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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與民族精神
送交者: 郭繼承 2004年10月26日22:21:0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論文摘要:如何評價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如何實現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創造性轉化,在學術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本文以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論語》為解讀的範本,在研究方法和視角上不是拘泥於傳統文化的典籍的具體的話語和結論,而是着眼於分析文化典籍背後所反映和體現的精神內核,及其對民族精神的貢獻;在具體的結論上,本文認為《論語》一書所體現的強烈的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反思的精神、兼容兼蓄、海納百川、和而不同的精神、高尚的操守精神、對社會的責任精神等,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民族進步和發展中有着長久的價值。

關鍵詞:論語 文化 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當前很多朋友們討論的問題,儘管其中爭議的問題很多,有一點是有共識的:那就是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進步發展的精神的支撐力和原動力。民族精神更多的是從人的精神層面而言的,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關係中,一方面先進的優秀文民族文化滋養培育了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民族精神激勵、促就了優秀民族文化的創造、學習和傳播;二者是互動的關係。結合到中國的文化發展的實際,探討民族精神的問題尤其具有現實意義。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分析,毋庸置疑的結論是:世界上曾經存在過幾個文明悠久的民族,只有中華民族在華夏大地上繁衍生息,歷經風雨磨難而更堅強。這其中的究竟固然十分複雜,但有一點是可確證的:那就是中國的優秀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精神創造和培育的動力與源泉,在中華民族的維繫、整合與進步中起着獨特而無法替代的作用。這使得我們有必要也十分有意義的從民族精神層面解讀中華民族生命力和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密碼,以期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更好的發展與進步。

中華文化的體系與內容龐雜,在許多方面都有熠熠生輝的成就與貢獻。在整個中華文化體系中,儒家文化占據特別重要的位置,而《論語》更是儒家文化的經典與源頭,本文擬就把《論語》作為解讀民族精神的一個範本,從《論語》所體現的民族精神的角度,解析《論語》的現代意義,以及對我們民族精神家園的滋養和貢獻。

事實上,任何一個民族的優秀典籍,提供給人類的絕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知識或話語,不僅僅是一個帶有歷史痕跡的死的東西,因為具體的知識或話語受環境、時間等諸多條件的制約很大,往往會因為歷史的變動而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優秀典籍更重要的價值是他所包涵體現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澆灌、滋養一個民族的精神,使社會的進步不僅有了面對困難的智慧,還有一種永不枯竭的厚重的精神的原動力與支撐力。這可謂寫此文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鑑於文化的民族性,中國的文化形態與特質是同於西方的文化的,研究中國文化應該有適合自己特色方法和視角。比如:就古希臘的文化而言,早在公元前四世紀,亞里士多德就開闢了分門別類地進行研究的先河;而中國的文化一直到近代以前,還是處於多學科雜糅的狀態之中。這種不同就使得我們在思考中國文化的若干問題時不好就西方一些模式和學術習慣對中國進行研究。在學術的思考與研究中,也有一個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問題,用當前時髦的術語也就是有個語境的問題。《易經·繫辭上傳》第十二章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從方法論的角度,拋開《論語》具體的言語與複雜的內容,即拋開形而下層面的拘泥,直接抽象、概括、總結、升華出《論語》中體現的民族的精神,從形而上的角度解讀體現在《論語》一書中的靈魂,並儘可能的把握這種精神對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內驅力的重大貢獻。

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複雜性是事物存在狀態的一種事實狀態。人也是一樣,許多時候,都會處在不斷變化與複雜交錯的情況中,文中所分析的《論語》的精神,是從繼承優秀文化傳統的角度來進行的,分析的是《論語》中的優秀的人文精神,不是指《論語》的全部內容,此外,孔子本人也是複雜的,不是孔子的任何言行都吻合本文所提出的幾種精神。這如同毛澤東在晚年的時候,毛澤東本人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現實是很複雜的,每一個人都會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約,不能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這種精華與糟粕的交融的情況,更要求我們有一種弘揚優秀文化傳統的理性、自覺與責任。

第一種精神,是強烈的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這種精神不獨在《論語》中有所體現,應該是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在《易經·象辭上傳》中《乾卦》第一句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非常剛建且勃發生機的民族精神的宣言。莊子有一句話:哀大莫過於心死。一個人,大至一個民族,只有在她的血脈與靈魂里有一種強烈的自強不息的發展的願望,她才可以有百折不擾的執著與戰勝任何困難的勇氣。自強不息的精神之中自然含有主體強烈的責任感與自我認同,實際上,孔、孟等都一直在倡導主體在發展的責任的承擔面前,是責無旁貸的。換一句話說,主體意識與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是很自然統一的,自強不息的人文精神需要主體來承載和弘揚。

在《論語》中體現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之處非常之多,本文試就幾處做一例證:

其一:“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論語·憲問》第三十五)

其二:“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為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論語·雍也》第十二)

其三:“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第十三)

其四: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第十九)

其五:“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論語·述而》第二十)

其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第二十二)當然,這句話不僅體現的是孔子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還有他海納百川的向別人學習的胸襟。

其七:“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第二十一)

其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第二十九)

其九: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第三十)

其十: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泰伯》第三十七)

其十一: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治長》第二十八)

其十二: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第八)

………………

上面只是擇《論語》中比較典型的例子來說明要證明的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讀者已不難看出一個非常有主體意識(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等),且在主體上閃現着極強的自強不息精神(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等)的孔子。這兩種精神是和諧統一的,自強不息的精神是主體自身的品格,要“不怨天,不尤人”,因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從孔子一生成長經歷看,也很能說明孔子是怎樣從一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第六)的落寞的士大夫的後裔,經過自強不息,不斷學習,而成長為一個廣受人尊敬的且博學的大師的。在孔子年輕的時候,季孫氏有一次宴請魯國的士階層,孔子當時也去參加,但被守門的陽虎攔住了,孔子問:你為什麼攔我?陽虎回答:這裡是饗士的,不是請你的。言外之意,孔子沒有資格參加。這不僅僅是對孔子的侮辱,也從側面證實了孔子的處境。但孔子不氣餒,發奮學習。據史料記載:孔子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到東周的洛邑觀光學禮,曾向神秘的老子請教有關周禮的問題。在魯昭公十七年,郯國的國君郯子來晉見魯昭公的時候,因為郯子對郯國的始祖少昊氏和古代的黃帝、炎帝、共工氏等部落的傳說知道很多,孔子很珍惜機會,前往請教。孔子在詩、書、禮、樂、易、射、數等六藝諸多方面都孜孜不倦。當他讀到《周易》時,竟然“韋編三絕”,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第十七),可見其刻苦的程度。有這樣的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孔子的成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孔子在晚年曾對自己的成長經歷有一個總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一種極高的智慧與境界,也是孔子努力取得的結果。將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推廣開來,不僅予一個人的成長,且與一個民族的生生不息,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是人不斷進步的精神原動力,無論怎麼樣的推崇、弘揚都不為過。歷史上無數個人或民族發展的事實都告訴我們,唯有自強不息,有發展自己的強烈願望,有百折不撓的執著與勇氣,這個人或民族才有可能興旺發達。相反不思進取,萎靡不振,糜爛成風,自甘墮落,只有是死路一條。梁啓超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院講演時,建議將《易傳·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作為清華的校訓。在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歷史中,清華學子之所以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其中有諸多因素,但校訓所體現的一種精神及這種精神對清華學子的成長所起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起到了相當作用,這是一種精神的激勵,是陪伴和支撐人一生的動力。

第二種精神,是反思的精神。反思的精神是一種時時對自我的體察與覺悟的真誠,是一種時時質疑和審視自己得失的勇氣。反思的精神與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是有着內在邏輯關係的,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只有不斷在清醒的反思、檢點自己得失、優長與缺憾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在認識不足,改正不足的基礎上不斷地進步,才能真正做到自強不息。這種反思精神要是自覺的內化成人的一種修養;反思要是真誠的,真正做到深入到靈魂深處;反思要是有勇氣的,真正做到敢於坦誠、直面、改正任何困難與缺點。

《論語》中體現反思精神的話語很多,現擇幾例:

其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第四)

其二:“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第十七)

其三:“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自訴者也。”(《論語·公治長》第二十七)

其四: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論語·述而》第二)

其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第三)

其六: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論語·述而》第三十三)

其七: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論語·述而》第三十四)

其八地反省: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強調君子對自身的錯誤要有真誠地反省態度)(《論語·子張》第八)

其九: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子罕》第六)

其十: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吾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第八)

其十一: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第二十八)

………………

從上面語句,不難看出一個有着清醒自我認識的孔子,有勇氣真誠進行自我反省的孔子。在這一點上,孔子還說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第三十)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着理想和抱負的君子,應該具備反思的精神或品格。“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過;更也,人皆仰之。”(《論語· 子張》第二十一)反思精神最重要的不是執政者在社會面前所起的良好的引導作用,更重要的在於,無論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只有具有了真誠的反思精神,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真正做到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斷進步。考慮到中華民族的文化品格中的某些缺憾和不足,這種精神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正如在本文開頭所說的,《論語》中不僅有清醒反思的一面,也有比較保守的一面,比如孔子對周禮的推崇等等(因為篇幅,故省去例證)。這種複雜交錯的情況也反映在中華民族的文化里。中華民族的文化具有極其複雜的內容,是各種文化品格的交織。在看到我們文化傳統中有清醒反省的一面的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民族文化的反思精神還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我們在研究傳統文化時引起高度的注意,真正做到取其精華,剔其糟粕。中國的近代史,可謂是我們缺乏這種反思精神的生動例證。早在滿清的統治者還沉醉在所謂的康乾盛世輝煌時代的迷夢的時候,西方國家如英美等國已經駛上了歷史發展的快車道。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把西方社會帶到了一個嶄新的現代文明,相比之下,中國的統治者卻說什麼“天朝物豐盈,無所不有,厚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奧海關志》,卷二三,第八頁)。“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通洋船者,特繫懷柔遠人之道。乃該夷來文內,有與天朝有益之語。該督等不但當行文籠統駁飭,並宣明切曉諭,使知來廣貿易實為夷眾有益起見,天朝並不藉此些微遠物也。”(《清高宗實錄》卷六九四)後來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在這樣鐵的事實面前,並沒有真正促使中國的統治者反省,就連在當時被稱為“睜眼看世界”的人如林則徐、魏源等人,也只能膚淺的看到中外的差距在於“船堅炮利不如人”,並提出所謂的藥方:師夷長技以制夷。事實上,整個近代史,乃至直到今天,我們在西方近現代文明的面前,如何真誠的反省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並有勇氣正視自身的問題,堅定地推進本民族的現代化方面,都還存在很多問題。在真實的歷史面前,迴避問題,掩飾矛盾,而只是喜歡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這沒有什麼好處,結果只能是自欺欺人。與此相反,我們的近鄰日本在這方面就做的比較好。差不多與中國同時代,日本也同樣面臨着列強的侵略,但日本人反應相當靈敏,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推行“明治維新”的改革,對日本進行全方位改革。結果,十幾年之後,日本國力大增,成為國際社會上不可忽視的強國,且在中國近代史上,相當多的恥辱是日本人加給中國人的,從情感上我們可以有自己的愛憎,但從理性精神與科學精神的角度,我們要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要培養我們的民族之中已有的但遠遠不夠的反思的品格。

第三種精神:兼容兼蓄、海納百川、和而不同的精神。

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不斷地在主客體關係的互動中實現人類社會的進步。但在事實上,人類作為社會的主體,由於區域、民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又帶有許多個性化因素,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特色,有不同主體的優點與不足,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解決人類進步所需要的所有智慧。一個民族只有具有海納百川、兼併兼蓄、和而不同的包容的品格與學習的精神,才能不斷提升本民族進步的速度與質量。論語中就明顯的體現了這種精神,且這種精神與上面所論述的兩種精神,也有着內在的邏輯關係,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是主體進步的原動力,而主體進步的真正體現,恰恰是在清醒地認識自我——反思精神的基礎上,不斷地學習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和而不同的包容中實現的。這三種精神可謂是邏輯的統一在一起,在相互作用中實現主體的進步。海納百川、兼容並蓄側重體現的是向學習別人的精神,和而不同則體現的是在不背離基本的原則的前提下,對異己的尊重與理解和寬容。

在論語中表現海納百川,兼容並蓄,和而不同的精神的地方亦很多:

其一: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楫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誤孟子,君子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論語·述而》第三十一)

其二: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省也” (《論語·墨仁》第十七)

其三: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論語·述而》第二十二)

其四: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論語·學而》第一)

其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論語·為政》第十四)

其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子路》第二十三)

其七: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曰:使民戰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論語·八佾》第二十一)

其八:子絕四:毋意,毋女,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第四)

其九: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毋憚改。” (《論語·子罕》第二十五)

其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埃?”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埃。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論語·子路》第二十八)

其十一:子路曰:“恆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恆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功也。如其仁!如其仁!” (《論語·憲問》第十六)

其十二: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論語·衛靈公》第三十六)

其十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辱聖人之言。” (《論語·季氏》第八)

………………

從上面列舉中我們不難得出,孔子主張對優秀的人或在不同的方面有優長的人,在態度與情感上要有尊敬,在行動上要勇於學習,這實際上體現的是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精神;對志不同、道不和的人或意見,在不背離“仁”的情況下,要給與理解與寬容,這裡體現的就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用今天的詞就是多元包容的態度。上述精神一樣是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好好繼承、發揚這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中國文化史上,既有在上述精神的浸潤下的中國文化如何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發展,也有與上述精神相悖的固步自封、拘泥不化的狹隘與保守,從而十分消極影響中國文化的質量的提升與民族的進步。佛教文化中國化的歷史,不僅是異質文化相融合的範例,也較好的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吸納與包容精神,這已是得到學者的普遍認可。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佛教從公元元年左右傳入中國,到唐代禪宗(有的學者認為是南宋時期)的完全中國化,實際上經歷了六百多年的歷史,這個過程是相當緩慢的,在這緩慢的中國化的進程中,是否有包容精神的反例呢?換一句話說,這漫長的融合的過程本身,是否就說明我們的文化在吸納外民族文化時,就有保守性的東西作崇呢?這十分值得研究。即便是到了改革開放的九十年代,我們仍可以明顯地看到中國文化及心理的狹隘、保守的負面影響。直到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才在較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一定程度上驅散了在文化及人們心理中的保守與狹隘的陰雲。針對當時現狀,鄧小平敏銳地指出:不要抽象的討論什麼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只要是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政策和措施,都要勇敢的堅持;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獨有的,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要敢於學習借鑑人類文明史上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等等,這些聲音可謂振聾發聵,不亞於沉悶空氣上空的一聲驚雷。在今天的現實中,我們對社會中若干的保守心態須有清醒的態度。我們的現代化,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和而不同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這一方面說明文化的複雜性,另一方面說明我們如何弘揚優秀文化傳統的任務,還相當的艱巨。

第四種精神:高尚的操守精神。這種精神一方面表現為個體的,屬於個人修養與品格的範疇;另一方面也是群體的,表現為民族的精神與氣質。操守的精神在邏輯上應有兩種含義:一是操守行為本身作為人的一種要求,必須時時遵守,她表現為一種行為,一種品格,一種精神,一種境界,二是操守的內容是什麼,及為什麼而進行的操守;針對第二種含義,隨着時代的不斷進步,與時代內容相契合併促進時代發展的、需要人們去堅持操守的內容存着與時俱進的問題,但無論時代怎樣變遷,操守內容的時代性,並不影響操守品格對民族發展的積極作用。一種操守的品格、行為與敢于堅持的神聖與高尚,是不可以丟棄的。只有這樣才凸現代人類的進步的程度,才體現人類的理性與文明。

論語中的內容有很多是關於人的操守的問題。大致來說,有豐富含義的“仁”是論語指出的操守的內容,當然這個“仁”有較多的歷史痕跡,在今天,當時孔子的 “仁”的含義也多失去了現實的意義,我們在這裡姑且不去評說。筆者要表達的是論語中體現的、在操守行為和操守行為背後所閃現的操守的品格和操守精神的論述。

其一: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第二十二)指對誠信的操守。

其二: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廳,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論語·八佾》第一)對周禮的操守。

其三: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論語·公冶長》第七)對仁的操守。

其四: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論語·公冶長》第七)對理想的操守。

其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與·公治長》第二十五)對做人的操守。

其六: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第十一)

其七:子曰:“富而不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論語·述而》第十二)

其八: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第十六)

其九: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第十九)

其十: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衛靈公》第九)人的生命是很寶貴的,但孔子把對“仁”的理想的堅守看得比生命還寶貴,多麼高尚且值得人敬佩啊!

其十一: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做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己矣。” (《論語·子路》第二十二)

其十二: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里仁》第十六)

其十三: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 (《論語·衛靈公》第三十二)

其十四: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論語·衛靈公》第二)

其十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論語·子罕》第十八)

其十六: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也。” (《論語·子罕》第二十六)

其十七: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論語·子罕》第二十八)

其十八: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義也。”(《論語·里仁》第九)

………………

論語中講述操守精神的話語非常之多。孔子在這一方面是率先垂範,做到了言行一致,以至他在某些時候對操守的堅持近乎迂腐。魯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季氏的家臣陽虎和公山不狃互相勾結,拘禁了在魯國實際執政的季恆子。在此之前,陽虎曾出面拉攏孔子,勸他做官,並送蒸熟的小豬與孔子作為禮物。在他們發動叛變時,公山不狃又派人來請孔子參加,孔子一直採取迴避和拒絕的態度,因為在孔子看來,他們這種行為,嚴重背離了孔子所認同的周王朝的禮制的要求,是孔子所不贊成的,這是孔子對自己政治理想的堅守。孔子一生中,曾經有一段為官的經歷。在他五十一歲的時候(公元前501年),被任命為中都宰,一年後升“司空”再升“司寇”。外交上,孔子成功的處理了齊魯的“夾谷”之會,內政上也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史記》上有記載:孔子“與聞國政三月”,平定了市場價格,在市民中推行禮治,社會秩序得到改善。《韓非子》中也說:“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的記載。面對魯國的強大,齊景公是不願見到的,於是用“色”引誘魯定公,魯定公及當時執政的季恆子果然中計,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孔子一貫主張亂邦不入,危邦不居,對這種背離君王之道的行為自然十分氣憤,不因為個人的利益放棄理想,於是決定向魯定公辭去職務,開始了他的周遊列國的十四年。可以說,在孔子一生中,他用自己的行為實踐着操守的精神,儘可能的言行一致。讓我們看到了孔子的不僅是操守,還有他的執著、勇敢、高尚和可愛。以至在孔子病情嚴重時還發生了這件事:“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吾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論語·子罕》第十二)。多麼有操守的孔子呀!即使在病情危在旦夕的時候,仍不忘對禮制的操守。

在我們的文化史中,高尚的操守的精神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耀眼的亮點。從柳下惠的“坐懷不亂”到孟子的“浩然之氣”,從“廉者不飲盜泉之水”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學者朱自清的“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糧”到革命者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還有後來人”等等,展現的都是中華人文精神中的風骨與神氣。在今天,這種精神仍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正是這種精神鑄就了我們民族的雄渾大氣與高貴。操守精神的世俗化則可轉化為對規則、法律的遵守,而這種規則意識、法律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民族現代素養的重要標誌。

第五種精神:對社會的責任精神。從哲學的角度分析,人作為主客體關係互動中的主體一方,在其存在狀態中之至少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在某種程度上,人是一種自然存在物,人的歷史本身就是整個自然界歷史中的一部分,人不可能脫離自然的制約,在人的屬性中必然打上自然性的烙印。二是在本質屬性上,人是社會性的存在物。人的社會性是人之所以是人的特質,正是這個特質使人明顯區別於其他生命,同樣人也必然受到社會性的制約和規定。三是精神性(文化性或思想性)的存在也是人的一種獨特的特性。法國的思想家帕斯卡爾在其《思想錄》中這樣說:人不過是一杆會思想的蘆葦。就人生命脆弱而言,人和蘆葦是多麼相似,許多偶然的情況就可以讓人失去生命。但人的高貴就在於有思想、有文化、有理性。正是人可以不斷地創造出豐富燦爛的文化、思想,才賦予了人這種生命最閃亮的靈魂。從另外一個角度,人類在其生存發展的歷史中,要不斷的處理基於上述三種存在方式之上的四大問題:一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這裡需要的不僅是科學知識,還要有正確的價值判斷與引導。二是人與社會整體的關係。人的生存離不開社會這個獨特的組織形態,個體在關注自己利益的時候,不可能不受制於社會對個體的制約,不可能不顧及到社會整體利益與發展。人在依靠社會組織才可以生存的時候,也負着對社會不可迴避的責任。三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同樣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迴避不得的問題。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潮也明確指出:一個人的自由要以不損及其他人的自由為前提。英國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自己的研究中發現人在追逐自己利益時,有一個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潛規則,即:一個人越是最大的追求自己的利益,越需要滿足其他人的需要,否則自己的行為得不到別人的認可,最終根本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利益。好像個人和社會之間也有一個價值規律的問題,你對社會和他人創造的越多,你得到的回報就越大。總之,正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人類永恆面對的一個問題。四是人與自身心靈的關係問題。所謂文化的創造、對宗教的信仰和敬畏等都與人自身心靈的關係有關,或者說是人在處理與自身心靈關係問題上的反映。上面的論述是為輔設一個前提,即《論語》中所體現的社會的責任精神,一方面是人類的存在方式在文化創造中的反應(人本就有社會的屬性,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感是這種屬性在主體意識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為如何處理人類這一永恆的問題提供了中國式的智慧的問答。文化的生命力在某種程度上要看其在何種問題上做出了怎樣的思考或回答及這種思考和回答的質量與深度。請看論語有關這方面的論述:

其一: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第七)

其二: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哀服而至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恤。禹,吾無間然矣。” (《論語·泰伯》第二十一)

其三: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論語·子罕》第五)

其四: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之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論語·子罕》第十三)

其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第九)

其六: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恆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恆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語·憲問》第十七)

其七:子露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 (《論語·憲問》第三十八)

其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論語·衛靈公》第二十)

其九:仁者先發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論語·雍也》第二十二)

其十:子曰:“天生德於予,恆隗其如予何!” (《論語·述而》第二十三)

其十一: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月有成”(《論語·子路》第十)

其十二: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第六)

其十三: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何將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第七)

………………

《論語》中所體現的這種對社會的責任精神,是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共命運的,在為民族的生存發展方面,起到了獨特作用。早在中華民族形成的初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傳說,其中有“三過家門而不入”,是中國文化的對社會責任精神的一種表現。展開中華民族的歷史的畫卷,“周公吐脯,天下歸心”是這種精神,“捨我其誰”也是這種精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是這種精神,“擊楫中流”也是這種精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這種精神,“先天下之憂而憂”是這種精神,“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是這種精神,“天下為公”是這種精神,“身無分文,心憂天下”是這種精神,“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是這種精神,現任總理溫家寶總理在“非典”面前,挺身而出,率先士卒,體現的也是這種精神。值得提出的是,一種對社會的責任不僅是重要的,更應該成為每一個公民起碼的素養,一個對自己生活的社會沒有責任的人是極其危險的,在重要的歷史關頭,極容易跌進無恥與罪惡的泥潭。但同時又應看到,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社會個體成員的幸福與發展,這是對所有人類活動的價值判定,切不可以用未加論證的所謂的虛幻的共同體的利益,來成為剝奪民眾利益的藉口。如何在社會責任與公民的個體利益之間保持和諧統一,對於執政者而言,是一項極其重要、且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而且社會責任本身也急需理性科學的指導,避免出現“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的殘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精神不過是《論語》一書的抽象、概括、總結、升華的結果,這五種精神也不是孤立的,有其內在的邏輯聯繫,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可謂是民族發展的原動力,而民族發展的實現,離不開主體真誠的反思和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大氣,離不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社會責任精神,而高尚的操守精神,則構成了我們民族的骨氣與風格。鑑於《論語》一書的內容的豐富與複雜,一方面上述精神不能涵蓋《論語》所體現精神的全部,且《論語》中也並非對上述精神做到了完全的一以貫之,這是筆者的交待。比如,我們在看到孔子在有着強烈的社會責任精神時,也要看到一個喜歡明月清風,與風月共舞的孔子。在《論語·先進》第二十中記述了一個“曾點氣象”的典故,很可以說明孔子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入世的精神不一樣的另一種人生。有一天,“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說:不要因為我的年齡比你們大,就不好意思和我說真話。我問你們,你們平常抱怨沒有人賞識你們,但如果有人要用你們,你們會怎麼辦呢?子路急於回答說:在一個千乘的大國,有內憂外患,讓我去治理,只要三年,我讓百姓人人有道義,個個有勇氣。孔子對他笑了笑。冉有回答說:方圓不過百里的小國,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可以做到讓百姓豐衣足食。孔子又對公西華說:你會怎麼樣呢?公西華很謙虛,說:我不敢說自己已經很有本事了,但很願意學習禮儀,做一個成功的司儀。到了曾晳說話了,當時他正彈着琴,這時正好琴聲接近尾聲,站起來說自己的理想與他們有所不同。孔子寬慰他說“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曾晳便說:我喜歡在暮春的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經穿在身上,約上五六個成人,還有六七個小孩,可以在沂水邊賞春,可以在河邊的舞雩的台上吹風,然後唱者歌回來。孔子聽了很感慨,很有感觸地說:“吾與點也。”這裡的孔子就頗有道家風氣,與我們知道的周遊列國到處宣傳自己政治主張的孔子是不一樣的。舉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一個人的思想是很複雜的,這也在情理之中,本文選取的角度,不過是一種研究的視角而已。不過從方法論的角度,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拋開具體的語言、結論或內容,而從精神層面去抽象把握,總結、概括、升華出有長久價值的精神內核,不失為對傳統文化的研究的一種值得借鑑的做法。且這種精神是一種活的東西,在不同的時代,體現這種精神的具體的內容是不一樣的,從而避免了具體時代的限制,使這種精神具有了長久的生命力,使我們民族的與時俱進的理想就有了生生不息的源泉。現代的新儒家學者們,一直在思考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的問題,試圖找出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之路。其實,歷史上的哲人們,囿於特定時代的限制,不可能在具體的結論上解決我們今天的問題,只要我們有了勃勃生機的民族精神,及在這種民族精神的支撐下的大膽的改革、創造、學習,什麼困難都可以克服,我們在每一個時代都能做到引領風騷,傲然於世界民族之林。那種抱殘守缺、因循守舊、迷障於種種狹隘之中不能自拔的做法本身,就是缺少生機的體現。

本文的目的,不僅是在上述思路的指導下總結、概括出論語的幾種精神,以期對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及如何滋養我們的民族精神的重大歷史課題上有所裨益。且在傳統文化與現代的課題上順便指出: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具體的內容上固然已有相當多的東西失去了實際的價值,但傳統文化中所閃現的一種民族的精神,或許是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需要我們好好的繼承和發揚。一個沒有精神、沒有理想的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當然,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愛護的態度,並不影響我們以海納百川、兼容並蓄、和而不同的胸襟與大氣,勇敢的借鑑、學習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以是否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作為我們文化建設的價值尺度,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實用和精神兩個層面,實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不斷進取的目的。只要我們可以真正做到這些,中華民族的明天是可以預期的,我們對未來完全有理由充滿信心!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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