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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現的“韓流”之我見
送交者: 武振榮 2004年10月26日22:21:0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一)

2004年10月16日下午4點,我接受了韓國的一個名叫“東北亞和平連隊”組織的電視採訪。採訪中,節目製作人問我對於目前中國出現的“韓流”(指韓國文化在中國熱起來的潮流)有何看法?我回答:我歡迎和贊成這股“韓流”,但就我個人的意願來說,我希望中國出現的“韓流”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政治上的“韓流”在中國形成了氣候,那麼,這樣的“韓流”同目前的文化“韓流”不同,就有可能引發民主化、自由化的大波浪,這對於發展中的東北亞乃至整個的亞洲來說將是一個偉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當然我的回答也許不令採訪者滿意,因為我在面對一個流行的文化潮流時,竟說出了政治的方面的意義。在韓國,我和我的助手鄧韞璧,被稱之政治上的“異見人士”,用我們中國的話來講,這叫作“三句話不離本行”。

電視採訪完畢之後,我還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感覺到有必要把我的思考結果寫了出來。因此,就有了這篇文章的構思和寫作。

(二)

在回答文化“韓流”的問題時我扯到了政治上的“韓流”——這是不是一種“瞎扯”?不,不是的。10多年前,當偉大的韓國人民正在處於爭取民主的艱苦鬥爭的時刻,從韓國傳來的消息就已經在我們的中國造成了一股“韓流”,如果它在此後受到韓國政治家、韓國政府和韓國人民的努力“推波”,那麼,這股“韓流”就會席捲中國和亞洲。上一個世紀80年代上半葉,我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任政治教員。那個時候,韓國民主運動的信息已經變成了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青少年們中間特別感興趣的問題。我在自己講授的政治課中,專門列了“韓國民主化潮流”一課,我把它歸納在“三金鬧韓”的題目下,進行了講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謂的“三金”是指金泳三、金大鐘以及金珠煥,所謂的“鬧韓”,就是指以這些人為旗幟在韓國發生的民主化巨大變革。那個時候我還沒有估計到我所講的“二金”以後竟先後成為大韓民國的總統。那時,當韓國民主化的潮流越來越大的時候,中國社會上具有民主意識的人和所有的有良心的人都把同情放到了民主派一邊,都希望一個民主的韓國能夠擺脫千年的亞洲式專制奴役而成功的獲得自由。所以就在那個時候,一個暗中涌動着的韓國民主“政治潮流”(也相當於“韓流”)無形之間已經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了。中國人民對此趨之若騖,一時間,電視、廣播、報紙被來自韓國的消息占滿,出版界也推波助瀾,出版了許多韓國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的傳記及韓國政治變革的書籍。那個時候,你如果不是生活在韓國,而是生活在中國,你就會體會到“韓流”是怎麼回事,又到底意味着什麼的了?特別是在韓國實現了政治上的民主選舉之後,許多有思想、有見解的人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韓國能夠辦到的事情,中國為什麼就辦不到呢?

就在金泳三提倡政治廉的時期,中國的“貪官政治”正在開始蔓延,中國人民對“廉政”的需求表現在對韓國廉政的“跨國”期盼,輿論在不停地報道韓國貪官落馬的消息。金大鐘當政後提出的“陽光政策”,在中國的民主人士們的圈子裡又產生出了特別的影響,許多人認為從韓國升起來的這個顆“民主政治”的“太陽”在照着朝鮮半島的同時,還應該照亮中國、照亮越南,照亮整個的亞洲。所以真實情況是這樣,在近的10多年的時間之中,韓政治上所發生的一系列民主變化象磁鐵一樣地吸引着中國人民和亞洲許多國家的人民注意力,一個人“心”上的“韓流”——中國和亞洲人民“心”上的“韓流”——已經存在許久的了。

(三)

孟德斯鳩在寫作不朽的《論法的精神》時提出了“自由的歐洲,奴役的亞洲”的概念。200多年過去了,當我們在解讀這個話的意義時,就不能不觸發出許多的感想。歐洲在上一個世紀70年代的葡萄牙民主化變革中,實現了半個歐洲的民主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蘇聯、東歐解體之後歐洲才最終地完全地變成為“自由的”,但是相比之下,我們亞洲就顯得落後得多了。在歐洲的影響下,中國和韓國雖然都在20世紀初發生了要求民主的革命,但是這樣的革命在民族國中的失敗,嚴重地挫敗了亞洲民主發展的勢頭。40年代中葉,美國在對戰敗後的日本實行民主化改造時,亞洲民主化的作為一種“外來”的東西被日本接受。當然,這樣的民主變革就不可能在亞洲引起積極的反映,所以,日本雖然在時間上先行了一步,但是,日本那一段侵略亞洲國家的歷史和它對於這段歷史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使它不可能變成為亞洲民主化的“龍頭”。這樣亞洲民主化的“龍頭國家”的角色有可能被後起的韓國所充當。

就時間上講,印度的民主化和菲律賓的民主化領先韓國或者與韓國平行,為什麼沒有能夠充當亞洲民主化的“龍頭國家”呢?我想主要是由於地理和文化上的諸多原因,這些國家的民主變革影響不了人口最多的中國,而中國的又是越南和朝鮮這樣的亞洲“專製鐵三角”組織這的“中心”。所以亞洲的民主化的最大的希望值就在於這個“鐵三角”的解體,而韓國卻享有從政治上、地理上、經濟上、文化上影響中國的種種便利的條件。所以我認為如果目前在中國出現的“韓流”如果以政治的形式表現出來,那麼,亞洲民主化的大潮流就可以從東北亞興起了。十分可惜,一個已經形成了的暗潮但因缺乏韓國政治家和韓國政府以及韓國朝野的有意識的鼓動而不了了之的“韓流”,在由韓國文化、文藝界人士的推倒下卻形了文化“韓流”。大韓民國的那個“大”字,在沒有從政治上表現出意義時,倒是從文化上給表現出來了。這樣以來,年青的韓國的民主化過程中所發生的那些許多的積極因素,在文化潮流的包裹下,終於在中國和亞洲激起了極大的風波。還在中國時,當我在觀看《我的野蠻女友》的電影時,電影院中所表現出的觀眾的情緒激動的情景,使我聯繫起了18——19世紀的德國的“狂飆運動”,那也是一個發端於德國而影響了大半個歐洲的文化潮流。但是在現在的流行文化中,人們能不能發現古典文化的那種積極內涵,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以為目前發生在中國的文化“韓流”到底能夠持續多久,又可能對中國的文化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就不好評論了!

(四)

上面的意思是說,一個應當在中國湧現的政治上的“韓流”在事實上被文化的“韓流”所取代時,我對於它的期待並沒有灰心。既就是這樣,我還是不得不對於我期待中的政治上的“韓流”說幾句話。我和鄧韞璧是在2002年11月13日在韓國逃亡的。引起我們從韓國逃亡的選擇不僅僅出於經濟上的考慮,韓國政治的民主化是我們倆認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們在向韓國法務部官員陳述上述的原因時,他(她)們竟半信半疑。就從這一點,我已經感覺到韓國法務部和韓國政府對於韓國政治在中國的影響的估計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隨着我在韓國的滯留時間的延長,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韓國的政治家和韓國政府根本沒有多少使韓國有意充當亞洲民主化“龍頭國家”的那樣的雄心壯志,朝野之士也沒有多少人出來有力的主張政府應當在亞洲政治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於是,韓國就必然地把自己的發展目標鎖定在純粹經濟的問題上。這樣的情況其所以出現,用我致法務部官員的一封信的話來講,“鍛造韓國政治家的熔爐中缺乏精金”。在推進韓國民主化的事業中,韓國的政治家們和韓國人民已經做出了影響中國、影響亞洲的積極成就,但是在此同時卻沒有想到有必要把這樣的積極性成就發展成為超出韓國國界的政治上的“韓流”,相反,許多的政治家以及連續三屆的大韓民國政府都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挑戰“奴役的亞洲”的心態,也沒有表現出與大韓民國民主性相適應的偉大作為和偉大的氣魄。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說“小家子氣十足”。

只要我們在觀察問題時善於運用對比的方法的話,我們就可以在世界上與韓國大小相等的若干國家找出例子來,充分說明韓國的那種在政治上甘居中游的行為是沒有道理的。丹麥、瑞典是歐洲的小國家,但是在這樣的國家中卻一直出產着世界級的政治家,而這兩個國家也一直在世界事務中扮演着積極的角色。在亞洲,新加坡雖然被韓國還要小,但是呢,新加坡領導人到今天為止,無不想在亞洲和中國的事務中出風頭。如果新加坡的民主化徹底脫去了亞洲傳統的家長制的束縛(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新加坡不可能變成為亞洲民主化的“龍頭國家”),那麼它會在亞洲的政治舞台上發揮比韓國要大的影響。就上述的現象來看,韓國其所以沒有抱住亞洲民主化的“龍頭”而大擺其“尾”,是他們沒有這樣的決心和信心,如果他們不是在亞洲政治中甘當配角,那麼大韓民國的政治一定會在亞洲起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比擬的作用和影響。

別的國家不說,就說中國吧。同中國相比,韓國的“5、18慘案”同中國的“6、4慘案”幾乎可以說是一模一樣,但是,勇敢的韓國人民沒有被屠殺所嚇倒,他們在爬下之後,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便站了起來,迎接了民主的太陽。中國呢,15年過去了,連一個殺人的案也沒有“翻”了過來。因此,說中國人要向韓國人民學習的話,沒有絲毫的奉承韓國的意思在內。僅就這個事實而言,韓國把自己的民主化的寶貴的經驗傳到中國去,也是人類生活中的正常現象,但是,韓國卻沒有這樣做,也不想這樣做,民主的韓國政府在同中國政府打交道時,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政治上的主動的特性,也更談不上在交往中堅持民主的“輸出”行為了。韓國政府一心想保持同中國人民的友好——其動機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一個民主的政府如果沒有才能處理交往中的官方和人民的關係,那就勢必要造成民主的“掉價”;而民主如果在國際交往中“掉價”,那麼也就有可能造成它在國內公民生活中的“掉價”。要知道,民主是一個時時處處需要維護的東西。否則已經到手的民主還有可能丟失。

(五)

在韓國,我現在是“申請中的難民”,要拿取得正式的難民身份也許比登天還難。再過20天,我就來韓國整整兩年了,但是到今天為止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在此期間,我除了在今年10月底吃到了韓國紅十字會無嘗提供的兩箱方便麵和兩代大米外,未得到任何的“實際援助”。當然,我也知道韓國不批中國的難民的苦處是難以啟齒的,說大韓民國在政治上怕中國——這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唯一可以講通的是中國的難民不夠“資格”;把這樣的事情同在日內瓦人權會議上韓國投譴責中國人權提案的棄權票行為聯繫起來看,韓國在政治上不肯同中國的“較量”的事情就用不着我來解釋了。但是,舍過了政治,韓國卻敢在文化上向中國挑戰,以至於在這樣的挑戰中出現了“韓流”入侵中國的現象。解讀這種現象,年輕的大韓民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巨大的潛力的存在是一個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所以我希望大韓民國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能夠認真的面對這種事實,在當前的緊迫形勢下,充分發揮自己在亞洲的政治作用,應當勇敢的也是理所當然地在不久的將來挑起亞洲民主化的“龍頭”,以迎接民主亞洲的新曙光!中國的古語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就借着“韓流”的話題,鄙人寫了這些意見,如果說這是“借題發揮”的話,那麼對政治上的消解中的“韓流”的呼籲就已經表明鄙人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於韓國可以在政治上發揮積極影響一事抱有強烈的願望,但願此願望能夠為韓國朝野的有識之士所明鑑!

2004-10-23 晚於漢城特別市加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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