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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厲股份”到“厲暴富”(中)
送交者: 韓德強 2004年10月17日21:52:3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二、政府給誰當家庭服務員? 厲以寧的貢獻不僅在於推進股份制,還在於為加入WTO鼓與呼。在光華新年論壇主題論壇上,“針對很多人對加入WTO短期內會給中國市場帶來衝擊表示出的擔憂,厲以寧認為,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中國加入WTO都是利大於弊。其最大的好處,一是加快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而促進經濟持續發展;二是轉換政府職能使政府的管理機制適合市場經濟的要求,而這兩點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在“第四屆中國信息產業經濟年會”上,厲先生聲色俱厲:“我們加入WTO怎麼叫引狼入室呢?與狼共舞這種提法也是錯誤的。‘引狼入室’、‘與狼共舞’這些提法反映了部分人面對WTO缺乏應有的勇氣與信心。我們國家用了那麼多年,花了那麼大力氣爭取加入WTO,實際上意味着我們要花同樣多的力氣,應對加入WTO以後的挑戰,我們必須要有這個信心。”

其實,“引狼入室”也好,“與狼共舞”也罷,只不過反映出對中外企業競爭力對比的清醒認識。市場競爭如同軍事戰爭,要在戰爭中獲勝,“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連自己的弱點都不敢承認,不敢認識,哪裡談得上競爭的信心呢?作為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厲先生應該懂得,企業間競爭的要素是資金、技術、品牌、銷售渠道等。如果中國企業要資金沒資金,要技術沒技術,要品牌沒品牌,更談不上建立國際銷售渠道,競爭力從何而來?如果沒有競爭力,信心又有何用?與跨國公司們相比,中國絕大多數的企業都還是剛上幼兒班的小孩子,而美、日、歐的跨國公司則是拳王泰森。厲先生給七歲小孩子打氣,要他有信心與泰森同台競技,究竟是何居心呢?該不是打死了小孩,厲先生可以分得一塊骨頭吧?

我在《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一書中(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中專門批駁了厲以寧的所謂鯰魚理論。厲先生本來用鯰魚理論來解釋引進多種資本對國有企業實施資產重組(見上節引文),後來又用來為加入WTO辯護,即外國企業(鯰魚)可以激發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鰻魚)。實際上,外國企業分明是闖進中國魚群的大鯊魚。一個簡單的數字就可以說明問題,中國企業五百強的銷售額總和,約等於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的銷售額,中國五百強的平均銷售額,約為世界五百強的平均銷售額的2%。事實上,中國沒有一個企業或產業具備國際競爭力,從日用的牙刷、牙膏、洗衣粉,啤酒、可樂、果汁,塗料、日光燈、地板、家俱、服裝,計算機、打印機,各種工程機械,發電設備,變電設備,柴油機,壓縮機,印刷機,直到汽車、飛機、軍艦,在所在這些產業,中高檔產品幾乎全被外國產品占領,讓外國人賺走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則只能在低附加值、低利潤產業賺辛苦的打工錢。最近,日本廠商聯合向中國DVD廠商徵收每台高達200元的技術使用費之後,人們進一步懂得了,原來中國的家電企業都沒有自主知識產權,都是組裝企業。國際競爭的結果,是外國企業輕輕鬆鬆拿走絕大部分利潤,而中國的企業則只能給他們打工。現在,製藥、機械、日化等各產業的國際收費大軍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利用WTO的知識產權條例,向中國企業收取技術專利費。中國十幾年改革開放的果實都可能成為跨國公司的盤中美餐。《碰撞》一書詳細分析了中國十二大產業面臨的嚴峻競爭形勢,在此我就不多展開了。

實際上,中國企業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根本就不是一個需要拿着放大鏡才能看清楚的問題,而是每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中國人都知道的現實。洋品牌優於土品牌,早已成了人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個消費定式。即使洋品牌價格高,使用不那麼合乎習慣,城裡人也更願意接受洋品牌。麥當勞和肯德雞的成功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這種垃圾食品能在以美食著稱的中國站住腳,就是因為中國人普遍崇洋媚外,以吃洋文化、吃洋文化為榮。

對此,厲以寧先生也不是真不知道。在接受《證券時報》採訪時(2000年8月15日),厲以寧這樣給企業出主意:“加入WTO後,國外企業一般首先進入大城市,中小城市和農村仍然由我們占領。因此,企業應儘早加快改革,把營銷定位,分析自己的產品適合哪個層次。”

這哪裡有什麼競爭信心?分明是一槍不發,“拱手讓出東三省”!

當有記者問:加入WTO,中國如何與外國企業開展人才競爭,能不能提高工資時,厲以寧回答:“加入WTO,外國企業進來後,他們不可能從本國派大批員工來,會努力實行雇員本地化。其好處在於本地員工成本 低,熟悉本地市場情況,很快可以進入角色,人挖來了把客戶也帶來了,削弱了對手加強了自己。……靠提高工資和外國公司爭奪人才是不行的。因為就中國企業目前的效益,大幅度提高工資是不現實的。再說,如果你提高了工資, 對方也提高工資怎麼辦?所以靠提高工資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從個人收入來看,提高工資只是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可以提高一 點工資,但這不是主要辦法。我們靠什麼呢?我們可以給股權。讓高級管理技術人員入股;讓企業職工購股;給突出貢獻的人獎勵期股。 這些股權規定幾年後才能出售。由於是股票期權,股票在幾年後是否升值,要靠每一個人的努力。這就直接和每個人收入掛鈎了。這不但可以減少企業的成本,也能促進企業的發展。幾年後,股票升值,售出員工獲得了利潤,企業並沒有增加成本,由社會支付了報酬。這一方法是發展中國家在企業初創和發展階段獨有的。這一點外企就不行了,如果外企公司也給股權,我們也歡迎呀!中國人持外企公司的股是一件大好事呀?但他們肯定不干。”

給股權,不加工資,就可以留住人才,外企學不了,多好的主意。厲先生不禁得意起來。但是,既是人才,就不可能像厲先生想象的那麼傻,寧要中國雜貨店的股權,不要跨國公司的高工資。這樣的管理學院院長,還是早點自動辭職的好,免得帶累了學生,最終損害自己的名譽。

對本地的記者這麼講,對見多識廣的香港人,厲先生就不敢這麼裝傻了。他首先承認(香港《大公報》2000年10月11日):

“從總體上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對我們的最大挑戰,首先是人才的流失。……根據跨國公司的戰略,對手的削弱就是本身實力的加強。當跨國公司把人挖到它那裡以後,你的力量弱了,它的力量就強了。所以,人才流失問題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速度會越來越快。  

第二個挑戰是就業的壓力。因為在外資、外國商品進來以後,有的商品就要降價,農產品就要遇到外國糧食、外國奶製品、外國水果、外國肉製品的競爭,價格也會下降。這樣,一部分國內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經不起這個衝擊,人員會分流出來,城鎮的失業率將會上升。另一方面,由於農民的收入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收入下降了,農村中會分流更多的人出來,因此就業的壓力將增大。   

第三個重大挑戰是企業競爭力削弱以後將會影響到企業整體的經濟效益。我們有些賺錢的企業到那時就會不賺錢,有些賠本的企業就可能垮掉。”

這就和我講得差不多了。但是厲以寧話鋒一轉:

“儘管有上述這些挑戰,從中長期看當然是利大於弊,這是大家都承認的。因為我們可以吸收國際的資本、技術等等,我們可以擴大出口,但僅僅從這個意義上考慮,仍然太窄了。我們從下面兩個方面來看進一步開放以適應全球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意義。   

第一,只有開放才能促改革。中國從來都是以開放促改革的。為什麽呢?改革可能有假,比如說,幾個公司一合併,換個招牌,表面上叫改革,但這是假改革。改革可以糊弄人,而開放是不能糊弄人的。開放是要由外國人來作評價,只能搞真開放。所以說,只有開放,逼國有企業改革,不能搞假改革,必須搞真改革。這樣的話,企業改革就能真正往前進。這一點在兵法上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假定中國的企業不經過這一關的話,老這麽混下去,這也叫改革,那也叫改革,拖不久以後就會全部垮掉。所以第一點是開放促改革,這個改革必須來真的。

第二,不改革而開放會帶來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的影響。東南亞國家受了金融深化理論等等的影響,這方面的確是開放了,但它原有的體制沒有改,舊的金融體制沒有變,官商結合的體制沒有改掉,結果那些國家陷入金融危機。這說明不改革就容易受金融危機的衝擊,只有改革以後才能增強抵抗力。所以,我們必須把改革、開放兩者結合起來。對我們來說,機遇與挑戰是並存的。”

這是什麼邏輯?中國的企業都垮了,農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了,城市工人下崗了,但中長期卻利大於弊!厲以寧說,是因為可以吸收國際資本、技術,可以擴大出口。說得更清楚一些,是中國可以有了給外國老闆打工的機會,可以成為全球生產體系中的一環了。顯然,這樣的解釋仍然不合情理。放棄了作全球老闆的機會,成了全球打工仔,怎麼能說對中長期有利呢?厲先生也覺得這“太窄了”。

於是,厲以寧終於給出最深層次的答案:真開放促進真改革。我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中國二十多年來搞的都是假改革。中國的進出口不斷增長,關稅不斷降低,假開放;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了,假改革;國有企業私有化了,假改革;意識形態西方化了,假改革。那麼,什麼是真改革呢?就是不能回去的改革。什麼是真開放呢?外國人說了算的開放。沒有加入WTO前的開放都是可收回的,外國人說了不算的,因此不叫真開放。按照同樣邏輯,共產黨還掌握政權,改革就是翻牌,就是假改革。也就是說,在厲以寧心目中,加入WTO的最大好處是外國人說了算,是共產黨作不了中國的主,這樣,中國的改革就絕不可能走回頭路了,就真改革了。

似乎很多人都接受了厲以寧的這種奇怪論調。這種論調所以流行,也的確與執政黨自身的官僚、腐敗、脫離群眾有關係。但是,外國人說了算,外國人專政,就能夠保障中國人的利益嗎?過去清朝政府“寧贈友邦,不與家奴”,被稱為賣國政府;現在厲以寧這樣的人“寧聽友邦,不與家主”,應該被稱作什麼呢?賣國學者嗎?

厲先生第二個論點則比較費解,“不改革而開放會帶來問題”。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原因有二。從基礎面說,由於中國以更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加入國際資本爭奪戰,泰國等依賴外資的“四小虎”經濟失去了國際打工機會,外資流出,出口下降,進口增長,實際經濟萎縮;從操作面說,“四小虎”經濟和金融總量小,是“小盤股”,金融開放後,國際游資很容易進入泰國,炒高其匯價、股價,然後清倉出貨,製造東南亞金融危機。這和東南亞各國的金融體制沒什麼關係。再說,東南亞各國的金融體制並不舊,和美國差不多。至於裙帶關係,布什政府與大企業的裙帶關係難道還不夠密切嗎?可見,東南亞金融危機告訴人們是,開放的小國經濟必然會像小船一樣,在國際經濟和金融的風浪中,或被托上浪尖,或被打入浪谷,甚至沉入海底。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從經濟和金融的角度看,中國還是個小國,應該從中吸取教訓,該開放的開放,不該開放的絕不能輕言開放。

但是,這樣一來,外國人說了就不算了,中國就是不聽話了。為了勸說中國人聽話,厲先生將危機的責任推到“開放而不改革”的東南亞政府身上。這樣,美國政府就成了推動各國進步的慈善家,一旦出現問題,那是各國政府不聽話。

這樣,我們倒可以很容易理解厲以寧的另一個高論了:入世後政府只能是‘家庭服務員’”:

“加入WTO後,政府職能的轉換勢在必行。政府的經濟行為必須符合WTO所確定的非歧視原則:領域要准入,國家保護的政策要取消,政策的透明度要增大,政府不再控制企業,而應當提供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轉變為企業生產活動的服務者。入世後的大形勢逼着政府給企業鬆綁,讓企業成為真正市場的主體。這就是WTO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好處。 ……從深層次分析,政府職能的轉換涉及政府指導思想的轉變問題。政府既然是市場這個大攪拌機的管理者,就不能取代市場的地位。正如一個總想取代主婦地位的家庭服務員不是一個稱職的服務員,一個總想取代市場地位的政府也不是一個稱職的政府。”

厲以寧既然已經承認加入WTO後中國企業要垮掉,要撤退到外國企業一時還不屑占領的中小城市,國家對本國企業的保護政策要取消,那麼在中國市場上活動的“主婦”就不再是中國企業,而是蜂湧而至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要在中國自由活動,還需要中國政府提供穩定的法律制度和社會治安環境,這就是所謂“家庭服務員”的崗位職責。把厲以寧的話說得更清楚一些,就是要中國政府成為買辦政府,為跨國公司當好“服務員”,使全體中國人民都成為受跨國公司剝削的打工仔——這也就是所謂“世界工廠”。那時候厲先生幹什麼呢?恐怕就是當跨國公司宣傳部長,宣揚“跨國公司共榮圈”里的“皇道樂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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