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這次紀念會的報道，以及一些跟蹤報道。其中有一個問題，引起我的關注。就是關於六四事件的思考，話語權的問題。一些與會者說：

“我們不需要請求當局為六四平反，裁決與評判罪與非罪、是非對錯的權利，並不掌握在當權者手中。我們所要求和正在做的，是調查事件真相，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轉型正義，彌合民族創傷。”

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我的問題是關於六四事件，共產黨當局，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先生，甚至包括六四事件直接當事人李鵬先生，六四事件直接受益人江澤民先生，這些人到底有沒有關於六四事件的性質，是非對錯罪與過，有一定的話語權？

我個人認為他們有這個話語權。事實上，每一個六四事件的參與者，包括當時的學生，學生家長，當時參與的北京市民，乃至全中國百姓，包括六四鎮壓的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包括反對鎮壓的趙紫陽，甚至包括後來才出生的年輕人，他們都是有話語權的。

我贊同關於首先要調查事件真相的說法。但是在調查真相的基礎上，必須要做出是非對錯罪與過的判斷。誰來調查？誰來判斷？在現在共產黨還在台上的情況下，是沒有辦法繞過共產黨以及它控制下的憲政系統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剝奪當局對六四的話語權。相反，我們應該向當局施壓，要求他們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清真相。並在此基礎上尋求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其實對六四事件當事人來說，有一個平台說話，是他們的權利。鄧小平已經死了，不知道他死前有沒留下什麼關於六四事件的話，如果沒有的話，等於他自動放棄了這個話語權。楊尚昆據說對六四鎮壓是有懺悔的，是不是真有文字或者錄音留下來，還不知道。趙紫陽是有語音文字留下來的。李鵬還活着，他也有六四日記，雖然沒有正式出版。

我說，對他們來說，如果六四事件能夠有一個符合法律程序的調查和審判，是最好的，總比一筆糊塗賬好。鄧小平已經放棄了這個權利。李鵬似乎需要為六四事件中他的角色和責任進行澄清。我想，如果在李鵬死之前能夠解決六四問題，對李而言是最好的，無論是罪是過，他總算可以安心的死去。至少給他一個說話的機會。據流傳的李鵬六四日記看，他是試圖推卸責任的。我想，當局應該給一個平台，讓他說話。

當然，對六四事件的其他當事人，包括流亡海外的學生們，也應該有一個合理合法的平台。讓他們說話。因為在六四事件之後，他們流亡海外之後，有很多學生有很多矛盾的說法，也有的在推卸責任。等等。我認為確實需要調查真相，需要法律審判，釐清事實，追究責任，並給那些六四受害者有一個交代，包括那些死難者，包括學生和軍人，包括死難者家屬，包括六四母親們，需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交代，該賠償的要賠償，該平反的要平反。

我反對那種極端的和不負責任的說法，說什麼歷史會審判，說什麼當局沒有資格，沒有話語權，等等。如果這樣，豈不是要首先推翻共產黨才能解決六四問題？

當年的趙紫陽就是主張在憲法和法律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現在六四事件過去二十五年了，我還是主張在憲法和法律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這次參加北京六四紀念研討會的有很多公共知識分子。我覺得在六四事件上，中國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沒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當年黨內極端派炮製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之後，學生被激怒，出現推翻共產黨，要李鵬下台鄧小平下台這樣在當局聽來非常極端的口號，給當局鎮壓找到藉口。而在那個關鍵時刻，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扮演理性，協調的角色，應該和學生領袖溝通。避免學生的幼稚行為給當局製造藉口。

現在事隔二十五年，在北京紀念會上，我又看到比較極端的言論，我覺得十分不妥。當年的習仲勛並不主張鎮壓，還有很多黨內溫和人士。我相信習近平的內心深處也未必認同六四鎮壓。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不能一概的剝奪他們的話語權。就算對李鵬，也應該給他說話的機會。

六四悲劇的發生，共產黨當局當然罪無可赦，但其他六四參與者，包括學生，包括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也都應該反思自己的角色和當時的行為。

解決六四問題，我認為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也不認同通過什麼黨內決議來平反。我覺得走法律途徑是唯一可行的辦法，雖然在中國現行憲政體系還是由共產黨控制。

六四事件過去二十五年了，很感慨，這麼多人還在堅持。我想，我也希望就六四事件持續的給當局壓力，希望六四事件的解決能夠帶動整個中國的憲政轉型。我想，如果這樣的話，六四學生的血就沒有白流了。

當然，從目前看，解決六四問題並非習近平的當務之急。但是持續的施壓是應該的。在解決六四事件之前，關於因六四事件或者其它政治原因被抓，比如說那個記者高瑜，這次的浦志強，這一類的事件還是會不停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