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同化？還是奴化？

中國人的文化自豪感，不僅表現在國勢強盛、威加四海之時，如“漢唐盛世”；即便在國破家亡、異族入主中原，並成為統治者的歷史時期，如元朝和清朝。在文化上，我們也從來沒有“輸給”對手，而是“同化”了敵人，將敵人消滅於無形。

這種說法，迄今，依然是關於文化解釋的主旋律。但是，我覺得悲哀，悲哀在於，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第一，外族接受了哪一部分“先進”文化？第二，接受這種文化的民族，有多大規模？第三，這種文化，是強化了外族統治？還是削弱了其統治？是為外族統治唱讚歌？還是為專制統治找到了“理論基礎”。

先看第一。

元朝和滿清，入主中原之後，無不以孔子為先師，並將儒家學說作為意識形態之主流。這就是“同化”，就是所謂落後的游牧文化接受了“先進”的中原文化。但是，中原文化也不止儒學一家，為什麼蒙古族和滿族偏偏喜歡上了儒學呢？

本質是，儒學就是一種奴才文化。其一，儒家的社會理想，是建立一種差序格局的等級制，君臣父子，士農工商，各安其職，各守其分。其中，“家”是所有社會關係的核心，所有社會關係都是家庭之模擬和類推。“家天下”、“父母官”，“齊家治國”，家長獨長演變為君王獨尊。其二，一切權利歸皇帝。準確的表達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麼大一份家業，皇帝一個人是顧不過來的，怎麼辦？皇親國戚以及整個統治集團，人人有份。等級高的，多得；地位低的，少得。全看皇帝高興，全看你在統治集團中的位置高低。

滿蒙貴族乃至整個民族，能不喜歡這樣的文化嗎？能不自覺自愿地被這樣的文化“同化”嗎？試看滿蒙是如何與儒家文化接軌的，是如何向“先進”的儒家文化看齊的——等級制。元朝，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蠻；所有官吏，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漢人和南蠻都是奴隸。蒙古官員可以把土地和土地上之人口像財物一樣隨便賜給誰。正因為蒙古統治集團對漢人和南蠻之殘酷壓迫，才使得南方的農民起義，如火如荼，勢不可擋，使元朝成為一個最短命的王朝。

如果，像“文化同化論”者所言，蒙古族被我們同化了，接受了我們的先進文化，為什麼中國人對他們沒有文化認同呢？為什麼對他們恨之入骨呢？為什麼不把他們趕到大漠以北誓不罷休呢？

清朝的情況，和元朝一樣。只是，滿族知道自己勢單力薄，找了一個幫手。這個幫手，就是蒙古族。在大清，滿族第一，蒙古族第二，漢人第三。而事實上，滿蒙一家，努爾哈赤家族和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通過聯姻，已經結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比如為大清帝國奠基立下大功的孝莊皇后皇太后，就是蒙族姑娘。

這就意味着，在清朝，滿族和蒙古族都是主子，只有漢人是奴才。主子什麼也不用干，只有權利，沒有義務；奴才只有義務，沒有權利。

大清律例規定，旗人不農——不種地，不參加任何體力勞動；不商——不做買賣，不為蠅頭小利奔走勞頓，因為，整個國家都是他們這個種族的。在此插一句，有人說，老毛一輩子不摸錢，以此證實他老人家很清廉。照此說，旗人不經商，是否也說明他們不愛財啊？不仕——不讀書、不參加科舉，因為，他們的爵位是世襲的，血統決定了他們一生下來就是阿哥和格格，考什麼官職啊。考試是漢族人的事情。科舉是主子對漢人的恩賞，主人需要參加考試嗎？主人是主持考試的。

旗人只干一件事，當兵——以保護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別被別人搶了去。所以，除了當兵除了掠奪，八旗子弟什麼也不會幹。這也不怪他們，怪只能怪萬惡的儒家，因為是儒家的一句話，就把普天之下之財產和權利，無償劃撥給滿蒙貴族了：一切財產和權力，歸皇帝。皇帝及其統治集團，難道還需要干別的嗎？這種文化，滿蒙民族能不彈淚相慶嗎？元朝和清朝，能不好好供奉孔氏宗廟和孔家後人嗎？乾隆下江南，能不去拜會他的精神導師孔老二嗎？

進入中原之前，蒙古人和滿族人都是游牧民族。散居和流動，獨立與勇敢，使游牧民族天然地具有原始的民主基因。蒙古族的忽里台大會和滿族的八和碩貝勒共議制，是也。凡本族軍政大事，絕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一定要由一個委員會商議才能最後拍板。沒有皇帝，也就沒有聖旨；沒有至高無上之君王，言論也就有了相當程度的自由。

以忽里台大會為例。成吉思汗多牛逼，但是，他立大汗也要通過忽里太大會，成吉思汗只有推選權，沒有決定權。決定權在忽里台大會，要大家商議着來，這就是民主。你別管它是氏族的，還是部落的，反正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不是獨裁，而是民主，至少是民主的苗子。除了推舉大汗，忽里台大會同時擁有決定重大軍事行動、分派征戰任務、決定土地和戰利品分配等職責，可見，它是最高權力機關，也是一個民主決策機制。

這個制度毀在誰手裡呢？忽必烈。忽必烈上台，是通過忽里台大會認可的，可是，他當了大汗之後，由於受了中原漢文化的影響，認為皇帝就該自己家世襲，和黃金家族的其他成員沒有關係。為此，蒙古族同胞和黃金家族成員，再也不把忽必烈看做天可汗了，而是看做漢族的皇帝。忽必烈也就再也不召開忽里台大會了。開也沒人來了，也沒有人認為忽必烈還能代表他們。成吉思汗締造的草原帝國，也就斷送在忽必烈手裡了。沒有忽里台，就沒有最廣泛的代表；沒有代表的推舉和認可，天可汗的勢力範圍自然因此而縮小。天可汗之影響範圍，與代表數量成正比。

“如果任何人由於驕縱，自行其是，想要當皇帝，而不經過諸王推選，他就要被處死，決不寬恕”——這是蒙古的一條法令。這條法令的意義在於：1，皇權不是至高無上的，它的權力來自諸王之授予；2，皇權與蒙古貴族權力，是一種契約關係，要相互尊重。新可汗要在諸王代表的左右扶持下，才能登上汗位。這種儀式意味着，臣子以誓約表示忠誠並承擔義務，新可汗也要以承諾來回應。

漢文化是沒這些破規矩的。漢文化為皇權至上，打下了最堅實的理論基礎。皇帝選任，只是前一任皇帝的事兒，和其他人有啥關係。立廢均是皇帝一閃念，強化皇權，強化專制與集權，是漢文化之優勢所在。對此，“同化”之後的忽必烈，能不欣然接受嗎？那種感覺，就像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由衷地歡欣鼓舞！

滿清入關之前，也有類似民主制度——八和碩貝勒共議制。但是，入關之後，就逐漸淡化，以至消失。這當然也是“漢化”的成果之一了。游牧民族接受了農耕民族之文化，當然是，先進文化之勝利，當然是漢文化之勝利，可喜可賀。

再說，被我們“同化”了的民族之人口。

基本上，一種文化形態被另一種文化形態的人接受，自然是人數越多越好。這就像買東西，買的人越多越好；買得越多，說明商品越受歡迎。可是，被漢文化“同化”的人，無論在元朝，還是在滿清都少得可憐，難成規模。換言之，漢文化是一種“高檔消費品”， 並不適合、也沒有“同化”大規模的人群，而是只滿足極少數極少數統治階級口味的“精英文化”。

努爾哈赤為首的女真族有多少人口啊？

史料記載：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戰鬥中，節節勝利，土地和人口隨之大幅度增加，超過了當朝GDP之增速。1601年，建立黃白紅藍四旗。15年之後，1615年，四色不夠了，就增加了顏色不純的新四旗，即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共八旗。這就是最早的滿洲八旗。一旗25牛錄，一牛錄300人，所以，一旗7500人，八旗子弟滿打滿算，也就六萬人。

這就是女真族發家時的全部家底——當然，後來，“革命隊伍”不斷擴大，加入不少蒙漢新鮮血液。入關前，牛錄總數達到創紀錄的400牛錄。其中，滿洲牛錄308個，蒙古牛錄76個，漢軍牛錄16個。滿族子弟，總數是308*300=92400，不到十萬之眾。就算蒙古兄弟、漢族兄弟能分享勝利果實，總數也不過12萬人。

12萬人，什麼概念。再拖兒帶女，裙帶裙帶，有100萬嗎？絕對不會超過50萬的。明朝有多少人口啊——最保守的數字是，5,165.5459人，時間是明光宗泰昌元年。但是，這個人口數，是納稅人，不是人口。很多學者認為，較為可信的數字是，明代實際人口在1億到2億之間。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中指出：“萬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應有１.９７億人。萬曆二十八年以後，總人口還可能有緩慢的增長，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億了。”

取個中位數吧，一億。

50萬和一億之比是：5/1000。如果，所有滿族人、跟隨滿清的蒙古人和覺悟比較早的漢人，都當國家管理者即當官的話，官民之比是5/1000。換言之，1000個漢人養5個滿人；以我們漢族之勤勞勇敢，應該是沒問題的；滿族人，也應該是滿足的。終清一朝，旗人占總人口的比例，也沒超過朱明皇室人口占明國人口的比率。滿清入關，相當於引入了一個皇室。歐洲有從國外迎候國王的例子，那樣太小家子氣。我們引入的，是整個皇室及其統治集團。而且，我們還要把他們徹底“漢化”，讓他們徹底接受我們的漢文化。

這樣的漢文化，必然是天下無敵的，必然是想同化誰就同化誰，保證沒有一個不滿意的。

要是，我們是這麼“同化”別人的，估計有好多民族在渴望被我們“同化”呢？只是不能一下子全來，要排隊，要分批分批地來。就像蒙古和滿清，隔着200多年。來得太多，伺候不過來；來得太勤，也不能全方位細緻地展示我們漢文化伺候人的水平，是多麼高超和無微不至——我們這裡有美食美女和不男不女（太監），有男扮女裝（京戲），有小腳下跪和男寵（知識分子），哪一樣要好好體會，也得個百八十年的。

蒙古人，被我們“同化”了？滿族人也被我們“同化”了！下一個，是誰？

下一個，是奧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