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在河南省第二監獄

一、身陷囹圄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以賽亞書》41:10）

1960年10月18日，禮拜二，是我“入獄”的大日子。

當天和我一同走進河南省第二監獄大門的“勞教”分子，有二十人左右。他們來自新鄉地區的不同縣市。我看到其中有幾個人是被五花大綁，捆着押進來的；我卻連手銬都沒戴，對比之下，我深感慶幸，是天父的手保護着我。

當時，“勞動教養”是最高行政處分，而“勞動改造”則是刑事處分。但“勞改”犯人刑滿釋放後可以重獲自由，而“勞教”分子何時恢復自由則沒有明確的時間規定[1]。

管教幹部告訴我們，何時“改造”好了，何時“解除教養”。但這個“何時”，是無人知道的未知數。

我去的“新鄉市勞教大隊”，設在河南省第二監獄裡面，因此我是“入獄”勞教。這座監獄對外另有一個名稱，叫“新鄉柴油機廠”，據說生產的柴油機還遠銷國外。

那一天是個陰轉晴的日子。我從汲縣看守所被帶到“新鄉勞教大隊”時，正值午飯時間，每個勞教分子領到一個“槓子饃”。過去的三個星期，我每天只能喝上兩頓紅高粱熬製的“糊塗”，那種紅高粱是餵牲口的傳統飼料。來到新鄉這一勞教大隊，我看見一個長方形的白面大饅頭，十分驚訝，難怪關在汲縣看守所時，就聽人說，只要轉入大獄，吃的就會好多了。（上圖：我在監獄中時照片）

新到的“勞教”分子一律編入“集訓隊”，首先要學習“遵紀守法”。

一周后，大多數勞教分子被分配到勞改柴油機廠所屬的各車間勞動。根據被送勞教前在外面的工作性質，我被分配到廠衛生所；其中有幹部醫務人員、犯人醫務人員以及勞教醫務人員。雖然大家在一起上班，但是吃飯、睡覺和使用的廁所卻是完全分開的。廠衛生所的服務對象，限於柴油機廠職工、幹部、家屬，以及刑滿釋放後留廠的就業人員。

除了“新鄉柴油機廠”以外，河南省第二監獄有一個單獨的大院，是一千多勞改犯人的生活區。大門口24小時都有荷槍實彈的警衛站崗，犯人進出，必須在距警衛5米處立正報告，警衛准許後才可移步。崗哨旁邊是“監管室”，內有24小時值班的管教科人員。大獄圍牆有三人高，都安裝了高壓電網，大牆四角崗樓都有武裝警衛值勤，真是壁壘森嚴，銅牆鐵壁。

“病號房”設在勞改犯人的生活區大院，有20來個“炕鋪”。犯人及勞教人員看病或取藥，均要到“病號房”辦理。勞改犯人中，居然還有“少年犯”，他們均在監獄的劇團學藝。

我所在的“勞教大隊”有100多人，均來自河南的縣市，由一位轉業軍人擔任勞教大隊隊長，負責監管。我們不是刑事犯，所以生活區的情況稍微寬鬆一些。

勞教大隊的生活區大院不設門衛，但24小時都有“勞教人員”值班，“勞改犯人”不准進入。生活區裡面有和我一樣的“右派”，還有“壞分子”、流竄犯、大學生、國民黨軍官、留過洋或在延安工作過的知識分子，甚至還有身着呢子軍服的前解放軍團級幹部。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勞教大隊還有在這座“河南省第二監獄”曾經管教過犯人的幹部，他們如今出了問題，也成了被管制的勞教分子！正所謂“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晚上，100多號“勞教”分子擠在用竹子搭成的竹排床上，上下共三層。每人睡覺的空間大約只有40厘米寬，我們必須側着身體，彼此頭腳一顛一倒地擠在一起，頭的兩側是別人的腳。勞教人員的這些睡房，長約20米，只有一個出口，一旦着火，很難“死裡逃生”。

我自從9月28日被銬進汲縣看守所，就沒有接觸過生活用水。但在這個勞教大院，雖然沒有澡堂，我卻可以用室外的自來水清洗自己齷齪的身子，尤其重要的是，可以到伙房取用很燙的水，在室外殺滅衣褲縫裡的虱子，那真似一種奢侈享受！

勞教大院雖然不設門衛，但夜間如廁，必須兩人才能成行。從勞改大院去廁所，只有一個出口，有值班的勞教分子看門。因此，每晚都能聽到不同角落傳來“誰解手？”的喊叫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9點熄燈之前，“勞教”們經常扎堆聊天，最多的話題是各人在外面吃過的各種美味，堪稱“精神會餐”。講者津津有味，聽者越聽越餓，大家一起過過乾癮，聊勝於無。偶爾，大院裡也會放映電影。對有病的人，伙房也供應“病號飯”，就是煮麵條，這是革命的人道主義。每有重病號，則用板車拉到市人民醫院就診。

“勞教”人員使用的廁所設在勞教大院之外。透過電網，晚上可以遙望圍牆外京廣線夜車南來北往，燈光閃爍；還能聽見車輪滾滾的隆隆聲，以及劃破夜空的汽笛聲。每當南行的夜車駛過，都必勾起我對親人的無窮思念，但我不知還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有可能坐上這火車去看望我的母親及弟弟妹妹們。我向主說：“主啊！全國的‘右派分子’已經開始‘摘帽’，我卻被困在這個地方。”對我來說，這個不知終點在哪裡的苦難“旅程”，還只是剛剛起步。可是每逢我心中這樣埋怨，我耳朵里就常常響起讚美詩：“全路程我救主領我，舍此外我復何求？”還有“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蘭，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天上的父神用讚美詩來提醒我並安慰我，“雖我邊讚美邊流淚，甘甜比前更加添”。

二、“反動標語”

“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約翰福音》15:18）

“求你不容大水漫過我，不容深淵吞滅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合口。”（《詩篇》69:15）

在給獄內犯人看病的過程中，我認識了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他姓何，來自上海，是這勞改柴油機廠工藝科的犯人工程師。真沒有想到，他也是基督徒，並且參加過上海虹口靈糧堂的聚會。

他向我坦言，他是一個多年的吸毒犯，被判刑七年；兩三年前，和其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犯人，一起轉到河南省第二監獄。他說“這是神的管教”，自己是“罪有應得”。

何老弟兄抗戰前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通曉德文，而且對書法、賦詩填詞等都很有造詣。除他以外，我又認識了另外三個上海藉的犯人。獄規鼓勵犯人及勞教分子要“互相監督，立功贖罪”，並且“嚴禁拉攏”。我卻沒有料到，我與何老弟兄等人的交往，竟被人密告。

1961年大年初一，是我在監獄過的第一個春節。突然間，勞改柴油機廠的廠長、書記、科長等一群領導幹部前呼後擁，一早就來到獄內病號房，因為病號房外面牆上新貼的春聯中竟然出現了“黨國”二字。這幅春聯是住在病號房裡的病犯推舉何老弟兄編寫的。獄內出現國民黨常用的“黨國”這兩個字，很自然地被懷疑為“反動標語”，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

勞改柴油機廠衛生所長是一個也姓李的幹部，一向對我的基督徒背景懷有敵意。我和何老弟兄的來往關係被人舉報後，這個飛揚跋扈、盛氣凌人的所長便立即組織衛生所的“勞教”及“勞改犯人”，對我開展了一場又一場的“批鬥會”，指控我與何老弟兄以及其他上海籍犯人正進行“反革命”串聯，企圖“越獄叛逃”，“投敵叛國”。

這個所長還把檔案上有關我的家庭背景，以及我對耶穌基督的信仰，都告訴了批鬥我的那些“勞教”及“勞改犯人”。每場既窮凶極惡又荒唐的“批鬥會”，都使我陷入萬分痛苦之中。

從大年初二開始，他們對我的批鬥歷時三周之久！每天從早到晚，我一直站在那些人聲鼎沸的勞教和犯人面前，聽他們對我狂喊亂叫；要打倒我的口號不絕於耳，還要我徹底交代具體的“叛逃計劃”。

每次批鬥，均由這個所長坐鎮主持；有時還有管教科的人員。他們手裡拿着一疊疊檢舉我的“證據”和“材料”，甚至帶着手槍到場，令我覺得問題和情況都十分嚴重。

那個衛生所所長無所不用其極，還將兩例病犯的死亡也歸咎於我，說我除了與何老弟兄及別的上海籍犯人勾結，還蓄意破壞政府對犯人的“革命人道主義”政策，大有要把我置於死地而後快之勢。在這個兇險的環境中，卻有一位犯人醫生不畏強暴，據理力爭，為我辯護，使這一罪名至終也未能成立。

面對如此迫害，我能向何處申訴？我想到外面的“大右派”分子都已經分批“摘帽”，而我不但仍然身在“大獄”，還遭此重罪，我心中悲憤甚至感到絕望，並又暗萌自盡的念頭。但無論生與死，我都是屬於主的人，只有靠天父的力量來支撐自己。我想起主耶穌說的一句話，“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約翰福音》10:29）。我對主說：“我的主啊！我為什麼還要怕呢？”

三、管教科長

又隔了半個多月，河南省第二監獄（新鄉柴油機廠）管教科一位姓吳的副科長突然召集衛生所全體“勞教分子”及“勞改犯人”開會。他向大家宣布：我雖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但“越獄”叛逃等都是沒有的事。

他這麼說，就是為我“平反”。此前那個衛生所長氣勢兇惡，擺出欲將我“整死”的樣子，我還真以為他會把我由“勞教”改為“勞改”，再判徒刑。

但是感謝天父我主的保護，這一兇惡的計劃並沒有臨到我。監獄裡的犯人及勞教大院裡的勞教分子如此之多，我豈能想到管教科的副科長會召開這樣的會，為我昭雪冤屈。我心裡默默地對我主說：“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羅馬書》8:31）

1961年2月的一天，管教科的正職穆科長晚上突發腹痛，那個衛生所長立即把我叫去，因為穆科長不聽他“立即送醫院診療”的建議，反而要我去為他診治。

我被帶到穆科長的房間，他的住室異常整潔，無論是書本還是衣物，都擺放得井井有條，原來他是轉業軍人，曾在解放軍部隊服役多年。我心裡首先求神賜我智慧，為他看病決不能出任何差錯。當着那個衛生所長的面，我說我對穆科長的診斷印象是腸痙攣，而不是外科情況。

果然，穆科長服用了我開的藥以後，一夜睡到天明。我和一位警衛一直守在他身邊，見他“轉危為安”，平安無事，終於放了心。“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詩篇》62:7）。

我感謝天父聆聽了我的呼求，且以厚恩待我。我雖然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又在新鄉專區醫學院工作多年，但在我入“獄”前，早已脫離臨床實踐，只是一名病理學教師。如我一旦誤診，造成惡果，必將陷入那個居心叵測的衛生所長之手。但我的神保護了我，因為神主宰一切，超越萬有。

四、飢腸轆轆

“他苦煉你，任你飢餓，……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申命記》8:3）

穆科長的腸痙攣治癒後不久，那個衛生所長停止了我在衛生所的醫療工作，命令我每天先挑大糞，然後去清掃幹部使用的廁所。

這個勞改柴油機廠的廁所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由幹部、刑滿釋放的就業人員，以及“勞教”和“勞改”犯人使用。我下午的勞動則是“開荒種地”。

我自忖愚不可及，因為向黨交心而成為右派分子，還進了河南省第二監獄裡的勞動教養隊伍，但我對此“心領神會”，這“開荒種地”不過是那個衛生所長對我的懲罰性勞動而已。

1961年初春，新鄉地區的氣候依然寒冷。每天上午，挑完幾個廁所的大糞，打掃完幹部使用的廁所以後，我都會累得汗流浹背。

下午，我和衛生所的幾個“勞教”一起，來到“開荒種地”的地方，那是勞改柴油機廠歷年堆埋工業廢品之處，人跡罕至，凍土上面還殘留着一層薄冰。

我們擎起鐵鎬，用力砸向那片凍土，雙手震得發麻，地面只冒出幾顆火星。我們就這樣艱苦勞動了四五天，終於刨鬆了僵硬的凍土，挖出了地下積存多年的鐵皮、報廢的工具，以及一大堆從刨床上切割下來的金屬絲。搬走那些工業垃圾後，我們又平整土地，然後接上水管，澆地、施肥、撒種。

“開荒種地”的勞動並不輕鬆。我們中午的口糧只是一個用二三兩玉米粉蒸出的“窩窩頭”和一碗白開水。

又過了幾個月，我們收穫了玉米和蔬菜，按照那個衛生所長的命令，裝上板車，全部送到勞改柴油機廠的幹部食堂。

在這個勞改柴油機廠，不論是“勞改”或“勞教”，每人每月的糧食標準一律按照個人的工種而定。在高爐或鑄鐵車間工作的人，每月定量46斤；而非體力勞動的衛生所和工藝科人員，每月定量只有24斤。

衛生所共有“勞教分子”8人。早上，每人的定量是兩大碗用紅薯和小米煮成的“糊塗”。晚上，每人可以領到兩大碗稠大米粥。稠粥盛在一個鐵桶里，“稠”的標準是“插筷不倒”。我們八個人蹲在地上，圍着那個鐵桶，“呼啦呼啦”地喝着那放了鹽的鹹粥。喝完以後，八個人輪值洗刷鐵桶；那是一個“美差”，因為從桶里還能刮出一大碗附在桶壁上的稠粥。每次論到我時，我都喜不自禁。可是也因為每晚喝粥，勞教們夜晚睡在竹排上，“誰解手”的呼叫聲總是不絕於耳。

幾個月後，吃完大米，每晚的供應則是三兩重的一個“窩窩頭”。凡糧食定量標準高的人，可以用“饃票”加餐；定量標準低的人，就只能餓肚子。

古人云：“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漢書•酈食其傳》。毛澤東在1957親自發動“反右鬥爭”；從1958-1962年，又在全國開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這些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和國民經濟。“大躍進”以高指標、瞎指揮和一片浮誇風著稱。例如小麥畝產量從2000斤虛報為8000斤（參看《通史》490頁），農民被迫上交公糧後，連口糧也沒有了。秋收時，因為勞力都去“大煉鋼鐵”，莊稼缺人收割，糧食爛在地里。“人禍”大於“天災”，百姓沒有果腹之糧，有些地區餓殍遍野！這場“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兩次人為造成的饑荒災難之一，導致全國可能至少有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2]。

我在1958年第二輪“反右”時，淪為“右派分子”，又於1960年10月“入獄”，親身經歷了“三年大饑荒”（1958-1961）。我經歷過的飢餓歲月，讓我深知那是一種伴隨體力衰退，又慢又長、且又難以形容的折磨。

在河南省第二監獄，我目睹許多患上浮腫病、結核病、寄生蟲病等疾病的犯人，他們身體虛弱，在“大饑荒”的死亡線上掙扎，這種可怕的困境卻無人能解決。我也承受了難耐飢餓的折磨，走起路來頭重腳輕，提不動腿，用手指按小腿，出現明顯的凹陷。雖然身陷囹圄，我卻從未染上任何疾病，甚至連傷風感冒、腹瀉等，都和我“無緣”。因為保護我的是耶和華（《詩篇》121:7）。

曾有幾次，我隨着飢餓的犯人和“勞教分子”，從犯人大夥房外的垃圾堆中，撿取剛從大夥房扔出來的白菜疙瘩（菜根），用水煮食，真正體驗了“飢不擇食”的苦澀滋味。

還有一次，我和兩位“勞教”抓到一隻麻雀。我們用濕泥把它包裹好，按照“傳統方式”做成微縮版的“叫花子雞”，放在火中烤熟，三人分而食之。雖然每人只能吃到“微量”，但是至今仍記憶猶新，“回味無窮”。

有一天中午，衛生所一位姓曹的幹部醫生突然找到我，厲聲叫我跟他去他的住室，也不說是什麼事。納悶中，我進了他的房門，只見他把門反鎖上，對我說“吃吧！”

哦，桌子上竟然有一碗剛出鍋、香噴噴的紅燒肉。他對我說：“到外面不許亂說！”霎時間，一股久未經歷的強烈暖流從我心中湧出，貫穿我全身。我的眼淚也奪眶而出。

在當時那個只能說是“自然災害”造成糧食不夠吃的饑荒年代（1958-1962），就是機關幹部，吃一碗紅燒肉也是十分難得的事。而這位曹醫生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我這個“勞教分子”領到他的住室，請我吃了一碗紅燒肉。如果按照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曹醫生已經“完全喪失了階級立場”！後來，這位曹醫生又多次塞給我蒸紅薯等其他食物，直到我後來離開河南省第二監獄。

每次回想起這些發生在半個世紀以前的往事，總感到真是奇異恩典——天父帶領我，竟然讓我在苦難中遇見曹醫生這樣的好心人。

我和母親在1961年3月恢復了通信聯繫。信件往來都必須經過那個衛生所長拆閱檢查，有時還要我回答他對家信中的“疑點”，譬如“信望愛”是什麼意思等等。母親每個月會給我寄一個食品包裹，裡面是親人們省下自己的口糧用“糕餅劵”為我買的干點等。我的大弟每月工資不到人民幣50元，每月寄給我10元。我的妹妹自己每月28斤口糧，不時寄我三、五斤“全國通用糧票”。這樣，我可以在獄內的“小賣部”買些生活用品，並且把“糧票”換成“饃票”。

母親還寄我兩個罐頭食品：豬肉黃豆和糖水菠蘿。我捨不得吃，因為它們是我唯一的“財寶”，雖然天天飢火燒腸，我決心一定要留到自己“改造好了”、慶祝解除“勞教”的那天再吃。誰知隔了三個禮拜，我突然發現，壓在枕頭底下的這兩個罐頭已經不翼而飛了！我萬分懊喪，為什麼當時非要“捨不得”吃下肚去，結果反被“小人”偷走了！我悔恨莫及，每晚失眠，夜夜驚夢，就像“掉魂”似的，始終想着那兩個罐頭，特別是在我飢餓難忍又兩手空空的時候。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在多年前取消了勞動教養處分。

[2] 參見維基百科，《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