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右派分子

一、“右派分子”

“神啊，我哀嘆的時候，求你聽我的聲音……”（《詩篇》64:1）

“我心裡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脫離我的禍患。”（《詩篇》25:17）

1959年初，經上級黨委批准，我在“革命群眾”面前被正式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我的處分是“留原單位監督改造”；每月工資由57元降為30元。那些不可一世的“革命群眾”對我頤指氣使，命令我在“右派定性結論”上簽字，並按上血紅的手印。

作為“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中的一員，我屬於毛澤東說的要“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的階級敵人！因此，這黑五類是卑賤的，被人厭惡。

兩年前（1957），對“右派分子”的處分包括開除公職、回農村勞動、發配勞動教養，甚至還有判刑坐牢。對我的處分雖然比兩年前對“右派分子”的處分要輕一些，但我必須牢記我的身份和1957年所劃分的右派分子身份完全一樣，“只准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也是社會上不配有的賤民。

首先，我必須接受群眾對我的監督，絕不能把自己的“戴罪之身”和革命群眾相比。我只能低着頭，彎着腰，謹言慎行，如臨深淵、履薄冰，要“夾着尾巴做人”！我必須拋棄做人的尊嚴。儘管哭笑和呼吸一樣，是人的本能，但“右派分子”不能嬉笑歡言。

我曾因人檢舉，被叫到群眾面前挨了一次訓：“你還敢說說笑笑，像沒事的人一樣，才沒幾天。就忘了你是老幾，翹起尾巴來了！？”

除了該做的日常工作，我還必須任勞任怨，努力去爭取更多的勞動，尤其要搶着去干那些既髒又重，別人不願去做的活兒，用實際行動來表示我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決心。

譬如我在外科上班，晚上做完急診手術，我先送病人回病房，寫好醫囑，向護士講清注意事項後，回到手術室搶着擦地，傾倒污水；幫助手術室護士擦拭器械；然後再回病房，去守護剛從麻醉中清醒過來的病人。待患者情況穩定，向值班醫師交接清楚後，我才能回到寢室睡覺。那時，常常已是半夜時分。

在每天的醫療工作中，我需要倍加警醒，決不能有任何差錯。一旦出了醫療問題，就有可能被定為是“階級報復”的犯罪行為。

若去基礎部教課，到了寒暑假，我無比羨慕地看着別人離校回家，我只能自覺地到學校基建隊和民工一同勞動，修廁所，蓋房子，不敢奢望何年何月可回上海看望從1957年反右一別多年的母親和弟弟妹妹們。

（上圖：1957年我在河南遭遇患難時，母親和親屬及弟弟妹妹們合影）

懷着對親人們的無盡思念，我請母親給我寄一張她和弟弟妹妹們的合影。收到照片後，我把它視若珍寶，每天都會深情地凝視多次，仔細端詳每一位親人的臉龐，夜裡就照片放在枕下。

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我漸漸學會了挑擔、抬大框、拉板車，甚至還會拉大車，或為大車駕轅。

轅又稱軛，是一根和大車前方相連的粗重木槓。這種又粗又重的轅是架在牲口（牛或馬）頸背部的，所以，駕轅就是負軛，駕大車就要負沉重的軛。

通常，趕大車的人坐在車轅旁邊，手持長鞭，吆喝着牲口拉着大車前行。但我們沒有牲口可以套車使用，我便爭取機會代替牲口為大車駕轅。

那種在中國北方農村常見的大車只有兩個輪胎，但有三米多長，整體結構簡單堅固，車板上可以載重兩千多斤的穀物、石料或木材。

拉車時，車轅會自然地緊貼着我的脖頸，重重地壓在我的雙肩上面。我的雙手緊握車把，我前面有20多人分列兩旁，每人都套着長繩拉車，前行方向則由我控制。

拉大車前，裝車技術十分重要。

如果前重後輕，重量壓在我雙肩，拉車時我會十分吃力；但若前輕後重，大車下坡時，前方會突然翹起來，駕轅的人也會隨着車的行進而雙腳離地，騰空而起。因為沒有剎車裝置，大車隨時都會失速失控，或人仰車翻，或人被碾壓於車下，十分危險。

作為駕轅的人，我必須根據路況和地形來控制大車的速度和行駛方向。在平地或上坡時，我要保持穩定的速度；但在下坡時，我要繃緊腳背，用腳底使勁搓着路面，雙腿挺直，身體後傾，才能逐漸減緩大車行駛速度。如果路面狹窄，亂石遍布，或是天氣惡劣，道路濕滑時，我更要加倍小心，以確保大車和我前面拉車人的安全。

那種情景，常使我心驚肉跳，甚至一身冷汗，但心中充滿感恩，因為我的神一直用他大能的手保護着我，煉就了我的堅韌、耐心和責任感，我從未發生任何事故。

每次出車勞動，上下山坡，道路坎坷，來回要走三十里山路，勞動強度很大，可是我的糧食標準每月只有二十九斤，而且沒有副食供應。學校鼓勵人們挖野菜充飢，我吃過“刺角芽”（蒲公英）、馬齒莧、“榆錢”（榆樹花）等等。但當時我最喜歡的野菜還是傳統的豬飼料——紅薯葉！

1959-1961年，國內三年“大饑荒”，全國均面臨挨餓的困境，餓殍千里，誰也不敢說“吃不飽”。誰敢說“吃不飽”，誰就是“惡毒攻擊黨的糧食政策”。在那饑荒歲月中，多虧我弟弟妹妹按時接濟我全國糧票，減輕我飢腸轆轆之苦。

全校院共有十來名“右派分子”。在中共領導下的革命群眾心目中，我們沒有資格和他們在一起參加政治學習。校院保衛科科長親自監管“右派分子”的政治學習，並安排我們定期向群眾匯報自己的“改造”表現，立正聽取群眾對自己的批評，這叫“評查”；實際上就是對“右派分子”的再次整訓。

可是，不論如何艱苦努力，絕對沒有一個人會對右派分子說“你表現很好”。

那時，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政論造成全國萬馬齊喑，令人窒息的陰影籠罩着中國大陸的每個角落，惡劣的環境如同大衛在《詩篇》（69:14-15）所描繪的那樣，到處都是淤泥濁水甚至陷阱！含垢忍辱，逆來順受，身處絕望，我這個“右派分子”在內心中默默地向神呼喚：“我的神啊，求你搭救我出離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脫離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離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過我，不容深淵吞滅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合口……”

有一次周六晚上，新鄉專區醫學院放映電影，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在銀幕上會突然出現上海音樂學院的幾位弟兄姊妹，他們穿着漂亮的演出服，正在舞台上表演節目。

1953年前後，我和這幾位弟兄妹妹一同在上海虹口靈糧堂聚會，並參加主日學和唱詩班，彼此十分熟悉。一別經年，竟會在銀幕上再度見到他們。

那個晚上，我在床上輾轉深思，不能入眠；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澀，因為我是“右派分子”，和他們有天壤之別啊！

現實是無情的。每天面臨邪惡勢力的逼迫，加上難以形容的物質生活的貧乏和經濟上的拮据，我形單影隻，內心十分沮喪，因為不知還要等多久才能熬到“改造好”的出頭之日。但我心中有神，所以存有希望，不論曾經的絕望有多深，神的大愛總扶持我重新得力，因為耶和華說：“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哈巴谷書》2:3）。

二、鮮血和人民幣

“論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利未記》17:14）

“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詩篇》72:14）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我頭上雖然有一頂無形卻沉重無比的“右派分子”帽子，我的職稱仍是新鄉專區醫學院附屬醫院（現名新鄉醫學院）的外科醫師。在搶救失血患者時，醫師會寫下輸血的醫囑，然後值班護士會立即去血庫取血；但作為一個“右派分子”，我豈敢吩咐護士去取血呢？每次我寫了給患者輸血的醫囑後，我都親自到血庫去取血。

有一次，我在輸血單的供血員一欄中，赫然發現一位校院職工的名字。隨後，我又陸續見到其他幾位職工的名字。我還發現這幾位供血員和我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是人民的“敵人”——“右派分子”。

從1959年1月起，我這個“右派分子”每月的工資只有人民幣30元。可是，我買食堂飯票每月至少要15元；這樣，我只剩15元；手頭十分拮据，使我陷於捉襟見肘、經濟窘迫的困境中。

但我猛然想起，為何不學那幾位“右派”職工，也去賣血呢？實質上，供血員的同義詞就是賣血者。

但我更知道，我全身血管中流淌的鮮血，在神眼中都是寶貴的，我怎麼可將這來自父母、神眼中看為寶貴的鮮血作為商品去換取金錢呢？為了舒緩經濟困境，我只能懇求神寬恕我這種不得已之舉。

血庫直屬附屬醫院臨床檢驗科。

我去血庫的那個晚上，碰巧遇到一位相識多年的熟人，她正是當時值班的檢驗師。我向她解釋了我的困境和壓抑的心情。她對我的處境十分同情，並告訴我，遵照上級頒布的有關條例，供血員每次只能提供300毫升鮮血，而且必須間隔三個月才能再次提供。我十分慶幸的是，這一規定沒有說“右派分子”沒有資格供血。

抽血的針頭很粗。為了減輕進針之痛，那位檢驗師先消毒我左肘皮膚，再讓我自己作局部麻醉。然後，她從我的左肘關節正中進針取血。

看着自己的鮮血從左肘正中靜脈通過針頭及導管緩緩流入負壓瓶中，我心情十分平靜。抽完300毫升鮮血，我得到白糖100克、餅乾一小包，最重要的是那三十元人民幣的補償。

走出臨床檢驗科，我仰望夜空，只見繁星閃爍，它們俯視着我和我的月下身影，心中既感慨萬分，又坦然欣喜，因為不到一小時的功夫，我就“掙”了等於一個月工資的額外收入。

手上有了用自己鮮血換得的30元人民幣，我可以按月寄給母親十元。但內心深處，我巴不得最好能從我靜脈中多抽取一些血，而且不用等待三個月。但有明文規定，不可違章，我心裡為此有點悵然。

1957-1958年，全國至少錯劃了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子”（參見維基百科），其中有許多中華民族的精英人物；在淒涼悲慘的生活環境中默默死去的不計其數。1959年我二十四歲時，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時以“浮誇風”和“共產風”為特徵的“大躍進”運動，農田缺人耕種，糧食歉收，極大地破壞了國民經濟，民不聊生！儘管我天天經歷飢餓的折磨，還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我不但從未病倒過，甚至還能作“供血員”，豈不奇妙？從1959年7月開始，到1960年9月底止，十五個月中我供血5次；供血總量為1500毫升；得到的補償總計人民幣150元整。

1962年8月，我第一次平反後回到上海，也是第一次向久別的母親傾訴我賣血的往事。慈母心如錐刺，潸然淚下，她無法想像自己的長子不但被劃成“右派分子”，還會落魄到定期賣血的地步！

我安慰母親千萬別那麼想。因為每次抽完血，我都心安理得。我的鮮血不但幫助了垂危的患者，而且每次提供的300毫升鮮血，並不損害我的健康。而這每次抽血補償我的30元人民幣，是我自己在窮困中能找到的唯一經濟補助。

對比那些含冤死去的“右派分子”，我受的苦能算什麼呢？因為我所信的是真神，他一直眷顧着我，保護着我；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更為重要的是，主耶穌基督不但用他的寶血在我身上施行了完美的拯救，而且他的血、他的肉，都是與我們所立新約的見證；也一直是我走過死蔭幽谷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屬靈食糧；是我身、心、靈軟弱時最大的安慰；更是支持我活下來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