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一次平反

“要等候耶和華，他必拯救你。”（《箴言》20:22）

1962年1月，河南省第二監獄（新鄉柴油機廠）管教科穆科長（正職）親口對我說：“你在汲縣的原單位要你回去，回去後好好干吧！”我暗自慶幸不已，翹首以待那一天的到來。然而，時間一天天過去，卻始終未見動靜。

一個月後，新鄉柴油機廠黨委書記召集全體“勞教”分子開會，宣布解除大批“勞教分子”的勞動教養處分。共有一百多名“勞教分子”恢復了自由；有的回家，有的繼續留在這家柴油機廠當工人，成為“就業人員”，甚至恢復了勞教前的原來工資。

1962年6月，我和20來個未被解除教養的“勞教分子”，從新鄉轉送到焦作新河農場。那是一個“勞教”農場，位於河南焦作市郊。我不免異常失望，但想起天父的應許：“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天下，直到永遠”（《詩篇》119:89），我內心漸有平安。

我被編在勞動大隊，住宿條件很差，勞教們擠在炕上，如同罐頭裡的沙丁魚一樣，夜間從廁所回來，竟會找不到自己原來躺下去的地方。在農田和棉田勞動，雖然沒有人身自由，但是每天可以吃飽。除了主食（白面、玉米），每頓必有一大碗自己種的蔬菜。

因為是夏日炎炎的暑天，“勞教”們每晨6時下地，11時回場。下午3點再出工，6時回場。每天收工回來，我可以從井裡打水沖涼或洗衣服。在這裡，沒有管教人員對“勞教分子”的喝叫聲，也沒有荷槍的崗哨，使我心理上的壓力少了許多。

1962年7月10日下午三點鐘，我和其他“勞教”午休後正排隊報數，準備下地勞動。突然，領隊的幹部隊長叫我出列，並要我帶上所有個人物品直接去場部報到。

烈日下所有排着隊的“勞教”分子不出一聲，他們用無比羨慕的眼光盯着我看。因為這幹部隊長說的話，意味着我被解除“教養”了。我也看着他們，內心上下翻騰，卻又不能說點什麼。在那個瞬間，我真“好像做夢的人”；“耶和華神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詩篇》126:1-3）。神的應許沒有落空，我苦等了將近兩年的這一天，終於來臨，我自由了！

我把自己的被褥和幾件衣服放在農場的板車上，自己拉着，走了約有8里路，來到場部辦公室。遵照一個幹部的指示，我首先辦理離場手續，接着結算了勞教21個月的工資，共有人民幣30多元。用這些錢買一張去汲縣的單程火車票綽綽有餘。結完賬，那個幹部叫我“在外面等着”。

像一個木頭人似的，我恭敬地站在辦公室門外，一直等到天黑，卻無人接應。原來裡面的那個幹部已經把我這個“勞教”忘記了。

我在他辦公室外面，再次高喊“報告！”，他這才想起外面還有一個人等着。他終於走出門外，叼着煙捲，站在台階上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地問我說：“你覺得自己改造得怎樣？”我既不能說“好”，也不能說“不好”，因為無論我說“好”還是“不好”都會落進他的圈套，所以我只能回答說：“我一直盡力改造自己”。他冷笑道：“哼哼，你現在的身份還是‘右派’。你今夜立即坐火車回汲縣，明天必須向醫專報到。我這就給你們學校掛個電話。”

我到了焦作火車站，只見燈火輝煌。想到自己在監獄的高牆裡面生活了近兩個年頭，我對主說：“主啊！我實在感謝你！你的可靠信實和大愛，使我今天成為一個自由的人，如做夢一般。”

我沒有把那幹部剛才對我說的那些話放在心上，因為我已經自由了。難怪千百年來，多少仁人志士不惜用生命爭取自由，因為自由太寶貴了！自1960年9月28日銬進汲縣看守所後，我天天夢想的只有兩件事：給我自由，讓我吃飽。我甚至幻想，一旦成為自由人，我一定要用白面和南瓜煮成的“糊塗”，飽飽地吃上一頓，因為那是最好吃的“糊塗”。為了慶祝我剛得到的自由，我在燈火很亮的吃食攤上，買了一個三兩重的白饃。入獄前我的“右派”工資是人民幣35元，買這個不要糧票的高價白饃花了5元錢。

1962年7月10日的那個晚上，我從焦作市半夜趕回河南汲縣。所乘的加班車是一列剛運過生豬的“悶罐子”貨運火車。車上沒有座位，也無照明，角落裡還有一個很大的便桶，乘客們就坐在剛鋪上稻草的車廂里。

雖然身在一片漆黑、空氣污濁、上下顛簸、每站必停，而且車門是上鎖的“悶罐子”車中，我內心卻充滿了說不盡的歡悅、舒暢和感恩；因為我的“神是我的拯救”（《利未記》12:2）。從1960年9月28日到1962年7月10日，在我失去自由673天以後，天上的耶和華神終於使我成為一個自由的人！我越想越開心，隨着火車的隆隆聲，我浮想聯翩，一夜未眠，我像一個做着美夢的人，越想越興奮。

第二天上午，列車到達汲縣。在回到我原來曾工作過三年（1957-1960）的“新鄉專區醫學院”（現名新鄉醫學院）路上，巧遇一位外科護士。她從遠處看見我，向我發出一聲尖利的驚叫：“李大夫！這真是你嗎！？你可嚇死我啦！”我很不解，我被押送“勞教”也就是兩年不到，今天路上相見，怎麽會嚇死她啦呢？我不解地問她：“真是我啊！怎麼啦？”她說：“早就聽說你已經死在監獄裡了！”哦！我心裡一怔，勉強帶笑回答她說：“你看我這不是活得好好的嗎？”

到了學校，我先回到我原來的住室。父親曾用過多年的舊皮箱仍在床下塞着，可是裡面原有的許多衣物卻沒有了！幸好，“順手牽羊”的人雖然拿走了我當年的新皮鞋，卻給我留了一雙布鞋，一件襯衫和一條長褲。我用過的書桌仍在窗前。但是拉開抽屜，卻空無一物！一陣搖頭，一聲嘆息，我在無可奈何中，找到當年的“右派”同事們，他們欣喜地告訴我：“要平反了”！

1962年7月12日，回汲縣的第二天，我果然接到通知，要我去見校黨委組織部部長。這位部長待我非常親切，送煙、請茶、讓座。他對我說：“四年前（1958年），黨委用你那些向黨‘交心’材料，把你整成“右派”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向黨交心是響應黨的號召嘛！你積極要求進步，是相信黨的表現，怎麼可以說成是‘向黨猖狂進攻’呢？所以啊，把你打成‘右派’以及後來的‘勞動教養’處分統統都要‘一風吹’；一律‘平反’。為此，我們還要很快召開校院的平反大會”。

走出校黨委辦公室，我立即趕往郵局，給我闊別五年（1957-1962）的母親發了一封加急電報。電文只有六個字：“實情已平即返”。回想將近兩年前的那個早上（1960年9月28日禮拜四），也就在這校行政樓上，我戴着手銬，蹲在地上，懇求當時的保衛科長代發急電給我母親，要她千萬不要來汲縣，卻被冷酷拒絕的往事心潮洶湧，何堪回首。而在今天發生的事，更像一場夢！然而，這卻不是夢，是我所信靠的神為我“行了奇事”（《詩篇》111:4）。因“他為受屈的伸冤”（《詩篇》146：7）。他使我的“肩得脫重擔”（《詩篇》81:6）。

過了幾天，校黨委果然隆重地召開了全校師生員工大會。黨委書記根據黨中央文件，宣布對本校院被錯劃的“右派分子”一律平反、恢復他們原職原薪的決定，並代表校黨委向他們道歉；對我被劃成“右派”、又押送“勞動教養”的處理，又向我特別賠禮道歉。

會後，校黨委請我去談話，要我放下一切顧慮，因為黨是“實事求是，說話算話”的。他還告訴我，我的“右派”材料不入檔案，但另行保管；他還再三關照我，今後寫任何材料時，不要再提有關“右派”的事。此外，校黨委還要專函寄交我上海家中所屬的派出所，說明我的“右派”問題已按黨中央指示完全平反，應予“消除影響”等等。這封專函後來給我看過，修改了幾個字，經我同意後寄往上海市虹口區嘉興路派出所。

校黨委又告訴我，鑑於國家正處在經濟困難時期，對我1958-1962年的被扣工資（人民幣2235元）無法補發，盼我能予理解。我們談話結束前，校黨委還誠懇地問我有什麼要求沒有；如此等等，使我這個一個月前還在焦作“勞教”農場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十分感動。

自從1958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這是四年來我第一次聽到一位幹部對我這樣和顏悅色地談話。此前，作為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我聽到的話都是“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訓斥；聽的時候，我低着腦袋，畢恭畢敬，唯唯稱是，沒有半點作人的尊嚴。

因為思母心切，歸心似箭，我向校領導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讓我儘快回上海探親。這請求立即照准，還補助我一百元錢及一丈布票。時值學校將放暑假，我急着從鄭州轉隴海東線回上海。

回憶兩年前，我身陷囹圄，在新鄉的河南省第二監獄受盡煎熬，晚上從廁所遠望南行列車時可望不可及的苦情，今昔相比，真是天壤之別，我真的走上了回家的路！

第二天下午，我乘坐的這班快車進入上海北站，我又踏上了上海的土地。坐在三輪車上，我像一個第一次來到這座大城市的陌生人，東張西望，百感交集，內心激動的情緒無法描述。

回到家門口，按響門鈴，母親和弟弟妹妹們從樓上跑下來迎接我。眼淚和久別親人們的擁抱交雜在一起。在這漫長的五年中，我歷經人間煉獄，出死入生，但我們的神憐憫我，眷顧我，使我和家人終於在此時此刻又歡聚一堂！

撫今追昔，我想起父親生前用紅筆在聖經上劃的經文：“你們必唱歌，像守聖節的夜間一樣，並且心中喜樂，像人吹笛，上耶和華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裡”（《以賽亞書》30:29-30）。神的話應驗了！因為“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詩篇》72:18）。

神帶我回到親人當中，我們彼此最想知道的是在這過去的五年裡，大家都是怎麼過來的。弟弟妹妹們長高長大了許多，已不再是少年人了，因為剝削家庭出身、海外關係，以及我這大哥的右派問題等等，他們的升學及就業都歷經了許多難處。

我心中已憋了兩年的問題，是母親“為什麼”沒按我們曾經說好的，在1960年9月底到汲縣看我。母親告訴我，她為此事恆切禱告，但心中沒有平安，她清楚這是聖靈的攔阻。後來，鄔母親隻身去安陽看望她女兒錦文姐妹，我的母親則沒有成行。

回憶往事“9·28”，在我當時心靈和肉體處於被苦難壓榨到頂點的日子裡，我的神知道我還能承受多少。母親順從聖靈的帶領，使我當時最揪心卻又無法解決的大事沒有發生。如果她那時真的去了汲縣，而我已被關在看守所中，母子淒切相會時，我一定會失控而嚎啕大哭。這個“為什麼”的謎，我苦等了兩年才終於揭曉，使我再次經歷了神的信實可靠，因他顧念我的一切軟弱。

八十四歲的外婆告訴我，她每天讀經禱告紀念我。過去的五個年頭，雖然我孤身在河南受煎熬，但有外婆、母親及其他親人們為我祈求禱告，天上的父神始終保守我，因為“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書》）5:16）；“義人的後裔必得拯救”（《箴言》11:21）。我是一個何等蒙福的人！

自1958年以後，上海的教會都處於“封閉”狀態，禮拜堂關門，有的甚至成為工廠，再沒有聚會活動。1962年夏，我在上海的兩個月裡，很少有機會接觸弟兄姊妹。但有一位何弟兄特來看我，他就是我在河南省第二監獄認識的何老弟兄的兒子，時任上海一個無線電廠的副總工程師；他告訴我何老弟兄刑期將滿，有可能會釋放回滬，但遺憾的是，後來我們失去了聯繫。

假期很快過去。我的身、心、靈都得到很大調整。返回新鄉專區醫學院後，院校領導找我談今後的工作安排。依我心願，我深盼再回臨床外科工作，但校領導對我說，基礎部病理教研組更需要我。“平反”以後，我內心有一股振奮之情，如同1955年我在上海“堅決服從”統一分配到河南工作一樣，我既未要求把我調回南方，也未堅持要求回醫院外科，而是到學院基礎部病理教研組從事教學工作。

認識多年的同事們常來看望我。他們對我在河南省第二監獄的經歷，特別是獄內的“吃、喝、拉、撒”等十分好奇。我嘗過酸、甜、苦、辣，經歷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人生真是“百味俱陳”。

新鄉專區醫學院後改名為豫北醫專。就這樣，我在那裡度過了三年（1962年8月-1965年8月）；相對來說是沒有擔驚受怕，風平浪靜的時光。可是我顯然沒有意識到，一股暗流正在它的源頭醞釀，並將裹着腥風血雨，再次給神州大地帶來災難，而且史無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