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上無知 人格上無賴：評楊繼繩在“餓死三千萬”問題上的系列表現

孫經先與楊繼繩直接對話:“餓死三千萬”彌天大謊被當場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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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的傳言或許很多人都不陌生，在中國的一些自由派學者的大力推動下，該觀點在中國學術界和輿論界流傳甚廣。這個問題之所以是重大歷史是非問題，源於宣傳此歷史觀的人慾藉此否定毛澤東以及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的合法性，並進而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多年來，學術界和輿論界一直存在交鋒，但近兩年，“餓死三千萬”的說法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數學家孫經先經過扎紮實實的研究證明所謂“餓死三千萬”只是謠言，在學術界和輿論界引發強烈反響。就連重要的歷史見證人、93歲高齡的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同志也為孫經先編著《還歷史以真相》一書作序：《有力揭批“餓死三千萬人”謊言科學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真相》。

今年7月5日—7日，華中科技大學舉辦了“中國土地制度演變第一次國際研討會”，會議邀請了我國和若干西方學者與會。會議的中心議題之一是“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歷史教訓”，因此所謂“餓死三千萬”這一重大歷史是非問題難以迴避，會議特別邀請了孫經先、楊松林、楊繼繩、曹樹基等人就該話題進行討論，曹樹基先生沒有接受邀請(原因不明)，孫經先、楊松林、楊繼繩先生接受邀請到會。由此，孫經先教授得以與楊繼繩先生就“餓死三千萬問題”直接進行對話。

會後，參與討論的“憲天”發表題為“所謂“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被當場戳穿!”文章敘述了孫經先教授和楊繼繩先生就該問題的情形，澄清了一些楊繼繩先生在會上單方面的不實信息(後楊繼繩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確有此事)，文章認為，楊繼繩對孫經先的發言提不出實質性的質疑意見，對孫經先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錯誤也沒有做出回應，因此可認為所謂“餓死三千萬”的說法已告破產。

之後，楊繼繩也發表聲明[附1]，聲稱【會上沒有傾向性的結論】，【孫經先和鞏獻田的報道完全是虛構】，【孫經先多次發表文章對我進行誹謗，我曾經兩次著文駁斥，這次在武漢會議上的發言是第三次駁斥】。然而，楊繼繩的聲明未就憲天文中提出的要害問題和真相作任何回應，全文“避實就虛”。

事實上，從楊繼繩與會發言稿中(見文後參考)可看到，楊繼繩所談觀點全部是孫經先用詳實證據批駁的內容，他本人並未提出新觀點，只是簡單重複了此前觀點。楊繼繩一再聲稱孫經先“誹謗”，稱孫經先“喪失了學者必須具備的學術風範、學術品格”，但事實上，對於孫經先的有力質疑，楊繼繩未能以學術態度回應，而是擺出“我就是沒錯”的姿態，聲明最後更以【沒有必要再回應】，【以後孫經先再挑戰我，我不再理采】豎起免戰牌，拒絕學術對話。

我們且看孫經先和楊繼繩的交鋒。

一、楊繼繩和孫經先誰在秉承學術態度？

（1）“數據全錯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餓死3600萬”

孫經先教授是數學家，嚴謹求實是其恪守的基本準則，為澄清這一歷史重大問題，他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呆了一兩個月，仔細閱讀和查證全國各地的縣誌和其他人口資料，並輾轉於各地調研。孫經先教授對楊繼繩的批駁中，處處引用原文，並以數學家的邏輯加以分析。整個過程中孫教授完全出於對國家對歷史的責任感，就此一點來說孫經先的研究值得認真對待。

楊繼繩在會議上說【我一再聲明，我不是人口學家】，並稱【餓死3600萬”的結論“是採用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們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取一個中數。】他說，【孫先生企圖從否定我書中某些地方的某些數據入手，從而斷定餓死3600萬是重大謠言，這是文不對題。即使我在寫１２個省中的數字全錯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餓死３６００萬。】

首先，“我不是人口學家”實際上是楊繼繩為自己推卸責任的說辭，意思是我不是人口學家，因此有錯在所難免，既然如此，就沒有理直氣壯自以為正確的資格，更不能厚着臉皮談“學術問題”。其次，如果證明3600萬的數據純屬謬誤，還要堅持自己的觀點，是否形同無賴?再者，楊先生“在別人成果的基礎上取一個中數”，就得出權威結論，實在是“高深莫測”。

面對孫經先嚴謹的指證，楊繼繩不得不承認，有些地區的數字問題有錯誤，但不認為自己是“偽造”、“篡改”，“只是疏忽”。在數據問題上，楊繼繩也曾發文自辯，但十分蒼白。此處僅舉一例，孫經先指出【《墓碑》說：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並註明數據出處是《常熟市志》，經查證《常熟市志》沒有這一記載。】，楊繼繩則反駁的理由是，【根據《常熟市志》提供的數據，做四則運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數據已經擺在那裡，具體的計算方法也不妨討論，怎能斷言無此記載?】很顯然，孫經先的說法是嚴謹的，事實就是沒有記載。但楊繼繩把自己用一套方法計算（且數學能力讓人生疑）的數據來源直接寫成地方史志所載，為自己增添“權威性”，若沒有孫經先這樣查閱資料的讀者，豈不就矇混過關。此外，楊繼繩更把一處報告中的“全縣死絕的有２４０４戶”寫為“全縣死絕８４０４戶”。這讓人不解為何不能叫做“偽造”“篡改”是什麼。因為作為如此重大的歷史問題，無論哪一個有基本學術原則的人都會嚴謹求實，至少會寫“根據《常熟市志》數據計算而來”，更負責任的應該還要寫上自己的計算方法，更何況在孫經先的仔細求證下，楊繼繩的很多計算方法根本是在發揮文學聯想。

孫經先在“《墓碑》是怎樣捏造數據的”一文中說【《墓碑》說四川省涪陵專區三年困難時期“死了350萬人”，我們經過查證1953年和1964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後，指出《墓碑》的這一說法是非常荒謬的。在那個歷史時期，我國一個專區級別的行政單位也就只有幾百萬人。一個只有幾百萬人的專區居然餓死了350萬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在讀到《墓碑》的這段話時馬上就斷定這一定是錯誤的，查證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只不過是為了用實際數字說明我們的判斷。】

而【對於我們的這一揭露，楊先生《謠言》一文在對一些枝節問題進行了無理糾纏後不得不承認，“這個例子中死亡比例這麼高確實不同尋常。孫先生提出質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願意更改書上的這個例子”】

無怪乎孫經先會說：【在涉及高達350萬人死亡(這一數字相當於正常情況下當時全國一年總死亡人數的一半)這樣巨大的數字上，楊先生連核對一下人口普查數據這樣簡單的工作都不做，就把這一極為荒謬的數字寫進了《墓碑》，成為“全國餓死３６００萬”、“四川省餓死１０００萬”的重要依據，讓人很難相信他在其他數據上能夠有認真負責的態度！】。

遺憾的是，楊繼繩的數據錯誤不止一兩處，孫經先認真查閱指出了數十處重大錯誤，而這些數據都是關鍵性的“餓死人”證據。

但即便如此，楊繼繩還在駁孫經先文章中如此寫道【研究大饑荒這段歷史是一個浩繁的工程，僅憑我一人之力難免出錯。看到有人對我的書“反覆閱讀”、“逐一查證”，指出其中錯誤，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錯誤，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謝。孫先生雖然沒有指出什麼真正可稱為錯誤的地方，如果他出於學者的嚴謹態度，對他的質疑我也表示讚賞。】

短短幾句，楊繼繩“大度”“胸懷”躍然紙上，自己“沒有什麼真正可稱為錯誤的地方”，可笑可嘆。

（２）誰在將問題政治化？

楊繼繩說【學術問題就是學術問題，不要扯到政治上去。謾罵和恐嚇不是戰鬥。】但觀察孫經先的文章，他恰恰很想跟楊繼繩就學術來辯論，作為數學家，其使用辭藻的能力與楊繼繩相比實在是相距生遠，孫經先斷然寫不出肆意發揮、洋洋灑灑的《墓碑》。我們且看楊繼繩是如何“學術”的。

楊繼繩在武漢會議講話稿中先給孫經先來了個“文革式”批判，說【投靠、藉助政權的力量打擊不同學術觀點的行為，歷來為學界所不恥。】【人們從他的文章中會看到，孫先生完全喪失了學者必須具備的學術風範、學術品格。】這讓人聯想起“惡人先告狀”，自己在謾罵和恐嚇，卻先把對方扣上謾罵和恐嚇的帽子，

楊繼繩說【孫先生大概也受到很大的輿論壓力，不得不發表聲明，要求公安部門保護他的安全。這是因為孫先生的文章激起了廣大讀者的憤慨。我奉勸廣大讀者對孫先生寬容，千萬不要做出過頭的事。】這不知算不算恐嚇，但有理解能力的讀者應該能讀出其中深意。其實，孫經先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巨大反響，著名學者楊松林為此出了《總要有人說出真相》一書，各類學術會議也不斷，網友支持如潮，楊繼繩自己也說“多家官方報刊上連續發表批判《墓碑》的文章”，不但如此，孫經先還在編著《還歷史以真相》一書，重要的歷史見證人、９３歲高齡的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同志為該書作序：《有力揭批“餓死三千萬人”謊言科學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真相》。楊繼繩說，孫經先引起“廣大讀者的憤慨”，在他的“善意奉勸”下這些讀者才“寬容”，才“不做出過頭的事”，楊繼繩所說的支持自己的人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實際上，楊繼繩自己不斷在把學術問題政治化，說【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知道有很大的政治風險，萬一險遭不測，這本書也算是我自己的墓碑。為這本書我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誹謗？！】，以“視死如歸”來“力證氣節”，但楊繼繩會遭遇什麼樣的不測？有什麼政治風險？似乎都沒有。反而，按他自己的話說【孫經先對我的大量誹謗對我毫髮無損，還幫了我的大忙。】，【孫經先的批判文章發表以後，支持我的人越來越多了】，既然如此，楊繼繩非但有什麼風險，反而是名利雙收。因此楊繼繩的所做作為只能說是在用言政治和言死博取同情、掩蓋學術謬誤。倒是在孫經先教授還需要楊繼繩先生高抬貴手，呼籲自己的支持者“寬容，千萬不要做出過頭的事”。可惜，孫經先是數學家，舞文弄墨確不及楊繼繩，對於眾多楊繼繩支持者的謾罵、攻擊、人身威脅，孫經先只能發表《嚴正聲明》【對於“追隨共和”和其他人侵犯我的名譽權的行為，我保留提起訴訟的權利。】

楊繼繩說：【經孫先生等大張旗鼓的批判，現在大家都知道有這本書，還千方百計地找這本書。】這心態不禁讓人想起前不久被網友賜名“謠翻中國”的秦火火。在面臨質疑時，用耍無賴的方式“我自巋然不動”，此種“學術風範”無人能及。

二、楊繼繩和孫經先誰的歷史研究基於歷史和邏輯？

這裡僅討論楊繼繩武漢會議上所談的兩個關鍵問題。

（1）楊繼繩推翻“孫經先公式”？很明顯，楊繼繩的數學水平不如小學生。

人口非正常變化計算公式是雙方爭論的關鍵點，因此，楊繼繩在武漢會議上着重談及。他在華中科技大學會議上發言稿第4、5部分進行了主要闡述。他列出了孫經先公式：

【證明：設某一年年初戶籍人口數(即上一年年底戶籍人口數)為a人，當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國內人口遷移產生的遷移型虛擬人口為d人。

假定當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當年如實的進行了戶籍登記，並且沒有人補報出生和死亡，則當年年底戶籍人口數為a+b-c+d，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為d人。

假定當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當年如實的進行了戶籍登記，沒有人補報出生和死亡，戶籍遷移情況不變，同時有m個人已經死亡，但沒有在當年進行死亡登記。在這種情況下，年初戶籍人口數仍為a人，當年戶籍出生人口仍為b人，由國內人口遷移產生的遷移型虛擬人口仍為d人，但戶籍死亡人數因為有m人死亡漏報而變成c-m人，年底戶籍人口數變成[a+b-(c-m)+d],所以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為：[a+b-(c-m)+d]-a-[b-(c-m)]

即仍為d人。這表明雖然當年有m人漏報了死亡，但這一事實對人口非正常變化數沒有任何影響。】

孫經先的公式雖然是簡單的加減法，但揭示的問題很重要，即死亡漏報m不會對統計的人口非正常變化產生巨大影響，因為m除了影響人口增長數的統計數值，同樣會影響年末人口的統計數值，如果為理想狀況，統計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由d引起。這是問題的核心。

孫經先曾在文章中指出，所有“餓死三千萬”說法的依據都來源於統計局的戶籍人口統計：“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1960年我國人口(實質上是戶籍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

但是孫經先發現了“國家統計局戶籍人口數據中出現的重大矛盾”，他指出：“從理論上講，在不考慮國際移民的情況下，當年歲末人口數減去上一年歲末人口數應當等於當年出生人口數減去當年死亡人口數。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出現的重大的令人難以解釋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間中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我們把這一差異稱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這個數在本文的研究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即某年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當年歲末戶籍人口數-上一年歲末戶籍人口數)-(當年戶籍出生人數-當年戶籍死亡人數)。人口非正常變化數大於0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變化數小於0表示非正常減少(按照統計局的人口戶籍統計數據，1959年人口非正常增加534萬，1960年非正常減少695萬)。”

孫經先認為，對於戶籍統計數據來說：“人口非正常變化數隻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和虛報行為(及其對這些行為的糾正)，與出生和死亡的漏報(及其補報)行為無關。”

所謂遷徙漏報、重報、虛報，是指如下這些狀況：“假定王×1963年從某市遷出並註銷戶口，返回農村原籍;他沒有立即辦理戶口遷入手續，而是直到1970年才辦理這一手續。這種情況稱為遷移漏報。容易知道，這一事件導致我國戶籍人口1963年底非正常減少1人，1970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假定張×在原籍有戶籍，1957年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在原籍沒有註銷戶口的情況下又在遷移後的地方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即他在兩個地方同時都有戶籍)。到1960年，這兩個戶籍之一被註銷。這種情況稱為遷移重報。容易知道，這一事件導致我國戶籍人口1957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1960年底非正常減少1人。……”

孫經先指出，“通過計算可知，這一年(1960年)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為-695萬人，這一部分數字是由戶籍遷移登記中的原因產生的，另一部分(-305萬人)則是由戶籍的出生和死亡登記產生的。”

由此，孫經先徹底粉碎了“餓死三千萬”的謠言。

用數學公式來表示，孫經先的邏輯是這樣的：

【證明：設某一年年初戶籍人口數(即上一年年底戶籍人口數)為a人，本年底戶籍人口數為A，本年底實際人口數為a1，當年實際出生人口數為b，當年戶籍統計出生人口數為B，當年實際死亡人口數為c，當年戶籍統計死亡人口數為C，由國內人口遷移產生的遷移型虛擬人口為d人。人口非正常變化數即(A-a)-(B-C)，即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當年歲末戶籍人口數-上一年歲末戶籍人口數)-(當年戶籍出生人數-當年戶籍死亡人數)

假定當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當年如實的進行了戶籍登記，沒有人補報出生和死亡，戶籍遷移情況不變，同時有m個人已經死亡，但沒有在當年進行死亡登記。在這種情況下，年初戶籍人口數仍為a人(假定上一年無漏報遷徙等情況則為實際人口)，當年戶籍出生人口B等於b，由國內人口遷移產生的遷移型虛擬人口仍為d人，但戶籍死亡人數C因為有m人死亡漏報而變成c-m人，則年末戶籍人口數A等於a1+m+d，即實際人口數加上死亡漏報加上虛擬人口遷徙。很顯然，不管統計方式如何，死亡漏報m即會影響死亡人口戶籍數，也會影響年末戶籍人口數，但遷徙虛擬人口d只會影響年末戶籍人口數。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變化數：(A-a)-(B-C)=a1+m+d-a-b+c-m=a1-a-b+c+d即死亡漏報m不影響人口非正常變化數。

很明顯，年初實際人口a加上本年實際出生人口b減去本年實際死亡人口c應該等於年末實際人口a1，即a1=a+b-c，即a1-a-b+c=0因此，A-a-[B-C]=d】

這就是孫經先的核心邏輯。無論戶口統計方式如何，都是這個結果。

為“推翻”孫經先上述關鍵公式，雖然不是數學家，楊繼繩還是按照孫經先的思路也寫了個公式：

【人口非正常變化=(當年歲末總人口-上年歲末總人口)-(當年出生人口-當年死亡人口)。

還是上述孫先生設定的條件設：當年沒有出生漏報和補報，沒有死亡補報。本年底人口數為A，上年底人口數為a，當年出生人口為b，當年死亡人口為c，死亡漏報數為m，遷移型虛擬人口還是d

則：總人口增長為(A-a)，人口自然增長數為b-(c-m)，

人口非正常變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報m沒有被消除。孫先生的“人口非正常變化與出生和死亡漏報行為無關”的說法不成立。】

寫出這個公式後，楊繼繩洋洋自得稱【以上我從數學上(如果這麼簡單的運算也能算作“數學”的話)推翻了孫先生的“死亡漏報不會對人口非正常變化產生影響”的論斷。】

首先，楊繼繩最後的人口非正常變化公式有錯誤。按照楊繼繩的公式，人口非正常變化=總人口增長-人口自然增長數=【(A-a)-[b-(c-m)]】，但楊繼繩卻加了一個d。出現這個錯誤的原因是楊繼繩沒有明白d的含義，實際上d本身會影響A，因此計算人口非正常變化不用再加。

我們再從基本的數學角度來看楊繼繩的公式。楊繼繩定義的A是【當年年末總人口”是生產隊逐級上報的“總人口”的匯總】。亦即戶籍年末總人口為A。楊繼繩否認A與a、b、c、m、d存在換算關係，認為A是年末生產隊上報統計獨立獲得。

首先，我們需明確公式中參數的含義。公式中，b，c應為實際人口，為考察人口變化受那些因素影響，孫經先引入了死亡漏報人數m和遷移型虛擬人口還是d。我們知道，戶籍出生人數為B，戶籍死亡人數為C。在沒有出生漏報和補報的前提下，B=b+0=b，C=c-m。同理，年末實際人口數a1。那麼，A=a1+m+d。B和C都應是統計所得。

若無m和d的影響，很容易可得，

人口非正常變化=(A-a)-(B-C)

按楊繼繩所說，A不能和m換算，那麼同理，C也不能和m換算，這樣，不論是引入m、和d，都不會影響改變人口非正常變化的結果，也就是說，死亡漏報m不在公式中體現。但是，這樣的公式並未說明什麼問題，既不能說明死亡漏報m會對人口非正常變化有何影響，也未證明d對人口非正常變化有何影響。換言之，堅持都不換算，楊繼繩的公式毫無意義。

那麼楊繼繩的公式中為什麼多出來個m?核心問題在於楊繼繩允許C換算，卻不允許A換算，在這種情況下還讓兩者在同一個公式中相加減，犯了很低級的數學錯誤。

正確的算法應該是，引入m，d後，我們應將實際人口數按統一邏輯規則換算成戶籍人口數，這樣才能相加減。

亦即，

人口非正常變化=(A-a)-(B-C)=(a1+m+d-a)-[(b+0)-(c-m)]=a1-a-b+c+d

從算式中可清晰看出，m不在算式中出現。如果稍動腦筋，不難看出，年末實際人口a1與實際人口a、b、c是存在這樣一種關係，即均以實際人口計算人口非正常變化為0，

亦即：0=(a1-a)-(b-c)，也就是a1=a+(b-c)=a+b-c

也就是說，從數學角度，哪怕楊繼繩所認為的A的統計方法是正確的，其若能按照正確的方法計算，得出的結果應該是

人口非正常變化=a1-a-b+c+d=a+b-c-a-b+c+d=d

只剩下d，這個結論完全跟孫經先的結論相吻合。

為什麼楊繼繩最後的公式出現了A，又出現了m，根本原因是楊繼繩壓根沒有看懂孫經先公式中各字母的所指，也壓根沒搞明白戶籍人口數和實際人口數在公式中的對應關係。他一方面“別出心裁”說“A與其他字母不存在換算關係”，一方面又將C和(c-m)進行換算，從而“不明不白”在算式中多出了m，並由此推翻孫經先的結論，其實他自己可能都未必知道m是如何產生的，因為這只是小學數學未學懂而產生的錯誤而已。

從數學書證明了楊繼繩武漢會議證據的謬誤後，我們再來看歷史實踐。楊繼繩說A是【當年年末總人口”是生產隊逐級上報的“總人口”的匯總】，並稱【孫經先在這一脫離中國實際的認識上，推出了一系列脫離中國實際的結論】，歷史事實是不是這樣?

孫經先指出【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究竟是不是通過戶籍登記的辦法取得的，我們認為是，楊先生認為不是。這是我們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對這個問題，1983年前後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先生最有發言權。李成瑞先生明確指出：“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關於‘大躍進’和隨後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請國務院批准，才將這些數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這段話明確告訴人們，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

【在戶籍人口統計數據中，“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的形成過程與人口變動(出生、死亡、遷出和遷入)數據的採集過程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過程，“當年歲末人口總數”這一數據根本不需要獨立採集。這就是在這一問題上的“中國實際”。楊先生卻說基層上報數據時，人口總數數據和人口變動數據“這兩組在理論上應當互相對應的數據在統計實踐中沒有數量上的對應關係”，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那麼，作為學術問題，誰更符合中國實際並不能以個人好惡、隨意推斷或者是某些人的“印象”來判斷。在這個問題上，楊繼繩顯然沒有給出證據，只是再一次單方面“自我肯定”，並自我宣布勝利，無異於掩耳盜鈴。

退一步說，若楊繼繩真心出於學術態度，應對孫經先的研究十分重視，並且知錯就改（何況楊繼繩自己聲稱並非人口學家，數學水平更是有限，連小學生水平都不如，就是這樣的人在反對數學家孫經先，硬是認定餓死三千萬），這樣他本人也能得到進步。但固執地堅守由自己不嚴謹而得出的結論，且大力宣傳，這就超出了學術問題的範圍，不得不讓人懷疑他是在宣傳某種“政治謠言”。楊繼繩應當反思自己是否有對讀者負責，是否有對自己的人格負責。

（2）研究歷史應基於歷史事實

在孫經先公式和楊繼繩公式見分曉後，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即幾千萬人口的兩次遷移會不會造成不報或漏報戶口。孫經先認為，這恰是當時的國家背景下發生的事實，這樣才能解釋人口統計誤差。而楊繼繩反駁的理由是【幾千萬人口在兩次遷移中可以不報或漏報戶口嗎?】

為此，楊繼繩列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認為“執行戶口登記的公安系統是強力部門，這個部門有足夠的權威、完善的網絡和充足的人力。所以，戶口登記條例是能嚴格執行的。戶口登記條例證明，孫經先假定的上千萬人不報或漏報戶口是不可能的。”

在這裡，顯然楊繼繩只是設想了一種理論上的“理想狀態”，即戶口登記無縫可鑽，以證明漏報不存在。然而，嚴謹的學者應實事求是，將其與當時的歷史事實相互印證，遺憾的是，楊繼繩並未做此項工作。

孫經先指出【1955年6月22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文件說“爭取在幾年之內，將經常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來。】【1958年1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的形式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我國戶籍管理制度才在法律意義上建立起來。1958年的文件，到1959年下半年以後才實施，即1959年下半年以前用的還是1955年的文件。也就是說，你在遷入戶口的時候，可以不繳驗遷移證。】

此外，孫經先還列舉了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羅平漢《大遷徙：1961～1963年的城鎮人口精簡》中記敘的歷史對戶籍漏報的結論予以證實。

如果要解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變化，就必須考察當時的歷史條件。楊繼繩斷言“上千萬人不報或漏報戶口是不可能的。”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楊繼繩又說，【退一步，即使孫先生的不報或漏報戶口的假設成立，那麼，這些沒有戶口的人吃什麼?】【我懷疑他當年是生活在中國。】，【這是六十歲以上的農民和從農村出來的人都知道的事實。】很可惜，楊繼繩未能給出歷史證明，似乎只是一些刻板印象。

當然，如果談論學術問題，我們應提倡少一些楊繼繩先生這樣的辯論語言，正確尚好，但若謬誤，就貽笑大方了。若讓人信服，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是不好的，這不是自信的表現。擺事實講道理，讀者自會辨別。

那麼歷史究竟如何?

孫經先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我國的“吃飯”問題分為兩種情況。對於城鎮居民來說，糧食憑票證供應，戶口關係是糧食關係的前提。沒有戶口關係，市鎮居民就沒有糧食關係，也就買不到糧食，當然是難以生存的。但是，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村居民。對於農村居民的絕大多數來說，他們自己就生產糧食，是不需要購買糧食的，更談不上需要“憑票證供應”糧食的問題。當時我國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農村居民只要在生產小隊參加勞動，就會按照一定的“人勞比例”從生產小隊中分得糧食。只要有了糧食，他們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孫經先說【我在北京做過好幾次報告，一些來聽講的老紅軍、老幹部、老黨員都是70多歲、80多歲的老人。他們說當時就是我說的這個情況，因為他們經歷過那個年代。”“用後來70年代的事情去解釋50年代、60年代的現象，這是不行的，是違反歷史的。】

孫經先說，我國當時戶籍管理的重點是在市鎮，是控制農村人口進入市鎮，而在農村地區戶籍對人們的影響則遠遠小於市鎮。對於這一時期出現的這些漏報戶籍的農村人口，並不存在沒有戶籍就無法生存的問題的。這個說法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證實。

孫經先指出【漏報戶籍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他們中的很多人認為精簡城市人口是暫時的，一旦經濟情況好轉他們就有可能又回到城市，所以寧可把戶口裝在自己口袋裡也不願在農村落戶口。當時有一個說法，人們把這種情況稱之為“口袋戶口”。這些人害怕以後再回到城市落戶口時遇到麻煩;二是他們戶籍登記的觀念薄弱。】

對歷史的研究必須秉承歷史事實，而不是靠臆想和猜測，靠“春秋筆法”，從楊繼繩和孫經先的對話來看，孫經先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歷史實踐上，均為研究上世紀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的非正常變化提供了重要依據。而楊繼繩卻是在歷史真實之外，用不嚴謹的公式和數據得出了“餓死三千萬”的結論。

(3)楊繼繩的“獨創”：餓死人公式

孫經先說【楊繼繩先生提出了一個“餓死人數”計算公式，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敘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難時期之前和之後的某幾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為基準(楊先生把這一基準錯誤稱為“正常死亡率”)，然後利用公式：某年餓死人數=該年年均人口數×(該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計算某一地區“餓死人數”的數字。下面為了敘述方便，把它稱為“楊繼繩公式”。】

孫經先指出【稍微了解一些數理統計學知識的讀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個計算三年困難時期飢餓死亡人數的統計學公式，就必須以隨機方式取得我國若干地區與死亡人數有關的詳細數據，其中至少要有這些地區這一期間的人口死亡率、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正常死亡、由於各種疾病死亡、飢餓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數據，然後嚴格按照數理統計學的原則和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這樣就可以獲得一些統計規律，這些規律一般可以用回歸公式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且這種公式一般來說是非線性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個數學公式是不是正確，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

孫經先用楊繼繩的“獨創公式”計算了一些地區的餓死人數【湖南省常德地區1960年年均人口為404.6萬，死亡率為45.4‰，按照“楊繼繩公式”計算，常德地區1960年“餓死”人數為14.6萬。但是據《常德地區志·衛生志》記載,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區浮腫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頁;常德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德地區志·衛生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頁)利用“楊繼繩公式”計算出來的數字是實際水腫病死亡人數的24.3倍。上一節中常熟縣的實例也說明了這一公式的荒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記載，常熟縣浮腫病死亡人數約在數百人左右，而這一公式卻計算出常熟縣“餓死11000多人”，把人數擴大了十幾倍到二十倍左右。】

孫經先就很多地區的情況都對“楊繼繩公式”進行了驗證，驗證的結果表明【利用這一公式計算出來的“餓死人數”，比實際統計數字通常要大幾倍、十幾倍、幾十百，甚至幾百倍。楊先生《謠言》一文中說：“1958—1962年到底餓死多少人，不是坐在書齋里能夠計算出來的。”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這一荒謬的公式，“坐在書齋里”“計算”出了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和許多地區的“餓死人數”。】孫經先稱，就在我們已經指出這一公式的極端荒謬性之後，他在《謠言》一文中還繼續使用了這一錯誤公式。

三、歷史研究應謝絕楊繼繩式“紀實”

（1）用片面事實演繹“悲情”

楊繼繩在武漢會議上情緒激動地說【孫經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紅旗文稿》、《黨建》多家官方報刊上連續發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對我的誹謗，是對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傳部旗下和社會科學院旗下的權威刊物，廣為傳播對一個公民的誹謗，是法律所不容的。”“對《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審判。《中國社會科學報》、《黨建》發表誹謗我的文章，我投稿辯護，全都粗暴地拒絕發表，在對我缺席審判時，還不給辯護的權利!有一點學術公正嗎?】

如果屬實，這給人的印象確實是“缺席審判”，能在學術觀點之外迅速博取公眾的同情與支持。

然而，楊繼繩與孫經先這次是當面交鋒，因此使楊繼繩的片面事實得以揭穿。孫經先對楊繼繩的言論予以了澄清【楊先生說他投稿《中國社會科學報》被粗暴的拒絕發表，根據我了解的情況，事實是這樣的。楊先生去年10月投稿給《中國社會科學報》，該報編輯部隨後給我發來電子郵件，郵件中表達了以下意見：1.他們決定發表楊繼繩先生的文章;(2)對等的，他們也同時發表我的文章;3.由於版面所限，兩篇文章文字均為3000字左右;4.兩篇文章同時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爭鳴版上。他們徵求我的意見，我表示完全同意。他們把上述意見也通知了楊繼繩先生，讓楊繼繩先生將文章壓縮到三千字左右，但楊繼繩先生始終沒有回音。所以楊先生的這個說法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

會上，對孫經先教授的上述澄清，楊先生不得不承認確有此事。那麼，楊繼繩為何片面公布事實博取公眾同情？這只能解釋為打“悲情牌”，在自己所謂學術爭論之外營造有利於自己的輿論。這也從另外的側面證明了所謂“餓死三千萬”的脆弱。

這也說明，楊繼繩所謂的“紀實”，是怎樣一種紀實。現實中不說，楊繼繩以“紀實”之名寫出了墓碑，為“論證”“餓死三千萬”，他的關鍵論據多次運用楊繼繩式“紀實”，讓人驚呼，歷史原來還可以這樣造！

（2）自編自導歷史當事人的對話

楊繼繩先生在《謠言》一文中說【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關於這次調查的情況，他在《走向謬誤》中說：“1961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為了讓讀者相信這件事，楊先生在這段話的註解中特別註明，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面向他確認了這件事。楊先生的這一說法有着重要影響，是他確認“餓死3600萬”的關鍵性依據之一。

孫經先說【讓我們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兒子周軒進先生是怎麼說的。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什麼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確的。”楊先生說他2003年9月25日專門到周伯萍家，周先生當面向他確認了“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軒進先生明確指出：“爸爸絕無可能對任何採訪者公布什麼餓死人數。即使是確實採訪過爸爸的楊繼繩，公布的對爸爸的採訪記錄中，也借爸爸之口，摻雜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論。”“爸爸恪守的這兩個數據，就是兩次‘缺糧人口’之間的差距。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餓死人數’，但絕不等於餓死人數。”(周軒進：《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風雨情>續記三》，參見《中華魂》網站)】周軒進先生的上述回憶，充分揭露出楊繼繩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確認”的所謂“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只是自己對周伯萍先生原意的“文學性發揮”。

楊繼繩的此類“紀實”很常見，從這兩處典型“紀實”可窺見一斑。

四、“餓死三千萬”：政治宣傳壓倒學術研究

楊繼繩的此類“紀實”在《墓碑》中十分常見。楊繼繩是《炎黃春秋》的副社長，《炎黃春秋》雜誌自稱是以史為主的綜合性紀實月刊，但是，《炎黃春秋》就以是以在“紀實”中添加自己的“想象和觀點”來構建歷史觀，表面上看起來是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回憶，但在關鍵之處卻“塞入”自己的話語。不久前，《炎黃春秋》主編洪振就因造謠污衊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壯士”而引發眾怒，網友紛紛認為其跌出了底線。《炎黃春秋》宣城“以史為主”，但實際宗旨在於解構中國革命史、解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進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炎黃春秋》副主編徐慶全2013年4月在北京西城區圖書館作了一場報告會：“《炎黃春秋》背後的故事”，據到場聽會的人透露，徐副主編在報告中提及其刊物的辦刊宗旨時稱“我們雜誌是有理論高度的——立宗確旨，悉為解構當局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在這個背景下，再來看楊繼繩先生不遺餘力地宣傳“餓死三千萬”，就不難理解楊繼繩先生是被政治意訴求倒了學術研究，才導致不是人口學家、不懂數理統計的自己寫出了“人口研究”的紀實著作，才使自己對諸多明顯的紕漏和錯誤視而不見，才使自己在面對有力證據質疑的情況下拋棄學術態度，而選擇了堅持有利於自身“政治正確”的錯誤觀點。

再回顧楊繼繩和孫經先在武漢會議上的正面交鋒，孰是孰非可謂一目了然。當然，關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人口非正常變化的課題還有諸多問題可以探討，但至少“餓死三千萬”這個說法無論是從計算方法上還是歷史真相上都已經被證明是個“偽學術”。長期以來，“餓死三千萬”在以楊繼繩等學者和媒體的大力推動下廣泛流傳，誤導了許多中國民眾乃至國外學者對中國歷史的認知，對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成災起到了惡劣的推波助瀾的影響。

在歷史研究上，應提倡孫經先教授的態度和方法，而摒棄楊繼繩這種打着“學術旗號”的“政治宣傳”，只有這樣，我們才更接近歷史真相。

(註：本文中論證部分均取自楊繼繩和孫經先的交鋒文章，若想更進一步了解和研究涉及中國近代史的重大問題，請參看全文。)

附：

楊繼繩關於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會議的聲明

6月5日，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邀請我參加《中國土地制度演變第一次國際研討會》，說會上要討論大饑荒問題。會議組織者賀雪峰態度誠懇，還讓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曹天宇多次用電郵和越洋電話邀請我。盛情難卻，我只好出席。

6日上午，我在發言中否定了孫經先的三年人口數減少不是餓死的而是戶口漏報、不報造成的說法，再一次駁斥了“餓死三千萬是重大謠言”的誹謗。下午孫經先發言，還是重複最近兩年批判《墓碑》的老調，而這些老調我在上午的發言中和過去兩次作了批駁，我認為沒有必要再回應。

會上其他人的發言主要是討論土地問題，有的肯定了毛澤東建後的“農治”思想，有的對人民公社和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和問題作了分析，也有人否定這些意見。只有幾個人對我和孫兩人的發言表態，其中有支持我的，也有支持孫的。

會上沒有傾向性的結論。誰知，武漢會議後，孫經先和鞏獻田發表了題為“所謂‘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被當場戳穿!——孫經先教授和楊繼繩先生就‘餓死三千萬’問題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直接對話”的報道，完全歪曲了會議情況。

對此，我向會議組織者賀雪峰提出抗議，並要求他秉公報道會議真實情況。孫經先多次發表文章對我進行誹謗，我曾經兩次著文駁斥，這次在武漢會議上的發言是第三次駁斥。

對我的第三次駁斥，會上沒有人指出什麼問題，更沒有否定性發言。孫經先和鞏獻田的報道完全是虛構。鑑於孫經先對會議情況如此歪曲，完全喪失了學者必須尊重事實的品格，這篇文章是我對孫經先最後一次駁斥，以後孫經先再挑戰我，我不再理采。

五柳村2014年7月11日收到

參考：

【1】楊繼繩三駁孫經先：在華中科技大學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55c72b0102uxc3.html

【2】所謂“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被當場戳穿!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4/07/323511.html

【3】楊繼繩：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再答孫經先對《墓碑》的指責

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97011

【4】楊繼繩：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

http://research.kdnet.net/library/content.php?id=2259

【5】孫經先：破解“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的重大歷史之謎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66.html

【6】孫經先:徹底揭露“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60.html

【7】楊繼繩是怎樣走向“餓死3600萬”重大謬誤的——對楊繼繩先生兩篇文章的答覆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124/c143844-24217270.html

【8】孫經先：三年困難時期有關死亡人口計算的若干問題

http://www.haijiangzx.com/2014/wicket_0215/165158.html

【9】孫經先：蔣正華先生關於“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研究中的重大學術錯誤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08/248721.html

【10】《墓碑》“中國餓死3600萬”的結論非常荒謬

http://www.dangjian.cn/specials/shuzixuexi/ywxj/qtfm/201308/t20130827_1435592.shtml

【11】認真解讀文本還原歷史真相——讀楊松林新作《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http://www.hswh.org.cn/wzzx/llyd/ls/2013-08-16/22473.html

(以下是孫經先以其他筆名發表的部分文章)

【12】齊勁松:蔣正華的一段話揭開一個重大秘密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54.html

【13】齊景潤:幾千萬中國人是怎樣“被”金輝“餓死”的?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55.html

【14】齊景潤:六千五百萬中國人是怎樣“被死亡”的?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58.html

【15】齊景潤：蔣正華必須向歷史講清楚的重大問題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61.html

【16】齊景潤：人口學家評“江湖術士”蔣正華副委員長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62.html

【17】孫景澤：解開60年代人口變動真相，破解國家統計局戶籍統計數據矛盾之謎

http://hswh.org.cn/wzzx/llyd/ls/2013-05-01/42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