口子都不留。這個比土地私有化要易於執行的多。 C:對,這個執行成本完全不一樣。土地私有化,那是牽動千千萬,除了農戶,還有別人,可能還有不是農民的人會插一腳,成本太高了,而且也沒有可以測量的效率改進的好處。但停止徵用制度,就簡單的多,一次立法行為,就可以了。而且執行的效果,監督很容易,不過那樣的話,地方政府是否就有大抵抗呢?畢竟前面講過,土地徵用制度在不少城市已經變成第二財政了。 Y:那也沒有辦法。本來就是在國家戰略層面上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沒有這個條件,“二元結構”轉軌就根本無從談起。不過從另外一面講,中央如果有決心,這件事並不難辦。這畢竟是個“政治正確”的事,以農民的名義,誰來反對呢?一般地講,地方政府同中央下棋,他不是任什麼棋都敢下的。它主要是在一些邊界很模糊的地方給你淘漿糊。比如宏觀緊縮時,一些項目的取捨,中央有時拿地方沒有辦法。例如治理貪污,有時也不好講清楚。於是輕判重判之間就被鑽了空子。但這個徵用制度則不同,你只要宣布這一條,不用中央去監督執行情況,那些鄉村社區裡的每一個農戶都會是監督者。因為邊界太清楚了,雖然不排除某些情況下政府還是可以搞霸道合同,但畢竟不會太多。我記得象分稅制、外匯牌價制度、價格調整制度,這樣的制度中央一經定下來,地方想抵抗也是沒有用的。只要這件事情是清楚地就可以了。 C:現在央行想提高利率,雖然對一些地區肯定是有影響,但一經定下來,不可能有人抵抗不執行,因為那是明面上的事,每份合約上都白字黑字寫在那裡,你敢弄個新利率?對,應當多搞些邊界清楚的中央政策。 Y:至於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那原本就不是這個國體和政體所允許的,原本就想治理而不得其法,這不就順便解決了嘛。 C:對大多數的負責幹部來講,錢少點好,錢多了,就豪邁起來了,荒唐事就一定多。這個土地收入沒有也罷。錢少了,發展觀就比較容易“科學”起來。另外,可能會有人問,土地是集體所有制,那麼土地增值是否會被村幹部給吞沒了呢? Y:這是一個很容易被反詰的問題。其實事情並非如此,當徵用制度沒有了,當國家大事這個名義沒有了,在一個熟人社區里,僅僅是以私慾而貪占社區的財產是長久不了的,會有個案,但不會普遍。這個擔心沒有必要。廢止土地的國家徵用制度,只是減緩“二元結構”加劇發展的速度,這是中國式“二元結構”轉軌的第一個條件。轉軌的第二個條件,要複雜的多。那就是要讓鄉村分享到城市化的紅利。這裡頭也有兩個階段的紅利,一個是49年以來到目前為止,這個被剝奪的紅利;一個是今後的城市紅利如何被分享。前面這一塊紅利已經形成了。它有個如何回歸鄉村的問題。後面這塊紅利,是未來的紅利,要拿未來的紅利,鄉村必須要形成對未來工業化城市化的投資。這個投資如何形成呢?廢止了土地的國家徵用制度,僅僅是個“保守療法”。它只是停止了對鄉村的剝奪,它也可以讓鄉村今後間接的分享城市化的紅利。但鄉村並不因此就可以直接得分享城市化的紅利:投資收益。也就是講,要恢復鄉村對城市化工業化的投資權,使之不但間接的分享城市化紅利,而且還要直接的從城市化中獲得投資收益。這就是深層次解決中國式“二元結構”轉軌的根本措施。 C:我感覺到你已經講到緊要處了。前面我本來就想指出,以分享土地增殖的方式分享城市紅利,僅僅是保守療法,可以減弱症狀,並不能除根。因為吃土地增殖無論如何還是一種吃老本的方式。它本身並不能引發鄉村一系列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沒有這一條不行,光有這一條遠遠不夠。我認為真正積極的引導“二元結構”轉軌的關鍵還是如何恢復鄉村對城市化工業化的直接投資和股本紅利,這是一切一切的關鍵。那麼怎麼實現這個恢復呢? Y:這個有待恢復的投資權,恰恰就是要求通過前一塊已經形成的紅利回歸鄉村而形成。或者講,49年以來到目前為止的城市化工業化紅利回歸鄉村正好就形成鄉村對未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投資權,股權。鄉村正是憑此來直接分享未來城市的紅利。 C:嗯,明白你的意思了。這個時期形成的城市化工業化的巨大的紅利如果可以計算出來的話,回歸鄉村,就應當成為鄉村對城市化本身整個歷史進程所擁有的股權。依據這個股權,鄉村就可以分享從今往後的城市化紅利,而且是直接分享。 Y:對,就是歷史的紅利轉化為對未來的股權。這就是一切的答案! C:中共執政以後在農民問題上一直顯得矛盾重重,知行不一。我們在之九裡頭也談到了甚至早在53年,毛澤東在討論糧食問題的時候,就對農民表現出非常的不耐煩。隨後的時期裡頭,這個農民的不受待見幾乎就是常態了。除了80年代上半期那個短暫的蜜月,其它時期真是提不起來。這是一個歷史的結扣,也是一個歷史之秘。 Y:咱們就是要解答這個歷史之謎。現在還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前段時間看劉鄧大軍進軍到大別山之後的各種“左”傾表現,吃驚得很。鄧小平當時主導這個過程,他事後承認就是犧牲農民,否則難以生存。當時李雪峰被派到那裡,它給中央的電報中就表達了他的憤怒。所以,這個革命家隊伍一遇到問題,就毫不猶疑的犧牲農民。這個你在解放後看,怎麼犧牲農民的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是理直氣壯的。所以這個裡頭有歷史的結扣。這個結扣要打開。 C:這個結扣,就是農民的現代化的主體地位,不是“客體”,而是“主體”。?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幾件事,要提一提。一個土地所有制,一個是戶口制度。 Y:土地所有權的改動,不能使“二元結構”轉軌,當然也無從化解所謂“三農”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學者賦予太多的意識形態想象。比如溫鐵軍反對“私有化”的一個理由是“社會保障”,這個說服力不強。問題在於農民本來是“資產者”,他與城市工人這樣的“無產者”要有的“社會保障”是不一樣的。但現在農民的“資產”被剝奪了,你怎麼能夠去講,只要有土地就可以有“保障”了,你要做的是找回那個被剝奪的“資產”。“資產者”的社會保障,只應另行設計,而不是用那塊價值被管制的土地來保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恢復土地私有權,可以推進市場經濟,就言論而言,並不錯,但有多大的推動力呢?要付多大的成本呢?不甚了了。總之,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上的想當然,曾經多次的禍害這個國家,現在也必須十分的謹慎。把要面對的問題想清楚再來出招,否則覆水難收。 C:“二元結構”的轉軌恐怕同整個國家今後的現代化道路相關聯。前一陣子,看了秦暉關於“斯托雷平改革”的議論,感覺到他提出的“道路”問題,是有見地的。現在由於“三農”問題日益突出,僅僅是顯著的經濟增長成就已經不是那麼有十足的正當性,已經不可以用它來解釋一切了。如果市場經濟轉化為“權貴資本主義”,而鄉村被事實上遺忘或拋棄,那麼這個經濟成就到底有多麼牢靠呢?Y:“二元結構”轉軌其實也就是現代化道路。秦暉的“普魯士道路”,“美國式道路”之分及借鑑,我不完全同意。但這個道路問題確實要討論,放在以?後,大概是之十一或之十二來討論。 C:說點兒題外的話吧。我覺得“三農”問題的討論和有關“政體”的討論可以比較一下。在形而下的層面上,“政體”大致是有一個或認定有一個可以操作的現實的方案的,能否實行,何時實行,端在執政者的政治決斷。有了這個打底,學者們在形而上的層面上的討論就很熱鬧了,參與者總歸是興致勃勃。比較之下,“三農”問題在形而下層面沒有一個可以讓人信服的“解決方案”。沒有這個打底,結果在形而上討論時,就好像不得要領。慢慢的“主流學者”就似乎不大討論這個問題了。 Y:當然,不能說現在沒有形而下的討論和方案,但不論是土地私有化、送法下鄉、送科技下鄉、扶貧、減免農業稅、裁撤基層政權,更不提什麼調整種植結構、產業化經營,都有隔靴搔癢之感,在直觀上就難以讓人信服,不要說緩解城鄉對立,大概連不讓局勢更加惡化乃至失控都做不到。所以,更多的主流學者採取了可以讓人理解的迴避的做法,學科性的差異是最漂亮的說辭。但是,事情並不能因此而發生變化。故而,我們就在這裡嘗試對這個“三農”?問題進行一個歷史學的討論,看看在討論中能否順出一個可操作的現實方案來。當然了,就這個對談錄而言,討論是否詳實、敘述是否豐滿、角度是否恰當則更為重要。方案固然重要,歷史學的觀察才更值得關注吧。說到底,一切還是要有個可操作的方案。這個方案我有比較詳細的考慮,下次再說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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