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齷齪的新左派

與其說新左派們有什麼“無比宏偉的事業”，還不如說在他們的眼中有的只是利益。從去年年初他們在那份臭名昭著的反戰簽名聲明中所發出的竭斯底里般的嚎叫，到之後的孫志剛事件、李思怡事件等一系列人權事件中他們所表現出的異常冷漠和緘默，善良的人們不難看出新左派們其實是一群精於理性盤算的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對美國等國際資本主義的謾罵和批判，固然符合他們一慣秉持的對西方民主、自由和市場經濟仇視的理念，但新左派們之所以敢對美國破口大罵，而對自己身邊屢屢發生的底層民眾權利遭受侵害事件三緘其口，根本原因還是他們在心底充分權衡了利弊，因為前者沒有任何風險和利益的損害，而後者卻很可能會給自己帶來實實在在的風險和利益的損害。主張平等、關心底層民眾的疾苦和反美一樣，均是新左派們口口聲聲標榜的理念。然而，反美的理念卻經常被新左派們付諸於行動和文字，而發生在平民之中的一連串人權個案，卻從來激不起新左派們絲毫的關注。他們對底層民眾的所謂關心，原來竟是那樣的籠統和抽象。從新左派們口是心非、言行大相徑庭的表現中，人們看到的是他們在被利益和專制擠壓下的畸變和分裂的人格。

相反，那些被新左派們指責為“為資產階級利益代言、站在廣大勞苦大眾利益對立面”的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卻在捍衛底層民眾的人權和利益方面，可以說是奔走呼號、殫精竭慮。從貧困的農民家庭艱難走出來的大學生孫志剛，在政府的收容“救治站”里被無端地打死，是自由知識分子率先站出來為他吶喊；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吸毒女李桂芳之女李思怡因警察的瀆職而在家裡被活活地餓死，是自由知識分子在為她小小的冤魂吶喊；從不喜歡與官場權貴勾結而深受農民兄弟擁戴的農民企業家孫大午深陷囹圄，又是自由知識分子在為他吶喊；為廣大拆遷戶打官司而被羅織“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刑的律師鄭恩寵，還是自由知識分子在為他吶喊。如果有人把剛剛過去的2003年稱為“新民權運動元年”（秋風語）的話；那麼，推動這一“新民權運動”發軔和發展的，無疑是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

面對2003年的孫志剛案、孫大午案、李思怡案、黃靜案、羅永忠案、杜導斌案、鄭恩寵案等一個一個的人權案例，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確實表現出了極大的道德勇氣。在這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任不寐先生。任先生為李思怡事件撰寫的系列文章和發起的接力絕食行動，在中文互聯網上所激起的強大聲浪，應該是2003年公民網絡維權運動的一個亮點和高潮。任先生所寫的發自心靈深處的哀悼小思怡的文字，讀起來感人至泣，使人震撼。人們從他的文章中不僅讀到了對專制和極權制度不同凡響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更看到了一個基督徒對人、尤其是對低層弱勢民眾真摯的愛、同情和關懷。這種絲毫不攙雜個人私利、且需要冒着一定風險的愛、同情和關懷，體現出了任不寐先生——一個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健全而又高尚的人品和人格。這種令人敬佩的人品和人格，我們在那些“識時務”的新左派們身上卻根本找不到。

儘管，新左派們號稱最關心底層人民的命運，但他們決不會為如李思怡這樣一個卑微的小生命的餓死而“夜不能寐”、且“浪費筆墨”，他們會瑟縮在他們的書齋里，心安理得地繼續他們“高雅”的學術研究、撰寫他們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去年的美伊戰爭爆發前後，我們看到了新左派“教父”級人物何新勤奮地出籠了一篇又一篇抨擊美國“霸權主義”的“宏文”，然而，孫志剛案、李思怡案等人權案例在中文互聯網上被炒得沸沸揚揚，卻不見了何新等新左派們的綜影。2003年公民維權，他們竟沒有片言隻語。何新們的勤奮和才華到那裡去了？難道他們的勤奮和才華只會用到抨擊美國的“霸權主義”嗎？何新們的同情心又到那裡去了？難道他們同情的對象只會是遙遠的戰火中的伊拉克兒童而永遠不會是本國的小思怡嗎？其實，道德麻木和道德敏感混同於一身，折射出了新左派們人格的分裂。而這種人格分裂，正是他們對利益的仔細掂量和對風險的竭力迴避。以理性算計取代道德認知的災民理性，可以說在新左派們的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難怪任不寐先生在一篇論何新文章中，曾直呼“災民何新”。

如果說，作為“新民權運動元年”的2003年將載入史冊的話；那麼，新左派們在這一頁厚重的歷史中，並沒有留下些許的值得後人記憶的有價值的痕跡。而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在孫志剛事件、李思怡事件等一系列人權案中的奔走呼號和搖旗吶喊，使得他們再一次無愧於歷史、無愧於自由衛士的稱號。我堅信，隨着時間的推移，新左派們虛偽的面孔將逐漸被民眾所識破，而自由知識分子連同他們的理念將會贏得越來越多的民眾的認同和尊敬。自由主義的理念，一定會開闢一個新的時代。未來，一定是屬於自由知識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