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9·28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腓立比書》1:29）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詩篇》39:9）

1960年9月28日，禮拜四，是我終生不忘的日子。

三天后就是國慶節。日子過的既慢又快，“右派分子”這頂無比沉重的“帽子”壓在我頭上已經兩年了。

早在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就發表了黨中央分期分批給表現好的“右派分子”“摘帽”的決定。我朝思暮想，天天渴望着“摘帽”的日子也會臨到我，但理智更告訴我，這個日子離我越來越遠了。因為1960年夏，我的聖經成為我“抗拒改造”的“證據”。

保衛科科長嘴有點歪，眼睛有點斜，據說原來是河南汲縣的公安局長。他要求“右派分子”們互相監督，凡檢舉揭發壞人壞事者，還可以立功贖罪。

有一個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新鄉專區醫學院職工，下放農村勞動三年後剛剛回來，和我住同一寢室，他不失時機，積極檢舉揭發我有四項罪行：其一，我說“雙腿乏力，常有飢餓感”；其二，給學生們講解原發性高血壓病因時，我說“這和長期精神緊張有關”，並引證蘇聯高等院校病理解剖學中提到二戰時，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三年，城內居民高血壓發病率明顯上升；其三，看到學校“民兵訓練”時，我說“他們用的步槍還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用過的舊槍，而現代戰爭要用新式武器才行”；最後，更為嚴重的是，我桌上一直放着一本聖經！

無端災禍從他口出一出，立刻我就又加增了四個新罪名：一是“惡毒攻擊黨的糧食政策”；二是“散布戰爭恐怖論”；三是“破壞偉大領袖毛主席‘全民皆兵’的政策”；四是“天天還看聖經，相信基督教，不好好改造思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為此，從1960年5月開始，連續三個月我被“批鬥”。

可是此後不久，我又一下子被擱在一邊，仿佛我這個人不存在似的。保衛科也未再叫我去“交代”什麼。但我仍是憂心忡忡，難道對我就此善罷甘休了嗎？迷濛中，雖然我總感到“禍在旦夕”，但不知道會有什麼可怕的事將要來臨。

我日以繼夜思念着母親和弟弟妹妹們。1957年以來，我們已經三個年頭沒見面了。正好國慶節將臨，我和母親在信上說好，她將在1960年9月30日從上海來看我，同行的還有我們的好朋友鄔媽媽。

多年來，鄔媽媽和我的母親都是上海虹口靈糧堂的執事。她的女兒錦文姊妹畢業於湖南湘雅醫學院，在河南安陽市衛生防疫站工作。和我一樣，她也戴着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

從我所在的汲縣（今衛輝市）往北，就是安陽。因此，兩位思念兒女十分心切的母親約好結伴同行。

就在那一天，1960年9月28日清晨，天剛蒙蒙亮，還飄着微微細雨；刺耳的高音喇叭聲震醒了我。原來是廣播一個緊急通知：“今天早上七點鐘在大禮堂召開重要會議，全院職工務必準時參加。”“右派分子”是從來沒有資格參加職工大會的。我納悶這會是什麼重要會議要這麼早召開呢？

我們十來個“右派分子”和往常一樣，每天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打掃廁所。廁所里積累了許多被秋風吹進的枯黃樹葉，當我正努力地清掃這些成堆的落葉時，右派組長滿臉緊張地從外面跑進來，叫我們立即去大禮堂參加職工大會。這時，我的心更納悶了，且伴隨着一種不祥之感。

待我走到大禮堂前面，有一個人在門口等着我，叫我交出辦公室鑰匙。我心裡犯嘀咕：“這是為什麼？”

大禮堂已經坐滿了人，卻沒有平時開會前的那種喧譁聲，連呼吸空氣似乎也很沉重。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十幾個“右派分子”被人領到一排空位子上坐下。我的左右兩側，都有人把我擠得緊緊的。

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中，我猛然覺得這個重要的緊急職工大會可能與我有關，卻又不曉得到底有什麼關係。

接着，黨委秘書站在話筒前宣告：“今天這個大會是宣布重新處理右派分子李同光的大會！”話音未落，有人厲聲高喊：“右派分子李同光站到前面去！”我聽得出來，此人是解剖教研組的一個身為共產黨員的實驗員。頓時，已經半麻木的我，依順地走到禮堂的最前面，低頭面對群眾，木然而立。

我又聽到黨委秘書宣布我的罪狀是：“堅持唯心主義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經上級批准，判處勞動教養！”他的話音未了，台上突然下來一個身穿警服、右手拿着手槍的公安，他立即給我戴上手銬，將我押出會場。

我先被帶到學校行政樓上的保衛科。那個歪嘴的科長瞠着他那雙斜眼，坐在辦公桌旁，厲聲對我喝道：“蹲下！”

接着，他給我看了新鄉地區公安處對我的處理決定，上面寫着：“最高行政處分、勞動教養……”。

他居高臨下，又對我說：“這是對你的寬大處理，否則應該判你勞改。你有啥要說的？”我蹲在地上，低着頭，怯聲回答說：“只有一個請求。”“說！”“我媽要從上海來看我，就這兩天會到。我存摺上還有幾十塊錢，請求領導給她發一個加急電報，叫她不要來。她年老體弱，還有高血壓。”我聽得非常清楚，這個科長對我唯一乞求的回答只有兩個冷酷的字：“不行！”

離開保衛科，我被押回我曾經的寢室。有人將我的被褥從鋪着稻草的床上掀起，對角打結，再套在我的脖子上。

那個斜眼的保衛科長對我說的最後一句狠話是：“放老實點！”就這樣，我在1960年9月28日，走出了新鄉專區醫學院的大門。

早晨七點多鐘，路上還少見人影。在朦朧的晨霧中，我背着自己的被褥，胸前是銬在一起的雙手，腳上穿着一雙黑色的塑料套鞋，是兩個月前母親托人從上海帶給我的。

那個槍不離手的公安在後面押着我，隨着他厲聲的“左拐”、“右拐”的命令，我低着頭往前行，但不知道要走到什麼地方。

我心亂如麻，許多往事湧上心頭。我在心中默默地對主說：“主啊！難道這就是你要我走的十架道路嗎？”

我似乎聽到一個優美而又堅定的旋律：“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要將一切獻於神。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壇上面，火才在這裡顯現……”。

1953年前後，我每逢寒暑假參加上海市大專院校基督徒學生聚會時，弟兄姊妹們常常唱這首歌；副歌中有一句富有挑戰性的歌詞：“這是十架道路，你願否走這個，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每次唱到這裡，弟兄姊妹們都會熱淚盈眶。我低着頭一邊走，一邊想着這首歌。

兩千年前在耶路撒冷古城，主耶穌傷痕累累的身體，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各各他，為我釘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我此刻身上既無鞭傷，所背的也只是自己的被褥，我要去的地方，肯定不是各各他；我怎麼可以如此比較呢？我配嗎？

我又突然想到保羅的話：“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羅馬書》8:35-39）。在上一醫基督徒團契聚會中，我們常常念這段經文，並且反覆詠唱。

我對主說：“主啊！儘管我現在沒有自由，雙手被銬，也不曉得前面還會有什麼苦難，但這一切都不能使我與你的愛隔絕，因為你以永遠的愛愛我！除你以外，我一無所有。”

我這樣東想西想，可是想的最多、也最使我揪心的則是：“母親來了怎麼辦？”

我曾在信中告訴她，因為要天天勞動，我不能到火車站去接她，但我會把寢室的門鑰匙交給傳達室，她可去取。我也會把兩個暖水瓶都灌滿熱水，她可以先洗洗臉，等我結束勞動就回來看她。

我又想到，今天發生的事情太突然了，雖然半年來我一直有一種難以言傳的不祥預感，卻絕沒想到我真會被突然戴上手銬，立即押走。措手不及中，我哀求保衛科長代發加緊電報，叫母親不要來，結果也同樣被他冷酷拒絕。

很有可能，母親此刻已經在來汲縣的路上了。

我的腦海中迅速閃過一個悲戚的畫面：慈母年邁，望子心切，以帶病之軀，千里迢迢來看望未見面達三年之久的長子。如果再過兩天，9月30日她按時到達，而她久別的兒子卻已戴上手銬，押送“勞動教養”了！

這樣突然襲來的殘酷打擊，誰能承受啊！媽媽真來了，又有誰會憐憫、接待這位“階級敵人”的老母親呢？她患有多年的高血壓……。想到這裡，我心如刀絞，愴然涕下……那時，我仿佛身陷濃密的大霧之中，迷失在天地間，也辨不清東西南北；我內心深處始終掛念着三年未見的母親。

八天以後，是我26歲生日。往年，每到這一天，媽媽一定寄來祝我生日快樂的信。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心中向我的神呼求：“神啊！求你可憐可憐我吧！”

押我去的目的地是“汲縣公安局看守所”！我的常識告訴我，看守所是犯人被捕後、尚未受審及判刑的臨時羈押之地。我並非犯人，怎麼會送到這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