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次較為深刻的革命無疑都是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是從政治學和經濟學的視角解釋革命。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畫;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是從行為學的視角描繪革命。 顯然政治學和經濟學的視角對革命的解釋要比行為學的視角對革命的描繪,意義要深刻得多。曾經的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贖買就絲毫沒有觸動他們的皮肉。 “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改革也是財產和權利的再分配。在這場改革中,在某些方面這個群體獲取的財產和權力要多一些,那個群體獲取的財產和權力要少一些,甚至是失去財產和權力;而在另一方面,這個群體獲取的財產和權力要少一些,甚至是失去財產和權力,那個群體獲取的財產和權力要多一些。從總量上說,獲取的財產和權力要多於失去的財產和權力是改革的收益者,失去的財產和權力要多於獲取的財產和權力的是改革的非收益者。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改革就是財產和權利的再分配。 當前進行的改革已經產生了一些弱勢群體,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不爭的事實還有這個弱勢群體的主要組成是原來國有企業的員工,他們在改革中失去了較多的財產和權力,並由此而引發了一些群體事件。為了平抑心態的失衡,“陣痛理論”應運而生也就毫不奇怪。“陣痛理論” 教育和引導改革中失去財產和權力的弱勢群體要正確地看待改革:改革本身是要讓所有的社會成員都獲利,某些群體失去財產和權力是暫時的。這就猶如臨產的孕婦會產生陣痛,陣痛之後面對的是新生兒的喜悅。改革一定會使包括弱勢群體的所有社會成員獲取的財產和權力都大大提高。因此,人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人們要以迎接新生的滿腔熱情去支持改革,去忍受改革的陣痛。 人類的基本活動是生產活動,這種生產活動既有物質生產活動也有自身的生產活動。以至於有人說人的基本權力就是生存權和繁衍權。將人類的許多活動與繁衍聯繫在一起進行比擬已不是什麼新的創造發明,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毛澤東的一段論述,“新中國有如躁動母腹的嬰兒,有如看見桅杆的帆船,有如噴薄欲出的一輪紅日,……”。 主流經濟學家將改革與人類的繁衍活動相聯。“有來無往非禮也”,我們也只得按照他們的思路將改革與人類的繁衍活動相聯。 嬰兒躁動母腹時,陣痛的是孕婦是母親,不是嬰兒;改革實施於社會,如果陣痛,陣痛的是社會而不是改革本身。 孕婦分娩的陣痛有強有弱,一般與孕婦的身體和胎兒的大小有關。孕婦身高體壯,胎兒較小,陣痛較弱;反之,陣痛較強。改革引起的社會陣痛也有強有弱,一般與社會的承受能力和改革方案的力度有關。社會的承受能力強,改革力度較小,陣痛較弱——波動較小;反之,社會的承受能力弱,改革力度較大,陣痛較強——波動較大。創造出陣痛理論並以此教化民眾,顯然是要加大改革。然而,改革的力度、穩定的程度、發展的速度是政治家時刻需要把握的大局。 分娩的陣痛是女性的疼痛、母親的疼痛。一般的女性、願意作母親的女性都十分勇敢的面對分娩的陣痛。 分娩陣痛的前奏是“性愛”的歡愉。沒有人因為分娩的陣痛去排斥“性愛”的歡愉——不戀愛、不結婚、不性愛。當然,這是在一種完全自由、完全平等下的自覺自愿的“性愛”。正因為有分娩陣痛的前奏——“性愛”的歡愉作為精神支柱,分娩的陣痛也就變得微不足道。一種前提是非常必要的,不是完全自由、完全平等下的自覺自愿下的異性的介入,這不是“性愛”而是“強姦”。對於“強姦”,女性的選擇是拒絕分娩的陣痛——流產,即使是承擔了分娩的痛苦很大程度是為了報復男性。 改革引起的社會陣痛似乎缺少“性愛”的歡愉。改革的丈夫——改革方案的設計者一次又一次地不考慮改革的受載體的感受,一次又一次地將改革的方案“插入” 改革的受載體,缺少溝通、缺少交流,缺少參與、缺少投入,這已經不再是完全自由、完全平等下的自覺自愿的“性愛”。受載體對陣痛的思想準備和承受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分娩陣痛的碩果是“母親”的喜悅,是一個新生兒誕生後母親的喜悅。母親對分娩陣痛的忍受是母親對創造一個新的生命的偉大奉獻。母親對創造一個新的生命的偉大奉獻當然也包含自身利益。一個新的生命的誕生表示自己生命的延續,一個新的生命的誕生會使公婆刮目相看、會使丈夫恩愛有加,會使自己老有所養。所以,母親們都忍受分娩陣痛去創造新的生命。也有這樣的特例,新生兒帶來喜悅的不是給了經歷分娩陣痛的母親,而是給了沒有經歷分娩陣痛的其他人。巴金筆下的《家春秋》、曹禺筆下的《雷雨》都有過詳盡的描寫——低矮陰濕的產房、產後失血的無人照看、產後被趕出家門的流落街頭,這一切是那樣的悲慘。悲慘的命運不是僅在作家的小說,那是有人把女性當作了“生育的工具”。 改革引起的社會陣痛似乎也沒有完全給陣痛者帶來誕生新的生命的喜悅。一個企業改制了,與另外的企業“聯姻”催生出一個新的企業——猶如母親誕生了一個新的生命。新生命很快被公婆抱走,捧為未來支撐大廈的棟梁,經歷陣痛的母親卻被孤零零地留在產房,分娩的陣痛,失血的虛弱,離散的悲哀,未來的無望都只能由母親一人去默默承受。他們即使被當作“生育的工具”,我們也要考慮對生育的補償。不能讓承受分娩痛苦的母親只有分娩的痛苦而沒有母親的喜悅。——要改革中承受陣痛的弱勢群體不能享受改革的喜悅至少是那樣的不夠道德,他們對分娩陣痛的拒絕也許就是流產。 母性對於分娩陣痛的忍受甚至歡迎還在於人類脫離動物後的生理公平。蜜蜂的王國有蜂王、雄蜂、工蜂之分,只有蜂王既承擔繁衍的責任又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猴群中猴王妻妾成群,健壯的母猴承擔繁衍的責任,更多的猴子則只是覓食和保衛。而人類卻將“性愛”的歡愉與分娩的陣痛和母親的喜悅幾乎平均的分配給了每一個女性。不可能設想,某些女性只享受“性愛”的歡愉而不承擔分娩的陣痛,“借腹生子”既受到道德的譴責又受到法律的限制。也不可能設想,某些女性只承擔分娩的陣痛而不能享受天倫之樂和老有所養的幸福。改革對社會產生的陣痛也只能社會共同承擔。不可能設想,某些群體只享受“改革的成果”而不承擔“改革的成本”;也不可能設想,某些群體只承擔“改革的成本”而不能享受“改革的成果”的幸福。 母性對於分娩陣痛的忍受甚至歡迎還要感謝偉大的造物主。少女的初潮與老婦的更年期使女性在享受“性愛”的歡愉之後並不一定要承受分娩的疼痛。這是一種多麼偉大而美好的自然規律。我們不可能設想,沒有更年期的女性在年邁之後的每一次“性愛”都要擔心分娩的疼痛而小心翼翼,“性愛”會是什麼滋味;年邁之後的“性愛”仍將導致的分娩,社會人口將如何膨脹;年邁之後的“性愛” 導致年邁妻子分娩的痛苦將使男子如何充滿負罪和自責的內疚。更年期的自然產生是自然規律,這個自然規律遵循着這樣的法則:保護老弱。我們的改革是否也要遵循着個法則,也要保護老弱。將陣痛一次又一次地拋向弱勢群體,丈夫是否也會產生負罪和自責的內疚。 孕婦分娩的陣痛不可以消除但可以化解。 孕婦分娩陣痛的化解之一就是大聲地吼叫,大聲地吼叫並不能解除器官的疼痛,但可以排譴精神的壓抑。疼痛其實本也就是一種感受,這種感受既是肉體的感受也是精神的感受。改革中陣痛的弱勢群體也需要吼叫,也需要有人傾聽他們呼聲,儘管他們的吼叫不能減輕他們失去財產和權力的痛苦。遺憾的是他們的傾訴往往被當成鬧事。 孕婦分娩陣痛的化解之二是讓丈夫一同來感受陣痛。破除傳統觀念的醫院讓孕婦分娩陣痛的始作俑者丈夫也走進產房,傾聽妻子分娩的呻吟與吼叫一同來感受陣痛。心心相通的握手可以增加妻子的信心和力量,心心相通的握手可以使丈夫更體貼入微地關心妻子,心心相通的握手可以使丈夫的每一次“性愛”都認真負責而不致隨心所欲地造成妻子不必要的疼痛。改革造成社會某些成員的疼痛,改革是否也應讓疼痛的始作俑者 ——改革方案的設計者一同來感受疼痛。一同感受疼痛可撫平疼痛者心靈的疼痛。一同感受疼痛可使改革方案的設計者每一次“方案設計”都認真負責而不致隨心所欲,以免造成社會的不必要的疼痛。 經濟學與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曾經存在於同一母學科的歷史告訴我們,要以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的視角和觀點分析研究經濟學問題。革命性質的改革就是財產和權利的再分配。得到的將永遠得到,失去的將永遠失去,否則這就不是改革,就失去改革的本來意義。許諾改革會“恩澤萬民”、會使社會所有成員的財產和權利都提高,首先主流經濟學家自己是否相信。 “陣痛理論”在告訴人們要以生物學、醫學的視角和觀點來分析研究經濟學問題,來理解和支持改革。嚴重的問題在於支撐“陣痛理論”本身還需要理論支撐。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儘量按照“陣痛理論”去思考問題。 當年毛澤東將新中國比作有如躁動母腹的嬰兒後的不久,經歷戰爭陣痛的洗禮,新中國就呱呱落地誕生。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陣痛還要痛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