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包和小費

國人沒有給小費的習慣，卻有收紅包的傳統。或許是泱泱大國，小額獎賞出手不夠闊綽，沒有大把散金銀的痛快，也就從簡了。就領受者而言，也覺得這麼一點小意思，既不能一夜暴富，也有損尊嚴，拿了小費，好像自己是討吃要飯的一樣。反正，在中國是難得看到小費的。

倒是紅包大興其道，“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一個沉甸甸的紅包，寄託着中國人發財致富的夢想。逢年過節長輩給晚輩的紅包，對年少兒郎，自然是一筆不小的“外財”。上一級首長的每一次有“紀念意義”的重大事件也會有紅包進賬。有一個故事說，縣太爺的老婆過生日，下屬為了巴結縣太爺，送了一隻純金的老鼠，因為縣太爺的夫人屬鼠。縣太爺見了金老鼠，喜笑顏開，然後叮囑下屬，老太太也要過生日了，屬相是牛。下屬聽完，暈倒。

最近，有一個新聞——山西一個貧困縣的一把手收了近千萬元的“紅包”，超過了這個縣當年的財政收入。古人常常以“富可敵國”讚譽一個人或家族的富足，這個縣長雖然不及“富可敵國”，但是，足以敵縣。這個新聞還揭示了紅包的走勢路線圖——“紅包”總是“劫不足而補有餘”，薪水俸祿較低的官員要拿紅包孝敬權高位重、收入比自己豐厚得多的上司。

小費在國外作為一種服務行業的約定俗成的習慣，從何而來，本人未加考證。但是，我覺得這種“規則”是非常科學的。第一，小費是顧客對於服務滿意程度的一種最直接的獎賞和對他人勞動的由衷的尊重。比如我們到飯店用餐，所付的賬單是對就餐環境、飯菜質量的價格評估，一筆付清之後，這個錢進了老闆的腰包。要是老闆公平人道，服務生的辛苦勞作或許可以得到合理報償，但是眼下的中國，黑老闆居多，客人付一點小費，服務生就可以得到最直接的獎賞。而這種小費於老闆也無害處，服務生得到的小費越多，他的服務自然越到位，這樣的正反饋作用，於顧客、老闆、服務生都有益，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第二，小費是對低收入人群的一種更為直接的轉移支付。比較而言，從事服務行業的人群，受教育程度低，文化層次不高，有些是來自農村邊遠山區的年輕人，也有些是在校學生，這些人的收入在整個社會中處於中下水平，甚至，他們還要擔負一個家庭的生活費用，經濟狀況在貧困的邊緣。此時，小費的意義就不只是對服務者勞動的獎賞，而是一種隱含的財政轉移支付——分擔了政府對於社會弱勢人群的經濟救濟。比起捐錢捐物給某個基金會，經由基金會把錢物轉發給貧困人群的方式，付小費要更為直接，也更為安全，因為我們知道眼下的很多基金會其實都是“肥了自己”，而沒有把錢用到真正需要救濟的人身上。

我第一次給小費是新房子“開荒”。那是2004年夏天，下了一點小雨。早晨9點，來了三個人，1男2女。那個男人個子很小，給人發育不良的感覺。我一邊“監督”他們打掃房間，一邊和他們聊天。他們都是拿固定工資的，“風險小”，可是薪水微薄。那個男人——其實應該叫男孩，可是，他的手上滿是老繭，面色滄桑，談到社會萬象，也看盡其中奧妙，不再是男孩——每個月550元，女孩450元，包住，外加一頓中午飯。要是工作地點距離保潔公司比較近，他們就到公司拿午飯，要是太遠，就自己買飯，但是標準不能超過2.5元。

下午5:30，工作結束了。這個時候，他們公司老闆來了，是為了視察他們工作的。我要給小費，還要避開他們老闆——中國公司嚴禁員工向客戶索取小費，雖然這個公司很小，但管理也很“規範”，遵從中國公司的慣例。不得已，我隨着他們下了樓，這時雨下得更大了。他們三個人都沒有帶雨具，男孩撕開一個塑料袋子披在身上，女孩還是愛美，只好淋雨了。等老闆轉過樓角，我給了那個男孩30元，他們三個人全都拒絕，在我的堅持下，他們收下了，卻再三回頭謝我。看他們的身影在風雨中飄搖模糊，感觸良多。

還有一次，是搬家。一大早起床收拾東西，像戰爭年代逃難一樣，把所有書籍、家具、“細軟”包裹起來，從城市的一角搬到另一角。我們夫妻二人忙不過來，10歲的女兒也參加了戰鬥，感觸頗深的是，女兒真的長大了，她手腳利索，點子多，腦子快，所有的箱子都是她一手封裝的。中午，來不及吃飯，在附近的飯館要了一份新疆風味的炒麵片，女兒吃得津津有味。這個孩子平時很讓我頭大，毛毛燥燥的假小子，關鍵時刻卻身手不凡，貢獻很大，讓我想起了“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女兵”。特地在此給女兒留一筆，表示一個不盡職的父親對女兒的愛。

下午3:30，一切收拾妥當，我們長出了一口氣，心裡作着夜宿新宅的美夢，何等愜意。可是，搬家公司來了之後，說：因為我們的樓門前進不了車，需要繞道20多米，原來約定的價格180元，他們不能搬。我一下子上了火，把他們趕跑了——不是為錢，是因為他們臨時變卦，有敲竹槓的嫌疑。

我馬上聯繫其他公司，可是晚了。所有搬家公司的車都派出去了，要是當天搬，必須等到晚上10:00以後。不得已，我妥協了，價錢漲到220元。工人們回來了，開始緊張有序地裝卸東西。搬家工人是計件工資，每搬一次，一個人從搬家費中提取6%，也就是說，他們上上下下、來來回回2個多小時，才能拿到13.2元。看着工人們汗流浹背，氣喘吁吁，我“心軟”的老毛病又犯了，覺得這些人真是不容易。自己也不顧疲勞，搬一些力所能及的物件。

到了新家，和工人們融洽了，一個工人甚至給我出主意說：舊沙發該扔了，在餐廳擺放玻璃酒櫃，整個房間就顯得很有氣派了。我說，小本之家，慢慢來吧。臨走，我給了其中一個工人20元錢，讓他分給其他3人。

說這兩個小事，不是自誇個人的高風亮節，充其量，我也不過給7個來自鄉下尋找未來的人一頓簡易的午餐。不過，假如每一個處於社會高位的人，能夠秉着尊重勞動，尤其是尊重體力勞動的樸素信念，“從我做起”，養成給“小費”的習慣，那些在城市中做最辛苦工作的“民工”的境遇就會有所改善。特別地，在當今這樣一個經濟社會中，溝通全體民眾內心的紐帶，除了高不可攀、人人敬而遠之的道德之外，最有效的潤滑劑莫過於金錢。“小費”之妙還在於，它會誘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當你把關愛以切實的、看得見的貨幣贈與他人的時候，終有一天，接受贈予的人會把這種贈與回饋給你，仿佛古代印第安人的魔法——“飛去來器”，這就是一個良性社會的開始。

紅包和小費本是無關宏旨的小題目，不過，我們不妨“誇大”一下其效用。“小費”的路徑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說總是由地位、階層、收入較高的人不棄錙銖地贈予收入微薄、地位低下的民眾，“涓涓細流，匯之成海”，如果每一個處於相對上位的人能將這種幫助，毫不吝惜地施與那些相對低位的人，那麼由此形成的累積效應或許可以大大地削弱貧富差距，大大緩解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仇視心理”。

紅包的路徑是反方向的，自下而上，由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階級進貢給擁有公共權力和資源的人，這就意味着，紅包之流行，必然帶來“馬太效應”——強勢集團所得大大超出了其理應所得，社會的貧富差距由此擴大，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積怨由此加深。西方社會文明日進，民風漸淳，蓋有“小費”而起；中國社會世風日下，各階層相互分割，勢同水火，紅包之盛行，也是一種合理解釋。或許，拯救今日急速墮落之道德，彌合社會之裂痕，應該從“小費”做起。

大家不妨一試——自擾庸人，謹記（2004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