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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
送交者: 武兵 2004年10月19日23:06:00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2003年4月22日,某国外网站发布一条“讣告”:“《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作者、著名自由派学者李慎之先生,因老年性肺炎引发呼吸衰竭终告不治,于今日10点零5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0岁。”

“圣人”乎?罪人乎?

李慎之者是哪路神仙?为何引起国外媒体这般重视?国外某网站于2003年4月16日和22日在李先生病危和去世先后发的两条消息中,对李慎之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个大概的交代:“192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李慎之,早年投奔延安,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等职,中共建政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5-1993)和美国研究所所长。”“1957年,因主张‘大民主’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后获甄别平反。”“李慎之是德高望重的国际问题专家,也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著述甚多。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前夕,他发表了长文《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反思中共建党的历程,尖锐批评专制主义路线,力陈应推动政治改革、议会民主和开放党禁,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引起轰动,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李慎之为中国政坛中罕见的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学者,晚年大声疾呼‘启蒙主义’和抨击专制主义,受到知识界人士的广泛尊重,与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先生并称为‘二李’。此间的观察家认为,他的去世是中国自由主义学界一项重大损失,亦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的重大损失……”

呜呼哀哉!一位死心塌地效忠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的奴才、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家”和“中国自由学界”的“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先生,终于怀着满腹的惆怅离开了他所诅咒的“专制主义”人间社会,去 “天堂”向他的主子——帝国主义头子、修正主义代表和汉奸卖国贼那里报到去了!

李先生死后,在京城黑市书摊上兜售着一本名为《怀念李慎之》的书,分上下两册。作者阵容相当可观,那位闻名中外的“骂领袖专业户”李锐先生任该书顾问,李普先生为主编,杜润生和于光远先生分别为该书作了序。据统计,全书共收入178位作者和7个社会团体以及某些机构的133篇纪念文章、5首挽诗、13副挽联、1副赠联、17封唁电、悼函,7篇附录,真可谓洋洋大观。作者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马立诚、王逸舟、盛洪、汪丁丁、林贤治、刘晓波、吴敬琏、王元化、胡绩伟、何家栋、高放、资中筠、茅于轼、蓝英年、汤一介、朱厚泽、袁伟时、邵燕祥、钱理群、张曙光、徐友渔、朱学勤、秦晖、谢泳、刘军宁、肖雪慧、高文谦……

李慎之先生这一辈子可谓投机有术,活得很滋润。早年抱着”入股分红”的思想混进了共产党,熬上个高级领导干部。1957年以为共产党不行了,狠反过一次党的领导,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栽了跟头,不得不韬光养晦几十年。在反共反华国际大气候和自由化泛滥的国内小气候的背景下,他终于盼来了机会,“勇敢”地跳了出来,大杀一通共产党的回马枪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推销“自由主义”、坚决反共的“学界”“领军人物”。他的弟子任东来称李慎之先生的《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是“圣经”般的“千古名篇”。(《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他的弟子李冰封甚至把他捧为当代“圣人”。(李冰封《国殇——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圣人”者,品德高尚,智慧高超的人物,非“凡夫俗子”也。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可以称为“圣上”,皇帝的命令可以称“圣旨”,诗界有“诗圣”之说,学识和技能有极高成就者可称为“圣手”,基督教有一部《圣经》,恩格斯也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还有“圣地”、“圣庙”、“圣餐”、“圣水”什么的,可见挂着“圣”字的东西还真不少,但能够称得上“圣人”的,却寥寥无几。在国外,宗教界,耶稣是一个,在我国封建社会,孔丘也算是一个。没想到相隔2000多年后,这位李先生死后也被人拉进“圣人”的行列,过了把“圣人”的瘾。自由派人士的“圣人”说,似乎也多少贴那么点边,虽然李先生无论如何是不能与孔“圣人”比肩而论的,但他多少也有点“资本”。论官位,李慎之先生官至国家社科院副院长,货真价实的部级领导干部,孔子呢?当年的官衔也不过是小小鲁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省吧)主管刑法狱讼的司寇而已;论势力,虽然李先生没有孔“圣人”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庞大阵容,但在李先生那个自由派的小天地里,毕竟有那么几十个、上百个敢“骂”敢“反”的追随者,更何况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偌大的西方自由世界和资产阶级的支持呢?论著作和影响,由孔子弟子们编纂的一部《论语》传天下,而我们的李慎之先生虽然没有孔子那么显赫的著作,但也有一篇在黑暗角落里“盛传”的《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以及他的弟子们记录李先生自由主义思想之大成的《怀念李慎之》。

“圣人”也好,“圣经”也好,在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的产物。为什么基督教徒称耶稣是“圣人”?为什么自唐以来历代统治阶级都尊崇孔子为“圣人”?为什么恩格斯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圣经”?为什么毛主席把鲁迅称之为“中国第一‘圣人’”?就是因为这里边各有各自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利益。李先生的所谓“圣经”和他这个“圣人”自然也不例外。 与孔夫子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一样,李先生这位“圣人”也不过是腐朽没落阶级利益的“吹鼓手”而已。

李先生作自由派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猖狂进攻的“领军人物”。对于人民来说,他是什么“圣人”吗?否!他不过是一个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应声虫,死心塌地、死不悔改的无耻叛徒和罪人!笔者这样来评价李先生是否有“无限上纲”之嫌呢?不是的,孰若不信,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章和《怀念李慎之》这本书中找到确凿的根据。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是主流孰是逆流?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这首歌,是13亿中国人民从新旧社会对比中感同身受的经验总结。这首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唱了几十年,奋斗了几十年。这几十年是中国人民最为舒心的日子:广大劳动人民第一次告别了几千年来受人剥削和压迫的奴隶地位,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在国际上,中国人民再也不是被人瞧不起的所谓“东亚病夫”,而是以昂首挺胸、扬眉吐气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然而,由于中国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走什么道路问题上一直还有斗争,不仅是那些被革命人民剥夺了剥削权的“剥夺者”们——地主、资本家极力反对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党内也并不一致,并不平静。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李慎之先生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领军人物”,就是毛主席说的“资本主义派”。李先生是如何反对社会主义的呢?《怀念李慎之》和《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里就有详细记录。

首先,李先生毫不隐晦地攻击、歪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史,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科学性和先进性。他胡说:“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二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五十年“历史剩下的只是谎言。”(《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对韩钢谈起中国历史的研究时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有一个参照,这个参照就是世界历史,说得直接点,就是美国历史。”(韩钢:《他的思想和遗文将永驻》)李先生在给何家栋的一封信中写道:“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近乎都要走的必由之路。”(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第二,李先生极力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极力推崇政治自由化与经济私有化。李先生大言不惭地说:“我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指导,也否定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目标就是民主制,经济目标就是市场制。”他的弟子袁伟时在《从陈独秀到顾准、李慎之》一文中也附和着说:“自由、民主、法治思想与极权主义的生死搏斗,是牵动20世纪人类思潮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以消灭社会不平等为旗帜,写下苏联70年的血腥历史。……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程度不等地加上两种作料: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以民族特点为藉口营造专制体系。”李郁在《悼念李慎之先生》一文中进一步暴露了李先生的这个主张:“去年3月8日,他讲了他的最后思考或最后觉悟:中国的前途在于认同全球价值。他所理解的全球价值是人类文明的主流思潮——自由与自由主义。他认为自由是最高的价值。全球化要以西方文明为基础。他说,自由主义就是政治改革的旗帜。中国改革的大关是政治改革而非经济改革,他认为应加速私有化,中等阶层是现代社会的支柱。”

第三,他主张中国要走“美国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早在80年代中期,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就对茅于轼、许良英说:“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茅于轼、许良英的回忆文章)

第四,他主张用“全球化”、“西化”和“自由主义”来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李先生是最早意识到全球化问题,并极力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少数先觉者之一。在讲到全球化历史时,他指出苏联的解体便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果。在他那里,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同一个词,代表着人类的主流文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李先生承认,他说的现代化与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口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所以有时也称之为‘西化’,甚至‘美国化’” (林贤治:《纪念李慎之先生》)。李先生对自由派人士何家栋说:“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的。”只有“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之后,才走向自由主义。“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 何家栋说:“要重新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历史将会证明,顾准和李慎之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自由派人士朱学勤说:“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五十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他也知道还有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不是用来作筹码,向特权阶层讨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朱学勤:《危城别慎之》)为该书作序的杜润生先生说:“谈过两次活,还读过《风雨苍黄五十年》他坦然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杜润生《序—》)主编李普先生称李慎之“是在现代中国从政治范畴重新提出自由主义的第一人。”(李普:《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自由派人士郭飞熊说:“李慎之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他消失在极权主义的铜墙铁壁即将崩塌、自由思想将登上历史主演舞台的前夜,尤其令人痛惜。自乌托邦信仰破灭以来,穿越十几年的迷茫,在1989年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一代自由民主的信仰者,终于找到了人类迄今较为成熟的、有八百余年流血和试错经验作见证的理论体系——自由主义,作为主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依托。”(郭飞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够了,白纸黑字摆在那里,说李先生是“资本主义派”,一点也不冤枉他。总而言之,李先生和他的自由派同伙们这些谬论,无非是社会主义横竖不好,资本主义才是他们的理想社会,才是他们的生身父母,于是才有了上述那些“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主张。其实,从李先生们嘴里喷出的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新玩意,不过是十月革命胜利以来新老资产阶级攻击社会主义的老调重弹而已。

李先生不是说,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逆流”、自由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才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吗?请你们到工人农民中问一问,看看有多少人认同你们的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早已品尝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滋味,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真正体验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好与劣。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人民是不会相信李慎之们这些骗人的鬼话的。

被李慎之们所攻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并不是人们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人类激烈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诞生的。在这种绵延不断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大趋势,是真正的世界主要潮流,只有这个潮流,才能浩浩荡荡,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李先生们认为社会主义是“逆流”,而历史走向和科学揭示社会主义则是主流;李先生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主流”是“必然趋势”,而历史走向和科学揭示则是逆流,并且必然灭亡——这就是我们与李先生们观察人类社会走向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界观。

如果把社会主义作为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来考察,那么可以看到:在18世纪及其以前,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追求还处在空想社会本义的阶段;到了19世纪,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并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运动而发展;进入20世纪,社会主义则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和制度出现在世界上,并从一国胜利发展到多国胜利,开创了人类社会的最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常识了。

我们说社会主义是主流,是它的社会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在占世界人口总数近1/3的社会本义国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已充分地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这里不妨列举几个组数字和资料来加以佐证。

1、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真正实现了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

2、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充分显示了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极大地解放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38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7倍半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次载人飞船上天,都发生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不是美国。我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历程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家知道,我们在解放后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被全世界视为奇迹。从1953年到1989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3.3倍,平均每年增长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58.8倍,平均每年增长11.7%;农业总产值增长28倍,平均每年增长3.6%。这种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到1949年的80余年间,旧中国积累起来的固定资产仅 124亿元,而新中国靠人民的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到1988年已达10641亿元,增长85倍。中国的粮食、棉花、钢铁、煤炭、电力等主要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有的居于首位。中国在航天技术、核技术、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1989年,全国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数分别为1949年的17.8倍、39.9倍、5.1倍,累计培养的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相当于解放前37年总和的33倍;全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比1952年增长23.4倍;全国医院床位比1949年增长了32.1倍;到1988年,全国人均每日摄取热量已达2602大卡;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已达69岁,比1949年的34岁提高1倍多。苏联大发展,中国大发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普遍得到大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人口总数占世界不到1/3的、原来经济基础大多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国民收入已占到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

3、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促进了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00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容忽视的重大政治力量。

4、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制止和战胜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政治力量和中流砥柱。

上述这些叮当作响、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和事实,能说社会主义不是主流吗?而在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李先生们则是故作瞎子和聋子。由此可见,自由派们的所谓“逆流论”是何等虚伪,他们的“政治主张”又是多么软弱无力。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社会主义是主流,不是逆流,为什么苏东等国家的社会主义还夭折了呢?社会主义的敌人也正是以此来大做文章的,什么“极权的社会主义终结了”,什么“东西方冷战格局结束了”,什么“资本主义取得全面胜利了”,什么“世界已经一体化了”云云,李先生以及他的同伙们,也随“风”而起,加进了这场诋毁社会主义的大合唱。然而,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们切莫高兴得太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较量还远没有结束呢!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的挫折和失败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只能说明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与巩固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然要经过反复和斗争。在世界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无不经过曲折反复的斗争。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48年的反复才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爆发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过了86年。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讲,从建立到成熟大体经历了二三百年时间。如果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萌发到这种生产关系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来讲,则是经历了五六百年时间。资本主义制度的成长和成熟——一种新的剥削关系和私有制度代替另一种旧的剥削关系和私有制度——尚且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和长期的过程,何况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一种全新制度呢?因此,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相继发生的德国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被西德“统一”;波兰雅鲁泽尔斯基被“团结工会”赶下台,瓦文萨接管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被自由派枪杀,罗马尼亚政权更迭;苏联剧变,苏共解散,联盟解体;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此伏彼起……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笔直的、平坦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陷阱。所以我们说,对于资本主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善良的人们不必惊慌失措,不要悲观失望,更不要听信李先生一类政治骗子的蛊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最要紧的,是要坚定信念,挺起胸膛,高高举起社会主义大旗,坚决反对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与一切反社会主义思潮——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也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背景,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团结全国广大人民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到底!

马克思主义能“破”得了吗?

李先生要否定社会主义,必然要把攻击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

在《怀念李慎之》这本书里,记录着李先生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李先生毫不隐讳地对他的弟子说:他“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指导”(靳凤羽:《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与李慎之先生谈话纪要》),并且“早已不信马克思主义。”(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李先生在给他的自由派同伙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袒露他的“胸臆”:“我晚年做‘学术工作’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破’,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末流;一是‘立’,立民主、法治、人权理性科学的思想。”(黄伟经:《最后一封信》)李郁在《悼念李慎之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先生听说我是研究党史的,劈头问我一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如何看?我据实以告,马克思学说的基石是经过改造的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恰恰是非科学的论断。他大大赞赏我的看法。去年3月8日,他讲了他的最后思考或最后觉悟:中国的前途在于认同全球价值。他所理解的全球价值是人类文明的主流思潮——自由与自由主义。”李先生的又一个弟子在文章中说:“我给他的回信,首先赞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国民性的大胆论点,这显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论断直接对立。”

李先生们为什么要拼死地“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毛主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说过,世界上许多共产党已经不信马克思主义了。似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打倒”了。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门窗的打开,西方思想的渗入,也有许多人不信马克思了,甚至某些共产党员也不信了。在某些大众媒体与大学讲坛上,马克思主义不见了;在“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下,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了。于是,出现某种所谓政治信仰“滑坡”和思想混乱,就事在必然了。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消失,决大多数的人没有忘记她。为什么?因为人世间还有阶级斗争,还有资本主义,人类还需要从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理论指导。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8页)又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就是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列宁《国家与革命》)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对立的加剧和工人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他们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并且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准备了物质前提,同时造就了实现这一根本变革的社会力量即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又总结了新的历史经验,提出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后来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相继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世界的进步,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分不开的。人们正是通过实践,通过斗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0—51页)

这些年来,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学说,今天早已过时了。”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至于李先生也要“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指导”,更是别有用心了。今日之世界格局与发展趋势,尽管有某些新情况和新特点,但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概括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关于揭露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这些基本理论过时了吗?没有。一百多年的革命实践检验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不可替代的纲领和法宝。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无比强大的革命力量,它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综观人类历史,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影响。这样一种强大的科学理论,李先生们一伙怎么能“破”得了呢?

李先生们反对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反对列宁主义。他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否定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认为“出了个列宁,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断了。”而到叶利钦们上台搞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才“重新接上了”(任不寐《与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对话》)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现代化,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现代化。所以列宁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中断现代化”的罪魁祸首了。是谁中断了苏联“现代化”?谁是“罪魁祸首”?事实恰恰相反,不是别人,而是叶利钦们!

李先生们一路反下来,对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思想也没有放过。李先生对毛泽东同志的污蔑到了十分疯狂和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他污蔑毛主席是“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的祸首。”(《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是什么“土匪”、“军阀”、“特大政治骗子”、“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戴煌《永念慎之兄》)不知道这位李先生为什么对毛泽东同志有如此的仇恨?或许这就是列宁在论及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反抗时所形容的“十倍的仇恨与百倍的疯狂”吧。

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物?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样的思想?是你李先生们这些魑魅魍魉所能否定了的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是世界的千古伟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的里程碑!有了毛泽东思想,革命人民才有了主张。一曲《东方红》,深刻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毛泽东同志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而且也受到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爱戴,甚至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有头脑的政治家——尽管阶级立场不同——也都十分敬佩他,景仰他。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几十年,并不是李先生们所污蔑的什么“大耻辱、大灾难”,而是中华民族的大光荣、大辉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第一次如磐石般的团结、坚强;正是毛泽东时代为而后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28年了,但中国人民一直怀念他、感谢他,永远为有这样的英明领袖而感到自豪与骄傲!自由派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攻击,不过是狂犬吠日,枉费徒劳。

毛主席当年对美国客人说过,他比较喜欢美国的共和党,而不大喜欢民主党,为什么?毛主席说,共和党比民主党的欺骗性小一些。笔者觉得毛主席这个比喻也可以用到李先生身上。李先生就比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们可爱,因为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们尽管也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打的旗号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的这位李先生是不搞“修正”,也不搞“机会”,他是直截了当、明火执仗地打着黑旗反红旗,是毫不隐晦的“破”!李先生的这种“风格”对于教育人民来说,有它好的一面,好就好在他这本“反面教材”比伯恩斯坦以及伯恩斯坦的后生们的“反面教材”更好“读”,更容易读“懂”,好识别。

李先生的这本“反面教材”提醒我们,面对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的复杂环境,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我们的事业和行动。不这样,我们就会在异常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迷失方向或误入歧途,就会吃败仗。

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下)

武兵

无产阶级“极权”专政谁高兴谁不高兴?

自从这个世界上有了资产阶级,就有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自从来到这个人世间就受到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残余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于是就有了共产主义运动,有了巴黎公社,有了十月革命,有了中国革命,有了一个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仅用了74个字就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要诣:“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的社会的过度。”(《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版第63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纲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5页)

我们共产党人常说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也就是由谁来专政、专谁的政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百几十个国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20世纪在20多个国家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绝大多数已经变色了。多少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命根子,有了它,无产阶级和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它,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就会丧失一切。因此,它是革命人民须臾不可离开的宝贵东西。

身为共产党员的李慎之先生在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里极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二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 “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他对他的同伙说:“共产主义之路是血淋淋的专政之路”。“1949年以后,中国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他污蔑我们党的领导是什么:五十年来中共权力“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 “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历史剩下的只是谎言。” 他恶狠狠地诅咒着:“我的看法是,当前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他狂妄地提出要来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不管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他的同党们也在一旁呐喊助威。许良英在《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一文中说:“他(指李慎之)对一百六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且常有惊人之语。” 张宣三在《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一文中说:“慎之同志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处于‘后极权社会’了。”钱理群在《送李慎之先生》一文中说:“‘一党专政’正是中国政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当我从先生的著作中,读到‘在20世纪,一个个把持政权的所谓新型政党,实际上都是专政政党’这一历史总结时,当我从网上读到那篇呼吁结束‘一党专政’的宏文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先生‘终于跳出来了’,这需要非凡的胆识,更是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的,这正是引起我的极大崇敬的更重要的原因。”另一位李先生的弟子在评价他的这一“重要”主张时说什么李先生是“以思想巨人的睿智,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的后果,剥去‘皇帝的新衣’,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对李老这一代人来说,走出这一步是何等的不容易。”

毛泽东同志有这样一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0页)李先生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所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是要坚决拥护;而他们极力拥护的“宪政”、“三个主义”——即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就是要坚决反对。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必须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这样,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这样,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不这样,就不能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不这样,资本主义就会随时复辟,“胡汉三”们就会杀回来,重新专我们的政,人民就会重新回到水深火热中去。

在要不要实行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进行着激烈地斗争。这种斗争,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在党内,建党80多年来,反对者中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因为他们有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背景,尽管如此,我们党还是用自身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那些主张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和路线。毛主席为此战斗了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告诫全党,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红旗》1975年第3期)在党外,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敌对阶级、敌对势力围绕着由谁来“专政”的问题,跟我们斗了半个多世纪,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一直在骂我们是“专制政权”、“独裁统治”,“没有民主”,直到现在骂声也没有停止。总而言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人民当家作主,他们就不高兴、不开心、不舒服,总想“变天”,取而代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叫嚣,明确告诉他们:“‘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理由非要这样做?毛主席解释说:“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毛主席说:“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毛主席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就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以帝国主义及其????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多么精彩,多么正确,多么刻骨铭心!他把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民主与专政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而李先生在《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里却诅咒说:“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激下,中国要开放党禁、报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谓‘圣之时者也’。”李先生的脸皮也真是太厚了,太无耻了。毛主席的话白纸黑字在那摆着,他竟敢恣意歪曲。谁都知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曾经宣布过,随着阶级的消亡,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也要消亡,不过,它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首先消灭剥削及其阶级和政党!在此之前,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是不会放松阶级斗争,也决不会放弃对敌对阶级、敌对势力的专政!  李先生之所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想“引进”“美国化”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按照李先生的意见办,放弃“独裁”和“极权”,放弃对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镇压,那么,两个阶级就会转换角色,“美国化”的资产阶级就会上台来 “独裁”、“极权”,专我们的政。曾记否?1957年不是有人提出要我们取消“一党专政”,主张“轮流坐庄”吗?我们党和人民没有答应,也不会答应;1989年,不是又有人把代表“美国化”的自由女神像都搬到了天安门广场、妄想改变我国专政的性质吗?理所当然地也被我们党和人民否定了。然而,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李先生的同伙就是!因此,这种玩“美国化”的“游戏”,他们还是要继续玩下去的。

李先生所高唱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 和所谓“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这些破烂,不是什么新发明,不过是重复新老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而已。李先生的这一套,实际上是鼓吹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不管李先生们叫什么名字,是君主立宪制也好,还是总统制、内阁制也好,它们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保护和巩固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和政治统治的工具。当然,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初始阶段,它对于封建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有过它的贡献,但是,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把广大劳动者排斥在外的、依附于钱袋、只供少数资产者享用的专政和民主。在那里,有钱,就有民主自由,没有钱就没有什么民主自由。即使资产阶级给予劳动人民一点民主权利,那也是以不致危害资产阶级专政为限度。当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及其统治受到威胁时,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赤裸裸地实行暴力镇压。就拿被某些人吹得神乎其神的在西方的所谓民主“竞选”来说吧。每一次竞选,都兴师动众,热闹非凡,似乎民主得很,然而,实际上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们的权力角逐。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规定候选人必须交纳一笔保证金才有资格参加竞选。在美国,竞选费用越来越高。50年代,一名国会议员竞选,要花费1.5至2.5万美元;70年代,这个数字已超过10万美元。竞选总统的费用更是惊人,1980年为1.5500亿美元,1984年达到l.8440亿美元,到小布什当选,创下了4亿美元的记录。最近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美国2004年竞选又创了新高,据报载,到目前为止,共和、民主两党通过捐赠、政党活动经费和各种团体提供的竞选资金总数已经达到14亿美元之多。在议员和总统竞选费用激增的同时,美国参加投票的选民却不断锐减。1900年为85%,1960年为64%, 1973年为55.6%,1978年为36%。美国总统选举历来主要由资产阶级两大政党提名,而两党身后又各有垄断资本集团操纵和支持。总统、副总统及其政府重要阁员,不少就是巨富家族的成员。这就是李先生所炫耀的“美国化”的“民主政治”。正如马克思、列宁多次揭露过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民主选举,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镇压人民。事实正是如此。远的不说,就在美国竞选期间的8月31日,美国当局残暴地逮捕了至少280名抗议布什内外政策的街头抗议者;一周之内,已经有800多示威者被野蛮逮捕。(2004年9月2日《参考消息》)至于美国在国外的暴行就更多了。自二战以来,美国先后发动了70多次侵略战争,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带来的却是人民的血流成河,朝鲜、越南、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不是如此呢?这就是李先生赞赏有加的“美国化”的专政!

无产阶级政党好,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好?

党是什么?是一定阶级的集团和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是领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她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她的最近目的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她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人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

李先生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方面又说了些什么话呢?请看:

第一、他故意混淆“西化”概念。把我们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 “共产党搞的就是全盘西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西化的顶峰。”( 部世佑:《迟来的申谢》)又说“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犹如抽刀断水。但我们几十年来不是全盘西化是什么?从孙中山开始就西化,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来的、苏俄之东西在我们看来也是西化,问题是西化这里面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专制文化结合就变成可怕的东西,造成社会的畸变。”(杨建国:《向慎之先生讨教记》)

第二、污蔑我们党是“实行一党乃至一人的专制。”并且把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混同起来。钱理群说:李先生 “当年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道门走进去,却从另一道‘一党专政’的门走了出来。”李先生“终于跳出来了”,他呼吁结束“一党专政”。李先生的举动是“非凡的胆识”,“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引起我的极大崇敬”。(钱理群:《送李慎之先生》)

第三、扬言反党。李先生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轻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钱理群:《送李慎之先生》) 李先生的弟子卢跃刚说:李先生反党是“经历了追求自我,丧失自我,找回自我炼狱一般的过程。他们投奔革命,浴血奋战,夺取政权后,大大小小都得到了一个官,多多少少都获得了好处,其代价是成为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甚至成为没有大脑、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的参与制造假象和悲剧的喉舌与工具,彻底丧失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实行了更加严厉的一党乃至一人的专制,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部中共党的历史,必然要从头写过。……从李慎之那里,我逐渐转过弯来。”于是,卢跃刚提出:要有“反对党的自由”(卢跃刚:《不能告别的聚会》)

是的,李先生说对了,我们就是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我们党在自己的党章上,在宪法上,公开宣布我们的施政纲领和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是李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公认和拥护的。

新中国的建立,不靠中国共产党而靠别的党领导行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靠中国共产党而靠别的党领导行吗?一部80多年的中国现代史早已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响亮回答。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也曾有过形形色色的保皇党或资产阶级政党,实践证明,它们都不行,因而,为救国救民虽经人民群众和许多志士仁人一次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终因没有先进思想指导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承担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坚持全民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这场伟大民族战争的中坚力量和胜利旗帜。在依附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内战,把中华民族再一次推向苦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李先生以偷梁换柱、欲盖弥彰的手法,胡说建国以来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全盘西化”。是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是搞了“西化”,不过,此“西化”非彼“西化”。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西化”不是你李先生所说的“美国化”的“西化”,而是从西边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化”和从列宁的故乡——苏联来的社会主义的“西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的“西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道路。还须说明的是,我们搞的“西化”也并不是“全盘”,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西化”,是中国化的“西化”。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 西化”是任何其它政党所主张的“西化”无法替代,不可比拟的。

李先生的弟子所污蔑的共产党人都“成为没有大脑、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的参与制造假象和悲剧的喉舌与工具”,那只能是李先生这种冒牌共产党员的自画像。至于李先生们所提倡的什么“个人主义”、“追求自我”,什么“彻底精神的独立与自由”等等,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除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进步的政治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李先生们所奚落的共产党员“革命的螺丝钉”精神,是值得提倡的。如果把革命比作一部机器,做它的一颗螺丝钉是光荣的。斯大林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特殊材料”不仅可以作“螺丝钉”,而且能在革命需要的时候豪不犹豫的献出自己的生命。其实,李先生们也是一颗颗“螺丝钉”,之不过他们的“螺丝钉”不是拧在社会主义机器上,而是拧在资本主义机器上了。

至于李先生说共产党是“一人专政”的问题。李先生健忘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早就做出了规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割裂的。列宁在1920年说过,“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成为领袖人物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说,“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四卷第209页)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人专政”,李先生和他的同伙们是不够格的。

看来,李先生们是铁了心要反党了,那就让他们反反看吧,谁若胆敢颠覆马克思主义政党或是改变她的性质、改变党名,搞什么社会民主党,谁就决没有好下场。我们党内出现少数李先生这样的败类也不希奇,我们党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对”、“反抗”、“修正”、“篡权”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这种斗争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斗争,也有思想文化的等多种形式的斗争。最近这20多年,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那些兜售新老自由主义的人,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需要,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任意损毁、扭曲党的形象,竭力否定党和人民的奋斗的成果,涂黑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那些叛逃海外的“民运领袖”和国内如李先生那样的反党“精英”们的种种丑恶表演,其目的就是要搞垮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让资产阶级上台。种种迹象表明,当前,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还严重的存在着,我们切不可放松对他们的警惕和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言犹在耳,苏东的演变晃若眼前。我们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不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在反共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进攻面前不是积极斗争而是妥协退让,甚至放弃自己的领导权,那就必然无疑于自己打倒自己,必将给国家和民族、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灾难性的严重后果。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向来是不怕鬼、不信邪的。我们党在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形成的无所畏惧、不被一切敌人和困难所压倒的革命情神和英雄气概一定发扬下去。

中国共产党是从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走过来的,她随时准备迎接新的大风大浪。

“资本主义派”人还在,心不死

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李先生死了,但他的“阴魂”还没有散尽,依然在黑暗的角落里徘徊。他们这个“资本主义派”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狼子野心并没有死,还在表演,还在行动。我们从《怀念李慎之》这本书里就可窥见一斑。

为了让善良的人们开开眼界,进一步看清他们这一伙人的嘴脸,笔者不妨把李先生的自由派们给他立的“碑文”列出几条,供大家欣赏。

●《风雨苍黄五十年》是“世纪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文字是中国过去和未来的“宣言书”。●李先生的著作真知灼见,有如黄钟大吕,令人振奋。●借用犹太文明中的词汇,我将李慎之称为中华民族的义人。●李慎之的牺牲使许多人想到先知,想到神。李慎之就是这样的神之光。●先生被奉为“道义英雄”,确实名至实归。●先生是自由主义在大陆五十年来第一声,为自由而鸣第一人!●李先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更是铁骨铮铮的民族脊梁。●慎之先生是九十年代勃兴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慎之先生本人是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是“最后的士大夫”。●李慎之先生像哈耶克那样,是一个“伟大的学人”。●李先生人格高尚、足资楷模的先进人物。是我国思想界、理论界一位泰山北斗。●先生精神不死!●先生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先生是一位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光明,探寻真理的理想主义者。

再欣赏一下自由派们是要怎样“继承”李先生“遗志”,与党和人民敌对下去吧:

许良英: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在你所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尽力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而抗争!

何家栋:要重新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

茅于轼:我会继续他的事业,作为对他的纪念。

朱厚泽:慎之的呼声却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烟消云散。争取自由的呼唤将始终回荡在因不自由而历经痛苦的千万人中间。无论是武器的批判还是批判的武器……都不能阻挡历史进程中已经成熟了的课题提上日程。

程朝富:我们后死者誓将慎之先生为这个多难的国家民族所进行的探索进行到底,对遭受斗争哲学、极左思潮污染毒害的数以亿计的愚懵心灵进行重新启蒙,不遗余力地阐扬自由主义的价值,为促成宪政的实现而尽言尽责!

朱学勤:为宪政而争,谁非后死者?

张宣三:我们今天在争取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时……让我们跟着慎之同志的足迹前进吧!

韩钢:他的思想和遗文将永驻。

钱理群:逝者可以安息,生者还将继续前进。

雷颐:薪尽,火仍在传。

林孟熹:擎旗自有后来人!

王毅:高举重新启蒙的火种到最后一息。

程朝富:我们后死者誓将慎之先生为这个多难的国家民族所进行的探索进行到底。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笔者从摘引来的这些向党和人民“叫号”、“挑战”的文章话语中,似乎看到了自由派们给我们下的“战书”,似乎嗅到了浓浓的火药味,似乎听到了大战前的咚咚鼙鼓响与霍霍磨刀声。它在告诉人们,自由派同我们的斗争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探讨、思想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了,它已经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了。李先生死前向他的弟子们交代的十分清楚:如果“和平演变”不成,共产党不能向“宪政政府和平交班”,“就是暴力革命了。”李先生的同伙们现在举出李慎之这面所谓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旗帜,其目的就是向党和人民的夺权!

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毛主席的话已经有几十年了,至今仍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验证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最后笔者借用李先生的一句话:对于敌人的进攻,我们可不要“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啊!

(写于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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