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野豬的智商，誰更高？

如果，中國人和野豬遇到一起，且，比拼智商的話，誰更高呢？

有人、當然是中國人，肯定認為這是辱華的言論，還有人馬上會追問我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是的話，更不該胳膊肘往外拐了；也不必懷疑，有些人會直接說我是賣國賊。事實是，我認為自己是人，但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人，是一個自然概念；中國人卻是一個法律概念——是中國人就應該享有很多權利，比如言論、結社、出版、遊行、罷工的自由。但是，這些，我一樣也沒有。因此，說我是中國人，才是對我的誣衊。很多人和我一樣，也是“法律上殘缺”的中國人，可是，他們的腦子損壞的程度更高，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中國人和野豬，如何比拼智商呢？

這涉及一個標準，就是什麼樣的智商，才算是聰明；什麼樣的智商，就算是愚蠢。誰都會犯錯誤，不犯錯誤的是神，不是人。尤其是，越具有探索精神的人、開闢一條新路的，出錯的比例更高，因此，不能以是否犯錯誤，評價智力。不過，“人不能走進同一條河流”，也不能在一個地方摔倒兩次，換言之，要是一個人犯同樣的錯誤，重複同樣的歷史悲劇，智商就有問題。

即：是否聰明的標準，很簡單；重複同樣錯誤的，是智障；吃一塹長一智，同樣的錯誤，犯了一次，下次就不再犯了，則智力正常。這個原則，很常用。比如，一個人犯了法，要是初犯，人們大體是可以原諒他的；可要是再犯，結果可就不一樣了，沒有人會原諒他。

不幸的是，歷史已經證明：中國人總是犯同樣的錯誤。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元明清，哪一個朝代都沒有走出治亂循環；對此，我們的近鄰日本鬼子幸災樂禍地說：中國歷史的每一個形態，他們都經歷過，但只有一次；不像中國，反反覆覆，好像拉磨的驢一樣，原地打轉。漢武帝複製秦始皇，宋代模仿唐朝，元仿宋，滿清則是一個疆域更廣的明王朝，僅此而已。

1840年之後，迄今，也有160多年了；只從1919年算起，已近百年。中國的情況好些了嗎？中國人變得更加聰明了嗎？中國人的智商改善了嗎？並不樂觀。

19世紀末期，洋務運動興起——李鴻章、曾國藩，洋槍洋炮，兵工廠，留學生，西餐，租界，招商局，電話局，鐵路火車，蒸汽機，股票、經紀人，官有企業、官督商辦、股份公司。歷史驚人的相似，20世紀末期的中國，幾乎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厲股份、吳市場，三資企業，留學潮，肯德基麥當勞，經濟特區，Internet，PC，證券交易所、基金、股份制、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看似繁花繽紛，實際二者為一，都是瀕於死亡的國家和民族，尋找出路的艱難掙扎。

即便如此，中國人依然愚蠢不改。中國的洋務運動如何失敗的？日本明治維新因何成功的？關鍵中之關鍵是：日本政府袖手旁觀，放手讓民間人士、民間資本成為“殖產興業”的主力軍，政府只在產業發展初期，予以指導、鼓勵和政策上的支持，其餘一概任由民間自行發展。換言之，日本政府是“甩手掌柜”。洋務運動則不同，官有企業是主力；腐敗無能的政府官員，雖可憑藉壟斷和特權得利於一時，終究是賠本的。不僅如此，連民間集資修建的鐵路，也要收歸國有——與日本賤賣國有企業，恰成反照。

如果說洋務運動之失敗，主要是“官辦”惹的禍。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堅持的又是什麼呢？不妨看看若干提法，“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改來改去，不過是繞着“社會主義”遛彎兒，和洋務運動之“官辦”，毫無二致。

相同的手段，會得到不同的結局嗎？已經被歷史證明必然失敗的死路，會放出光明嗎？那是天理不容的——天道唯一，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今日中國，正走在19世紀洋務運動曾經的路上，而且，離終點也不遠了。

野豬有一個習性：橫草不邁。即，遇到呈水平方向的樹枝、繩索，甚至，只是一束枯草，野豬都不會跨過去的。為什麼？森林裡自然生長的樹木、花草，都是豎直的；只有人為設置的障礙、繩套、和陷阱，才會水平放置。野豬的祖上的祖上之祖上，肯定吃過虧上過當，為此，進化之後的野豬，在其進化的基因中，就植入了橫草不邁的密碼，以避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避免相同的錯誤。

如此說，中國人的智商，不如野豬。因為，野豬在其進化過程中，已經避免了落入相同的圈套；但迄今為止，中國人還在死循環里快樂地奔跑；殊不知，跑得再快，也沒有出路，也是徒勞地轉圈。中國人歷來說，自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以前，我信；現在，我不信。因為，連野豬都能避免的事情，在聰明人成堆的中國卻反反覆覆地上演。

這就是聰明民族之所為，於理不通。

2013年11月12日星期二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