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將殘的燈火

第七章

父親的聖經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上帝的話，必永遠立定！”（《以賽亞書》40:8）

這是一部用繁體字豎排版的《新舊約全書》（左圖）。它原有的棗紅色硬漆封面已經皸裂，周邊還有多處磨損。但是，在我所有十二部不同版本的中文聖經中，我對這部外表陳舊的聖經，卻懷有最特殊、最深切的感情，因為這是先父生前最後讀過的聖經。雖然飽經風霜，這部聖經不但是帶領我跟隨主耶穌的腳步，還見證了始自1949年5月以來，我們一家在中共統治下所經歷的苦難歲月。

1948年春，先父因多年的胃潰瘍，在南京鼓樓醫院做胃大部切除術。半年後，他突發上消化道梗阻，乃到上海楓林橋中山醫院第二次手術。院長沈克非教授[1]親自主刀。

手術那天，母親在等候室焦急地等候消息。但僅僅等了三十分鐘，沈院長就走出手術室。他十分沉重地對母親說：“胃癌已廣泛擴散，沒有辦法切除”。父親在十天后出院。這部聖經就是不久之後，他自己去上海聖經公會購買的。

1948年12月，中共解放軍要打過長江，導致上海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心惶惶，一片“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人們想方設法，要逃出這個曾經是全國首屈一指的繁華城市。就在那個混亂時刻，沈院長特地到我們住處，看望病勢沉重的父親。

1949年1月25日，禮拜二，天父接走了時年49歲的父親。母親那年39歲，我14歲，還有弟弟妹妹五人，最小的弟弟只有兩歲。

整整四個月後，即1949年5月25日，中共“解放”了上海。

我繼承了父親的這部聖經。1950年，我隨母親在上海虹口靈糧堂聚會；1951年，我17歲時在靈糧堂受浸；1952年，我從上海滬江大學附中高中畢業，考入上海醫學院（上圖：上海醫學院大門）。

進入上醫的第一天，我大為驚喜地發現，在學生飯廳牆上，貼着一張基督徒聚會的通知，聚會地點就在上醫主樓頂上的“東亭”。我充滿喜樂地按時前往，參加了有20多位弟兄姊妹的聚會。雖然大家來自四面八方，有家在上海的，也有從外地來的，而且有不同的教會背景，但是天父的大愛使我們互相融合為“一家人”。70多年來，我一直珍藏着一張1953年攝於“東亭”的上醫基督徒的集體合影

（下圖，第二排右起第二位站立者為本書作者）。

可是1955年夏，“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開始，我們的學生基督徒團契也被迫停止活動。

那些年間，每逢周六我回家，無論走在路上或在公交車上，我總喜歡腋下夾着父親讀過的這部聖經，而且將棗紅色硬漆封面向外，我巴不得人們看見《新舊約全書》幾個大字，就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

上醫不久易名為上海第一醫學院（上一醫），後來又改名為上海復旦大學醫學院。1955年秋，我從上一醫外科專修科畢業。面對畢業後的“全國統一分配”，我不知如何走前面的路，但我深知“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箴言》20:24）；我應當“一無掛慮”，“信靠順服”，因為我“終身的事”在神的手中（《詩篇》31:15）。

有一首詩歌常使我熱淚滾滾：“求你揀選我道路，我主為我揀選，我無自己的羨慕，我要你的意念；你所命定的前途，無論何等困難，我要甘心的順服，來尋你的喜歡。”

我順從天父的帶領，先到河南鄭州，後來又去位於汲縣（現名衛輝市）的新鄉專區醫學院（現名新鄉醫學院），從事臨床外科工作，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遠離親人和繁華的都市上海，雖然我對外部環境有一些新鮮感，但懷念故鄉、思念母親和弟弟妹妹們的心情與日俱增。

我無比珍愛父親留給我的這部聖經，因為先父歸天11年（1949-1960）以來，它是我們家中唯一尚存的遺物。我特別愛讀父親生前用紅筆在我繼承的這部聖經上所劃的經文：“你們必唱歌，像守聖節的夜間一樣，並且心中喜樂，像人吹笛，上耶和華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裡”（《以賽亞書》30:29）。每次讀到這裡，我內心裡就會湧出一種特別平安的感覺，因為我深信耶和華神也是我的“磐石”和“依靠”（詩篇18:2）。

今天，我靜坐桌前，仔細回顧自己1951年受浸以後走過的腳步，深切感受到父親留下的這部聖經尤似一根紅線，始終貫穿在我的茫茫思緒和不平凡的經歷中。因為我絕未料到，在我被分配到河南工作後的二十餘年間，我經歷了兩次令我魂飛魄散的政治運動。

1957年，中共發起“反右”運動，全國大約有55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有許多知識分子、教師、作家、醫生，以及其他專業人士，甚至還有共產黨員。他們因為響應毛澤東要廣大人群給中共“提意見”的號召，並得到“言者無罪”的許諾，結果掉進了“引蛇出洞”的“陽謀”深淵而不能自拔。

1958年春，我涉世未深，被新鄉專區醫學院幾個中共黨員的甜言蜜語打動，積極參加轟轟烈烈的“向黨交心”運動。為了擺脫自己出身“剝削階級”的烙印和桎梏，我向黨交出“資產階級黑心”，要“脫胎換骨”，跟黨一條心，認真改造自己。可是到1958年深秋，風雲突變，我這半年前“向黨交心”的模範人物，卻成為第二次反右中“借交心向黨猖狂進攻”，是一個“自動跳出來的階級敵人”！

1959年1月，校黨委根據上級指示，把我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我的處分是留校“監督改造”，每月工資由人民幣57元降為30元。

1960年6月，我突然又被革命群眾批判鬥爭，一直斗到8月！在批鬥會上，學院保衛科長拍桌瞪眼向我嘶吼說：“你這個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敵人，沒有信仰自由。但你還信基督教，竟然還把你的聖經放在桌子上，這就是抗拒改造。”會後，他責令我必須親自交出這部聖經。當我親手捧着這部父親讀過的聖經，聽命送交保衛科時，心裡悲痛至極，似被利刃刺透。

1960年9月28日上午，我在全校職工大會上被戴上手銬，押進汲縣看守所；我的罪名是“堅持唯心主義立場，抗拒改造”。三周后，我進入河南省第二監獄。1962年5月，又被轉到河南焦作勞教農場。

1962年7月，我在河南焦作勞教農場突然被召回在汲縣的豫北醫專（即原來的新鄉專區醫學院）。當年那個驕橫霸道、頤指氣使的保衛科長已從豫北醫專調離。在全校職工及學生大會上，校黨委領導為我平反，向我道歉。兩年前（1960年），我被勒令含着眼淚上交的那本父親的聖經，也終於原璧歸趙，完好無損地退還我手中。重見這部聖經，我心頭無限震動，眼淚奪眶而出。我向神說：“我的神啊，我讚美感謝你！因為你比萬有更大！”

1962-1965年間，天父帶領我過了幾年沒有提心弔膽的安穩日子。可是，“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約伯記》5:7）。1966年5月，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我敏感地覺得又要大難臨頭，但自己唯一能做的應變措施，是將這部曾經劫後餘生的聖經用掛號郵件寄給母親。我以為上海是大城市，聖經留在上海總比留在河南要安全一些。

果然，我又成了眾矢之的。我頭上的新“帽子”是“勞改釋放犯”、“牛鬼蛇神”、“劉少奇平反的右派分子”等等。作為被審查的“重點對象”，我又被群眾“批鬥”，天天要“交代”問題。直到1971年春節前一天，對我審查的最後結論是犯了“嚴重政治錯誤”。既然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駐校“軍宣隊”和“工宣隊”准我假14天回上海探親。

久別多年（1966-1971）的母親與弟弟妹妹們看見我能回來過春節，十分欣喜，因為這是父神所賜的厚恩。母親告訴了我這部聖經在上海家中的奇妙經歷，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見證。

時光回到五年前，正當1966年文革翻天覆地的日子，附近一個化工廠的“革命造反派”來抄家；他們的口號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十來個戴着紅袖章的大漢抄了三四個小時，他們翻箱倒櫃，氣勢洶洶地抄走了我妹妹的二百多冊再也買不到的原版鋼琴譜，以及妹妹的一些首飾；可是，來抄家的這些凶神惡煞般人卻“無論老少，眼都昏迷”（《創世記》19:11），居然無人發現清清楚楚擺在茶几上的這部聖經！妹妹的精裝琴譜被送到造紙廠當作廢紙回爐，這部聖經卻奇蹟般地毫髮無損。

在身處不可名狀的中共政治高壓下，我被黑暗圍困，甚至失去繼續做人的信心，在灰心絕望中，我只想如何了斷生命。但是，“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以賽亞書》42:3）。因為救主耶穌“愛我到底”（《約翰福音》13:1）。人生多有困難，天父有更多恩典。

自從1949年父親回天家後，至今（2025）已歷時76個年頭，天父大能的手保護我歷經“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如火一般的試煉。父親留下的這部“新舊約全書”，雖然歷盡滄桑，但至今在我身邊，永不分離。因為“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詩篇》119:89）。

[1] 沈克非（1898年3月2日—1972年10月9日），中國外科學先驅者之一、醫學教育家。1924年獲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醫學博士學位。詳見《維基百科》（Wikipedia，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