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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厉股份”到“厉暴富”(下)
送交者: 韩德强 2004年10月17日21:52:3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乌有之人 ]

三、平均主义还是两极分化? 厉先生果然厉害。现在看来,“厉股份”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厉皇道”的使命正在顺利进展中。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这两项业绩已经足以标柄千秋,遗臭万年了。但是,厉先生还勇敢地承担起了第三项任务,即要被剥夺的小民们稍安勿躁,“认同”靠明偷暗抢搞腐败富起来的大款大腕,“认同”跨国公司和他们的中国买办。他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公平来自认同感。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群体之中,我是群体的一分子,在群体中是否受到公平待遇,就看自己在这个群体中所处的位置是否认同。比方一个家庭有三个小孩:第一个孩子上学时家庭困难,家里只能供他到中学毕业;第二个孩子家庭条件好些了,家里能供他上大学;第三个孩子家庭富裕了,可以供他出国留学。三个孩子如果对这种家庭状态是认同的,他们会觉得家庭对自己是公平 的,因为他们对家庭历史状态是谅解的。如果三个孩子对自己的家庭不认同,孩子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大家知道,70年代许多 家庭有三个孩子,往往是老大穿新衣服,老二穿旧衣服,老三穿带补丁的衣服。孩子决不认为父母对自己不公平,因为他们对家庭的状况是谅解的,是认同的。在一个单位中要让人才留住,一定要造成一种气氛,让大家对这个群体有一个认同感,大家工作起来心情才舒畅,工资低一点也无所谓了。 (《光明日报》2000年8月7日,记者晓畅)

脱离时代背景看,这段话并无大错。如果放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是反映了社会的实际心态。虽然很多人饿死,很多人从城市返回农村,但大家都没有二话。就算不光有天灾,还有人祸,但是老百姓能够理解,能够认同,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领导人横征暴敛造成的结果,顶多是好心办了坏事。更何况,听说毛主席也不吃肉了。

但是,在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极分化时代,在一个权钱勾结,弱肉强食的时代,这段话就只能理解为替暴富阶层安抚一无所有的穷人。差别任何时候都存在,但是差别到有人拥资亿万,有人隔夜无粮的地步,还楞要说他们是同一个家庭里的老大、老二、老三,楞要让老三认同老大,就是厉以宁的荒谬和无耻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等近期编写了一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是对厉以宁的“认同论”的有力批驳。书中写道:

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现有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可和认同。……比如权钱交易、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些人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实现的向上流动,不但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且还广泛引起了社会的不满。一旦人们普遍对各种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整个社会对各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同就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此外,某些制度性的垄断现象的存在,也影响着人们对现有各阶层的社会位序关系的认可。在这里,引起广泛争议并且得不到认可的垄断现象,主要是各种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尤其是金融、电信、民航、铁路等部门的垄断。(第76页)

目前,最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公共资源配置不公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或不当。分城乡来看,城市的公立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的公立教育机构。实际上,农村的教育是农民自己办的教育,而城市教育才是国家办的教育。分教育层级来看,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公共资源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了创办所谓一流的高等学府,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财政拨款被投给几所办学条件已经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或希望工程这样的民间资源动员方式去解决,并且美其名曰“人民教育人民办”。在这种制度下,城市的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可以获得每月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薪水,而乡村教师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并且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与此同时,大学收费制度并轨的所谓改革,不仅为各公立大学利用国家慷慨提供的公共资源谋求学校自身的福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提高了莘莘学子跨入公立大学深造的门坎。这样一种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第96-97页)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在这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一问题本身有两个表现:一是经济条件本来较好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得到的保障也比较好;相反,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的阶层和群体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二是社会保障的力度远远不够,难以充分地确保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

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即越是有钱的人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越轻,而越是没钱的人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反倒越重。有资料显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的40%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这种现象迄今并无什么改变。(第94页)

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制度性垄断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各阶层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实际地位的评价。正如调查所表明的,这种状况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不少人认为,现在是该富起来的人没能富起来,而不该富起来的人却富起来了。(第76页)

该报告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大阶层,分别是: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2.1%(城市1-5%,城乡结合区0.5%)

(2)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1.5%(有些城市高达9%)

(3)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0.6%(私营经济发达地区高达3%,低的地方0.3%)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5.1%(大城市10-20%,城乡结合区1.5-3%)

(5)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4.8%(城市10-15%,城乡结合区2-6%)

(6)个体工商户(拥有少量经济资源),4.2%(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要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12%

(8)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22.6%(其中农民工占30%)

(9)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1999年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3.1%

就以厉先生为例吧。他应该属于第一阶层的中上层。他的固定工资和岗位津贴达10万元以上。但这只是垫底货。厉先生身兼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对证券市场有着复杂而重要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他的儿子可以从事上市咨询、策划和上市公司推荐等业务,在短短几年内聚敛数以千万计的财富。他还控制着数额巨大的所谓研究经费。当然,厉先生还拥有三笔小额收入,一是稿酬,二是校内讲课费,三是讲座费。以讲座费为例。厉先生一场两小时的讲座费少说以一万计吧,相当于纯农业地区30名小学生一年的学杂费,20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或4-5个村长一年的收入,或1个乡镇长一年的收入。这讲座费从哪里来呢?自然是讲座组织者提供的。讲座组织者或是机关,出的是事业经费,或是社团,向听课者收取高达1000元一张的门票,或者是企业,打入他们的经营成本。事业经费是纳税人交来的,一万元相当于100个农民交的农业税;如果是从听课者的门票来的,这些听课者常常是老板,准老板或者是潜老板,或者是政府官员,他们削减矿井安全设施,压低和克扣工资,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坑蒙拐骗,垄断暴利,贪污腐败,轻轻松松赚来了劳工的血汗钱,交到厉以宁手中;企业,例如摩托罗拉,将厉以宁的讲课费打入成本,为的是表彰厉以宁对跨国公司的友好态度,为的是能让中国人忘记谁在干活,谁在赚钱,让中国人把摩托罗拉看成是中国企业,让中国政府当摩托罗拉的家庭服务员。一句话,厉老大的财富正是建立在中国千千万万打工者的血汗之上,建立在中国沦为跨国公司殖民地的严重危险之上。

厉以宁不愧为是经济学家。为了掩盖中国的两极分化现实,他居然挖空心思地在基尼系数的算法上做文章。他和《光明日报》的记者有这样一段问答:

记者: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均。有人测算,中国基尼系数,1996年是0.424,2000年增加到了0.458。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厉以宁:基尼系数通常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目前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并且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很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我认为,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可以先算出两个基尼系数: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方法算出一个基尼基数。据测算,我国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在0.32-0.35之间,加权平均之后,也大致在这个水平上。(《光明日报》2002年1月7日,记者张玉玲)

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基尼系数是从洛伦茨曲线产生的。洛伦茨曲线的横坐标是人口百分比,纵坐标是收入百分比。它适用于衡量一切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不只是市场经济国家。从理论上说,绝对平均的社会基尼系数为0,全部收入集中于1%甚至1个人的社会,基尼系数为1。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存在。国际上一般通用的分类是,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比如,改革前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属于绝对平均之列,但实际上,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收入都有差别,只是差别不大而已。

如果按照厉先生的说法,可以将农村与城市分别计算基尼系数,然后取其加权平均,则理论上任何社会都可以算成基尼系数为零。农村与城市分别计算,小城市与大城市分别计算,大城市又要列出特别富裕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单独计算,最后,直至每一个人计算一个基尼系数,然后加权平均,必然为零。这样,就可以把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算成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但是,这还是基尼系数吗?

为了给两极分化正名,厉以宁还引用《水浒传》来把水搅混:

“大家都知道,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吃大锅饭也不是社会主义,何况吃大锅饭从来都不是一个锅吃饭。《水浒传》第二十回就讲到,晁盖火并王伦做了梁山泊的寨主,于是就立下了梁山泊的分配原则:山下抢到的财物在大厅中一放,分成两半,少数头领平分这一半,众多喽罗平分另一半,这是两口锅的平均主义。在计划体制下不也是这种情况吗?属于哪一个档次的就在哪个锅里吃饭。”(《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5月9日,记者赵明)

这其实就是告诉人们,不要犯傻,不要再追求什么平等,差距是永远存在的,穷人和富人是命中注定的。说到这里,厉以宁其实有些自相矛盾。既然从来没有什么平均主义,那还反什么平均主义呢?其实,水泊梁山的两口大锅的差别,或者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差别,恰恰是大家可以认同的差别。把这种由于分工和贡献不同造成的差别,与今天社会弱肉强食造成的差别相混淆,从而为暴富阶层辩护,这难道不是厉先生的如意盘算吗?

接下去厉先生就“图穷匕首现”了:

“最让人们感到心里不平衡的、最要命的是,从前跟我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今天吃的不一样了,咱们都一条街道的人,咱们都一个学校的人,咱们都一个农村的人,过去大家都差不多,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了,这家是养鱼致富,那家是经商致富,自己收入提高不多,这种心理障碍应该说是很容易回潮的,而这种思想一回潮,就阻碍中国的改革,阻碍中国的发展,更谈不到创业投资的问题。”

这样,在厉先生的口中,平均主义的回潮便成了当前中国创业投资的阻力。

其实,厉先生不妨问问台下坐着的老板们:你们是被别人眼红而不敢投资呢?还是怕竞争激烈、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呢?

作为经济学家,厉先生应该知道,通货紧缩意味着生产能力过剩,也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从1996年起,中国经济进入长期通货紧缩状态,价格战愈演愈烈,工资螺旋下降,需求明显不足。政府一再扩大公共投资,一再提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收入,仍然不能摆脱需求不足的局面。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平均主义,而不是因为贫富悬殊吗?21英寸的彩电降价到了800元一台的水平,但广大农民仍然没有购买力;等离子彩电3万元钱一台,暴富阶层仍然趋之若鹜,这也是因为平均主义吗?各地政府纷纷招商引资,实行亲资本政策,为资本提供各种免税、免费措施,帮助资本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也这是平均主义回潮?

厉先生不会不知道,造成今天中国两极分化的,正是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机制。政府权力本应该“公平优先”,限制资本自由,缓和弱肉强食过程,社会需求得以扩大,繁荣得以延长。但是,在厉以宁这样的经济学家误导下,政府也高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调,使资本和市场力量失去制约,使中国社会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绝对平均走向贫富悬殊。厉先生也不会不知道,摆脱需求不足的唯一有效药方是缩小贫富差距,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制度,将财富部分转移到社会中下层,从而启动钢铁、水泥、纺织、粮食和农副产品市场,引发新一轮投资热潮。

但是,厉先生摸了摸钱包,数了数银行存款,决定继续反对平均主义!

四、厉以宁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 我曾经与厉以宁的前辈、同事或校友谈起厉先生的言行,他们对厉以宁走到今天这一步都多少感到惋惜和不解。厉先生人缘颇好,为人谦和,也比较勤奋。他曾经有这样一段自述:

“我是1951年考入北大经济系的,1955年毕业。从入学之时算起,在北大已经49年了。 记得毕业前夕曾写过一首七绝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湾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 此,只计耕耘莫问收。”到了1985年,即毕业30周年之际,根据自己在北大的经验与体验 ,我把这首七绝扩展为《鹧鸪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湾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 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 问收。”所增加的这几句,反映了我对北大精神的一种认识。

这段自述十分感人。如果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我很可能肃然起敬。事实上,厉以宁晚年在理论上的探索并未完全停止。当厉以宁谈到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当他提出道德是超常规效率的源泉时,应该说是探索到了经济学的最深层。遗憾的是,他停留于单纯的理论推演,而没有进一步联系社会实践,更与自己的行动相违背。事实上,厉以宁晚年对道德的重视恰恰蕴含了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即通过示范、教育等方式使干部和工人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国有企业的按劳分配体制(八级工资制),从而使国有企业重新焕发出五、六十年代的“超常规效率”。这几乎就接近毛主席语录:“管理也是社教。”更遗憾的是,当他提出“认同产生效率”时,这个社会已经缺乏认同的基础了。第三,他更没有理论联系自己。结果,这一有生命力的思想就成了为暴富阶层辩护的令人恶心的皇帝新衣。

无论从学、从政还是从商,厉以宁仍然是新一代年青人的成功楷模。但是,在有道德操守的厉以宁同辈人看来,大半辈子的清名和学问毁于晚年的权力和财富,实在是令人扼腕长叹。如果以善意测度,走到这一步,既说明了厉以宁并未做到“心寂寂,念休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厉以宁对西方经济内在的逻辑线索缺乏深层把握,比如,他可能真的没有认识到国企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股代表的经济人动机问题。等到股份制改造成为轰轰烈烈的现实后,厉先生就被物质利益所劫持,被人请去咨询、讲课、推荐上市,妻子儿女又以“延宁”大事相劝导,一不小心掉进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包围圈。于是,入乡随俗,成了暴富阶层的代言人。如果以恶意测度,那厉先生就成了老谋深算,厚黑无比,善于赌博的精怪。我看,他还没那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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