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一次平反

“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箴言》20:22）

1962年1月，河南省第二监狱（新乡柴油机厂）管教科穆科长（正职）亲口对我说：“你在汲县的原单位要你回去，回去后好好干吧！”我暗自庆幸不已，翘首以待那一天的到来。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却始终未见动静。

一个月后，新乡柴油机厂党委书记召集全体“劳教”分子开会，宣布解除大批“劳教分子”的劳动教养处分。共有一百多名“劳教分子”恢复了自由；有的回家，有的继续留在这家柴油机厂当工人，成为“就业人员”，甚至恢复了劳教前的原来工资。

1962年6月，我和20来个未被解除教养的“劳教分子”，从新乡转送到焦作新河农场。那是一个“劳教”农场，位于河南焦作市郊。我不免异常失望，但想起天父的应许：“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天下，直到永远”（《诗篇》119:89），我内心渐有平安。

我被编在劳动大队，住宿条件很差，劳教们挤在炕上，如同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夜间从厕所回来，竟会找不到自己原来躺下去的地方。在农田和棉田劳动，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是每天可以吃饱。除了主食（白面、玉米），每顿必有一大碗自己种的蔬菜。

因为是夏日炎炎的暑天，“劳教”们每晨6时下地，11时回场。下午3点再出工，6时回场。每天收工回来，我可以从井里打水冲凉或洗衣服。在这里，没有管教人员对“劳教分子”的喝叫声，也没有荷枪的岗哨，使我心理上的压力少了许多。

1962年7月10日下午三点钟，我和其他“劳教”午休后正排队报数，准备下地劳动。突然，领队的干部队长叫我出列，并要我带上所有个人物品直接去场部报到。

烈日下所有排着队的“劳教”分子不出一声，他们用无比羡慕的眼光盯着我看。因为这干部队长说的话，意味着我被解除“教养”了。我也看着他们，内心上下翻腾，却又不能说点什么。在那个瞬间，我真“好像做梦的人”；“耶和华神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诗篇》126:1-3）。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我苦等了将近两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临，我自由了！

我把自己的被褥和几件衣服放在农场的板车上，自己拉着，走了约有8里路，来到场部办公室。遵照一个干部的指示，我首先办理离场手续，接着结算了劳教21个月的工资，共有人民币30多元。用这些钱买一张去汲县的单程火车票绰绰有余。结完账，那个干部叫我“在外面等着”。

像一个木头人似的，我恭敬地站在办公室门外，一直等到天黑，却无人接应。原来里面的那个干部已经把我这个“劳教”忘记了。

我在他办公室外面，再次高喊“报告！”，他这才想起外面还有一个人等着。他终于走出门外，叼着烟卷，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地问我说：“你觉得自己改造得怎样？”我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因为无论我说“好”还是“不好”都会落进他的圈套，所以我只能回答说：“我一直尽力改造自己”。他冷笑道：“哼哼，你现在的身份还是‘右派’。你今夜立即坐火车回汲县，明天必须向医专报到。我这就给你们学校挂个电话。”

我到了焦作火车站，只见灯火辉煌。想到自己在监狱的高墙里面生活了近两个年头，我对主说：“主啊！我实在感谢你！你的可靠信实和大爱，使我今天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如做梦一般。”

我没有把那干部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放在心上，因为我已经自由了。难怪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不惜用生命争取自由，因为自由太宝贵了！自1960年9月28日铐进汲县看守所后，我天天梦想的只有两件事：给我自由，让我吃饱。我甚至幻想，一旦成为自由人，我一定要用白面和南瓜煮成的“糊涂”，饱饱地吃上一顿，因为那是最好吃的“糊涂”。为了庆祝我刚得到的自由，我在灯火很亮的吃食摊上，买了一个三两重的白馍。入狱前我的“右派”工资是人民币35元，买这个不要粮票的高价白馍花了5元钱。

1962年7月10日的那个晚上，我从焦作市半夜赶回河南汲县。所乘的加班车是一列刚运过生猪的“闷罐子”货运火车。车上没有座位，也无照明，角落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便桶，乘客们就坐在刚铺上稻草的车厢里。

虽然身在一片漆黑、空气污浊、上下颠簸、每站必停，而且车门是上锁的“闷罐子”车中，我内心却充满了说不尽的欢悦、舒畅和感恩；因为我的“神是我的拯救”（《利未记》12:2）。从1960年9月28日到1962年7月10日，在我失去自由673天以后，天上的耶和华神终于使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越想越开心，随着火车的隆隆声，我浮想联翩，一夜未眠，我像一个做着美梦的人，越想越兴奋。

第二天上午，列车到达汲县。在回到我原来曾工作过三年（1957-1960）的“新乡专区医学院”（现名新乡医学院）路上，巧遇一位外科护士。她从远处看见我，向我发出一声尖利的惊叫：“李大夫！这真是你吗！？你可吓死我啦！”我很不解，我被押送“劳教”也就是两年不到，今天路上相见，怎麽会吓死她啦呢？我不解地问她：“真是我啊！怎么啦？”她说：“早就听说你已经死在监狱里了！”哦！我心里一怔，勉强带笑回答她说：“你看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到了学校，我先回到我原来的住室。父亲曾用过多年的旧皮箱仍在床下塞着，可是里面原有的许多衣物却没有了！幸好，“顺手牵羊”的人虽然拿走了我当年的新皮鞋，却给我留了一双布鞋，一件衬衫和一条长裤。我用过的书桌仍在窗前。但是拉开抽屉，却空无一物！一阵摇头，一声叹息，我在无可奈何中，找到当年的“右派”同事们，他们欣喜地告诉我：“要平反了”！

1962年7月12日，回汲县的第二天，我果然接到通知，要我去见校党委组织部部长。这位部长待我非常亲切，送烟、请茶、让座。他对我说：“四年前（1958年），党委用你那些向党‘交心’材料，把你整成“右派”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向党交心是响应党的号召嘛！你积极要求进步，是相信党的表现，怎么可以说成是‘向党猖狂进攻’呢？所以啊，把你打成‘右派’以及后来的‘劳动教养’处分统统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为此，我们还要很快召开校院的平反大会”。

走出校党委办公室，我立即赶往邮局，给我阔别五年（1957-1962）的母亲发了一封加急电报。电文只有六个字：“实情已平即返”。回想将近两年前的那个早上（1960年9月28日礼拜四），也就在这校行政楼上，我戴着手铐，蹲在地上，恳求当时的保卫科长代发急电给我母亲，要她千万不要来汲县，却被冷酷拒绝的往事心潮汹涌，何堪回首。而在今天发生的事，更像一场梦！然而，这却不是梦，是我所信靠的神为我“行了奇事”（《诗篇》111:4）。因“他为受屈的伸冤”（《诗篇》146：7）。他使我的“肩得脱重担”（《诗篇》81:6）。

过了几天，校党委果然隆重地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党委书记根据党中央文件，宣布对本校院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一律平反、恢复他们原职原薪的决定，并代表校党委向他们道歉；对我被划成“右派”、又押送“劳动教养”的处理，又向我特别赔礼道歉。

会后，校党委请我去谈话，要我放下一切顾虑，因为党是“实事求是，说话算话”的。他还告诉我，我的“右派”材料不入档案，但另行保管；他还再三关照我，今后写任何材料时，不要再提有关“右派”的事。此外，校党委还要专函寄交我上海家中所属的派出所，说明我的“右派”问题已按党中央指示完全平反，应予“消除影响”等等。这封专函后来给我看过，修改了几个字，经我同意后寄往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派出所。

校党委又告诉我，鉴于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对我1958-1962年的被扣工资（人民币2235元）无法补发，盼我能予理解。我们谈话结束前，校党委还诚恳地问我有什么要求没有；如此等等，使我这个一个月前还在焦作“劳教”农场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十分感动。

自从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干部对我这样和颜悦色地谈话。此前，作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听到的话都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训斥；听的时候，我低着脑袋，毕恭毕敬，唯唯称是，没有半点作人的尊严。

因为思母心切，归心似箭，我向校领导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让我尽快回上海探亲。这请求立即照准，还补助我一百元钱及一丈布票。时值学校将放暑假，我急着从郑州转陇海东线回上海。

回忆两年前，我身陷囹圄，在新乡的河南省第二监狱受尽煎熬，晚上从厕所远望南行列车时可望不可及的苦情，今昔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真的走上了回家的路！

第二天下午，我乘坐的这班快车进入上海北站，我又踏上了上海的土地。坐在三轮车上，我像一个第一次来到这座大城市的陌生人，东张西望，百感交集，内心激动的情绪无法描述。

回到家门口，按响门铃，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从楼上跑下来迎接我。眼泪和久别亲人们的拥抱交杂在一起。在这漫长的五年中，我历经人间炼狱，出死入生，但我们的神怜悯我，眷顾我，使我和家人终于在此时此刻又欢聚一堂！

抚今追昔，我想起父亲生前用红笔在圣经上划的经文：“你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像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以赛亚书》30:29-30）。神的话应验了！因为“独行奇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诗篇》72:18）。

神带我回到亲人当中，我们彼此最想知道的是在这过去的五年里，大家都是怎么过来的。弟弟妹妹们长高长大了许多，已不再是少年人了，因为剥削家庭出身、海外关系，以及我这大哥的右派问题等等，他们的升学及就业都历经了许多难处。

我心中已憋了两年的问题，是母亲“为什么”没按我们曾经说好的，在1960年9月底到汲县看我。母亲告诉我，她为此事恒切祷告，但心中没有平安，她清楚这是圣灵的拦阻。后来，邬母亲只身去安阳看望她女儿锦文姐妹，我的母亲则没有成行。

回忆往事“9·28”，在我当时心灵和肉体处于被苦难压榨到顶点的日子里，我的神知道我还能承受多少。母亲顺从圣灵的带领，使我当时最揪心却又无法解决的大事没有发生。如果她那时真的去了汲县，而我已被关在看守所中，母子凄切相会时，我一定会失控而嚎啕大哭。这个“为什么”的谜，我苦等了两年才终于揭晓，使我再次经历了神的信实可靠，因他顾念我的一切软弱。

八十四岁的外婆告诉我，她每天读经祷告纪念我。过去的五个年头，虽然我孤身在河南受煎熬，但有外婆、母亲及其他亲人们为我祈求祷告，天上的父神始终保守我，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16）；“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箴言》11:21）。我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

自1958年以后，上海的教会都处于“封闭”状态，礼拜堂关门，有的甚至成为工厂，再没有聚会活动。1962年夏，我在上海的两个月里，很少有机会接触弟兄姊妹。但有一位何弟兄特来看我，他就是我在河南省第二监狱认识的何老弟兄的儿子，时任上海一个无线电厂的副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何老弟兄刑期将满，有可能会释放回沪，但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

假期很快过去。我的身、心、灵都得到很大调整。返回新乡专区医学院后，院校领导找我谈今后的工作安排。依我心愿，我深盼再回临床外科工作，但校领导对我说，基础部病理教研组更需要我。“平反”以后，我内心有一股振奋之情，如同1955年我在上海“坚决服从”统一分配到河南工作一样，我既未要求把我调回南方，也未坚持要求回医院外科，而是到学院基础部病理教研组从事教学工作。

认识多年的同事们常来看望我。他们对我在河南省第二监狱的经历，特别是狱内的“吃、喝、拉、撒”等十分好奇。我尝过酸、甜、苦、辣，经历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人生真是“百味俱陈”。

新乡专区医学院后改名为豫北医专。就这样，我在那里度过了三年（1962年8月-1965年8月）；相对来说是没有担惊受怕，风平浪静的时光。可是我显然没有意识到，一股暗流正在它的源头酝酿，并将裹着腥风血雨，再次给神州大地带来灾难，而且史无前例。