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汲县看守所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命记》33:25）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24:10）

走进高墙林立的汲县看守所大院，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小道，我来到汲县看守所的办公室。押我进来的那个武装公安，给我松了手铐，取走了我的眼镜、裤带、以及口袋中的几张粮票和数十元人民币。

在沉默中，他领我走进一个空荡荡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由四座房屋围合而成，那个公安用一把蛮大的钥匙打开了用粗大铁链锁着的门。门内黑洞洞的，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我“入号”了！

那是一间昏暗的牢房，沿着墙壁，是用砖砌成的一排“土炕”，炕上挤着黑黝黝的二十来个人，没有人出声。

狱规不准彼此打听案情，但几天之后，我就知道这间牢房关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小偷以及流窜犯等等。

“流窜犯”又称“盲流”，并非一定是真正的犯罪分子。这种特殊流民，是1958年“大跃进”导致农村经济凋零的产物。饥饿的农民们为了寻找可以混口饭吃的地方，就爬上火车，并无一定去向，只是随外流荡，但若碰上列车乘警查票，他们就会被送到“收容所”，然后“劳动教养”，罪名是“影响社会治安”。

牢房的天花板很高，顶上一盏昏暗的电灯不分日夜，照着这间初秋阴冷的牢房。透过墙上一个格子铁窗，照进来一丝光线，使我无限渴望外面的自由世界。

透过铁窗，我注意到窗外房顶高处有一个戒备森严的武装哨所，哨所下面站着另一个持枪的警卫，他用冰冷的目光监视着牢房里的一举一动。

在这间牢房里，我很快染上了虱子。虱子的繁殖力极强，是一些像白芝麻般大小的寄生虫，它们成串结队地钻到我贴身衣裤的褶缝中。

夜晚，我和犯人们挤在炕上，我最大的“享受”就是抓挠虱子吸血引起的浑身瘙痒，因为那种痒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钻心奇痒。

看守所是从不供应水的。每人每天吃两顿高粱米熬成的粥，河南人称其为“糊涂”，每顿两大碗。因为既无水洗碗，又无筷子、勺子可用，所以碗底总会积着一层上一顿被人舔过以后残留下来的高粱米碎渣。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我只能用这样的碗喝粥。我和所有囚徒一样，很快就喝完我的高粱米“糊涂”。

每天黎明即起，犯人们排队入厕，解决大小便问题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并且绝无手纸可用。

然后，两个人一前一后，把粪桶抬到牢房外面。

紧接着，我和二十来个犯人排成一个长队，前后都有武装警卫押着，先“报数”、“点名”，然后抬着粪桶，走十来里路到城外的地里劳动。饮水及中午的高粱米“糊涂”都是看守所的人送来的，但是绝无洗手的水。

多年之后，一位同事的母亲告诉我说，当年她十二岁的小儿子有一天从外面跑进屋，哭着对她说：“我看见李大夫了。他和其他犯人在城外‘刨地’。李大夫被弄成那样了。呜……”

天黑收工。夜幕下，我们这群疲惫不堪、饥寒交迫被囚的人犯，在前后都有武装警卫押送下，抬着倒空的粪桶，或扛着农具，步履蹒跚，艰难地走回看守所。在那个被血雨腥风冲击着的社会中，囚徒们被世人羞辱，被蔑视，真的成了一台戏；街道两旁，看热闹的小孩子们手舞足蹈，不时发出喊叫声：“劳改犯！”“快来看，劳改犯！”我们无言以对，只有低着头，如同幽灵一般，默默地回到看守所。

我日夜不停地思念着母亲。按照预定的日子，她应该已经到达汲县了。每晚收工回来，我总是幻想着，似乎看见她矮矮的身影站在灰暗的街灯下等着我。但是她没有出现。妈妈呀，您究竟在哪里？难道迎接您的，只有中原大地上秋风的哀号吗？！您为什么还没有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急如焚，万分焦灼，不敢再细想下去了。

有一天，我在重重的煎熬中终于鼓足勇气，向牢房格子铁窗外的武装警卫喊了一声：“报告班长！”“干啥？”

我向他陈述了那些困扰着我、令我揪心的顾虑。没想到他和气地对我说：“如果你妈来了，看守所会按党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让你们母子见面的。”

可是，母亲始终没有出现在我眼前。这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等候并苦思冥想的这个“为什么”，直到两个年头以后才得到答案。

三周后的一个清晨，我在牢房中被看守人员叫起。遵照他的吩咐，我收拾好自己简陋的行装，背着被褥，又来到看守所办公室。

一个身着军装的干部很和气地对我说，他要送我去新乡，临行前还加了一句：“不上铐。”

我们走出看守所大院，外面刚下过雨，地面很潮湿。我被关了三个星期，因为没有水可以清洗，身上很脏，还长了虱子。我的手背皮肤红肿，并且开始溃烂。

我的经历告诉我，一个人对外界生活条件的好坏有很强的可塑性，但是我在汲县看守所的恶劣条件下，虽然只被关了三星期，但是营养不良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使我十分虚弱。我感到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实在没有力气再扛这不到三十斤重的被褥了。

这位穿着军服的干部，见我艰难地扛着被褥、摇摇晃晃要摔倒的样子，对我说可以雇一辆三轮车，把被褥送到火车站托运，但要我自己出钱。我对他的照顾非常感谢，因为走到车站要四十分钟，而我实在没有力气去扛自己的被褥。

火车很快抵达新乡站。那位穿军装的干部取了我托运的被褥，又叫了一辆三轮车，放上我的被褥。他对三轮车工人说：“新乡机械厂。”我们在车旁跟着，离开车站走了不远就到那个工厂门口。我抬起头来，看见大门一侧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竖写着“河南省第二监狱”几个大字，赫然跃入我的眼帘，令我胆战心惊!

监狱高高的围墙上面，绕着几道铁丝网，清楚标明这是“高压电网”。我心里向主惊呼说：“主啊！这是监狱啊！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对我的处理决定是最高行政处分‘劳动教养’，但是进监狱则是更严重的处罚，是刑事处分，是罪犯接受‘劳动改造’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